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有的日常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卡尼曼开始与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雷德梅尔（Donald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肠镜检查的患者，另一方面开始研究体验自我及叙事自我的差别。肠镜检查通过肛门将小摄影机插入肠道，以诊断各种肠道疾病。这种检查并不舒服，而医生都想知道怎样才能减轻这道程序的痛苦。是该加快动作，让病人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该放慢动作、小心一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卡尼曼和雷德梅尔请154位患者在大肠镜检查期间，每分钟都报告他们的疼痛程度。报告时使用0\~10的数字，0代表完全无感，10则是痛到无法忍受。等到检查结束，再请患者同样使用0\~10的数字，报告检查的“整体疼痛程度”。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体分数会与每分钟报告的分数总和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时间持续越久，患者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后的整体疼痛分数就会越高，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实验，不管持续时间多长，整体疼痛分数只会反映峰终定律。因此，有一次肠镜检查的时间是8分钟，在此过程中患者给出的最高疼痛分数为8，而最后一分钟的打分为7。等到检查结束，这位患者给的整体疼痛分数就是7.5。而在另一次肠镜检查中，时间足足有24分钟。在此过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数一样是8，但这位患者在最后一分钟的打分只有1。到最后，这位患者的整体疼痛分数只有4.5。事实上，后面这位患者的肠镜检查时间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总的说来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但这一点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记忆。叙事自我并不是将所有的经验进行加总，而是进行平均。

那么，患者会喜欢哪一种呢？是为时短暂但痛苦的检查，还是时间长但动作小心？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正解，因为患者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问的是体验自我，他大概会选择时间短的。但如果问的是叙事自我，他反而宁可挑时间长的，因为他只会记得最糟时刻和最后一刻的平均值。事实上，如果从叙事自我的观点来看，医生最好在检查最后安排几分钟原本完全没必要的钝痛，因为这反而会让整件事在患者记忆中的痛苦大减。^[15]

儿科医师和兽医都很懂这个技巧。许多医师会在诊室里准备零食点心，在打完针或做了痛苦的检查之后，让孩子（或是小狗）吃点甜品。这样一来，等到叙事自我后来回想这次问诊，最后这10秒的快乐足以抹去之前许多分钟的焦虑和疼痛。

至于进化，更是早在儿科医师之前许久就发现了这个伎俩。许多妇女分娩时都会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会让人认为，只要生过一次，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女性会愿意再生一次。但在分娩后的几天，内分泌系统会分泌皮质醇和β–内啡肽，舒缓疼痛，让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欢快，再加上对小婴儿的爱与日俱增，又得到来自亲友、宗教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多方赞誉，从而合力把分娩从创伤转为正面记忆。

以色列特拉维夫拉宾医学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显示，分娩的记忆主要反映高峰及终点，整体持续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16]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请2428名瑞典妇女在分娩两个月后回忆生产的过程，其中有90%认为这个过程属于“正面”或“非常正面”。她们并没有忘记这种痛苦（有28.5%认为分娩是世上最痛的事），但仍然认为这是个正面体验。叙事自我有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马克笔，一一审查着我们的体验。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惧不悦的时刻就这样被删减或抹去，最后整理出一个有欢乐结尾的故事，归档备存。^[17]

我们日常的大多数关键抉择，比如挑选另一半、职业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叙事自我来决定的。假设现在有两个度假行程供你挑选：第一个行程是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Jamestown），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殖民城镇，这是英国在1607年于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第二个行程则是你自己的梦想假期，可以是阿拉斯加徒步旅行、佛罗里达日光浴，或者到拉斯韦加斯尽享帅哥美女、美酒和赌博。但有一项限制：如果选择梦想假期，等到最后上飞机回家之前，你得服下一颗药丸，消除所有对于这场假期的记忆。发生在拉斯韦加斯的美好记忆，就真的只会留在拉斯韦加斯了。你想选哪个行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詹姆斯镇，因为大多数人的信用卡都由叙事自我掌管，而叙事自我只在意故事，觉得记不住的体验只是白费力气。

说实话，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紧密交织的。叙事自我也会用到我们的种种体验，作为重要（但非唯一）的故事素材。反过来，这些故事也会塑造体验自我的种种感受。举例来说，在斋戒月禁食、在准备体检时禁食，或者单纯没钱买东西吃，对于饥饿的感受就会有所差异。叙事自我对饥饿赋予不同的意义，就会让实际体验大不相同。

此外，体验自我往往也强大到足以破坏叙事自我最完美的计划。举例来说，我可能在新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去健身房。这种伟大的决定是叙事自我的专利。只不过，过了一个星期，该去健身房了，体验自我却过来接手。我现在就是不想去健身房，反而订了比萨，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

然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令人质疑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18]

生命的意义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故事《一个问题》（AProblem）正是以叙事自我作为重点。^[19]故事的主人公是堂吉诃德（DonQuixote），与塞万提斯著名小说的主角同名。堂吉诃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传奇骑士，四处对抗巨人，拯救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Dulcinea del Toboso）女士。而实际上，堂吉诃德本名叫阿隆索·吉哈诺（AlonsoQuijano），是乡下一位上了年纪的没落贵族。那位高贵的杜尔西内亚女士，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养猪的村姑。至于巨人，则是一些风车。博尔赫斯就想，如果堂吉诃德因为相信这些幻想，攻击、杀死了一个真正的人，后续会如何？博尔赫斯提出了关于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叙事自我讲出的那套故事，对我们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会怎样？博尔赫斯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没什么影响。虽然堂吉诃德杀了一个真正的人，却毫无悔意。因为妄想控制了他，他一心认为自己在对抗风车巨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实际杀了人。

第二种可能：夺走他人生命的那一刻，会让堂吉诃德大为惊骇，打破他的妄想。这种情况类似于初上战场的新兵，原本深信为国捐躯是件好事，最后却被战场现实狠狠打脸。

另外还有更为复杂和影响深远的第三种可能：原本与想象的巨人战斗时，堂吉诃德只是在演戏。但等到真的杀了人，他就会开始坚持自己的妄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不幸犯下的错误才会有意义。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出的牺牲越多，就可能越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

在政治里，这被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BoysDidn’t Die in Vain）综合征。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宣称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法”占有的特伦托（Trento）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这两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政客在议会里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说，誓言要纠正历史的错误，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数十万意大利士兵开往前线，高喊：“为了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他们以为这两地唾手可得。

情况大出意料。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伊松佐河（IsonzoRiver）沿岸组织了强大的防线。意大利共发动了11次血腥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从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场战役，他们损失了1.5万人。第二场战役，他们损失了4万人。第三场战役，他们损失了6万人。就这样腥风血雨地持续了两年，直到第十一场战役。但接下来，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第十二场战役一般被称为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意大利大败，一路被杀到威尼斯。光荣出征换来的是一片血海的溃败。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数达70万，受伤人数超过百万。^[20]

输掉第一场伊松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奥匈帝国根本和意大利无冤无仇，又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更强大的俄国打得焦头烂额，必然乐意讲和。然而，这些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万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儿错，你家的乔凡尼白死了，你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凡尼和马克是英雄！他们的死，是为了让的里雅斯特回归意大利。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图41伊松佐战役中的几个死者，他们就白白牺牲了吗？

但我们不能只怪政客，民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仍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同伙，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很难，但对父母而言，自己承认事实更为困难，对受害者来说则是难上加难。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更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荣光而牺牲了一个孩子，或为了革命失去双腿，通常就足以让我成为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或革命主义者。因为，如果说意大利民族神话或革命主义宣传都是一派胡言，岂不是要我承认孩子白死了，或我的瘫痪完全没有意义？很少有人有勇气能承认这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