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移动的矛盾”同时引发和释放劳动，但它不是在一个平衡、自我平衡的过程中，相反，它以螺旋式上升的速度向更高的机械强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投入到控制旋涡中，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出这些系统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交通工具、自动呼叫系统和算法金融机器人它们正在蒸发资本对人类的依赖。无数无产者的劳动如开采稀土、铺设光缆、建造基站、组装电脑为技术专家提供服务，而这些劳动正在构建一个由自动化半导体工厂、机器人装配线、云计算数据中心、无人机交付的大宗商品和高频金融交易组成的世界。一段时间的高劳动力吸收、全球化和网络化，随之而来的是加速的驱逐，因为在生产和流通中，新的自动化水平，再加上算法的金融化，使越来越多的资本与工人相分离。

让我们看一些照片。在塞尔加多的《工人：工业时代考古学》一书中(1993)，记录着“男人和女人用他们的手提供世界中心轴的时候”(Selgado1993：6—7)，是那些曾在陆地上工作的人现在要离开了：比如古巴和巴西的甘蔗切割工具，被生物燃料的机器人收割机所代替；西西里岛的渔民和妇女在加利西亚的鱼罐头厂，被巨型拖网渔船和冷冻工厂解雇；在马达加斯加岛附近的留尼旺岛上，工人们白天租用大桶来提取“天竺葵、香根草和香草”的气味，这种气味很快就会被合成生物学淘汰。这里也有工业和采掘工人，从乌克兰的汽车工人到里海的石油工人、中国的钢铁工人、机器时代的主人，但他们自己盯着控制论的机器，就像连接英格兰和法国的欧洲隧道两端的工人一样，他们启动了自动挖掘机器，这些机器在中间相遇，然后因为太过昂贵而被遗弃。有一张标志性的照片，5万名浑身沾满泥土的巴西金矿工人沿着一个露天矿坑的侧面螺旋上升，他们携带着一个金融体系的宝藏。如今，这个金融体系的真正货币不过是虚拟的脉冲。

再加上塞尔加多《移民》的第二卷(2000)，关于游牧劳工从一个工资区穿越到另一个工资区的影像，他们寻求生存，经常发现死亡，在火车顶上旅行，在拥挤的船上观看暴风雨的来临，他们徒步穿越沙漠，越过栅栏，越过边界。在爱德华·布廷斯基(Burtynsky2003)的照片中，无产者们经历过的环境是这样的:满是高耸的石油井架和熊熊燃烧的油井的沙漠；阿巴拉契亚山脉被采矿公司挖空；中国的大型工厂，像小城市一样大；印度的破坏地区，大量的船体被拆除；堆积如山的电路板堆在电子垃圾中；巨大的坑洞里装满了全球汽车生产的汽车轮胎；无尽的高速公路盘根错节，形成巨大的环状，就像地球的信息一样，被外星文明解读。下面是布廷斯基最近拍摄的一组照片《风带》，这些照片由摄影师罗伯特·莱斯利(Leslie2014)提供，它主要记录了在经济危机衰退最严重的时期，从佛罗里达州穿越美国到达加州的景象，“被收回房屋的人和身上带着“愿意为钱做任何事”标语的人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现状，但是“随着这段旅程的进行，飓风、森林大火和干旱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全球无产阶级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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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产阶级努力建立的控制论系统的形象在哪里，它正在被取代吗？也许我们可以在路易莎·惠顿(LuisaWhitton)于2013年拍摄的日本人形机器人的照片中找到它们，或者在亚当·柯蒂斯关于控制论遗产的电影《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Curtis2011)中也可以找到它们。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样图像可能很快就不由人类创造。

半个多世纪前，雅克·拉康(JacquesLacan)在他受控制论影响的《意识现象的唯物主义定义》一书中提出，意识可以理解为一个反映的过程，就像镜子中的形象一样。然后他假设了一个“所有生物都消失”的时刻，只剩下瀑布和泉水还有闪电和雷声。在这种情况下，拉康问“镜子里的影像，湖里的影像它们还存在吗？”他回答说，很明显它们仍然存在：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在人类文明的鼎盛时期，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对意识的幻想，我们制造了一些仪器，这些仪器没有任何大胆的举动，我们可以想象，冲洗胶卷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把它们放在小盒子里，然后储存在冰箱里。尽管所有的生物都消失了，但照相机可以记录湖中倒影的山的形象，或者记录完全孤独地摇摇欲坠的咖啡馆。(Lacan 199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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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不必去想象这样的机器：比如机器人摄影取代了人类拍摄野生动物、奥运会运动员甚至婚礼照片，而无人机摄影则利用谷歌和五角大楼生成的无法处理的图像流，在地球上进行空中拍摄。也许今天的咖啡馆历史上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聚集地—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还会被一架军用无人机先拍摄下来，然后再将其摧毁。

旋风的毁灭

虚无主义哲学家尼克·兰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而是马克思的敏锐读者。他使得《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融为空气”的形象复活了，他将资本描述为周期性袭击海岸线的气旋，在淤泥中留下“冲击波”，在人口居住和耕种的“消失的岛屿”上留下“消失的波浪”，当气旋返回时，立即消耗其先前的残余物：

一旦商品体系建立起来…资本作为一股失控的旋风，其中心是无个人积累的虚拟零点。在其生产过程的顶峰，人类被投掷到新的虚拟当中，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旋风中逐渐被清算。(Land1992：106)

对马克思来说，旋涡的高潮是破坏性的，却解除了对资本的盲目崇拜，这是一种人类控制自己社会命运的解放。在兰德看来，被清算的事物无非是人类自身，人类自身“新的虚拟”只不过揭示了其不可避免的超越，通过一个“无法讨价还价、无法推理、无法表示同情、悔恨或恐惧，而且也绝对不会停止的系统的人工机械过程”，因为在人类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种来自未来的人工智能空间的入侵，这必须完全从敌人的资源中集合起来。(Land 2011:338)

马克·费希尔(Fisher2010)批判兰德屈从于媒体技术幻想的诱惑，忽视了资本低效的劳动力以及低工资的劳动力这一社会现实，同时这也掩盖了不可战胜的人工智能(AIs)的诱惑威胁。然而，尽管兰德的描述极其极端，但他只是对当前涉及资产阶级核心的各种学说的黑暗面的重写，这些学说是由各种各样的跨人文主义者和外向型的人在高科技产业的研究中心我们可以称之为“奇点资本主义”的学说中渗透出来的。按照这一信条，计算能力的持续指数增长将很快突破由人类的形式构成的累积障碍。关于这一构想的思想家包括汉斯·莫拉维克(Moravec1999)，他是“换脑儿童”的元老；凯文·凯利(Kelly2010)是一个自我决定的技术人员；雨果·德·加里斯(deGaris2005)，他期待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终极冲突；最著名的是雷·库兹韦尔(Kurzweil 2005)，他是“人工智能融合”(human-AIfusion)的劝导者，他的理论得到谷歌所有者的拥护与支持，并将他们的兴趣从网络爬虫扩展到自动驾驶的汽车、计算机视觉和尖端机器人。他以提高个体能力和便利性的名义进行推广，这实际上是一个物种自我超越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和人类之间的区别被创造越来越逼真的机器和越来越密集的机器工人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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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资本的再生产需要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产生价值的社会关系必须是人际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有多么不人道。然而，这是控制论一开始就混淆的假设，控制论坚持将不同类型的“信息引擎”转换为“自动机”，无论“金属”还是“肉体”(Wiener1948：42)，然而，当代计算机试图通过消除人类讨厌的“可变性”，转而支持实体——机器人或半机器人—“固定的”和“不变的”，以屈从于资本。奇点理论消除了人文主义者的信心，认为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会通过摧毁价值的基础摧毁自己；相反，它也留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将在一个被毁灭的星球上，以连续不断的更大规模的迭代，创造出一种剩余的人类，而且这个星球除了机器居住之外，不适合所有人类居住。

即使这种前景需要科学虚构的推测，现在也值得考虑。在对资本的有机组成和利润率的讨论中，安德鲁·克利曼(Kliman2012)最近提出，资本积累可以在没有大型消费品市场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原则上，企业也可以通过为其他企业生产生产资料而持续盈利。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阿特尔·乔森(Kjosen2013b)提出，自动机器人——机器人——可能会因为依赖于资本控制的能源供应而产生“无产阶级化”。综合这些观察，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世界：自动化的企业实体在一个完全可控制的价值回路中为彼此生产商品(包括更好的自动化手段)。尽管这个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会遇到技术障碍，比如它们在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和纳米技术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受到阻碍。不过，控制论最初对自动机的痴迷最终可能以自主人工智能的形式达到顶峰，这种可能性正受到计算科学(Bostrom2014)和严肃调查记者(Barrat2013)的关注。然而在许多方面，生产方式的逻辑目的都倾向于机械发展，而这样的结果却可能无法通过一个系统的不懈努力来实现，这个系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隐约可见：“最终，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1964：156)。

第十章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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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正如贾斯珀·伯纳斯(JasperBernes)在2013年的《控制论物流系统》一书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关于资本开发的生产力是否可以被共产主义项目采用的问题，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左翼辩论。列宁著名的“苏维埃十电气化”公式精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重新分配，但更多的非正统的说法表明，资本包容的技术是一个有毒的圣杯，它被植入了抽象和命令的逻辑，以至于需要被彻底废除。在这场辩论中，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思想家各站一边，拉涅罗·潘齐耶里(Panzieri1980)代表了一种坚定的观点，即机器体现了资本的计划，而奈格里，曾经是拒绝和破坏的支持者，现在也是数字再分配最雄辩的支持者。

这些问题与最近出现的“加速主义”关系重大。“加速主义”是一项明确地将土地的“控制论”划拨的提案。“加速主义”的宣言拒绝了当前的“新原始主义地方主义”的倾向，即“地方主义的民间政治、直接行动和无情的水平主义”。然而，“加速主义”也驳斥了兰德的预言，即“人类最终会被抛弃，成为抽象行星智慧的累赘”。相反，它明确宣称“普罗米修斯式的左翼政治”，“在抽象、复杂、全球化和技术的现代性中游刃有余”。它寻求“保护晚期资本主义的收益，同时超越其价值体系、治理结构和大众病态所允许的范围”，找到一种“速度”，它不仅是单向的—“脑死亡”—也是“导航性的”，朝着高科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Williams and Srnicek2013)

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早期的左控制论实验，比如“网络系统项目”，这是20世纪70年代智利总统阿连德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在左翼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的帮助下，试图建立一个计算机经济协调系统(Medina2011)。但是皮诺切特将军的军事政变扼杀了这一实验。然而，皮诺切特将军的例子表明，“尽管当前的全球平台大多偏向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这些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可以而且将被重新编程，并重新格式化，以达到后资本主义的目的”(Williams andSrnice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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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主义响亮的口号“计划的指挥必须与网络的临时秩序相结合”，这一口号被支持者幽默地比做“共产主义天网”，暗指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电影中使用的网络人工智能系统。当然，最好的展望来自一些科幻小说，比如肯·麦克劳德(KenMacleod)的《恒星的碎片》(1994)或者伊恩·班克斯的“文明”系列。加速主义所预期的主要技术—社会可能性是引导自动化为个人和社会发展创造自由时间，以及利用数字网络进行复杂和民主的规划，尤其是应对混乱的气候变化等重大危机：“加速主义推动的是一个更现代的未来—新自由主义天生无法产生的另一种现代性”(Williams andSrnicek 2013)。

加速主义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Mackay andAvanessian2014)，其中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后工人主义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看做是这所学校对重新拨款的可能性的乐观结果。奈格里在《加速主义宣言》(the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上发表了一篇总体上持赞成态度的评论。特拉诺娃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红色堆栈攻击》中，对这一视角做出了大胆的贡献，其中包括对虚拟货币作为后资本主义潜在先兆的讨论。弗朗西斯·斯巴福德(Francis Spufford)的作品处于一种加速主义模式，以他的小说《红色富足》(2010)为起点，讲述了早期苏联在经济规划方面的控制论努力，并探索其可能的更新，以形成一种高度自动化、网络规划，同时彻底民主化的共产主义新概念，其中不仅包括社交媒体，还包括软件代理。(Dyer-Witheford2014b)

然而，考虑到这一方向是很重要的，尽管它先于《加速主义宣言》，但它的直接假设是无政府主义者提群在其著名论文《控制论假设》(Tiqqun2001)中提出，这篇论文最近得到了亚历山大·加洛韦(Galloway2014)的及时验证。因为这篇论文不仅尖锐地分析了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分解阶级反抗的“控制论攻势”，也尖锐地批评了左翼采取同样的控制论概念和技术倾向。

对提群来说，控制论是一种个人适应系统需求的理论，通过反馈循环不断形成社会计划的内化约束，然后作为主观性的自主条件加以体验。无论这些约束和调整有多么温和，它们越是有效，越是累加，就越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承诺的共产主义目标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所有社会秩序都创造和限制了它们内部可能存在的主观自主性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系统的规模和全面性，以及社会化所通过的技术控制的强度是无关紧要的。提群的批评引发这样一个问题：大规模共产主义控制系统的创建，是否会重现与资本主义版本类似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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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控制论者重新利用自主或者自治的范畴，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自我组织、自我参照、自我生产、自我价值化等等，这是过去20年的中心思想策略。通过控制论棱镜，给出自己的规律，产生主观性，绝不与系统的产生及其规制相抵触。(2001)

弱化内部矛盾体制——多个“计划”而不是一个“计划”——可能比那些非常强大的计划更可取，它尖锐地拒绝了地方主义，似乎是在设想：与新自由主义相比，被红色人工智能(AIs)统治真的会更好吗?

无论是加速主义的支持还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对，似乎都不足以应对控制论对共产主义想象力的挑战。共产主义并不是资本倾向的加速，也不只是一种停止，一种“紧急刹车”(Benjamin2003：402)。共产主义是一个转向，是朝着与资本主义不同方向的背离。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当代资本越来越把可变资本(人)的再生产置于固定资本(机器)的再生产之下，而固定资本(机器)是资本阶级的拟人化代表。这是一种加速运动，通过中间机械人或共生阶段向更高水平的自动化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不稳定、非正式工作、失业和贫困在全球的不同区域中出现的过剩人口成为无产阶级化的特征形式。与这一轨迹的斗争必然从当前的旋涡状态开始。在控制论背景下，也必须在一个横向的、对角线的方向上移动也就是说，朝着资本关系的瓦解，以及固定或支配的统治对劳动力的支配移动。

共产主义将优先考虑人类的扩大再生产(在满足和发展需求的意义上），而不是资本。因此，不应该把它同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革命的过程可以使技术得到发展，也可以使人们摆脱对技术的依赖。这样的职位既不是电子人也不是勒德分子①，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反动的本质主义，一种回归到某种被认为是超越技术的人类真实。但它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物种进化”的转变，不是按照资本的要求，而是按照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方向进行(Dyer-Witheford2004)。在资本主义的控制论攻击面前，我们不仅要维护无产阶级最基本的活动安全生育、关爱关怀、粮食、水、环境安全、集体、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活动，同时也要确认，这些活动都是物质的、肉体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可以转移到金属(或硅)的自动装置，因为它们是控制论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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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勒德分子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为机器代替了人力而失业的技术工人，现在引申为持有反机械化以及反自动化观点的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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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主义需要多大程度的控制问题不能只是解决理论上的问题。支持控制论的加速主义和反对控制论的本地化可能会以一种双方都不欢迎的方式相互作用。当前，资本加速技术趋势最可能的结果是，社会、地缘政治和生态灾难导致的非自愿的地方主义瓦解了全球化这一过程。这种危机将产生野蛮的结果，但如果事先有充分的组织，也可以允许创造新的公共形式，通过试验过程，确定它们与重新规划的控制系统之间的契合度。这些试验只能作为“共产主义措施”(deMattis2014)在斗争中展开，这取决于运动所面临的条件，因为他们试图穿越火海，把资本从后面的东西中分离出来。

普遍危机

在《机器碎片》一书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社会上个人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在资本看来只是资本在其有限基础上进行生产的手段。”然而，事实上，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摧毁资本的物质条件(1973：705)。这一碎片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在消除对雇佣劳动需要的同时，造成这样一个爆炸性的局面。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指出，资本似乎是在赌自己有能力去控制这一过程以及有能力去维持一个长期的机器强化、控制和边缘化的项目，并且整合一个危险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固定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主要控制系统中的“有意识联系”。

然而，这场赌博充满了危机的可能性。从图表上看，我们可以说控制论资本面临着就业、生态、敌意和实体等问题。就业问题在这本书中有详细描述，因为控制论生产导致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人口过剩问题。生态问题主要记录在气象超级计算机和卫星追踪站对大气中二氧化碳上升的读数中，也记录在大量其他生物圈损耗指标中。这是商品流通领域长期大规模扩张的结果，而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扩张被控制性供应链不断强化和加速。敌对问题使得战争重新出现，首先是美国的过度扩张，然后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战争突然减弱，造成叛乱分子和资本主义竞争对手走上战场，越来越多地使用帝国霸权以前垄断的控制武器这一局面。在本章中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是，将上述所有问题的管理委托给半自动化系统其中金融系统和军事系统的管理最引人注目其长期后果尚不清楚。这些倾向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多因素的“普遍危机”，这种危机类似于历史学家现在认为的在17世纪的战争、生态灾难以及社会动荡中从英国到中国席卷全球的那种危机，尽管可能会带来更具灾难性的后果，但这并不是异想天开实际上，这是最为明显的现实主义。(Park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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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危机中，无产阶级将会起身反抗，即“自觉联系”的反抗。这种阻力有所不同，因为奇点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基础上，并与之同时发生。即使未来主义的积累清空了北美和欧洲的工厂和办公室，但在世界旧体系的核心体系中，早已完成的原始积累，仍在其新的扩张区域上继续进行土地争夺，而这一流动的无产阶级开始涌入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新大都市，成为新的扩大再生产周期的劳动者。但这些过程会因自动化、全球化和未来积累的金融化特征而改变。由于食品价格剧烈波动，高速交易重塑了原始积累。在他们的机器人替代者上线之前，新的工人阶层几乎没有形成：开发控制论系统的专业技术工人阶层最初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然后被他们构建的控制论系统所侵蚀，使得每一个阶段都在干扰下一个阶段：各个阶段相互堆积。

由于对原始积累的剥夺与对扩大再生产的剥削同对未来积累的普遍人类相互排斥和重叠，全球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不同于前一个时代，而是以奇怪的排列组合起来。最重要的是，全球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再是同样的重复，因为那些旋涡形成的资源不再是前工业化的星球，而是一个筋疲力尽的、充满化学物质的生物圈。在日益膨胀的合成生物学和地球工程学项目中，控制旋涡的加速消耗现在必须从其内部过程中取代。

对于始于2011年的经济周期的结果，没有任何保证，只有一种可能性，即经济周期将在新的金融灾难、新兴和衰落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替代战争以及持续的生态退化的情况下进行。在这个全球无产者的旋涡世界中出现的斗争，不会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也不会很好地相互支持，而是一种杂乱无章的、自我矛盾的流动分离器，反向旋转和反向涡流、剧变，充满返祖性的和进步性的元素，并尽可能多地通过联盟来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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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迄今为止的斗争周期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无产阶级起义内部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表现为激进主义和种族政治的反动形式，渴望回归到资本出现之前的某个神话时代，也可以表现为超越资本的进步愿望(Worth2013)。“先进资本”(Advancedcapital)已经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对抗无产阶级支持的神权主义反现代性的反动运动。这些运动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尼日利亚以及世界各地进行，并且这些运动是由于未来主义积累的破坏而引发。这些倒退运动表现出的决心、军事技能，正如雷托特(Retort2006)所观察的那样，网络呈现出复杂性。而当代共产主义者面临的挑战是找到一个与自杀式炸弹无关，与罢工、暴乱、占领和黑客有关的对等物。这是资本未来积累失业、债务、驱逐、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风暴疏散、海洋酸化以及文明消失的唯一可能的“非”未来。

人文阵线的五个指标

在评论与之完全分道扬镳的工人主义倾向的历史时，马里奥·特伦蒂写道，“工人的斗争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没有开启有组织的革命进程，资本主义将会利用这些斗争为它的目的服务，并且有可能改变这种力量的平衡”(Tronti2012：128)。那么，在今天，“有组织的革命进程”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20世纪的动乱中，共产主义组织以分众阵线为基础，在点上不断推进，不断连接社会力量来对抗法西斯主义联盟。今天，通过控制资本产生的全球危机的规模呼唤“人类阵线”(Macleod2003)横跨无产阶级和再次无产阶级化的群体，并且威胁到中间阶层，联合他们面对迎面而来的灾难之波。

说到“阵线”，这里有双重含义：在气象学中，“阵线”是指控制旋涡内的一股电流，它能逆转并摧毁它的破坏性动量；在军事上，从广义上来说，“阵线”是作战行动的联系纽带。此外，还应采用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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