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在未来几十年间，我们很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类似互联网的革命，而科技会抢走政治的所有风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但当前的政治对此却几乎毫无警觉。现今民主制度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的速度太过缓慢，而且大多数选民对生物学和控制论（cybernetics）的认识也不足，无法形成切中要点的意见。因此，传统民主政治正逐渐失去控制，也提不出有意义的未来愿景。

普通选民也开始意识到，民主机制已经不再能够为他们带来权力。世界正在变化，但他们摸不清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权力正在转移，但选民不知道权力去了哪儿。在英国选民的想象中，权力被欧盟夺走了，所以他们投票脱欧。而在美国选民的想象中，是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所有权力，所以他们支持反体制的候选人，比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但可悲的事实是，没有人知道所有的权力去了哪儿。就算英国离开欧盟、特朗普接掌白宫，权力也绝对不会回到普通选民身上。

这并不代表20世纪的独裁统治将会重演。就算是专制政权，似乎同样无力应对科技发展的脚步或数据流的数量和速度。在20世纪，独裁者对未来自有一套宏伟愿景，例如法西斯主义，希望彻底摧毁旧世界，再建起新世界。不论你对希特勒等独裁者有何看法，都不可能说他们没有愿景。而到了今天，理论上领导者的愿景应该会更为宏伟，毕竟过去的纳粹不过是有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就想打造出新的社会，今天我们可还有生物科技和超级计算机任君使用呢。

在科幻电影的剧情里，希特勒一样的政客，一心夺取各种新科技，用来实践各式极端政治理想。但回到21世纪早期，就算在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这些国家，实际的领导人和好莱坞电影里的形象根本是两回事。那些人看起来可没有什么美丽新世界的愿景。就算是金正恩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AliKhamenei），他们做过的最疯狂的梦仍然不过就是原子弹和弹道导弹之类的，还完全停留在“二战”时期。普京似乎也只是想重建旧的苏联集团，甚至是更早的沙皇帝国。与此同时，偏执的美国共和党人大骂奥巴马是个无情的独裁者，说他阴谋破坏美国社会的基础，但过了8年总统任期，奥巴马费尽心力也只是勉强推动了一个小小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不论是创造新世界还是新人类，都完全不在他的议题之列。

正因为科技进步如此迅速，不论议会还是独裁者都被来不及处理的数据压得喘不过气，现今政治人物的眼界，要比一个世纪前狭窄太多。于是，到了21世纪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伟愿景，政府就只剩下行政功能，维持着国家现状，却不再能够带领人民向前。政府确保教师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会堵塞，却不知道

20年后国家该走向何方。

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好事。有鉴于20世纪某些宏大政治愿景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或许官僚系统胸无大志也是种幸福。有了神一般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几乎肯定是场灾难。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所有重大决策最好都交给自由市场来决定，结果这就成了政客无为和无知的借口，还认为这种做法是大智慧。对政客来说，反正一切交给市场就好，自己何必要懂这个世界呢？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然而，科技已有了神一般的能力，政治却短视而无远景，这样的搭配仍有问题。毕竟愿景不一定是坏事，而缺乏愿景也不一定是好事。20世纪，反乌托邦的纳粹愿景并不是自己分崩离析，而是被自由主义同样宏伟的愿景击败。之所以不该将未来完全交给市场力量来决定，是因为这些力量造成的结果可能只利于市场，而不见得有利于人类或全世界。市场那只手不仅人类看不见，而且它本身也是盲目的。如果完全不加约束，面对类似全球变暖的威胁或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时，市场就有可能毫无作为。

有些人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有黑手。可能不是民主政客或独裁统治者，而是一小群亿万富翁，现在正偷偷掌控着这个世界。然而这种阴谋论太过轻视系统的复杂度，站不住脚。只是几个亿万富翁在小房间里抽着雪茄、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是绝不可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更不用说要控制一切了。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那些冷酷的亿万富翁和少数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能看清全貌，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狭隘。在混乱的系统中，集中视野反而有其优势，而亿万富翁的权力大小又与目标大小息息相关。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想再赚10亿美元简直易如反掌，只要轻松操弄一下相关系统就能办到。但如果是想消弭全球的不平等、阻挡全球变暖，这些系统太过复杂，就算最富有的一群人也做不到。

然而，权力真空的状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如果传统政治结构在21世纪无法迅速处理数据，形成有意义的愿景，就会出现更有效率的新结构，取代它们的地位。这些新的结构可能完全不同于任何先前的政治制度，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建立并控制这些结构。如果人类自己完成不了这项任务，或许该让其他候选者来试试。

人类历史是数据处理过程

根据数据主义的观点，可以把全人类看作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而每个个人都是里面的一个芯片。这样一来，整部历史的进程就要通过4种方式，提高系统效率：

1.增加处理器数量。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运算能力会高于拥有1000人口的村庄。

2.增加处理器种类。处理器不同，运算和分析数据的方式就不同。因此，如果单一系统拥有不同种类的处理器，就能增加其动力与创意。农民、祭司和医生对话中所产生的想法，可能是狩猎采集者之间怎么谈都不会谈到的。

3.增加处理器之间的连接。如果只是增加处理器数量和种类，但彼此之间无法连接，仍然没有意义。10个有贸易网络连接的城市，产出的经济、科技与社会创新通常会高于10个孤立的城市。

4.增加现有连接的流通自由度。如果数据无法自由流通，仅仅连接处理器也不会有什么用处。这就像是在10个城市之间修建了道路，但路上满是劫匪，商人或旅行者难以通行，这条路的作用也就会大打折扣。

这4种方法常常互相矛盾。处理器的数量和种类越多，自由连接就越困难。因此，智人数据处理系统的建构分成四大阶段，各自强调不同的方法。

第一阶段始于认知革命，开始能够将大量智人连接为单一数据处理网络。这一点让智人拥有超乎其他人类及动物物种的关键优势。对尼安德特人、黑猩猩或大象来说，能够连接成单一网络的个体数量有限，但智人却打破了这个限制。

智人运用其数据处理优势，走向了世界各地。但随着智人分散到不同区域、感受不同气候，就开始彼此失去联系，经历不同的文化变革，形成各式各样的人类文化，各有其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世界观。因此，历史的第一阶段就是增加人类处理器的数量及种类，但同时牺牲了连接：两万年前的智人数量远多于7万年前，但欧洲智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于中国的智人。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并无连接，也几乎不可能在某天所有智人连接成单一的数据处理网络。

第二阶段从农业革命开始，持续到大约5000年前，其间发明了文字和金钱。农业加速了人口增长，使人类处理器数量急剧上升。同时，农业让更多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地方网络，各自拥有数量空前的处理器。此外，农业也为各个网络创造动机和机会，鼓励彼此贸易沟通。但即使到了第二阶段，仍然是离心力唱主角。因为没有文字和货币的概念，人类难以建立城市、王国或帝国，仍然只是分散在无数个小部落，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要说所有人类会团结形成一体，在当时简直是痴人说梦。

第三阶段始于大约5000年前，当时发明了文字和货币，结束于科学革命开始前。有了文字和货币之后，人类合作的重力场最终摆脱了离心力，让各个团体融合起来，形成城市和王国，而各个城市和王国的政治和商业联结也更为密切。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出现了钱币、帝国和普世宗教）之后，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想象着要建立涵盖整个地球的单一网络。

到了第四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大约始于1492年，这个梦想成为现实。早期的现代探险家、征服者和交易商，一起编织出了覆盖整个世界的最初的几条线。到了现代晚期，这些线变得更加结实紧密，哥伦布时期已如同蛛网，到了21世纪更是形成了钢铁和沥青构成的网络。更重要的是，信息能够在这个全球网络里越来越自由地流动。哥伦布刚刚把欧亚网络和美洲网络相连时，每年只有极少的信息能够越过海洋，还得应付各种文化偏见、严格审查和政治打压。但渐渐地，不论是自由市场、科学社群、法治概念还是民主传播，都有助于消除种种障碍。我们常常想象，民主和自由市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们比较“好”。但事实上，它们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改善了全球数据处理系统。

于是，在过去的7万年间，人类先扩散，再分成不同群体，最后再次合并。但合并并不代表一切回到原点。过去的多元族群融入今天的地球村时，各自都带着思想、工具和行为上的独特传承，呈现一路走来的收集与发展成果。在现代的食品柜里，就有中东的小麦、安第斯地区的马铃薯、新几内亚的糖，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同样，我们的语言、宗教、音乐和政治，也蕴含着地球各地的万世瑰宝。 [70]

如果人类整体就是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它的产出是什么？数据主义者会说，其产出会是一个全新的甚至效率更高的数据处理系统，称为“万物互联网”（Internet-of-All-Things）。只要这个任务完成，智人就会功成身退。

信息渴求自由

一如资本主义，数据主义一开始也是一个中立的科学理论，但正逐渐成为要判别是非的宗教。而对这个新宗教来说，最高的价值就是“信息流”。如果生命就是信息流，而我们又认为生命是好的，下一步就是让全宇宙的信息流更深、更广。数据主义认为，人类的体验并不神圣，智人并非造物主的巅峰之作，也不是未来智神的前身。人类只是创造万物互联的工具，而万物互联可能从地球这个行星向外扩张，扩展到整个星系，甚至整个宇宙。这个宇宙数据处理系统如同上帝，无所不在、操控一切，而人类注定会并入系统之中。

这种概念让人回想起某些传统宗教愿景，印度教相信人类能够也应该融入整个宇宙共有的灵魂（atman）；基督教教徒则相信，圣人死后会获得上帝的无限恩典，而罪人则是切断了与上帝的联结。事实上在硅谷，数据主义的先知就在刻意运用传统上的各种救世说词。例如雷·库兹韦尔的预言书就叫作《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呼应施洗约翰的呼喊“天国近了”（《马太福音》3：2）。

数据主义者告诉那些还崇拜着血肉之躯的人：你们太依赖一种过时的科技了，智人就是个该淘汰的算法。这么说吧，人类有什么能胜过鸡的地方呢？唯一的一点，就是人类的信息流模式比鸡复杂得多。人类能够吸收更多数据，处理信息的算法也优于鸡。（一般来说，人类有更深的情感、更高的智力。但请别忘记，就现在的生物科学看来，情感和智力也不过都是算法罢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创造出某个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比人类吸收更多的数据，处理信息算法的效率也比人高，是不是这个系统就能胜过人，正如人类胜过鸡？

数据主义不只是空谈理论，而是像每一种宗教一样都拥有实际的诫命。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就是数据主义者要连接越来越多的媒介，产生和使用越来越多的信息，让数据流最大化。数据主义也像其他成功的宗教，有其传教使命。它的第二条诫命，就是要把一切连接到系统，就连那些不想连入的异端也不能例外。而且这里指的一切并不只是人，而是一切事物。人类的身体自不必说，还包括街上行驶的车、厨房里的冰箱、鸡舍里的鸡、树林里的树，一切都要连接到万物互联网上。以后，冰箱就会监视鸡蛋还剩几颗，并在需要补货时自动通知鸡舍。汽车能够互相交谈，树木则会报告天气和二氧化碳含量。我们不会容许宇宙的任何部分与这个伟大的生命网络分开，而如果斗胆阻碍数据的流通，就是犯了大罪。信息不再流通，与死亡有何异？因此对数据主义来说，信息自由就是最高的善。

人类很少真正能够想出全新的价值观。上一次提出已经是18世纪，人文主义革命开始宣扬人类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种令人激动的理想。而自1789年以来，虽然也有许多战争、革命和动荡，人类却并未想出什么新的价值观。后来的各种冲突及斗争，都是以前面提过的三种人文主义价值观为名，或者基于更早的价值观，例如要服从上帝、服务国家。数据主义是自1789年以来第一个真正创造新价值观的运动，而这个新价值观就是“信息自由”。

新的“信息自由”与过去自由主义所谈论的“言论自由”不能混为一谈。言论自由赋予的对象是人类，保护的是人类思考及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权利，当然也保护他们缄默、把想法放在心中的权利。相较之下，信息自由所赋予的对象并非人类，而是信息。而且在这种新价值观看来，信息自由流通的权利应该高于人类拥有并限制数据流通的权利，因此可能侵犯到人类传统的言论自由。

2013年1月11日，数据主义出现了第一位殉道者：艾伦·施瓦茨（AaronSwartz）。这位26岁的美国黑客在自家公寓自杀身亡。施瓦茨是个罕有的天才，14岁就协同开发出了关键的RSS（简易信息聚合）通信协议。而他也是信息自由的坚定信

徒，曾在2008年发表《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GuerillaOpenAccessManifesto），呼吁应让信息流完全自由、不加限制。施瓦茨在宣言中表示：“无论现在信息储存在何处，我们都必须获得这些信息，复制并与全世界分享。我们必须收集没有版权限制的内容，并为这些内容建档。我们必须购入那些未公开的数据库，将内容公布在网上。我们必须下载科学期刊，上传到文件共享网络。我们必须为了开放访问，如游击队般奋战。”

施瓦茨说到做到。用户必须向期刊数据库JSTOR付费，才能获得论文，这让他十分恼火。JSTOR数据库有数百万份科学论文和研究成果，完全支持科学家和期刊编辑享有言论自由，但也支持这些人认为想读文章就该付钱的自由。JSTOR认为，在作者研究创造出某种想法之后，如果想以此获得部分报酬，应该是作者的权利。施瓦茨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信息也想要自由，这些想法并不属于创造它们的人，把信息锁在墙后、必须付费才能获得的做法是错误的。于是，他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网络进入JSTOR，下载了数十万份科学论文，打算全部公开到互联网上，让人人可以自由阅读。

施瓦茨遭到逮捕，被送上法庭。他在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定罪并入狱之后，便上吊自杀了。对于控告施瓦茨侵犯信息自由的学术和政府机构，黑客们发动了各种请愿和攻击。面对这种压力，JSTOR对自己在这起悲剧中扮演的角色表示歉意，并开放了许多（但仍非全部）数据内容供免费使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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