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算法

在机器人和应用程序中存在着算法这是一个允许机器学习和提高机器性能的计算过程，“快速执行重复任务，在多个选择之间进行逻辑评估、预测未来、评估过去以及发现被忽视的东西”(Saffer2014)。算法远非一项新事物，但是近年来，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和提供大数据的网络环境的拓展，算法变得愈加普遍和有效(Steiner2012)。算法决定谷歌页面的排名、脸书网信息流的内容、网飞公司的推荐内容及谷歌邮箱附带的广告内容。一名记者对于算法具备的智能控制论程式扩散印象深刻，他表示，“我们不必去其他星球寻找外星人，因为他们以算法的形式生活在我们之间”(Saffer2014)。

如果非要说清楚其中缘由，那是因为算法和外星人生命一样，代表着异化过程的延伸。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工人的知识首先被常规化，其次被编码，并将其变量(人类)的组成部分转化成为固定的机器形式(Terranova2014;Pasquinelli2014a)。机器人是虚构的，机器人通常从视觉上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展示这种异化过程，而应用程序也用非常吸引人的方式进行展示。另外，算法自动化嵌入在无形的软件操作中，通常很难被察觉。这正是《经济学人》所说的“汹涌澎湃的”数字自动化脑力劳动，虽然之前大家普遍认为，这种脑力劳动不会受到机器侵占的影响：

大数据和智能机器的有机结合将会完全取代某些职业；至于其他职业，公司可以用更少的员工来做更多的工作。文本挖掘程序将会取代法律服务领域的专业工作。与实验室的技术人员相比，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对活检进行分析会更加高效。随着税务软件的改进，会计师可能会跟着旅行社和出纳人员一同加入失业队伍。而机器已经可以将基本的体育成果和财务数据转化为极佳的新闻故事。(Economis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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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报告观察的进一步深入，明显可以看出，即使一些很难被自动化的工作，也有可能被算法转换为数据处理技术，这个数据处理技术将这些工作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认知组块，这些认知组块要么外包给网络化的微型劳动者，要么完全自动化。所有这些都让许多观察人士相信，机器人可能在成为全球各地产业线和物流中心的同时，也在大幅缩减办公室里面中间阶层的人数。(Steiner2012)

算法的前沿领域仍然是金融领域，也正因如此，它们可能与人类经济发生的最大危机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在次贷危机之前对金融资本的算法自动化进行研究。这里，我们将进一步关注另外两点：2008年以来，自动化已经达到新的强度，并实现了它所要求的规模。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一规模使它必须对“真实”和“虚构”经济之间的传统区别提出质疑。

虽然高频交易(HFT)在股市崩盘之前已经出现，但两年后发生的重大金融动荡才源于高频交易。在2010年5月6日的“闪电崩盘”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五分钟之内就下跌了600点，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单日跌幅纪录998.5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将其归因于“烫手山芋”的高频销售，这种高频销售大大加强了主要单一销售订单的触发效应(Bowley2010)。高达55%的美国股票交易都是通过高频交易完成的，高频交易使用的算法“寿命可以短至几周”，根据不同股票走势之间的统计关联对交易产生影响。这些做法包括“动量”交易即购买上涨的股票，并预期这个股票会继续上涨，以及“均值回归”预期这个股票会下跌。然而现在也开始考虑在巨大的自反性竞争环境下操作其他“算法”的预期反应。(Adler2012)

为了实现交易速度，从而为自身提供优势，领先的高频交易公司在基础设施上投入数百万美元。在2012年，高频交易公司通过长达700至1000英里、往返时间为14.5至13.1毫秒的埋地光纤电缆，微波每9—8.5毫秒向空中发射信号来实现交易。这种对速度的需求刺激了若干计划，例如，加速纽约和伦敦之间的交易计划，主要是利用“无人驾驶的太阳能无人机来携带微波继电器站，这个微波继电器站可能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大西洋上空盘旋”(Adler2012)。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发布的股票价格在交易者看到它们之前就已经过时了，“就像看着一颗5万年前已经烧尽的星星一样”。高频交易竞争对手已经对它们采取行动，有效“预知”市场走势的算法将对传统订单进行识别并抢占先机(Adler2012;Lewis2014)。高频交易属于机器人下面的子行业，例如自动化的“新闻分析”服务每天要将10万多篇新闻文章转化为可用于交易或者可用于算法操作的数据。因此，金融交易是由自动化机器所主导，在这种竞争中，人类干扰竞争意味着损失，而且这种机器“本身就是目的，它们从经济产物和服务生产中脱离出来，并且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Adle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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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交易的规模上，这种自动化领域使人类经济相形见绌。高频交易通常被认为是衍生品市场中最先进的。在衍生品市场中，在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购买或出售特定商品的权利，都是基于风险进行交易的。许多情况下，这些期货市场的赌注是货币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本身就是进行交易的条件(Valladares2014)。估计衍生品市场的规模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交易是秘密的，这些交易只在特殊电子交易所的“暗池”中进行，因此争议很大。因为它涉及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之间的关系即在交易中投入的货币数量与潜在的利害关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深奥的。

2013年，《经济学人》报道，国际清算银行(BIC)估计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约为600至700万亿美元;并在“发展前景”中指出，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每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约为50万亿美元(Economist2013a)。第二年，BIC报告指出该数字上升至710万亿美元，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大约高出20%(Snyder2014)。另有人估计，“所有衍生品的价值能够达到千万亿美元，超过全球年度GDP的14倍(Sivy2013)。无论确切数字如何，“自经济衰退以来，衍生品的价值已经增长，但是它们仍然存在很大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测的重大损失”(Sivy2013)。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写道，金融资本试图从M转向 $\mathbf { M } ^ { \prime }$ ，但后来，他也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到信贷在商业周期危机中的作用。但他显然没有想到，这会在21世纪初达到如此规模。虽然自治主义者将金融当成资本试图绕过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但他们还没有充分考虑到替代领域资本的范围，这种资本已经建立在试图绕过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可以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资本将货币本身商品化，然后再将交易时间商品化，这是冒着风险进行的一场赌博。有人可能会将其想象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资本自身循环再循环，在某种资本主义的“上流社会”螺旋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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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Bryan)和拉弗蒂(Rafferty)将这个上流社会描述为“元资本”(meta-capital)之一。他们将“基本或简单的商品(小麦、铁、汽车等)”同“元商品”(meta-commodities)进行区分，前者是“历史上早已出现的和劳动的产物”，而后者是“历史上后来出现的，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躲避简单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条件”(2006：13)。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元商品的重要性已经提高”，这些元商品即衍生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是流通的产物，而不是劳动力的产物”，“因此永远是资本’，因为它们永远不会离开”资本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资本主义商品，而不是简单商品，因为后者很少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产生，而元商品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2006：154)。元资本的形成—“与实物资产的所有权相分离，而衍生品的交换很少涉及相关资产的实际交换”为资本提供了极佳的“流动性和自我转化能力”(2006：66)。但这也并不是说它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因为金融资本的惊人扩张起源于全球化引起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异，电子通信为这种过度膨胀提供可能的条件。这个元资本，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天堂——现在是完全机器化的。

未来主义累积

在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麦肯锡研究所(McKinseyInstitute)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布莱恩·亚瑟(BrianArthur)通过两个例子介绍了他对技术状态的反思。第一个例子是登机。现在，他不再像10年前那样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机票了，而是将信用卡或常飞旅客卡放在自助终端机中进行扫描。在三到四秒内，机器就会自动取出登机牌、收据和行李牌。亚瑟评论道，在那三到四秒内，发生了“完全在机器之间”进行的“庞大的地下交流”。因为计算机会检查您的航班状态、飞行历史、座位选择、常飞旅客状态以及安全列表：

与多台服务器互相交流，与正在和计算机通话的卫星交流，与护照检查、外国移民检查交流，与正在进行连接的航班交流，以及根据机身前部还是后部装载多少来调整乘客数量和座位。(Arthu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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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二个例子是“从鹿特丹到欧洲中心的货运”。他再次指出，在不久之前，这一过程可能会通过人力解决：“拿着写字板的人登记到达信息、检查舱单、填写书面文件，并打电话通知前方目的地的其他人”。然而，现在“此类货物通过射频识别门户进行扫描、数字捕获并自动发送”。射频识别门户进行数字化交流，主要通过与“原始托运的人、其他仓库、其他供应商和沿途的目的地相接应，所有程序都保持跟踪和控制，随时重新配置路线…以便在此过程中进行优化”。亚瑟随后得出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说，另一种经济——即第二种经济—是所有这些数字化业务流程都可以相互交流、自动执行以及触发进一步行动，同时悄然形成实体经济。如果我要用形容词来描述第二种经济，我会说它是巨大的、沉默的、互相联系的、隐形的和自主的(这也意味着人类可以设计它，但人类不能直接参与它的运行)。它是远程和全局执行的、始终在线，并且可以无限配置。它是并发型的——是一种伟大的计算机表现形式意味着一切都是并行发生的。它是自我配置的，这意味着它可以不断地重新配置自身，并且它也越来越会自我组织、自我架构和自我修复。(Arthur 2011)

资本对机器创新的驱动最终可能会消除雇佣劳动，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并不陌生。在马克思于1857年写的笔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可以找到它最著名的表达方式，这被称为“机器论片段”①(TheFragmentonMachines)(1973：690—712)。回顾他那个时代的工业工厂，马克思看到了“机器怪物”的出现：

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肢体。(Marx1973：691)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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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中就机器体系下劳动和资本关系发生的重大转变做了深入探讨，国外学界将其称为“机器论片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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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标志着资本对劳动力的最终胜利。然而，马克思认为，这将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资本的自动化驱动最终是自我毁灭性的，因为它成功地用更便宜、更有能力的机器替代人类工作者，颠覆螺旋形推进的能力梯度，即通过雇佣劳动力将剩余价值转移到资本中。通过削弱出售劳动力的需要，先进的自动化将摧毁最基本的资本制度，工资，创造“物质条件彻底摧毁这个基础条件”(Marx1973：705)，并为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扫清道路。

对这段文字的直接解读可以发现，在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压力下，不断发挥作用的自动化系统正在崩溃。然而，再次阅读这篇文章时，我几乎被截然相反的解释所启发。后工人主义强调，提高自动化需要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②或“社会大脑”(1973:705)。它设定这是由包含各种智力、情感或交际工作的“非物质劳动”构成，这也是它能够重新占据“众多”一般智力成果的基础。(Virno 1996; Hardt and Negri 2000)

相比之下，我们的分析表明，非物质劳动本身正在被它所创造的体系排除在外。“一般智力”现在正处于自动化过程中，因为它从减少装配线和日常办公室劳动力转向用新闻处理器取代记者，用翻译程序取代翻译，用具有先例搜索的专家系统取代律师，用摄像机器人取代摄影师，用虚拟全息表演者取代流行歌星以及用密集人工智能取代股票经纪人。这种对“一般智力”的解释所强调的不是非物质劳动的赋权，而是随着全球人口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日益自动化，需求变得过剩，最终产生激烈的无产阶级化和再无产阶级化。

资本也可以看到这种可能性。亚瑟在描绘了一幅“巨大、沉默、互相联系、隐形以及自主”的机器经济之后，承认“对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存在“不利因素”，这是一个“堕落”全球化的影响。然后，他建议采用“短暂的工作周和较长的周末”创造就业机会，甚至改变“工作和有效率的想法”也可能是必要的，并且轻率地得出结论：“系统当然会得到调整，尽管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想法只是众多类似想法中的其中一个。面对北美和欧洲从经济衰退中缓慢复苏的情况，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自动化对就业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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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文来自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企鹅出版社1973年版，第691页。——译者注

②“一般智力”是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社会主体智力长期发展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人才是一般智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一般智力的作用方式也存在着重要差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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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建议是加强教育——就好像这可以召集企业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不是仅仅加强对现有工作岗位的竞争一样。然而，有些人走得更远。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曾表示，如果我们结束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做更多的兼职工作，那么经济就可以轻松运作，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会由此受益(Fiegerman2014)。据报道，排在比尔·盖茨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富豪，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主张将工作周减少到三天，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Davidson2014)。但是这些亿万富翁的声明中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减少或不稳定的工作应该收入多少(而且卡洛斯·斯利姆似乎确实不打算减少工作时间)。

另有些人则更加大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埃里克·布林乔尔夫松(Eric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克菲(AndrewMcAfee)在他们备受赞誉的计算指数化自动化趋势研究成果《第二次机器时代》(2014)中预见了潜在的就业危机。他们认识到正统经济对这种就业担忧的回应，可以保证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一种“跨行业”的新形式工作中，这种工作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但他们仍然认为这次自动化升级太快、太突然，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布林乔尔夫松和麦克菲建议无论公民是否有工作，他们都要有“基本收入”，或者通过设置“负收入税”来获得“有保障的收入和工作激励”(2014：232—8)。尽管他们对于工作设定的等级含糊其辞，但是他们还是会赞成“共享”或“对等”经济，提供很多互联网协调的小额支付交易服务机会。他们的书中甚至还有一个章节具有“疯狂的想法”，其中包括为公民提供企业利润的红利，为非营利性服务活动支付报酬，甚至更疯狂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开展大规模的政府公共工作计划，旨在开展“净化环境”等任务。(2014：247)

某些提议听起来非常激进。例如，“基本收入”的概念已经被后工人主义思想家们大力推动，尽管我自己也曾是提倡者之一(Dyer-Witheford1999)。但是，对于这样的提议，有两个主要的注意事项。首先，基本收入的政治意义完全取决于它所设定的水平。如果它接近较低的贫困水平，它就会成为一种统一杂乱无章的福利制度以及更好地管理大规模贫困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权利拥有者有时候会支持这样的计划。其次，布林乔尔夫松和麦克菲(当然还有拉里·佩奇和卡洛斯·斯利姆)所阐述的计划都没有说出剥夺资本或其人格化，即“1%”，对生产的控制权，或对其创造的大部分价值的控制权。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第二次机器时代》提出的所有想法设想成为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即在加强警务水平的同时，“放置”日益多余的无产阶级，这时机器资本则继续进行商业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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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权会采取这种“改革”措施。相反，在债务偿还和紧缩的前提下，占主导地位的后金融危机线仍然是对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和安全的全面攻击，而失业人员的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对公共服务和国家公共就业的无情削减—例如南欧的国家都无法达到金融资本的预期。尽管如此，布林乔尔夫松和麦克菲提出的建议可以被理解为，如果情况变得艰难的话，这是一项控制资本的“B计划”。

在金融危机之后，就业数量可能最终出现反弹，但是当这造成工资上涨的压力时例如来自低收入服务业工人或下一轮重大金融波动时，它们的耐久性将面临真正的考验。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新兴的“未来累积”在控制螺旋中进一步显现出来。这可以与之前的“原始积累”阶段形成鲜明对比资本的旋风首先削减农民社会、剥夺地球上的劳动力——以及“扩大再生产”其中雇佣劳动和商品消费的循环同时再现资本及其工人阶级。在未来累积中，资本不像在原始积累中一样，而是将学会发挥作用，将人口用于生产并将他们从生产中驱逐出去。人类将以越来越不重要和无报酬的方式，继续提供控制论系统中所需要的“有意识的联系”。随着全球仍然存在对低工资劳动力的追求，因此划分全球的高工资区和低工资区将继续轮换。然而，在机器系统需要的时候，不稳定劳动力的随叫随到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事实已经是：基于136个国家的136000次采访，2013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全世界只有1/4的成年人—或大约13亿人为雇主进行全职工作(定义为每周工作30小时或更长时间)。全职工作的比例在北美为43%，在前苏联为42%，在中东和北非为19%，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为11%(Clifton andRyan2014)。对于这种间歇性的劳动力，工作将越来越紧密地与赛博联合形式的控制论系统联系起来，这些系统是“无意识的”(Head2014)，以富士康、沃尔玛和亚马逊员工所熟悉的方式进行密集测量和监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不是针对有意识的决策，而是针对自主神经的反应，例如，在某些形式的大数据处理操作中已经引用的那些(Andrejevic2015)。在高工资地区，某种类型的“基本收入”计划可能会补充工资的缺乏；在另一些地方，所谓的“非正式经济”将构成一系列生存主义者和勉强糊口的人实践的纽带。在未来累积中，资本的优先权不再是人类工人和消费者的再生产，而是控制论系统的再生产。在生产中，工人与新一代熟练的机器人在广泛的职业范围里直接竞争；通过在线企业对企业以及大数据驱动的市场预测和推荐，流通日益自动化；生产和流通都服从于金融，只是产生波动性运动这类似于轮盘上的球光速交易可以作为其投机对象，而这将是控制论螺旋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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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展望

闪电与雷鸣

旋涡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它们开始形成，发展壮大，初具规模，激起旋涡，动荡不安，失去凝聚力，最后崩溃。虽然旋涡的破裂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当混乱的内部动荡使旋涡环流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它就会发生：在系统内部，水流折回向自身，形成一个死结或者一个细胞，围绕在其他水流周围，开始向与主流相反的方向运动，这个旋涡接着便会瓦解(Lucca-Negro and O'Doherty2001)。在资本的价值旋涡中，这种反转将碰到由阶级构成和积累动力学的改变而引发的阻力。当前的斗争周期标志着其处于这种逆转的初期阶段。这种逆转的发展仍然保持着不确定性，它有可能突然加剧，或者动摇，或者淡出。从历史性角度看，在它展开的每一个点上，旋涡都被它的层间压力和摩擦推动到更高的能量水平，而战胜它只会驱使它进一步“飞向未来”。所以，我们的问题，也是所有飓风的守望者和龙卷风的追逐者都要问研究者的问题:这是要去哪儿呢?

本文的研究视角源于所谓的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先前的工人主义流派。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工人自治，这些工人有能力去抵抗和发现资本替代者。最后，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一如既往地聚集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工人阶级的能力。但是今天，尽管资本采取了迂回的道路，但它却与工人阶级分裂了。控制论与全球化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强化资本主义旋涡基本动力的高潮：是既诱发劳动又驱逐劳动的“矛盾的运动”。现在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由于网络化供应链和敏捷生产系统而卷入的全球劳动人口，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获得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娴熟的自动机和算法软件的驱动机器人、网络、网络机器人和机器人网络，使得资本放弃了那些冗余的劳动力，放弃了剩余人口的使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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