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第九章 经济危机的后果

比以前更好?

在华尔街崩盘七年以后，这场经济危机给以前被称为稳定安全的生存模式体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是通过将大量资源集中起来，对危险区域进行封锁，进而遏制住了此次危机的影响范围，最终顺利渡过此次危机。不过，全球范围内的斗争还在继续，如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街头爆发的种族骚乱。在希腊，尽管反紧缩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以抑制其激进主义观点为代价，却有机会再次赢得选举胜利。但是到了2011年，那个“危险的梦中之年”(Žižek2012)，那个抗议、骚乱无处不在的日子已经过去。许多地方、广场或者街道都挤满了“占领者”、充斥着哭喊声和燃烧的警车，同时还有许多购物者和乞讨者在里面。关于抗议、骚乱的记忆似乎是虚假的，仿佛它们从未真正发生过，这证明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Fisher2009)足以抹去一切破坏痕迹的力量。相反，在别处却被遗忘，导致抗争的希望被灾难所镇压。在乌克兰、叙利亚以及中东的其他地区，反叛带来无尽的军事干预和内战，以至于在社交媒体上，成千上万的人在反对暴政的广场上的乐观形象被真实的不断模仿的暴行视频所取代。政权垮台了，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摆脱全球资本的控制。正如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Mirowski)等观察人士认为的，导致危机的新自由主义比以往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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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经济危机只是看似恢复，究竟能走多远还不能确定。2008年经济危机，全球资本在高级产业中的工资、劳动力持续扩张，导致经济触底，失业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更能说明经济危机影响的是经济危机复苏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即由于就业形势的不乐观，造成一些主要的资本积累地区难以恢复到经济危机衰退前的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人们都在猜测计算机自动化如何导致“工作的终结”(Rifkin1995)，这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拉明·拉姆廷和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Aronowitz)。10年内，这些猜测似乎被劳动力市场的资本全球化所否定。用昂贵的机器代替工人这一选择被网络供应链末端寻找廉价劳动力这一选择所取代。媒体、通信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加速了资本的流通这些似乎否定了计算机化破坏就业的一面，反而激起了“非物质劳动力”的全新领域，涉及网络中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爆炸性增长。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被任何特定地方的任何特定劳动力的分离所取代也就是说，建立了一个全球无产阶级。

庞大的工人队伍超出了资本需求的可能性，这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不平等和非正式的工作和收入所掩盖。就消费不足和投资机会停滞而言，低水平的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就凸显出来了，这一缺口被金融化和个人与国家的信贷水平所弥补，以至于个人或集体的债务成为无产阶级存在的一个特征。然而一旦泡沫破裂，就会引发全球动荡，这个自动化的选项也就重新出现。任何地方的廉价劳动力都反对技术消除其回归现实的选择，在21世纪初的战争中将增加新一代机器人，而且越来越多地不仅仅威胁到体力劳动，还有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中间职位的白领工作。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自2008年以来互联网通过大量收集算法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编纂的意图被揭露出来，并预测出是机器代替了消费活动，尽管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金融焕发出重生的力量，即通过频繁的交易和其他网络手段，绕过生产和消费，直接将资金转向更多资金。全球化下的全球廉价劳动力市场，是对资本控制论下自动化替代劳动力的主要补救措施，但并没有解决这种强制性趋势，只是形成了一系列结构复杂且不断覆盖初始状况、现在又不断潜伏发展最终再次爆发危机的恶性循环。控制论下的网络和机器人之间相结合，将资本的过程体现为一种“移动的矛盾”，这个移动的矛盾吸引了劳动力，并在技术上对其进行转换，然后将其逐出。这种资本同时对劳动力的吸引和排斥仍在继续，但其所显露出的循环过程并不是一个对称的、均衡的过程失业和就业平衡，相反，紧接着早期吸收(全球化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是加速退出。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三个例子来看一下这种发展趋势——即自动机器人、应用程序和算法以及它们对阶级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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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2011年7月下旬，在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发生不久，公司首席执行官郭台铭公布了一项计划，打算到2013年“雇用”100万台机器人，并声称公司将让员工离开“更高的价值链”，而进入“迷人的高度”等研究(Markoff2012)。《经济学人》更能切中要害，观察到“机器人更容易管理”，因为机器人不会抱怨，他们只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或者“自杀”(2011b)。

随后，富士康在实现自动化目标上遇到了困难，目前只有有限数量的“散兵机器人”(Foxbots)用于电子装配。该公司继续在中国西部、印度尼西亚或巴西等其他低工资地区寻找劳动力，这些地区的新工厂被全球媒体关注相对少一点(BBC2011;Kan2013;Xuena2013)。尽管如此，郭台铭公布的计划也表明了一个大的趋势，即中国看似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工人的斗争提高了工资率；农民的抗议迫使政府改善了农村的条件，减少了流动人口的流动；年轻人开始回避工厂。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资本本身开始“全球化”，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塞内加尔等非洲地区进行投资“这些地区的工厂工资每月大约40美元，不到中国的10%”(Hamlin等人2014)。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工厂也开始在机械设备领域投入资金和人才—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Durfee2012)。2010年，在珠江罢工浪潮中出现了一个“人咬狗”的事件①，其中受影响的一个工厂正是日本电装(Denso)的中国工厂，而日本电装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型装配自动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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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中的“manbites-dog”指的是一个新闻团队和一群非专业演员对新闻场景的表演，以此拍摄的伪纪录片，有观点认为这种新闻纪录片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意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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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世界上只有3000台工业机器人，2003年有80万台，2011年有110万台(IFR2012)。1994年至2012年，全球机器人出货量增长超过三倍，即使在2009年，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也开始迅速反弹。在2013年，全球大约销售了179000台工业机器人，比上一个创纪录的2012年增长了12%，再创历史新高。亚洲是机器人领域最大的市场(2013年，全球售出的机器人中有1/5是在中国安装)，但同时在美国的销售量也很高，2008年至2013年，美国工业机器人的年销售额平均每年增长了12%(IFR2014)。引入机器人技术主要是在汽车、冶金和机器制造等行业，同时在制药、电子产品加工和食品生产方面的销售额也很高。除了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不同于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不需定义为全自动或自主的，但它可以帮助用户进行远程操作”(IFR2014)；这些机器人包括家务机器人、个人移动辅助机器人、宠物运动机器人、公共场所清洁机器人、办公室或医院的快递机器人、消防机器人、康复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2012年，个人和家庭使用的服务机器人大约300万台，比2011年增长了20%，但是销售最多的机器人类型是服务国防的机器人(IFR2014)。

从2001年开始，反恐战争推动了军用机器人的发展，特别是在自动驾驶领域，包括空中和陆地：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部署的是“机器人军队”，因为他们可以依赖这种无人驾驶飞机进行侦察和攻击，也可以处理炸弹和运输(Singer2009)。2012年，为早期互联网实验提供资金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宣布了一项竞赛，这场竞赛旨在鼓励美国资本在2014年底之前“建造和展示高功能人形机器人”（BrynjolfssonandMcAfee2014:33)。

2008年之后，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机器人产业综合体正在波士顿地区形成，这个产业综合体最初是由军事合同所推动，但现在却与越来越多来自亚马逊和谷歌等大型信息公司的资金，以及哈佛大学自组织的系统研究小组等学术项目相关联。这种自动化生产的增加趋势之一是为了加强美国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并保持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生产，同时也在某些情况下恢复美国以前被输出到海外的生产。美国复兴机器人技术的重点是“比前人生产的机器人更灵活，更便宜”(Rotman2013)，这种机器人也经常被描述为“熟练的”或者“像人类一样，没有禁锢”(Markoff2012;Anad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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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机器人公司正在探索将这类机器人应用于美国各式各样的行业当中，但它们对物流业务表现得特别关注，以至于物流操作成了控制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是机器人技术公司(RethinkRobotics)，即“百特”(Baxter)机器人的制造商，这款机器人采取谨慎处理公共关系的思维方式。这个机器人被设计成一款可爱的或者至少是亲切的外观，并被称为“蓝领机器人”(theBlue Collar Robot)。“百特”设计并适用于各种装配和轻工业任务的机器人的成本低于25000美元，比廉价的临时工还要便宜(Grant2014)。2005年以来，RethinkRobotics公司已经从波士顿的风险投资家和贝索斯探险公司(BezosExpeditions)那里获得了7350万美元。贝索斯探险公司是亚马逊公司的老板杰夫·贝索斯(JeffBezos)的个人投资基金公司该公司对高级自动化领域一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12年，亚马逊用7.5亿美元收购了Kiva公司，Kiva公司是一家制造“看起来像金属软垫”的自动装置，这个装置跟踪“所有产品，货架，机器人和人”，是在全球物流系统的核心仓库中运行(Brynjolfsson and McAfee2014：32)。这些机器人将货架上的商品运送给工人，向工人指出被挑选和放置的物品在盒子里，然后拿走它。2013年，亚马逊宣布它们正在对无人机送货进行检测(BBC2013c)。

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应用是为了削减公司每年40亿美元的物流运输费用，但似乎也经常如此，自动化装置总是在劳动力出现问题时首次推出。亚马逊被指控危害人类的身心健康，而且人们对于亚马逊目前所依赖的人力廉价配送系统显示出抵制的迹象。这是因为之前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暗访时秘密录像，录像中显示一名客服人员每次工作平均要步行11英里，并且每隔33秒就要找到一件要发运的产品(BBC2013b)。亚马逊的产品通常由那些将其快递员定义为“独立承包商”的公司寄送，这些公司逃避缴纳工资税、工人保险和健康福利，避免承担事故责任以及工会化的风险。2014年，其中的一些快递员以“错误归类”(mis-classification)为由提起了法律诉讼，声称他们实际上是快递公司的正式雇员，有资格享受最低工资和加班保护，但是这有可能会提高亚马逊的供应链成本。(Jamieson2014)

亚马逊在获取“人类分割技术”(human-shedding technologies)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谷歌。谷歌公司于2013年收购了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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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波士顿动力公司生产“自平衡类人形或动物形机器人”，比如“大狗”(BigDog)—旨在战场通过运输重物来支援美军。然而，这仅是谷歌购买的七家公司之一，为的是支持一个自称为“月球探测器”(moonshot)的机器人项目：

沙夫特公司(Schaft)，一家小型的日本仿人机器人公司；梅卡和红杉机器人公司(Meka and Redwood Robotics)，这两家公司是旧金山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人手臂的创造者；Bot&Dolly公司创造了机器人摄像系统…Autofuss是一家广告和设计公司；Holomni公司是设计和制造高科技车轮；Industrial Perception公司则是一家专门制造和交付流程开发计算机视觉系统的新兴公司。(Gibbs2013)

虽然预计面向消费者的机器人产品还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但是谷歌最初的计划和目标是制造业和工业，特别是发展公司内部业务，“自动化将分配现有供应链的一部分，并从工厂车间延伸到公司，再将货物运送到消费者家门口”(Markoff2013)。谷歌的老板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也投资了专为办公室和医疗环境设计的自动化移动远程呈现系统，以及在第三章提到的自动驾驶车辆系统，而这个系统在交通运输行业上对淘汰劳动力已经产生重大影响。

应用程序

如果机器人之间存在工作上的威胁，控制论资本继续承诺它将提供有益的工作。这个承诺的最新版本是“应用经济”(Macmillan等人2009)。尽管在经济衰退的高峰期，经济危机在席卷了华尔街的同时也在席卷城市广场，但针对这些应用程序的传言，即“哪里可以就业”的传言，正在覆盖整个北美地区(Mandel2012)。自从苹果公司于2008年开设苹果商店以来，手机微程序可以解决经济衰退的想法一直存在。“制作傻瓜应用程序激增”，以及年轻人放弃了日常工作或者学业去赚取数百万开发应用的故事经常在媒体上出现。这些都是在经济危机衰退之后，人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方式之一。到2012年，预计美国拥有50万软件应用工作者(Streitfield2012)。应用程序开发有两个方面，我们将在这里重点介绍：网络化众包(指把工作任务外包给大众网络的做法)，通过这种众包，资本可以降低控制论设计过程中的核心劳动力成本，而且应用程序本身就是一种自动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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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乔布斯宣布，苹果公司将把iPhone开放给外部应用程序开发者们使用。一位记者评论说，这被称为软件开发的激进民主化，这类似于一位艺术小提琴家让一个小孩玩他的小提琴①(Streitfield2012)。第三方软件开发是计算机行业的一个长期计划特征。苹果公司的众包战略紧随着谷歌的安卓市场(2012年更名为谷歌商店)，甚至在实施范围上比之前更为广泛。

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实现的一个是技术因素，另一个是主观因素。从技术上讲，它是通过降低成本和增加计算能力来实现的。这些趋势可以生产智能手机，也可以用于为智能手机编写应用程序的低成本设备。平台供应商可以用免费或者低于100美元的方式，分发软件开发套件，并且下载到Mac或PC上，下载内容包括创作工具、资源库、调试器和手机模拟器；而第三方企业可以对公司的下载资源提供跨平台适应、广告网络、用户分析、崩溃报告并对后台功能进行补充，这种后台功能可以将家庭转变为虚拟应用工厂。然而，应用程序的众包也取决于一定的主观性，而一个特殊的劳动力阶层一直是计算机软件行业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年轻人，主要是男性，有技术宅，有对诉讼持怀疑态度的，有不拘泥于工会传统形式的，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有自由主义者，有企业家，还有理想主义者。

在“移动应用程序分布式开发过程”(简称MADD)(Bergvall-KarebonandHowcroft2011)中，软件开发人员构建应用平台，例如苹果公司的手机或者谷歌公司的安卓使用的套件就是由平台供应商提供的。这个应用平台可以不受控制地在互联网门户网站上发布，开发人员可以自由上传和分发应用程序，或者更常见的是由平台供应商充当中间人，制定政策，收取费用或缩减收入。客户将应用程序通过免费或者付费的方式下载到他们的手机里。软件开发人员可以直接从应用程序的销售中获取收入，或间接地把他们的应用程序用于广告中获取收入(这是流行但利润最少的方法)，或者从“应用程序内”销售的费用中获得收入。

尽管谈到应用程序是生产的民主化，但被问及苹果商店的意义时，乔布斯回答道，“销售更多的iPhone”(Streitfield2012)。智能手机销售于“双边市场”，其销售特点是“反馈循环”，其中商品的成功发行所产生的效果进一步加剧了该商品的流通：一个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吸引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这些程序开发人员创建应用程序库，以此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更多的手机。虽然平台提供商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彼此需要，但前者的权力非常大。如果平台提供商收取费用并将应用程序放进应用商店，或者减少销售额，这是一种技术租赁形式。即使在应用商店入口免费的情况下，平台开发人员也会受益，因为这个应用程序增加了智能手机的使用价值，从而增强了平台提供商从中提取的潜在交换价值直接通过增加所有权操作系统中的销售额(苹果公司)，或间接增加广告收入(谷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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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指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或其追随者制作的小提琴或其他弦乐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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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多应用程序(2014年苹果商店和谷歌商店提供约100万个应用程序)意味着应用程序开发人员面临“创新”的难题—即使这些应用程序可见且易于用户使用。品牌门户网站(例如苹果商店或谷歌商店)上的外观对于应用程序制造商的生存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显然使得独立自主的应用程序制造商成为平台提供商研发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Streitfield2012)。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只是在内部创建一些关键应用程序。苹果公司在库比蒂诺(Cupertino)校园雇用的少数软件工程师和谷歌公司的独立应用开发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赚取10万美元，后者平台公司没有支付任何费用—所以这种区别的确可以让人们享受他们在商店里的特权。

应用开发者赚取收入，甚至获得财富都是可能的，因为应用工作者确实可以获得收入，这份收入不是来自平台提供商，而是来自应用开发公司或者从他们自己的微型企业中获得收入。然而，应用工作者的实际收入和条件变化性很大，就像畅销新闻应用程序Summly的青少年设计师尼克·达洛伊西奥(Nick D'Aloisio)关于“亿万富翁”①(Stevens2011)的报道，与那些放弃工作和现金资产的有抱负的开发者的虚拟贫困化的故事发生冲突，建立家庭应用程序业务，最终负债累累，通过最大限度地使用信用卡购买最新的iPhone，可以紧紧抓住梦想。应用程序开发已经创造一大堆有关财富的故事和一系列高薪工作，而这些故事主要是针对那些主导苹果商店和谷歌商店的应用程序开发公司的高薪员工和技术自由职业者。然而，在应用经济基础上下手的是一群有抱负的独立企业、小型初创企业及其员工，但是软件开发远远不能提供稳定的生计，而是为不稳定的方式提供了另一种说辞。动荡、没有保护和低工资的工作已经成为控制论资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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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亿万富翁是应用程序和百万富翁的组合，意指那些通过开发应用程序获得巨额财富的人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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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开发商的调查再次表明，只有极小百分比的人会掌握财富，大部分的群体则相当于一般的生活工资，而大多数人只能从他们的努力中获得低利润或者零利润(Dyer-Witheford2014a)。尽管独立开发商拥有他们自己制作的应用程序，但是他们并不拥有销售的渠道。因此，他们受制于平台供应者变幻莫测的规定。对于iPhone应用程序开发者而言，这种情况令人懊恼，对于他们而言，苹果公司对应用程序接受度的控制是“令人沮丧”的根源，但是对于控制、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问题却是正常的。(Sithigh2012)

2011年，“安卓开发者联盟”(Android Developer's Union)网站的口号是“码农联合”(sharecroppersunite)，该网站针对谷歌的安卓应用市场，要求大幅度削减支付应用的程序，提高应用程序，扩展支付选项，处理公众故障，远离公众不满，改进与平台提供商的关系，研究如何在搜索中出现“算法透明度”。下一年，另一个名为“应用开发者联盟”的网站列出了对苹果公司的不满，主要包括对苹果公司申请克隆专利的不满以及认为苹果公司是一个通过威胁开发商提起法律诉讼，要求削减苹果公司每笔应用程序的销售额而获利的“专利巨魔”(Athur2011)。这些举措效果甚微。应用程序众包鼓励应用开发人员参与竞争，而不是与平台提供商合作，这样可以确保他们是“为自己”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而这种做法的另一种理解是，平台提供商通过控制应用程序的分配，进而将自由开发人员置于日益庞大的自雇承包商类别之中，这些承包商实际上在软件、管道和食品服务等领域构成了由大型公司主导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供应链和分销网络。

2014年2月，脸书网以190亿美元的股票和现金收购了软件开发公司What'sApp，这是一种跨平台的即时通信订阅服务。这笔交易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不是因为价格，而是因为所涉及的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缺乏工作。软件开发公司大约为5亿客户服务，但该公司只有55名员工。脸书网已经以“人均近3.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的员工，记者埃里克(EricReguly)想知道，“相对于该公司市场价值而言，公司是否会减少员工人数……或者相对于其客户群而言，公司是否会减少员工人数”。埃里克又继续指出，这笔交易实际上是数字化对于就业影响的风向标。1990年，伊斯曼柯达基公司还是摄影行业的巨头公司。2012年伊斯曼柯达基公司还有141500名员工，并拥有巨额利润，但伊斯曼柯达基公司却在2012年破产。而网站是如何评论曾为伊斯曼柯达基的“破产”做出贡献的员工。基于此，其他媒体也对What's App公司的销售发出类似的说明，认为该公司是北美一系列就业焦虑的短暂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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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应用程序经济寄予厚望，但是应用程序并不反对资本将人类赶出生产过程的倾向。相反，它们只是此驱动器的辅助部分。应用程序将“生产者”移动用户下载到高度自动化产品和需要人为决策分配系统的功能中，然后从应用程序连接功能中移除有薪工人。正如文森特·曼泽罗尔(Manzerolle)和乔森(Kjøsen)观察到的那样(2014：152)，应用程序提供了“最后一英里”中的锚点，使人成为高速反馈循环中的一部分，这些循环通过提取、传输、存储和处理个人信息，推动个人及其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应用程序可以直接连接到以前工人工作过的工厂或者工人办公的自动化流程，其他情况下，他们是间接进入这种动态：如在应用程序内部购买通过这种方式，“资本可以直接向消费者发布其数字化商品，这种行为类似于防空导弹在确定的时间内通过实际跟踪，进而拦截飞机或导弹”这种方式是对电子购物热潮的拓展，并且现在也正对整个北美零售工作造成不良影响。(Manzerolle and Kjøsen2014 : 153)

尽管—或者实际上是因为—这种方式试图通过制造自动控制人员对这些操作进行人性化测试，但应用程序依然有助于消除人类的经济活动，例如苹果公司的 Siri软件。正如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Bratton)所说，最重要、最可行和最有效的应用程序和应用市场平台以“模块化、链接或脱离链接的组合机器协同工作的技能”为“非人类用户”提供服务：

某种程度上，人类用户运用应用程序工作的优先次序是…而这个应用程序实际是对一个必不可少的相反效果的一个不在场的保护，即哺乳动物用户只是通过城市大道拖动每秒10亿次浮点运算的跟踪设备的一个临时必要机制，并重新货币化…这些路线作为算法资本(或算法资本后继者)的空间职业。(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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