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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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州长办公室前

负债累累的蔬菜小贩穆罕默德·布亚齐兹虽然贫穷，但他在非常规经济的情况下，却毅然决然选择把钱花在了帮助他姐姐获取大学学位上。2010年12月17日在同多年来长期羞辱和骚扰他的警察发生口角之后，他站在北非省会西迪布济德(SidiBouzid)省省长的办公室前，大声喊道：“你觉得我能靠什么生存？”然后，他给自己浇上汽油，点火自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整个中东和欧洲，面对贫困和失业而进行的数百次自焚尝试，被描述为这一事件的翻版，而这些仅仅是经济衰退造成的自杀和家庭暴力浪潮的一小部分(Endnotes 2013;Alpert 2013;Taylor 2014;Gallagher 2014)。由于严重烧伤，布亚齐兹于18天后去世，去世前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接着西迪布济德省立即爆发了愤怒的抗议活动，并且通过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引发了突尼斯各地的示威活动。示威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到2011年1月14日，腐败的独裁政府代表人本·阿里①下台。

第八章 级联

①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Ali,1936—)，1936年9月3日生于突尼斯第三大城市苏塞市郊的哈马姆-苏塞镇。1989年4月，突尼斯举行总统和立法选举，本·阿里当选总统，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获全部议席。1994年，本·阿里蝉联总统，突尼斯产生独立以来首届宪盟占压倒多数的多党议会。1999年10月，突尼斯举行独立后首次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本·阿里以高票再度蝉联总统，立法选举与此同时进行，增加了反对党的议席，宪盟仍获得绝大多（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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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天，突尼斯革命就在中东地区引发了其他起义。2011年1月25日，在邻国埃及，200万人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这是对胡斯尼·穆巴拉克①独裁政权长期酝酿的反抗情绪的集中爆发。随着当局采取封锁社交媒体、互联网服务和移动电话等措施，示威者协同安全部队和政权支持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两周以后，有1000万抗议者走上街头，罢工蔓延至其他城市，在超过1000人死亡、1.2万人被捕后，穆巴拉克辞职。突尼斯和埃及政权的倒台标志着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开始，这是新一轮斗争的决定性时刻。

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的紧缩措施和救助措施激起了一系列反抗活动，从美国大学封锁、冰岛银行破产、法国罢工、英国学生占领“伦敦”到城市骚乱。在希腊，债务危机自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肆虐，年轻人在雅典满是催泪瓦斯的街道上与警察对峙，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些对峙的照片，并配以“我们就是未来的写照”的诡异信息(Schwarz等人2010)。因此，“阿拉伯之春”的叛乱蔓延至北非，这场起源于美国的危机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欧元区的叛乱。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起义都起源于几十年来民众长期对专制政府的斗争，对于深处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动荡都将这些问题推到了沸点。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Bank)紧急印制美元，旨在刺激冻结的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但这一政策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通货膨胀和食品价格上涨的不利局面。与此同时，向北非产品的出口市场收缩，尤其在欧元区，这将危机的影响传递给了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并将长期持续的糟糕就业水平推到了风口浪尖(Maher2011)。因此，尽管北非起义有其独特的特点，由其自身的次循环动力(sub-cyclicaldynamics)推动向前，但它们也被更广泛的资本主义旋涡湍流所催化。相反，“阿拉伯之春”又跨越了大洋：2011年5月15日，抗议青年失业的西班牙愤怒者从解放广场(TahrirSquare)事件②获得灵感，占领了马德里的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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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席位。2009年，本·阿里再次连任突尼斯总统。2011年1月14日晚，本·阿里因突尼斯国内骚乱放弃总统权力，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阿拉伯。—译者注

①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ohamed Hosni Mubarak，1928—)，埃及前总统，民族民主党主席，是埃及史上首位接受审判的国家元首。——译者注

②埃及当地时间2012年12月1日，埃及的世俗自由派在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号召人们反对穆尔西总统的宪法声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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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接着，“占领广场”运动越过了大西洋，在一种非政治化的状态下，北美无产者面临着制度几近崩溃的危险，他们的工作不稳定，负债累累，沉浸在享乐媒体中，使得控制旋涡中心的生活疯狂地加速。工会和社会运动组织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因此，在资本可能会自我毁灭的非常时刻，一向反资本主义的网络却沉默了。事实上，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由于左翼势力的沉默，反对企业权力的声音传到了右翼，以及被茶党(teaparties)和民兵组织谴责的“大政府”、银行家及黑人总统的耳朵中。

2011年2月，公共部门的工人及其盟友占领了威斯康辛州的立法机构，他们抗议以紧缩的名义取消集体协议，这似乎要扭转当前的局面，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然后，在2011年9月17日，数千人响应了互联网上呼吁“占领华尔街”的号召，但是实际上，他们占领的是祖科蒂公园(ZuccottiPark)—个毗邻纽约金融区的小广场。他们以西班牙愤怒者们为榜样，戴着“像埃及人一样战斗”的徽章，使用的口号是“代表99%的美国人”，谴责不平等、债务和失业的口号。起初，这只是一场小小的抗议，随后便占领了整个北美和其他地区；10月15日是全球行动日，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举行了占领或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数千英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波反抗活动也沸腾了。2008年爆发的投机泡沫在中国引发了大量的投资，在积累了这些盈余的工厂里，至少从2003年起，劳资纠纷便开始爆发。2008年经济危机的第一次冲击威胁到了中国制造业，同时抑制了罢工，尽管政府的大规模支出确保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工作压力，收紧了劳动力市场。

《时代》杂志提名“抗议者”为2011年的“年度人物”，封面人物是一位普通的混血的、雌雄难辨的人，戴着类似伊斯兰头巾的面罩。然而，就在这个封面故事出现的时候，潮流似乎开始消退。在美国，过了令人兴奋的两个月后，祖科蒂公园被警方和其他的人占领了。在欧洲，希腊进行的选举活动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眼看就要获胜，结果却输给了紧缩政策的势力，让他们同时面临着一种日益恶毒的新法西斯主义，这种新法西斯主义让人们对移民不满。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青年失业的痛苦持续不断。中东、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为伊斯兰主义者赢得了选举胜利，但他们与许多激进分子的愿望相矛盾。同时巴林的抗议活动受到压制，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抗议活动因外国干预而演变为恶性内战。如果说2011年是反抗的奇迹之年，那么2012年则是反抗的悲惨之年，正如迈克·戴维斯在2011年所预见的那样，这是“春天与冬天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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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2013年，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广场和街道再次亮起来。土耳其政府计划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一个公园上空建造一座以奥斯曼帝国军营为主题的购物中心，这一计划导致数千人与安全部队进行了持续数周的战斗。在巴西，一场反对公共交通成本的运动突然升级为一波街头抗议浪潮，抗议的目标还包括政治腐败和国家在体育方面的支出等问题。在瑞典这个社会民主的天堂，在几天的暴乱中，移民工人和警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在保加利亚，五个人为了反对失业和腐败而自杀，将自己烧成灰烬，引发了一波示威游行和与警察的对峙。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2014年，土耳其和巴西的起义再次爆发，街头发生了死亡事件；波斯尼亚地区因起义而瘫痪；在乌克兰，继开罗之后发生了最大最血腥的“占领广场”起义，基辅(独立广场)的占领者推翻了一个盗贼统治的政府，引发了地缘政治危机，随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支持了顿巴斯地区的反革命起义。

2011年达到顶峰的社会动荡突然成了控制论资本主义的新阶级组成：大量的剩余人口(被布亚齐兹的自杀戏剧化)；教育工厂里的年轻人，现在突然被无产阶级化为“没有工作的研究生”(Mason2012);从富士康工厂的宿舍跳下来的新工业无产阶级；从开罗到纽约，无数不稳定、低薪的工人挤满了广场。他们表现出安全工人和不稳定工人之间的分歧和交汇点，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中间阶层矛盾的阶级定位，这些中间阶层有时和地方无产阶级阶层一起游行示威，或者至少是并行示威，比如在埃及和欧洲的游行示威，但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的游行都是针对他们本身的，就像后来在泰国和委内瑞拉的动乱一样。这些事件表明了全球无产阶级多元世界内部复杂的联系和分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将这种新的阶级构成带入现实的控制论技术，是否会与资本对立？

循环、级联和不均匀动态

工人自治的理论家把资本的流通与斗争的流通做了对比，前者涉及市场交换中的价值实现，后者涉及抵抗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反对资本积累的网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恰好与互联网、开源软件和知识共享生产的发展同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①的数字传播号召人们抵制新自由主义，激发了一场从西雅图到热那亚的抗议活动，其中还包括独立媒体中心的核心角色，编织了哈里·克里弗(Cleaver1995)所称的“一种斗争的电子结构”，绕开了媒体资本的意识形态过滤器。但是，随着“9·11”事件的爆发，全球化浪潮逐渐消退，网络激进主义的声望也在下降，这个事件的迅速传播似乎也促成了这场运动的消失。随着对立能量的下降，资本在商品化的Web2.0中恢复了激进主义的色彩，在自由的文化劳动和对其用户的监视的推动下，显然证实了乔迪·迪安(Dean2009)的诊断，即“交流资本主义”能够吸收数字武装分子向其投掷的一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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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起义给这个故事增加了另一个转折，它们发生在当代人以及几代人的身上，对他们来说，虚拟世界变得越来越普遍，即使是通过阶级、分数和区域来分层。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13)估计：2010年，虽然发达国家有67%的人使用互联网，但发展中国家只有21%的人使用互联网，这意味着世界人口中有30%联网，70%不联网(到2013年，这一数字分别变为77%、31%和39%)。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更重要的是手机的发展，因为它变得无处不在。2010年全球每100人中有77人使用手机(发达国家为115人，发展中国家为69人)；三年后，全球每100个人中有96人订阅，发展中国家为89人订阅(ITU2013)。宽带服务是阶级和区域划分的主要标志；在2010年，“发达”国家每100人中有43个移动宽带用户，而发展中国家每100人只有4个移动宽带用户，占世界总量的11%；然而，变化是迅速的，到2013年，这些数字分别为75、20和30（ITU2013)。正如杰克·奎(Qui2009)所言，新的斗争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数字富人和穷人的划分正在让位给数字“富人”和“不那么富的人”的分级。

这些变化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通过脸书、油管、Flickr(雅虎旗下图片分享网站)和推特，信息资本似乎已经抓住了参与式用户创建的公共资源的激进做法。在一个充斥着房地产繁荣和无限信用卡债务的美国平静的政治环境中，似乎这种“社交媒体”的公司化只会对消费主义主观情绪和资本主义的收入产生影响。然而，在2011年，当这些平台被引入更明确的威权政治环境中，比如埃及，即使这些平台仅仅被掌握在相对较少的活跃人士手中，它们也能恢复自己的颠覆性指控。随后，这种激进的复苏又恢复到了资本的区域层次结构，回到了欧洲和北美。在欧洲和北美，这些平台的分布更为广泛。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re2012)的一项调查发现，28%的埃及受访者、42%的西班牙受访者、53%的美国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这是一种新的网络煽动行为，比如反复出现的“占领广场”(take thesquare)的互联网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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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94年1月1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当天，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爆发了以维护当地印地安人利益为目标的萨帕塔运动，他们的军队称为民族解放组织(EZLN，EjrcitoZapatistadeLiberacinNaciona)，运动的领导人副司令马科斯继承了萨帕塔的革命理念，并在墨西哥城发表了著名演说《土地之色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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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斗争周期中，这种数字革命的重要性难以讨论，因为它在媒体报道中已经被彻底地盲目化了例如，是社会网络(而不是失业、食品价格上涨和威权主义)引发了埃及的起义，或者说在推特出现之前，没有任何民众起义。正如迪安所言，这种“脸书革命”的比喻确实证明了高科技资本主义的存在，它把对问题的批判转移到了对电子产品的赞美上，并且经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数字联系的、在社交媒体上可见的中间阶层中，这通常是以体力劳动者和失业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网络在起义中所带来的矛盾和不均衡的后果，这一章建议思考的内容与其说是循环，倒不如说是一连串的斗争。

传播“级联”(cascade)的概念起源于信息科学，主要是在理性代理理论、行为经济学和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网络分析中解释“集体行动”如政治抗议中的“传染”效应(Lohmann1994，2000)，它为2011年的抗议活动提供了一些自由派评论(Fischer2013;Shirky2011)。我们适当地使用了类组合分析的概念，来阐明在一个斗争的循环中，网络是如何连接和分离垂直堆叠的类段的。“一连串的斗争”并不像“循环”那么顺畅，反而变得更加混乱和矛盾。它并没有像大众工人时代想象的那样，不是把相对同质化的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而是横贯了无产阶级的各个部分，这些部分是分段的、分形的和细分的。

社群化理论家沃兰德/布莱曼彻(Woland/Blaumachen 2014：7)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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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斗争周期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动态”，各种形式的爆发都显示出不同的阶级构成。我们将讨论他们所认定的三种形式“被边缘化者的暴动”“公共空间的大规模占领”以及“工作场所的冲突”，或者他们称之为“重新证明工资”的运动——并添加另一种形式，包括维基解密和匿名者的活动。然而，在这种示意图的方法中有必要强调，正如沃兰德/布莱曼彻所做的那样，在周期中有许多时刻，这些不同类型的斗争重叠或合并，但随后又可能分离。这正是导致“级联”的斗争的原因。考虑到这一点，对于每一个类别，我们将回顾他们的斗争形式及他们潜在的阶级构成和他们的各种控制论的拨款。

1. 被边缘化者的暴动:手机

正如罗卡马德(Rocamadur2014)所观察到的：在全球北部，旧的“工人阶级”分裂导致了各种形式的阶级分裂。对许多人来说，这造成了“工资的匮乏”、不稳定的服务岗位、长期失业、福利制度的瓦解，以及小偷小摸的犯罪率上升。这些倾向往往在旧的或新的非白人移民和少数群体中有强烈的影响，在这些社区中，新的移民潮通常会被引导到那些机会和资源不断减少的社区中(Rocamadur2014：102)。这些地区在警方的严格控制下实际上变成了隔离的“城市监狱”，在城市的社会地图和贫困的惩罚中，创造了一个“分散的贫民窟”，住着“新的危险阶层”(Rocamadur2014：101)。

“被边缘化者的暴动”涉及少数民族、移民和无产阶级极端分子，这些人被关在城市的隔离地区，或者就移民而言，被关在拘留营。早期的例子是2005年巴黎郊区贫困地区移民社区的暴乱。在事故发生后，严苛的条件、锐减的福利和加强的警力使这些群体的状况恶化，并导致了冲突的进一步爆发通常是由警察杀人引发的：比如2008年希腊的骚乱、2013年瑞典的骚乱、法国和意大利移民拘留营的骚乱，以及这本书于2014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出版的情况。

这些叛乱的暴力行为不仅会引起当局的谴责，也会引起左派的谴责。左派虽然承认其社会原因，但对它们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这一点表示遗憾。然而，沃兰德/布莱曼彻认为：这种缺乏是“那些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官方剩余价值圈子之外的人”的内在条件，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被边缘化”作为一种“廉价劳动力的封闭形式”，将其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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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没有酒吧的监狱”里窒息(当你无法离开你生活的环境，并且不断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你就会被关进监狱)…通过攻击监狱，通过攻击所有将其定义为终身囚犯的国家机构，他们在反抗中挑战了自已在“监狱”中的社会角色。(Woland/Blaumachen 2014：8—9)

暴乱不是脸书的革命。2011年夏天，英国警察枪杀了年轻的黑人男子马克·杜根(MarkDugan)，引发了英国2011年夏季的骚乱，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了四天，同时波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超过15000人参与抢劫并焚烧公共建筑，以及与警察的战争。在骚乱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英国媒体和政界人士严厉谴责了所谓的“推特暴徒”或“黑莓暴徒”，这一点确实有道理。

对骚乱的主要学术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人使用推特或脸书来煽动或组织骚乱(Lewis等人2011)。只有极少数人利用这些公共平台这样做，但他们很容易被逮捕和判刑。然而，黑莓手机网络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的低成本使得很容易将其推荐给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其加密网络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性。由于一些骚乱者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冲突地点，并且在不熟悉的地区活动，这种交流对于识别目标、躲避警察等活动非常有用。(Lewis等人2011）

福克斯认为“社交媒体恐慌是道德恐慌史上的一个新元素，一种将问题的社会原因抽象出来并写入技术的意识形态”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Fuchs2012：385)。在这里，他们模糊了警察暴力和骚扰、贫困、不平等以及财政紧缩政策对社会项目和教育福利影响的根源(Lewis 2011;Trott 2013)。然而，骚乱者将手机作为武器来对付他们反击的控制性的安全设备视频监控、电脑分析、预测和先发制人的警务、高科技监狱。

伦敦骚乱发生的同时，英国学生大规模动员起来反对大学学费上涨，其中包括武装示威和校园占领活动，这些活动肯定使用了社交媒体。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两次起义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交流，但有人发现，这两次起义是在对社会削减和警察暴力的反抗中进行的(Endnotes2013)。就媒体而言，这两者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开的。同情骚乱者的学生活动人士写道，他们对脸书上铺天盖地的谴责感到震惊。大多数关于暴乱的社交媒体流量都来自目击者，他们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以确保他们本人的安全，同时谴责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谴责政府支持的大规模修理工作的志愿者(Lewis等人2011)。正如一位记者观察到的那样，“社交媒体有自己的阶级分化”，“推特是一个“好”的社交网络，正直的公民用它来动员清理行动”，而“黑莓手机社交平台”是骚乱者的秘密工具。(Bal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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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资和工作场所的斗争:例外和规则

斯蒂文·卡瑞特拉(Colatrella2011)认为，在2010年的冬天，当“占领广场”的行动开始的时候，国家紧缩计划的主要障碍变成了“全球大罢工”。因此，他指出，在2010年10月21日和22日的两天内，法国仍在很大程度上因反对萨科齐总统试图改变退休年龄的行为进行了大规模罢工，从而陷入了瘫痪。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罢工和行动都在发生。他对这48小时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包括：雅典卫城和雅典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工人罢工；西班牙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英国的消防员；特立尼达的公务员和教师；意大利大学的初级教授；孟加拉国码头、黄麻厂和服装厂的工人；土耳其联合包裹服务工作人员；智利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此外，富士康在印度、罗马尼亚码头、埃及、南非和中欧的工厂也发生了抗议和示威活动，导致多人被捕。

卡瑞特拉指出，这一短暂的时期只是全球工人动荡加剧数年的高潮，他指出罢工浪潮的四个主要载体：新工业化地区工人；在码头、铁路线、卡车路线、船舶、海关和边境口岸、邮局、快递服务和航空公司的物流和运输部门工作的工人；农业和采掘业的工人对他们生产的商品价格上涨做出的反应；以及反对紧缩计划的公共部门的员工。

在这种非常广泛和异质的全球行动中，一些罢工者肯定在使用数字网络。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工资和工作场所的斗争。与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相比，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新一代的农民工有着更高的抱负和更好的教育：许多学生被要求在珠江工厂“实习”，他们希望有比工厂更好的未来(Friends of Gongchao2013a)。早在2004—2005年，深圳工厂就发生了多次罢工，迫使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08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又爆发了一场劳资纠纷。在2010年的春天，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反衰退刺激计划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善了劳动的条件。一波新的动荡席卷了这片地区，始于佛山本田(Honda)一家工厂的骚乱，蔓延至其他汽车工厂，然后再蔓延至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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