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 2：感性的灾难

这个再机关化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且以其不同的历史形式出现，那是因为在感性的谱系化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感性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这一点我将在第四章详细描述。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去功能化就是一种受信者的去技能化，他变成了简单的消费者，仅此而已，例如在音乐领域中，“音乐人”①或者“爱好者”②；而再功能化则是一种对生产/消费体系的融入，在这个体系中，通过感觉性所允许的机械转折，某些新型关系得以形成，首先是身体器官（包括大脑，正如勒雷先生所强调的那样）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人造器官之间的关系，人造器官主要是指机械和仪器，使得做事技能与生活艺术形式化，而感觉的身体在过去恰恰是这些做事技能与生活艺术的承载者；最后则是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组织在这般条件下，恰恰成为超工业控制社会的器官学组织。

在这种再机关化中，正是美学和感性事实的主角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发生了转化，甚至被打乱，以至于参与的丧失成为大量存在的事实。

然而，当前提出的问题关乎未来，这个未来也会前来搅乱当代的局势。如果说生产者的无产化，它导致技术个体即曾经的工人让位于机器技术个体——这就是西蒙东①《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的论据—那么下列想象似乎就不太可能，即文化和认知的仪器将纯粹而又简单地取代美学与感性的个体（正如在生产的最无产化阶层中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同样不太可能的是，能意个体化的新型形式以这种方式重新配置。

① 参见上文，第15页及以下，另见下文第86一88页(本译本页码)。

② 参见上文，第7节，另见下文第141页及以下(本译本页码)。

第二章 装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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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和轰动所构成的能意，它现在是而且将来也还是一个循环，是一个欲望的循环。其人造器官层是一个正在进化的载体，它孕育出身体器官和社会组织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但是它既不能消除这个感觉的身体，因为只有身体具有感性，也不能消除社会组织，因为在社会组织中只有象征化的惊呼循环，而只有通过这个象征化，心理个体化才能物化为集体个体化。（这正是我在前一卷第三章“蚁穴的寓意”中所讨论的内容)

这本第二卷的目的，就是要打开器官学全面革命的前景，打开机器能意感觉性的双重重叠时代的前景，建议一个另样未来的愿景，以便在这些问题的视野中找到一个突破口：要做的就是在配备仪器的方法上有所进展，恕我斗胆，就是要朝着这样一个愿景前进。

我已经回顾过这一事实，即在前工业革命时代，若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音乐事件本身，要听到音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参与可以配置成诸种形式，从吉伯特·鲁热所说的音乐人到业余音乐家都有，在留声机还没有进入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他们学习钢琴、小提琴或视唱，以便能听赏其时代的音乐。①

① 奥比耶（Aubier)，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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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这个在仪式上此起彼伏响起的音乐，激发了信徒们的迷幻，使他们翩翩起舞，此时他们已经被音乐附体。谁奏的音乐？谁在拨弄这些乐器？谁在敲击这些鼓？谁在唱着这些歌曲？无论所说的崇拜是什么，重要的是要做出区别，即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两类人，一类人的行动明显是专门负责演奏音乐，可以称他们为音乐司仪，我们将称之为音乐家；另一类人的活动具有插曲特征，或辅助性质，或次要性质，他们也参与音乐演奏，我们则称之为……音乐人。②

显然，所有的感性记载提出的不是同类乐器学问题：正如乐器在音乐中是不可缩减的工具一样，包括声音、话筒或计算机，造型艺术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é）必须有待展示。初次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观赏一幅画或一尊雕塑而无须了解它们生产的条件，无须“演奏”它们，像演奏音乐那样去演奏绘画作品。

① 参见上文，“朗读者配音序曲”；也可参见尼古拉·多南的《音乐学乐器》，载《水印》，《面向被组织的视听：“标的视听”计划的若干方面，声学与音乐协调研究所》 (« Towards organised listening : some aspects of the “SignedListening”project，Ircam»)，音响组织，2004年4月，剑桥大学出版社，待出版。还有《排练工作：两种视听装置，音乐再生产的两个时代，从一战到二战后》，《循环》第14卷第1期，蒙特利尔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鲁热(Gilbert Rouget)，《音乐与迷幻》，第 202 页。

第二章装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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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面的显而易见，却是我们开始怀疑的事实，只要我们对其主题稍做观察。对这样一个主题稍做观察，就是假定将其载入历史：载入美学角色再机关化的历史。如今正确地提出再机关化的问题，就是描述斗争的赌注、目的和手段等方面的特点，这场斗争将使再机关化以积极的方式发展，基于其本身的动力，而无须召唤一种面向先前境况的回归：不必变成反动力，不需要去神化一个业已过时的过去。

关于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每个章节都会谈到，而每次都有一个专门的视角。对该问题的考察将对照《怀疑和失信》中所进行的工作，即从工业政治经济的角度并借助实践、休闲、业余（amatorat）、崇拜等概念，尤其是公共潜力和社会工业安排等概念，去描述其特点。

23.充当角色机关化时代的现代性和当代性。沃霍尔与博伊斯

20世纪下半叶，安迪·沃霍尔和约瑟夫·博伊斯就这种角色的机关化持有两种话语相关说法既有互补之处，至少在某些方面，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而这些角色伴随着从现代艺术向当代艺术的过渡。

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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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再次明确某些观点。普通乐器学，伴随着它所召唤的感性谱系，致力于去解释“现代”与“当代”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且将其写入精神的政治工业经济中。

手书文字，然后是印刷文字，使独特性的强化和表达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对它们的压制和控制成为可能：语法化的时代总是这样的时刻，表达的趋势与倒退的趋势相互冲突。我们称这个时刻为文明的顶峰和成就（achievement），此时的文明达到它们的亚稳定点，或其合成点，这个点也是分解的中止槽口。这种分解将时时威胁着个体化（充当一种倒退和面向能意行动过渡的“间歇性”），正当个体化到达其顶峰时，正当威胁甚嚣尘上时，这种“坠落的极度快乐”却被隐藏为其原始缺失的秘密，而且就在这个缺失之中。①

在感觉性的机械转折时期那些仪器，在感性谱系的当前超工业阶段，主要用于美学的控制和美学的制约条件，但也使得欲望循环、惊呼和象征化的新时期成为可想象和可欲望之物，而象征化便是心理社会的个体化，成为一种感性分享和美学参与应该进行一场新的斗争，使得做事技能和生活艺术，以新的存在方式出现，这些都潜在地包含在机械外化的数字化阶段中。

①这种坠落的快乐也是回升的条件——必须知道要从他的山上下来：“……查拉图斯特拉独自从山上下来，没有遇见任何人……”，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集》第6卷，法文版译者冈蒂亚克(Gandillac)，伽利玛出版社，2004年，第22页是死亡的冲动，是伊卡洛斯所体现的提升欲望过度的反面。这些问题将表达和压制带入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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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备仪器

然而，这场斗争还需要一种专门的器官学分析，以便锻造相应的概念武器。这些概念武器必须要与之相适应，因为美学战争其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参与和个体化的丧失，还有随之产生的原始自恋的毁灭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战争的中心本身。这些概念武器必须让我们明白，这个局势起源于更深层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达与压制从未停止过斗争和组合，这些武器还得让我们能够去评价、去说明当前局势的独特性，即相对于产生它又先于它的所有局势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以此构成了当今时代问题的要害，或时代缺失的要害，即恰恰是参与的丧失。

在其所包含的变异过程中，感性谱系作为外化和内化过程的物化，必须不停地发明新的装配方式，在人体器官、人造器官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装配，然而只有在社会组织中，身体才能构成一个能意物。这种发明一直是斗争的对象。然而直至今日，这场斗争其主要赌注就是获得控制，即我在其他书中所说的持存装置①（dispositifsrétentionnel)。在这种持存装置中形成选择与评判的标准，不管这些标准是法律的、认知的、道德的还是美学的。在这里，美学也指婴儿奶粉的设计，或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er）为波尔多红酒设计的酒标，东京宫的选择和创举，或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的选择，其中还有《明星学院》的决赛，一条30秒的广告得投资115000欧元因此，这场斗争最近还处在一种根本分离中，处于存在的象征领域和续存的物质领域之间。这种精神分离区分出僧侣和生产者，它是社会组织的根本准则。而分离本身则建立在物质与精神的形而上学对立之上。

①这一概念在《技术与时间3》中有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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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这个形而上学的对立，由于它已经过时，并且被事实所解构：生产/消费体系已把僧侣领域和生产者领域融为一体，同时指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象征生产的物质、技术、技术工程和机械条件，象征生产将赋予精神以升华的特征，而存在就共在于这种升华中。

换言之，对参与丧失的批判，对象征的贫困形势的批判，因为象征的贫困源于参与的丧失，并且构成了感性的灾难，这种批判会假设一种精神的物质性思想，还有升华的技术逻辑和持存的条件，也就是说一种共在的投射，把共在当作超越存在的事物。这样一种思想要得以构成，必须经由一种对形式与物质的形而上学对立的超越，针对这种超越，我在不同语境下提出过第三持存和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tique)进化的概念。

我的假设是，象征对生产的融合，这是美学控制的组织性现实，它构成了一个跳跃和一个终点，这既是一个极端的变化，也是一场灾难，也就是说是一个历史的终结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感性分解的阶段：这便是个体化丧失和参与丧失的论点的意义，我为此借用了西蒙东和勒儒瓦-高汉的分析。而在语法化的最新阶段，这是面向倒退的倾向的物化，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中就已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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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备仪器

但愿这场灾难不会因此而成为一种宿命，也不因此成为这个词普通意义上的灾难，这正是就仪器配备所做的快速思考能够考虑的问题，也是应装备召唤而装备仪器所考虑的问题。

我这里所说的装备仪器（appareiller），其意思如下：

1）使仪器和仪器操作者成对配备，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操作仪器，而不仅仅是在使用，也不是在自行消耗，更不是过度的消耗，即充当消费的增量。

2)出发去冒险和经历这种感知与统觉的扩大，这是本杰明（Benjamin）在关注电影书写时谈到的问题。要以另样的方式（通过仪器）去体验这种感性的经验，这种感性的经验永远也不会缩减为一个制约条件，而经历中出现的溢出和过度，作为某种独特性，既是全体心理社会个体化的条件，也是政治的投射，通过这种投射，惊呼和轰动的欲望循环，将构成西蒙东所说的个体化剧场但是在这里，它只是感觉性的机械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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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沃霍尔（Warhol）和博伊斯（Beuys）所探索或试图理解的，正是这样一个剧场的条件，它的兴盛与衰落。他俩以各自的风格，以对立的风格进行探索，源自西方的两个大陆。沃霍尔是美国人，他将心理个体化问题当作一个成名时刻的问题，即媒体承诺给大家的短暂成名（其中在法国，先有音乐六台，随后是电视一台，它们无耻地不断享用其后果)；而另一个则是德国人博伊斯，他一边说个体文化已经来临，而且完全是心理的文化①这显然而且是有意为之的完全矛盾—一边又肯定时代的二律背反(antinomieépokhale)，宣称任何人类存在本质上都具有艺术性，根据这一点，任何人都是一位艺术家。

关于最后这一点，我们得立即说，应该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接近的哲学问题来理解，我在《过渡到行动》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其中提出一个观点，任何人即使事实上不是，至少在法理上都是哲学家，也就是说在潜力上是而行动上不是：我们在这里再次回到过渡到能意行动的问题上，其中过渡到艺术行动是一种招牌方式，而且显而易见，相对于过渡到哲学行动，它更加深入地陷入原发的先天性缺失的“古老可怕”②的层面：如果说哲学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才得到确认，那么艺术在四万年前就已经光彩夺目。而且人们在这个时代发现了一批已知的早期乐器，更不必提及尼安德特人的美学行为，可以追溯到30万年前。

① 参见约瑟夫·博伊斯，恩佐·库奇(Enzo Cucchi)，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雅尼斯-孔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让我们建一座大教堂吧(对话录)》，法文译者芒诺尼(O.Mannoni)，方舟出版社(L'Arche)，1992年。

②根据莫里斯·布朗肖的表述。

第二章 装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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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种乐器学条件下，我们可以确定从潜在艺术家到行动艺术家的过渡？普通意义上的能意美学行动的乐器学条件是哪些？此外，我们在这里怎么称呼艺术性？

艺术这个名字本身，其当今的意义还如此之新，它还适当吗？它是否会创造出一些假的或不良的期待，成为一团历史的混乱迷雾？

无论如何，就在这类问题的当下，我想在这里展示的是，装配的敏感性将提出一些特别的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探索与讨论，而一次深刻的检验（我在此仅仅勾勒出若干起始线，我觉得这已经构成了最初的期待），在我看来有助于重新审视这些更为古老和普遍的问题，而在任何美学境况下，这都是必须讨论的乐器学问题：某种能意美学的境况，在这里将被定义为感性和欲望循环的物化，以惊呼形式进行象征的交换，这种交换将是个体化的实现，因为个体化要达到真实地步，它必须既是心理的又是集体的，根据那个环，即莫斯①分析的豪式循环。不过在心理生理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微循环，我们把它当作感觉动力循环来分析。

① 参见上文，第40页(本译本页码)，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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