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在这个旋涡中有三个主要的契机：生产、流通和金融化。生产是风暴的漏斗；流通促使其旋转；金融化使其动荡。马克思的“多普勒雷达”读数解释了其中的代数符号过程。在生产中，旋涡替代了人类的工作能力：劳动力(LP)。这种机器和原材料，生产资料(MP)结合所产出的商品(C)，可以换取的金钱远远超出它们的成本。这种剩余价值的抽出、吸收是这个旋涡的核心，所有其他的过程都是在围绕着它旋转。

商品在流通中被买卖。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思考。首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购买的(M一LP+MP):无产阶级以“工人”的身份出售劳动力以获得工资。在第二阶段，工人生产出的商品所交换的钱比他们作为生产资料时的成本要高(C一M')。在生产旋涡中，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如果流通过程完成(它总是会出现故障或中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会在交换中出现：部分保留为利润，部分投入生产以激活进一步的劳动力，比如机器和原材料，旋涡的循环过程不断更新和扩展，最终就形成了世界市场。(Marx1973：408)

生产和循环的垂直和水平向量提供了价值旋涡的基本动力，然而，其移动力场却是不稳定的。在生产过程中，价格的上涨往往会降低工资的压力，但在流通中，降低工资则会限制消费。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那样，价值提取的机械化减少了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劳动量，从而消除了形成旋涡的基本能量转移。因此，价值的吸力和旋转会在自身的回流和逆流中沉淀，从而中断价值旋涡的自我复制，甚至使其完全崩溃。

为了应对这些不稳定因素，旋涡的自我延续动力产生了今天所谓的金融化更加依赖信贷和债务，导致投机性企图超越生产和消费，直接从金钱跳到金钱 $( \mathbf { M } { - } \mathbf { M } ^ { \prime } )$ 。这引发了巨大的投机泡沫，其崩溃将整个社会置于危机之中。这就是资本的动荡，曼德尔布罗德等人认为，资本动荡与旋涡风暴剧烈动荡的特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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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对资本旋涡动力学的图解雷达可以得出M一(LP+MP)一C$- \mathbf { M } ^ { \prime }$ ，其中生产为 $\mathrm { \Delta L P + M P - C ^ { \prime } }$ ，流动为 $\mathrm { C } { - } \mathrm { M } ^ { \prime }$ ，资产试图直接从M到 $\mathbf { M } ^ { \prime }$ 这个旋涡是机械的。正如一场风暴把大气中的水粒子变成了相变，从蒸汽变成了液体、变成了固体，资本的旋风将劳动变成了一种技术。

这个过程是矛盾的。在旋涡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了一种商品的“价值”，即市场价格可能波动的吸引因素(Cockshott等人2009：136)。但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无产者试图提高工资水平的努力，都迫使资本家用机器取代劳动力成本，从而压低劳动力成本。因此，尽管旋涡的基本过程是人类活动对剩余价值的吸引，但这种转移的结果被转化为金属或硅。旋涡能调动人力，但也能消除人力。然而，这种“移动的矛盾”(Marx1973：106)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平衡，而是越来越多的机器元素的沉淀，螺旋式地走向更高的自动化。

马克思把资本的人力资本(1977：517,600,784,814)—也就是无产阶级—称为“可变资本”，把机器和原材料称为“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的比率是资本的有机组成。这个比率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估计。对机械、材料和人力的物理混合进行粗略的描述性估计会得出资本的“技术组成”。衡量这些元素的价值—人力的工资和机器、材料的成本——给出了“价值构成”(参见Mohun1983)。但是，资本“有机”组成的概念令人毛骨悚然。“有机”原本指的是自然的、生物的，如果资本机械方面的增长增加了它的“有机构成”，那么资本的主体，它的有机本质，就是机械的。

从历史上看，随着资本的吞噬或“包容”劳动(Marx1977：1019—25)，在“正式包容”的早期阶段，使用传统的工业化前工艺工具被纳入商品生产的过程中，机器的使用加剧了。剩余价值的提取取决于将工作时间延长到人类忍耐极限的绝对剥削。在新工厂城市的混乱中，这种野蛮的纪律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崩溃。涡流通过“真正的吸收”使自身稳定，将科学知识和技术聚集在一种“机械制造”系统中。在实际的吸收中，价值提取不需要完全依赖于延长工作时间。更确切地说，它是通过增加机器的劳动，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从而在这种“相对剥削”中，即使资本继续将剩余价值当做利润，工资也会上升。

第二章 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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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主义的资本路径依赖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加速。特别是詹姆斯·瓦特(JamesWatt)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机械化阶段的开始：

这种通用机器(计算机的不可思议的先驱，一台更通用的机器)可以连接到其他机器的巨大装配件上，为它们提供动力，把工业时代变成一个奇怪的控制论系统，一种原始的人工智能，即工业的资本主义，它像吸血鬼一样，是一机器层面的因果关系，它的相关机器就像抽象的价值一样，从下面榨取人类的价值。(Morton2013：5—6)

蒸汽机的产物包括早期自动化的棉纺车和“自我行动的骡子”①，它们改变了生产过程，然后是铁路和燃煤船，它们同样改变了循环的性质，进而为新的重工业奠定了基础。随着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和化学创新的发展，资本的每一次波动都加剧了这一机械化过程。旋涡变成了一种机械的旋风，恩斯特·荣格(Jünger200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看到了这一过程的最终军事结果，称之为“钢铁风暴”，但正如德克·利克(Leach1986：np)曾在20世纪后期的组装线上观察到的，这句话也可以适用于汽车厂的工人所忍受的东西。

利润率

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学家及其批评家马克思都曾预言，这个系统的机械驱动具有潜在的自我毁灭能力。他们用“规律”或“趋势”来描述这一点(Marx1981：317—75)，今天通常简称为“泡沫”。如果价值旋涡的基本动力是劳动力向商品的转移，那么资本的有机组成的增加，即持续的机械化，就会削弱这一过程。这个观点需要一些解释，因为它是反直觉的；接下来要讲的是古列尔莫·卡尔凯迪(Carchedi1997)，他是当代最清晰的泡沫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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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火车。——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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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应用增加了生产率：每单位投资的资本就会产生更多的“东西”。然而，由于人力劳动的减少，每个单位的价值以及最终的卖价都会下降。一个有创新精神的资本家会通过一项新技术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这为正在进行的自动化提供了动力。但是，随着这项发明被广泛采用，整个系统的价格都被重新设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工业经营规模的增长可能会维持大量的利润，但任何特定投资的回报都会下降，从而导致长期的停滞和危机。

在我们的旋涡隐喻中，利润下降的趋势可以被认为与在循环大气的风暴中发生的自我抵消过程相似。曼纽尔·德兰达(DeLanda2011：11)生动地描述了龙卷风风暴中的这些动态：上升的热气，携带空气中的水蒸气(在我们的类比中，活劳动力的虹吸)在一定的高度遇到更冷的温度(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必要条件)。然后水蒸气经历了相变，凝结成雨，甚至冻结成冰(越来越多的技术生产手段的结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释放的潜热暂时增加了气团的上升速度(短期竞争优势)，但是随着上升继续进入更冷的区域，上升的气团被更大的水滴和冰晶所饱和(广义技术采用):它们的重量最终达到了“临界点”，开始以雨点和冰雹的形式落下，把空气拖下来，“从上升气流中汲取能量，最终摧毁风暴的内部机制”。

弗拉普(FROP)假说由此提出，资本的旋涡，在一开始似乎扫除了所有快速冻结的关系，它本身将成为一场冰暴，冻结其生命的能量来源，留下一个僵化和崩溃的机械自动机大教堂，一个自我挫败地追求剩余价值的纪念碑。然而，理论上的复杂变体表明，这种结果会被中断或延迟为周期性模式(参见Carchedi 1997;Kliman 2012)。反复出现的最剧烈的危机衰退或战争——会破坏或严重降低机械资产的价值，并导致许多公司倒闭。这暂时打击了僵化的资本结构，增加了有机成分，并使利润率恢复活力直到一波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再次启动这一进程。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对资本主义“泡沫”的预测也存在不确定性。《资本论》(Marx1981：317—75)中讨论了资本主义潜在的自我毁灭趋势，也承认了一些“抵消因素”，可能会减缓甚至“延缓”它的运行。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对劳动的剥削，例如在殖民地使用“奴隶和苦力”；建立低有机组成的新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早期形式的金融化；以及削减机器和原材料的成本。最后一点对资本主义“泡沫”理论提出了特别严峻的挑战。如果自动化降低了商品的价格，那么它也可以降低自动化机械的价格。这将使资本增加更多的技术构成而不是人力资源，从而使其价值组成保持不变甚至减少其廉价的机械部件。这些符合条件的因素似乎使资本主义的潜在自我毁灭趋势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力矩阵中的一个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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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资本主义具有潜在自我毁灭的趋势是最具争议的思想之一，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有些理论家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泡沫”是资本危机的主要决定因素(Kliman2011)，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逻辑存在缺陷。这些评论家倾向于强调其他的危机动态，特别是，他们关注的是资本矛盾地要求降低工资和同时增加消费造成了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的巨大失衡，这些不平衡可以暂时被借贷、信贷和投机活动的扩张所掩盖，但最终会引发金融危机(Heinrich2012)。然而，这种危机理论也与资本机械驱动有关，因为降低工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更新或廉价。简言之，它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没有人工作的话，谁会去买这些东西？”

马克思(1981：352)认为这两个版本的危机理论是相互兼容的，这是该领域中一些最有趣的工作试图恢复的视角(Simon2011)。但是，弗拉普假说与过度积累/消费不足的理论家之间的争论既激烈又晦涩。其概念上的困难因对利润率的实证测量方法的争议而加剧，即使达成一致，利润率的变动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理论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这场辩论在解释资本为何是一个容易发生危机的体系以及设想替代资本的方案方面确实具有政治意义。弗拉普假说的理论家们指责消费不足的人是伪装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希望仅仅通过提高工资来改革资本主义，而不是废除它，这是一种消费不足的人强烈反对的指责。

然而，这场争论在很多方面都是激进分子的一个陷阱。这是因为它所调用的因素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的资本投资之间的平衡—由于资本自身的阶级结构，完全不受大多数人的控制。人们可能会说，利润率的下降是资本的问题，它的所有者、经理和政治代表必须承担这些问题即使这种交易是以牺牲我们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然而，对于那些被这些策略所影响的人来说，更直接的问题和机会，并不是由资本的组成和利润的构成，而是由阶级的组成决定，这取决于阶级的上升或衰落，即所谓的“斗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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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速度

在资本主义旋涡中，人类的物质被筛入各层，所有的人都是内部的条纹和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等级。“阶级”概念并不是一个枚举的装置，它是一种对个体进行分类的方法，比起在龙卷风中识别一种大气电流，这是一种更重要的方式，这是一种人口普查的空气分子，它是一种权力的概念。德兰达(Delanda2011：12)观察到，风暴产生的大气层必须被理解为“能力”“倾向”和“涌现性”，它们相互作用，往往会产生暴力后果：引发森林火灾的闪电，导致洪水的降雨，将城市夷为平地的风。同样地，资本主义旋涡的阶级层次应该从能力、倾向和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阶级是一种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1983：1025—6)中定义“阶级”一章完成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没有什么问题比阶级的定义更激烈的了(参见Przeworski1977,Draper1978)。由于我们在这里对阶级和控制论的关系感兴趣，我们将定义阶级与机器的关系，然后描述一些理论线，通过“阶级构成”和“斗争周期”的概念来检验这种关系。

资产阶级拥有固定资本，并且是固定资本的代表。固定资本是一种大型机器系统，它与供给它们的原材料结合在一起，驱动生产。无产阶级被这样的制度剥夺了直接获得生产手段的权利，企图出售其劳动力来获取工资，他们被这些机器所取代：是机器的活附属物(Marx1977：614)。随着价值旋涡的扩大，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间阶层”，其中包括经理、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又称“中产阶级”)，他们设计机器、监督、培训和教育机器工人(Nicolaus1967)。在无产阶级内部，出现了各种部分，有相对稳定工资的工人与长期失业的工人相分离，对马克思和许多男性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忽视了一些提供无偿劳动的女性，但是，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并非如此，她们是所有其他阶层的支柱和维护者。

正是这些社会阶层的分离和相互作用，使价值旋涡在运动中不断地旋转。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的挣扎，总是在价值的边界上发生摩擦和波动。然而，资本旋涡的运动也不断地改变着它的社会阶层的构成。这不仅是资本，也是它的劳动力具有变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工人阶级的顿悟，一个以意大利为中心，20世纪中期集中在意大利各地的工厂冲突的组织(参见Wright2002)。工人阶级理论家们颠覆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概念。相反，他们研究了固定资本(机器和原材料)与可变资本(工人)的比率，因为它影响了工人阶级的能力(因为operaismo通常指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我们将在讨论时使用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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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人阶级思想家们和那些后来追随他们脚步的人，将阶级构成的技术和政治元素区分开来。“技术构成”是资本的工作类别的组织，这包括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条件”、分工、管理实践、机械的使用，以及在某些科目中的“再现形式”，例如社区和家庭结构，通过这些形式，阶级关系被延续(Kolinko2002：3)。“政治构成”，是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需要和发展而斗争的组织能力：拒绝、抵制和挪用剩余价值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决定了其颠覆或超越资本主义价值的社会组织的能力：从内部摧毁资本主义旋涡。

资本构成的变化和工人阶级的构成在“斗争的循环”中互相追逐(Zerowork1975)。拉涅罗·潘齐耶里(Panzieri 1980)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不是一种中立的、纯科学的技术进步的过程，而是一种长期的、旨在“分解”工人阶级的反权力的机器。因此，技术工人对早期工业资本的抵抗先是受到泰勒主义(Taylorism)的时间和运动研究的影响，然后又逐渐被福特工厂的机械装配线缓慢地分解了。然而，这样的改变可能成为工人阶级“重组”的基础。创造福特主义工厂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也产生了工人阶级的新技术构成，其政治力量在于其“停止生产线”的能力，停止了其植入的巨大机械装置，使其瘫痪巨大的固定开销，其盈利能力依赖于持续运营。将工作简化为装配线的同质性和单调性的结果是，产生了“大规模工人”组织，这些组织使得20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制度深感恐慌，并且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发展创造了基础。

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做了其他的革新。一是确定“斗争循环”(Alquati1974;Bell and Cleaver1982)，平行但颠覆资本循环。资本的流通涉及商品交换中剩余价值的市场实现，这一过程中运输和通信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斗争的循环，涉及对剩余价值的提取的抵抗，通过无意的连锁效应的罢工和其他行为或故意团结起来构建一个更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拉蒙诺·阿尔科蒂(Alquati1974)写道，工人们在其他地方学习斗争的方式，如通过电信和由“垂直水平链接”构成的“网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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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主义”(Operaismo)的一些分支指出，资本不仅存在于生产阶段中，还可以在包围和服务于它的整个“社会工厂”中进行。这些想法对于一个行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最终脱离了最初的组织。这一“家务活工资”运动提议，家庭主妇们在为儿童和家庭进行无偿劳动，为资本主义做出了一种无形的贡献(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2; Fortunati1995)。这种运作方式的分支，不仅使工作场所，也使劳动力的再生场所即人们在家庭、学校和福利机构工作时受到抚养、培训、教育和社会化的场所陷入困境。

所谓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此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资本主义旋涡的螺旋式扩张增加了其破裂、不稳定和毁灭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及其自治主义分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饱受争议。虽然战术和组织问题在这些分歧中处于利害关系，但在根本上是重大的理论分歧。对“工人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它对工人阶级的看法过于“纯粹”，导致了不现实的、危险的浪漫主义的斗争策略。这就承认了价值旋涡中的劳动包围。然而，这也暗示了工人阶级身份的一个核心“反对”资本—一种天生的抵制倾向。

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力”在商品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工人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的卖家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因此，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商业交易，这种交易或多或少是经过讨价还价的，但其本身并不与一般的商品化相矛盾。“工人”的主体地位并没有“自主权”，而是由资本来定义的，因此它不能自发地提供足够的依据来反对资本主义。这种批评来自各种理论观点，包括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是对先锋派党组织的肯定。然而，它也被其他“极左”组织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所采用，他们指出了工人阶级对程序化的、自上而下的党组织的怀疑。

其中之一就是理论共产主义(TC)，他们为近代的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依据。和工人主义一样，理论共产主义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过在法国，而不是意大利。理论共产主义和工人主义都提出了“奋斗周期”的概念(Simon2011)，但与其说是展现了工人运动力量的时期，不如说是他们反复失败的时期。理论共产主义者认为，这些不能仅仅从错误或背叛的角度来解释，而应该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影响”的内在原因来解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作为一个单一体系的两极被整合在一起。(Endnotes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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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融合在历史上已经愈演愈烈。在早期的资本主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资本之外的人，是一股敌对的、不受约束的力量，是被强制压制的。随着资本对生产的渗透，越来越正规的工人阶级通过工会、政党和国家福利等机构，被吸收为资本的一部分。加强群众工作的因素也使其在资本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讨价还价的对话者：资本的再生产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在工人阶级权力的基础上提出的对资本的所有方案改革，从国家计划到自我管理，以及各种自主选择，实际上都可以被资本消化，作为改善价值提取的方法。然而，理论共产主义提出，资本将无产阶级作为生产要素加以利用或驱逐的强迫性冲动最终会打破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这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被通俗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私有化和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技术攻击。理论共产主义者们(TC2011)做了一个帕斯卡的“赌注”，面对这种不择手段的攻势，改革派是不可能妥协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思考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的一根支柱的存在。

共产主义理论似乎与自治主义的革命乐观主义截然相反。它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后工人主义路线及其自发统一的群众概念提出了批判。它坚持认为，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对资本的影响导致了其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分歧和冲突。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理论坚持认为，这种分裂转向革命结局似乎是非常难以置信的，因为没有积极的斗争来克服自治主义者理论化的这种分裂。因此，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与自治主义理论是相对立的，这些自治主义的思想不是针对群众，而是针对无产阶级化，并将其理解为资本和反对资本的矛盾过程，旋涡内有一股本身可以扭转以摧毁其中的固有部分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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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旋风

在价值旋涡中，机械元件的强化发生在战争和经济危机引发的突发冷凝中。最近发生的冲突，即控制论革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引起的。数字计算机和数字网络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孵化，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敌人而开发的。然后，它们迅速迁移，形成了商业产业的基础(仍然受到军事合同的补贴)，首先将计算机卖给其他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将它们作为自动化武器和内部阶级冲突的外包，然后，随着处理能力的提高和成本和规模的下降，随着一代又一代消费品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下的日常生活中，制造出了非常丰富的日常生活。

这种“数字资本主义”(Schiller1999)从美国开始，然后转移到欧洲和日本，总部基本设在这些发达地区。尽管如此，它还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向外扩张，改变了其核心和外围地区的关系。遵循早期研究的路径(Robins and Webster 1988; Garnham 1990; Manzerolle and Kjøsen 2012),这场控制论革命的后果可以从资本的“旋涡”产生、流通和金融的三个时刻中体现出来。

在生产中，控制论作为一种新的自动化强度出现，用一种新的固定资本改变了劳动过程。这首先发生在制造业，随着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和计算机引导的系统化灵活生产组合的出现，伴随着新的工作场所组织形式、全面管理控制系统的出现，对新型劳动主体性的要求与大众工人的要求大相径庭(参见Roth2010：210—11)。这些工业应用不久之后，办公自动化越来越普及，同时出现了新形式的文化产品—网站、视频游戏、基于数字技术的聊天室，并且与循环的控制论密切相关。

在流通领域，控制论将其作为网络的入口，或者说是网络的网络，互联网，在将商品从生产中引入市场的流通过程中，它体现为资本销售的加速，因为网络计算机被用于广告和购物，从电子营销的原始形式，如弹出式广告和商业门户，到在Web2.0中实现的跟踪和预测的强度，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可以获得数百万用户的免费劳动和个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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