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2008年之后——意味着如今的新增就业速度比过去10年要快；2013年，推特的股票发行让1600名员工成为百万富翁。(Florida2013)

然而，硅谷仍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不平等大熔炉。正如乔治·帕克在一份用词尖锐的起诉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对迪格拉提(thedigerati)对进步政治的自命不凡感到不满：

在硅谷有大约50位亿万富翁和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创了纪录，在过去的两年里，无家可归的人数增加了20%。在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的几十年后，硅谷是美国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Packer 2013)

圣何塞的圣心社区中心每年为大约7万人提供免费食物，包括家庭、工作夫妻、残疾人和老人。它距离谷歌、脸书、苹果和其他公司的高科技园区只有几英里之遥，这些园区“设计成功能齐全的社区，而不仅仅是办公场所……”封闭的园区，让科技工作者远离与周围社区的偶然接触(Packer2013)。在脸书的大楼里，“员工可以吃寿司或墨西哥卷饼，举重，理发，干洗衣服，看牙医，所有这些都不需要离开工作园区”。这个工作园区环绕着一个“模拟城镇广场”，这个广场的混凝土表面装饰着“HACK”这个词，字很大，大到可以从空中看到。(Packer2013)

2014年，食品券的参与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在过去5年里，每4名硅谷居民中就有1名西班牙裔的平均收入下降到每年1.9万美元左右的新低(Mendoza2013)。随着贫困社区的公立学校年久失修，缺乏基础设施，私立学校的入学率激增(Packer2013)。从2009年到2014年，住房成本再次翻了一番，而中、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因此“护士、幼儿园教师、保安和园林工人选择从成本较低的内陆郊区通勤数小时到工作地点”(AP2014)。2014年，保安人员在苹果股东大会外集会，要求提高工资。他们拉起的横幅上写着“硅谷怎么了?”(AP2014)。

在过去的10年里，软件生产从硅谷向北扩展到旧金山和旧金山海湾区的边缘。在美国最大的50个城市中，2007年至2012年，旧金山的收入差距扩大幅度最大(AP2014)。像推特、点评网、声田和谷歌这类公司的高科技专业人士的涌入改变了这个地区，大幅提高了房价、收入差距和城市的紧张局势。谷歌巴士的车队将员工运送到公司位于山景城的总部，并将员工运送回来—“市内一些最热门的餐厅在有穿梭站点的社区中拔地而起”(Packer2013)—已经成了一个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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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谷歌巴士看起来就像是一副“头脑冷静”的资本主义的面孔，这里面的人太有价值，甚至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自己开车。在同样的空间里，无家可归的人不值得拥有私人空间，或者是最低限度的舒适和安全；就在塞萨尔·查韦斯大街上的谷歌公交站旁，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站在那里，等着建筑行业的雇主来接他们，或者被政府逮捕并驱逐出境。(Solnit 2013:35)

巴士成为抗议中产阶级化、流离失所和拥堵的目标(Goode and Miller2013)。公共汽车上的标语上写着：“中产阶级化和驱逐技术:综合迁移和文化消除”和“关闭谷歌”(AP2014)。就在工程师和设计师对苹果、谷歌、英特尔和奥多比等公司合谋压低工资的时候，“在法庭上团结起来反抗老板的科技员工发现自己遭到了阻挠，抗议者封锁了谷歌巴士”(Pollak2014)。示威活动还引发了对计算机行业更广泛的批评：一个反动派团体，分发传单，指责谷歌“建立了一个监控、控制和自动化的无意识世界”(StreitfieldandWollan2014)。在一封致《华尔街日报》的公开信中，风险投资家汤姆·珀金斯(TomPerkins)将他所称的“1%的战争”比作“富人”与法西斯纳粹德国的战争：1930年，水晶之夜是不可想象的。它的后代“进步的”激进主义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吗?几天后，他就退缩了，说他的措辞很糟糕。(AP2014)

这些事件让硅谷的一些大公司感到羞愧或害怕，它们加大了(或开始)对当地反贫困组织的捐赠。业主和专业人士还继续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改变世界”的数字创新，严肃地讨论硅谷能否通过慈善发展项目“拯救世界”(Kenny and Sandefur 2013)。他们确实改变了世界，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开创一种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加剧了资本上层和下层之间的鸿沟。计算机产业在应用自己的网络和自动化发明创造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阶级组成，这使得全球分工和劳动力的技术清算变得更加激烈，这两种明显矛盾的趋势都被部署在资本的优势上。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随着硅谷的发明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这种模式将如何在更大范围内被重复。

第四章 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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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共同体

傍晚，数百万农民工结束了在家乡度过的短暂春节假期返回城市。他们在经历数小时的旅途后，穿过拥挤的火车站，回到自己的宿舍。第二天早晨，他们会穿上制服，涌向像城市一样大的工厂街区，开始匆忙轮班。装配线在等着他们，托盘上是无数机器的零件。

在世界各地，人们一醒来就会立刻伸手去拿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去寻找朋友、分享新闻，了解诸如聚会、会议、艺术家、爱人、学校的相关信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每一次点击都被追踪、被记录、被保存起来，被用来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推荐，分析他们的倾向，以便重新调整广告，调整信息流量，实现收入最大化，并调整现实。

整夜里，只出没于闪耀华丽的金融大厦电脑屏幕上的软件代理在电子环境的暗池中翻滚涌动，它们以毫秒级的速度竞争、进化和繁殖，彼此寄生，从每次攻击和逃避中学习。工厂、商品和大众的价值随着他们孤掷一注的挣扎而浮沉，突然间，百万家庭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在前一章中，我们研究了计算机行业的阶级构成，现在，我们转向研究更广泛的关于阶级的控制论和分化重组理论，重点是互联网在重新配置中美两国无产阶级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场动荡的重组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这一分析将集中在控制论旋涡的循环流上。在旋涡中，剩余价值被虹吸成商品形式的生产是阶级构成和分解的起点，但生产以多种方式与流通联系在一起。在流通中，商品包括创造商品的商品，即劳动力都被买卖；而在金融化中，信贷、债务和投机过程加速了流通，或者导致经济崩溃。

第五章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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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是一个不同于生产的过程，它不是通过抽取而是通过加速来增加价值；它并没有把劳动力的价值吸进大宗商品，而是加速了大宗商品的交换过程，增加了资本的周转率，即它从大宗商品变成货币，然后又回到创造更多大宗商品的劳动过程的速度。金融化加速了这种循环，试图越过生产和交易，通过债务和投机的赌博的获益方式，直接从钱衍生更多的钱。这些循环过程既是阶级组成的反弹，又是由阶级的组成所形成的。

布莱恩·马克斯(BrianMarks)的《自治主义分析》(2012)调查了中美两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循环联系和变化，在世纪之交，他们的反常联系形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轴。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在三个控制论维度中考察了“中美共同体”(Ferguson2008：283)的形成，所有这些都涉及商品的流通。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农民工(主要劳动力)进入电子供应链末端的流水线来生产廉价的数字设备的情况。其次，我们研究了这些设备是如何在美国乃至全球为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使用提供基础的，而互联网越来越致力于利用用户的免费劳动力促进商品流通。第三，我们看到了网络、自动化和算法是如何促使金融业崛起的。金融业从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和在线免费劳动力中获取利润，催生了信贷、债务和投机，先是加速了大宗商品的流通，然后又在次贷危机中崩溃，导致世界经济濒临崩溃。这是一个关于链条、网和泡沫的故事。

1. 链条

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将“世界工人”“全世界无产者”称为一场“什么都不会失去，除了失去锁链”“失去的唯有自己头上锁链”的革命。如今，这些链条是供应链，不是激进的劝告，而是管理艺术。它有许多相近的同义词和复杂的阐述“价值链”(Porter 1985)，“商品链”(GereffiandKorzeniewicz 1994)，“生产网络”(Henderson 2002;Levy 2008)—“供应链”指的是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将每个要素分散到优化劳动力成本、获取原材料或接近市场的地理位置，然后使供应链形成一个连续的、集成的序列。

第五章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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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原始形式中，供应链总部在全球经济的高工资领域进行研究、设计和营销，将制造、组装和后期办公功能分包给新的工业化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它们可以随着市场波动迅速扩大或缩小规模，并将采矿、废物处理等诸如此类的活动送到让他们消失不见的献祭区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资本分解工业工人，突破了之前的全球划分，将其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并使自身蜿蜒穿越全球，供应链成为全球无产阶级技术构成的关键。

供应链是由控制论构建的。正如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Baldwin)在一篇清晰的管理方面的论文中所观察到的，“当蒸汽动力大幅削减航运成本时，全球化实现了巨大飞跃；当信息通信技术大幅削减协调成本时，又产生了另一种情况”(2011：4)。在工业时代，生产集中在不同部门或“海湾”的工厂里，因为协调生产过程需要“物、人、培训、投资和信息的不断流动”。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电信变得廉价、可靠和普及，再加上“计算能力、传输能力和软件方面的巨大进步”，“协调黏合剂”开始松动。“在地理位置上分离制造阶段将工厂拆分开来变得越来越经济”。鲍德温指出，最根本的变化是信息通信技术“使富裕国家的公司很容易将他们在国内开发的高科技与国外的低薪工人结合起来”(2011：6)。

电子邮件和可交换的软件包使企业更容易实施远距离的管理工作。供应商与连锁“领头企业”的关系越来越多地由“模块化生产过程”和“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常规化接口”决定(Levy2008：7—8)。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做法催生了电子数据交换格式，它为通过任何电子手段交换数据设置了标准，以“增强供应链伙伴之间的通信”(BonacichandWilson2009：5)。然而，供应链连接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们创造了“物联网”(Gershenfeld等人2004)。关键的创新是IBM在70年代早期开发的通用产品代码或条形码，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感官工具的商品通过电子方式相互“交谈”，将它们的地点、目的地和价格告诉他们的主人，不可思议地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来源的黑色幽默幻想。这是一场“物流革命”的组成部分，在这场革命中，通信和运输通过详细的控制论跟踪、库存控制和劳动力监控系统联系在一起。(Bonacich and Wilson2009;Ber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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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Cowen2014)

随着供应链的长度和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彼此相交形成错综复杂的供给和生产网络，管理它们的控制论本身就成为一个完整的资本分部门。整个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是由诸如微软、甲骨文、恩柏科和思爱普等厂商所出售的，在市场变动时提供自动警报以及模拟场景，并评估更换供应商、转换运输方式，建立新路线，提高产品价格和突然出现的劳动力问题的影响。其目标是打造“精益”和“敏捷”的供应链，要找到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在从生产到最终销售的每一个阶段，将商品以最低成本和最快的速度进行转移，并有能力识别和绕过实际或潜在的问题。

大公司会开发自己的系统。沃尔玛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它是一个庞大的以零售为主导的，将物流革命和即时生产联系起来的供应链。到21世纪中期，它的数据中心每周都在追踪超过6.8亿种不同的产品；条形码扫描器和销售点计算机系统每天识别并存储超过2000万的客户交易信息。卫星电信直接从商店连接到中央计算机系统，从中央计算机系统连接到供应商的计算机，以便自动重新订货。其对通用产品代码的早期采用使所有产品的无线电频率识别标签都达到了更高的要求，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中对商品、工人和消费者进行追踪成为可能。(Haiven and Stoneman 2009)

供应链对阶级构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粉碎汽车行业中大规模工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从旧工业中心到新的出口区域的流失加剧；在21世纪初，不仅是汽车生产，还有造船厂、纺织厂、电子工厂和化学加工都被转移了(Roth2010)。建立和运营供应链需要对运输和通信行业进行彻底重组，这使得码头工人、卡车司机、水手、飞行员、快递员、仓库和配送工人面临巨大的资本压力，这些领域成为阶级冲突的爆发点。我们将在第九章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最大的变化是在供应链的末端，北半球的限制工业化，既是南半球农村人口减少的原因，又是其影响，千百年来供养着地球上大部分人口的自给农业在世界市场的压力下逐渐崩溃，形成了原始积累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无地劳动力提供了资本的早期无产阶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涌入庞大的新都会(Davis2007)，以在“非正式”经济中维持生计，试图进一步向全球北部的服务业转移，或进入墨西哥、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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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尤其是中国的工厂和出口特区。

1978年，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向世界市场大转变，开始拥抱世界市场，国家对外资开放。自由企业是由党的官僚机构执行的，资本市场伴随着政治精英和跨国公司相互讨好的巨大腐败，这一过程还引发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在过去的25年里，大约有1.5亿到2亿中国人从农村搬到城市，他们被农村的集体生活的解体所推动，也被工资和城市生活所吸引。但并非所有人都进入了工厂，大多数人在“建筑、清洁和维护房屋、零售贸易、街头贩卖、维修服务或家庭服务”中发现了“非常规就业”机会，与地球上其他地方“非正规”就业激增相对应。（Hart-Landsberg2013:49)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在新“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中，国内移民占到了70%(Hart-Landsberg2013：47—9)。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5倍。2003年，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加拿大，并在2007年超过加拿大。服装、鞋子、玩具、家具、电器、轻工产品和电子产品从中国工厂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其中多数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部门，其在2000年之后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他们被巨大的工资差距所吸引。在中国，2002年的制造业工资大约是美国的2%，2008年上升至 4%左右。(Hart-Landsberg2013:43—5;USDept. ofLabor 2011)

中国的工厂不仅与数字供应链相连，而且在这些供应链上还建立了联系。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国，跨国公司(TNCs)生产了中国大约85%的高科技出口产品。领先的是将笔记本电脑、主板和显示器生产转移到大陆的台湾制造商。最大的问题最终将是鸿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0年成立了中国子公司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计算机、视频游戏控制台以及以后在这些工厂生产的智能手机主要销往北美市场，并且通常由北美公司分包，在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创建了一种“三角关系”(Lynn2005：63)。电子和电气设备行业是吸引农民工的，到2006年，农民工占了该行业劳动力的一半，大多数人在深圳的珠江周围的中国南部沿海工业区工作。(Hong2010：61)

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一书中，劳工民族学家潘毅(Nga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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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自己在深圳一家电子工厂的“打工妹”经历。打工妹和他们的男性同行打工仔，并不符合中国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概念，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定义是国有重工业的工人。“打工”的意思是“为老板工作”，还有“一次性”这个新术语，用来描述潘毅所谓的“后社会主义”对劳动力的资本分配(2005：12)。打工妹是农村人，她们年轻，具有流动性，通常在“婚前生命周期”(Ngai2005：6)期间在工厂内工作4—5年，打工妹是城市居民的蔑视对象，也是雇主的剥削对象。

潘毅详细描述了“主观化”的过程，即企业通过“劳动挪用技术”，通过实行专制的监督、重复的操作以及利用他们的农村和女性身份的心理和物质的贬值，将“打工妹”塑造成一个“劳动力大军”。在中国的国家管理的住房制度下，外来人口需要缴纳登记为临时城镇居民的费用；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即使出生在城市地区，也无法获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福利(HartLandsberg2013：51—5)。这种制度迫使工人住进宿舍，使“外国和本地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时间，并榨取劳动力，而不用担心长期的劳动力繁殖问题”(Ngai2005：5)。潘毅描述的情况与深圳其他工厂记录的情况一致: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小时80—90美分的工资；没有有效的工会保护；拖欠或不支付工资；高事故发生率，其中包括有数十或数百名工人死亡的工厂火灾。

但潘毅还描述了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家族父权制的三重压迫”(2005：4)时，打工妹发展的“自下而上的生活策略”，改造公社村的传统，创造相互支持的集体，改变了传统束缚外的父权权威和地方主义。女性的身份，使其成了歧视的对象，成了一种“小规模抵抗”“抗争的次文体”①的基础。潘毅写道，当工人们对生产线的加速反应是昏厥、月经疼痛、其他疾病和心理危机时(Ngai2005：2)，当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农民工面临的困难会阻碍他们的政治组织发展。然而，在2004年，她所称的“农民工越界交响曲”(Ngai2005：6)突然爆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罢工袭击珠江三角洲的工厂。中国开始成为新的“全球劳工动荡的中心”(Silver and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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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本人将minor genre ofresistance翻译为抗争的次文体，参见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载于《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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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然而，与此同时，打工妹制造的数字设备又回到了供应链，并正在改变北美的面貌。

1. 网

到20世纪90年代，北美的制造业工作都是自动化和外包的，而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但消费仍占美国GDP的70%左右(Lapavitsas2013：274)。如果说中国是世界的新工厂，那么美国则是它的购物中心，美国持续在全球人均家庭支出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竞争者与之竞争(WorldBank 2014b)。由于这些措施不包括购房这个主要的项目，他们大幅低估了美国的消费，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资本家和硅谷软件工程师等新中产阶层的奢侈消费。但北美的无产阶级也在购买，这是因为有两到三份收入的家庭变多了，而进入有薪工作的妇女弥补了工资的下降，通过借贷以及主要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这些都使得北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增加。

北美工人不仅在消费，而且越来越多地在流通领域工作，向其他消费者销售，因为去工业化导致就业机会转向服务工作。到2000年，包括广告和促销活动在内的零售业雇用的劳动力比例与制造业一样高。沃尔玛取代通用汽车成为美国最大的雇主(US Dept.of Labor 2013)。它的低工资工人、更低工资的供应商、最低价和巨额企业利润的组合，概括了美国经济的动态。其他与消费相关的工作领域包括旅游业、酒店业和文化产业等领域，它们的电影、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网站和数字产品都是商品持续流通的对象和载体。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末最伟大的技术发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销售引擎。如果说数字革命的肮脏秘密是供应链，那么它的优势面似乎就是互联网创造的巨大的交流。然而，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这个网络越来越被定义为一种产品转换为商品的流通途径，它有助于消费活动、广告流动、获取销售和跟踪消费者。这样的命运在其起源时并不明显。从那一刻起，黑客们就开始在五角大楼的航线上建立网络，他们组织的不同模型在以净速度移动的子循环中进行竞争。

在互联网的早期阶段，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政策将商业排除在“研究和教育”之外。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尽管互联网与商用计算机、商用电信和私有网络并驾齐驱，但它仍然是一个“临时自治区”(Bey1991)，是早期中等阶层用户的反文化游乐场。这一刻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深刻的考古痕迹一开放的网络架构、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碎片和搁浅的网络文化殖民地在控制旋涡中旋转，即使在它远离它们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包容程度也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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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最初规模很小的互联网人口先是稳步增长，然后突然急剧增长：在1997年，美国有18%的人口在家里使用了互联网，但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1%，到2011年至72%(美国人口普查局2003年至2011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数字设备成本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低工资生产的结果。1999年至2003年期间，美国电脑和外围设备消费价格指数大幅下跌，随后继续下跌，但幅度有所放缓。随着在线用户数量的增长，美国资本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是商品化的潜在领域。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政策的改变稳步建立了一个私有化的、放松管制的、商业友好的“信息高速公路”。创建了“.com”地址，将域名分配外包给一家收费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联的公司；因特网的电信主干的所有权，其他网络连接，被卖给一个公司。这些高层的变化使得商业风险在整个系统中不断地下降。习惯了非盈利道德规范的“网民”以自由意志主义愤怒回应。投诉烧毁了电子广告客户的传真机和服务器。一名高级系统管理员试图将官方的即商业的—网络从最初的无商业系统的剩余部分中分离出来，直到联邦调查局拜访了他：资本化来势汹汹。

互联网成为企业扩张的新前沿信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微软和新兴的网景公司之间的“浏览器大战”，目的是控制技术，让人们可以轻松访问万维网，这是一场由垄断企业赢得的竞赛。随后的数字淘金热涉及许多参与者：计算机部门，软件和硬件的生产；铺设有线及无线连接的电话及有线电视承运企业；零售和企业对企业(B2B)领域，试图超越传统实体企业；媒体公司竞相寻找娱乐和新闻的数字渠道；一直处于前沿的色情行业；早期的搜索引擎，深陷排名欺诈和门户网站的泥潭；eBay的在线拍卖；随着电子广告领域的不断发展，很快就产生了自己的专门机构。1991年，只有大约181361个“.com”主机，占总数的12%;到2000年，有32696253个商业网站，占总数的35%(Dyer-Witheford20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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