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因此，要评价音乐体验的时候，社会主义注意的地方会是：贝多芬在欧洲即将进军征服非洲时，为欧洲白人上层阶级写出第五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反映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崇尚上层阶级的白人，并将征服非洲正当化，认为是“白人应肩负的使命”。

社会主义讲到摇滚乐，会认为这种音乐由受压迫的非洲裔美籍音乐家开创，灵感来自蓝调、爵士和福音歌曲等音乐。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遭到美国主流白人劫持，被迫服务消费主义、美帝国主义以及可口可乐殖民主义。于是摇滚乐被商业化，被享有特权的白人青少年挪用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叛逆中。查克·贝里自己就向资本主义屈服了，他原本的歌词是“一个名为约翰尼·B.古德的有色男孩”，却在白人电台的压力下，改为“一个名为约翰尼·B.古德的乡下男孩”。

至于刚果矮人族女孩合唱的成年曲，这正是父权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对男女两性洗脑，让他们遵循压抑的性别秩序。如果这种歌进了全球市场，则只是会用来加强西方对整个非洲的殖民幻想，特别是对非洲女性。

所以，哪种音乐最佳？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约翰尼·B.古德，还是矮人族的成年曲？政府是该出资兴建歌剧院、摇滚乐演出场所，还是非洲文化展览厅？我们又该在中小学或大学教那些学音乐的学生什么呢？

像文化比较这种雷区，自由主义会小心绕开，以免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失态举动。社会主义是一切交给政党来处理，要找出通过雷区的正确路途。进化人文主义却是开开心心地跳进来，把所有地雷都引爆，享受这场混乱。进化人文主义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会画条线把自己和其他动物隔开，直接认定人就是比狼优越，所以人类的音乐比狼嚎更有价值。然而人类也会受到进化力量的影响。正如人比狼优越，某些人类文化也会比其他文化先进。人类的体验也有明确的阶级层次之分，而我们不必对此说抱歉。泰姬陵就是比稻草屋更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是比我5岁侄女刚做出的黏土雕像更好，贝多芬谱出的音乐也超越了查克·贝里或刚果雨林的矮人族。看吧，我们就是敢说！

进化人文主义认为，如果有人说所有的人类体验价值都一样，那么他要么是个笨蛋，要么是个懦夫。这种粗鄙或胆怯的态度，就会造成以文化相对论或社会平等这些名义来妨碍社会进步，会造成人类退化和灭绝。如果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回到石器时代，他们可能也不会特别欣赏拉斯科（Lascaux）洞穴或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的壁画，并且坚称尼安德特人的涂鸦也不输这些壁画。

宗教的人文战争

起初，要区分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有何不同，似乎是件无聊的事。毕竟，不论哪个人文主义教派，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有巨大的差异。相较之下，不同人文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别简直微不足道。只要我们都同意上帝已死、只有人类体验才能为宇宙带来意义，这个时候，再去讨论人类体验到底是一律平等还是有某些优越性，真有那么重要吗？然而，随着人文主义征服世界，这些原本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最终引发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场宗教战争。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正统教派的自由主义仍然对自己信心满满。他们相信，只要让个人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随心而行，世界就能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虽然世界仍然受制于传统的阶层结构、蒙昧主义的宗教以及残酷无情的帝国，要彻底摆脱它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每过10年，都会出现新的自由和成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地球上创造天堂。1914年6月，原本日子还过得平静而幸福，自由主义者觉得历史也站在自己这一边。

等到1914年圣诞节，在连绵的战火下，自由主义者几乎得了炮弹休克症，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套思想同时遭到左右夹击。在社会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就像亚当的那片无花果树叶，是在为整个无情、剥削、种族歧视的制度遮羞。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说着要让个体有权去做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最后却多半演变成要保护中上阶层的财富和特权。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还谈什么居住自由？如果连学费都付不起，又有什么学习自由？如果连车都买不起，旅行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有一则著名的嘲讽笑话，说的就是在自由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有饿死的自由。而更糟的是，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导致同一阶级的成员各自独立，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他们的制度。于是，自由主义让不平等永无止境，使大众走向贫困，让精英走向孤立。

自由主义先挨了左边来的这一拳，已经步履蹒跚，但进化人文主义又从右边袭来。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眼中，自由主义妨碍了自然选择，造成人类退化。他们提出警告，如果认定所有人价值相同、生育机会相同，自然选择就无法运作。身为最适者的那些人无法继续进化成超人，只能被大批平庸的人淹没，人类终将灭绝。

于是，从1914年到1989年，三种人文主义流派掀起了一场残酷的信仰之战，自由主义节节败退，而且自由主义核心思想这时看来不仅太过天真，甚至可能非常危险。只要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瞧瞧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但当时看来可不是这样。战争在1939年9月开打，冲突的一方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同盟国，另一方则是孤零零的纳粹德国。就连法西斯意大利一开始也是隔岸观火，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自由主义同盟国在兵力和经济上都大占优势。1940年，德国GDP为3.87亿美元，而德国的欧洲对手们的GDP总值为6.31亿美元（英、法、荷、比等国，不包括英国的海外属地）。但在1940年春天，德国只花了三个月，就攻下法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让同盟国挨了一记决定性重击。英国因隔着英吉利海峡，才免遭同样的命运。^[35]

直到自由主义同盟国与苏联结盟，才终于打败德国。苏联承受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力道，付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惨痛代价：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相较之下，英美则是各50万人。能够打败纳粹主义，大半功劳其实应该归于社会主义，而至少在短期看来，社会主义也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苏联参战时，是个孤立、不受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接下来却成了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阵营。到1949年，东欧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美国则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热切地将目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而自由主义却与种族主义的各个欧洲帝国画上等号。每当这些帝国崩溃后，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军事独裁或社会主义政权，而非西方自由民主政体。1956年，赫鲁晓夫自信满满地向自由主义西方夸下海口：“不论你们喜不喜欢，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会把你们埋葬！”

赫鲁晓夫真心如此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持同样的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一词在许多西方大学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激进左派运动致力于破坏自由秩序，让北美和西欧的社会动荡不断加剧。剑桥大学、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戏称）的学生，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也会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床头。

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爆发抗议与骚动，左派浪潮达到高峰。既有恶名昭著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TlatelolcoMassacre）墨西哥安全部队杀害数十名学生；也有所谓的朱利亚峡谷街战役（Battle of Valle Giulia）——学生在罗马与意大利警方发生冲突；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则在100多个美国城市引发暴动抗议。该年5月，学生占领了巴黎的街道，戴高乐总统逃到位于德国的法国军事基地，而法国的有钱人则在床上颤抖，做着被押上断头台的噩梦。

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个独立国家，但只有30个是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多半挤在欧洲的西北一隅。当时，在各大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在独立后走上自由的道路。但就算是印度，也与西方集团保持着距离，而与苏联关系亲密。

1975年，自由主义阵营遭受最羞辱的一场失败：越战结束，北越如同大卫，打倒了美国这个巨人歌利亚。很快，社会主义便夺下南越、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手中。两周后，全球人民从电视中看到直升机从美国驻西贡（今胡志明市）大使馆的屋顶撤走最后一批美国人。许多人都认定，美国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就在大家还来不及说出“骨牌效应”这个词之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突然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看起来，全球最大的民主政体也正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自由民主看起来越来越像老年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专属俱乐部，已经无法对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对自己国家的青年有任何贡献。华盛顿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其大多数盟友却是专制独裁的国王（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或是军事独裁者（比如希腊的上校军团、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巴西的盖泽尔将军）。

虽然西方得到诸多国王和将军的支持，但在军事上，华沙公约组织的数量优势仍然远超北约组织。光是想在常规军备上达到平衡，西方国家就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成为永久处于战备状态的极权主义国家。最后，西方国家靠着核武器，才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自由民主。北约实行“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原则，就算苏联发动的是传统攻击，也会遭到北约发动全面的核武器攻击响应。自由主义国家提出威胁：“如果攻击我们，我们一定会确保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躲在这个恐怖而荒谬的盾牌背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守住了最后的堡垒，西方继续享受着性、摇滚乐，以及洗衣机、电视和冰箱。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甲壳虫乐队，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也不会有物资充盈的超市。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有了核武器，未来似乎仍然属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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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切都改变了。自由民主从历史的垃圾箱里爬了出来，抖了抖身子，然后征服了世界。事实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古拉格劳改营。这场闪电战始于南欧，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崩溃，让位给民主政府。1977年，英迪拉·甘地解除紧急状态，在印度重建民主。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权也被民主政府取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韩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浪潮化为一波十足的海啸，冲垮了强大的苏联，让人对于眼前的历史终局怀有更高的期望。经过数十年的失败和挫折，自由主义在冷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纵然千疮百孔，还是成了这场人文主义信仰战争最后的赢家。

随着苏联解体，自由民主政体不仅取代了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取代了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冷战胜利重新形成一股新动力，将自由主义模式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虽然也有某些自由主义的实验彻底失败，但成功案例的数量已足以令人叹服。比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智利，虽然曾由军事强人统治数十年，但现在都以民主政体运转着。

如果有个自由主义者在1914年6月沉沉睡去，直到2014年6月才醒来，大概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我们再一次相信，只要让每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整个20世纪看起来就像绕了一个大弯。回到1914年的春天，人类在自由主义这条公路上狂奔，却转错了弯，进了死路。过了80年，经历三次骇人的全球战争，我们才终于回到公路上。当然，这几十年并非一无所获，我们还得到了抗生素、原子能、计算机，还有女权主义、去殖民主义，以及性解放。此外，自由主义本身在体验中受伤之后，也不再像一个世纪前那么自负。它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竞争对手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特别承诺向大众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服务。但惊人的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几乎没有改变，仍然尊重个人自由，也仍然坚信选民最清楚、顾客永远是对的。在21世纪初，这也成了我们唯一的选项。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

到了2016年，除了由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组成的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2011年曾有一波社会抗争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西班牙的15–M运动，但它们都并非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或人权，甚至也不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恰恰相反，它们是责怪政府未能达成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这些运动要求市场必须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的企业或银行控制和操纵。它们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照顾一般大众，而不只是照顾有钱的游说者和有势力的利益团体。就连那些用最严厉措辞抨击股票交易所和国会的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世界运作模式。虽然西方学者和运动人士最爱挑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更佳的选项。

对自由主义来说，中国造成的挑战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运抗议人士更为严峻。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所开放，却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脚步。只不过，这个经济巨人投下了一个非常小的阴影：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中国究竟信什么。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行动上更为务实。这种状态，使得中国在面对来自硅谷的种种新科技宗教时，成了一个孕育无穷希望的地方（科技宗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然而，这些信仰长生不死与虚拟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真正对自由主义提出替代方案。破产的希腊人已经对自由主义模式感到绝望，但想靠着模仿中国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现实。

那么，试试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何？或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弥赛亚犹太教、复兴主义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过于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上帝似乎又要重临人世，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上帝确实死了，这不过就是摆脱身体那一瞬间的事而已。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虽然他们满怀狂热，却并不真正了解21世纪的世界，对于我们身边种种新科技带来的全新危机和机会也提不出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