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 2：感性的灾难

无产阶级在所有民众阶层招募成员。

卡尔·马克思

必须要绝对成为现代人

阿蒂尔·兰波

39.扣押与去扣押，为感性的新型组织而斗争必须从持存和前摄的角度来分析。欲望本身的伦理(éthos)

美学与象征的生活从今以后以霸权方式服从于工业消费的利益，这一事实应该放到艺术与政治的实践和思想的中心位置。一旦出现在新技术媒介的条件下，这种境遇就完全改变了力比多经济并且通过因果方式，改变了艺术自身的境遇。前提是艺术，作为野性的升华，它已经成为这种赠予经济最为直率的表达，因为力比多经济就充当着升华的组织。

这种境遇开启了一个新型文化与美学冲突的纪元，并且对美学生活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而美学生活中参与的丧失和个体化的丧失则是结构性的后果，然而这种境遇却常常被人否认，因为存在一个极其深沉的压抑过程，现在必须分析一下其最为隐秘的根基而这就直接涉及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思想。因为这里所关涉的问题就是技术在欲望和升华中的地位问题。我在《技术与时间1》中提出一种看法，即哲学以压抑哲学问题而开始，而技术也是压抑问题的被压抑中心，取该词在心理分析学上的意义。

第四章 弗洛伊德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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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第三持存，也就是说个体化过程的人造物层面，它为什么处于这个过程的中心，该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简约。因此，对当前境遇的审视，必须从这个主要事实出发去进行，即短记忆材料的新形式的出现所构成的事实，也就是说第三持存的出现。第三持存是充当区别的语法化的最近期阶段：这些持存装置，使用仪器的装置，构成了感性的机械转折。

随着圭多-阿雷佐（Guidod'Arezzo）及四线谱表的出现，音乐上产生一种语法化过程，改变了乐曲工作的分工、全套乐器的发展和听众的地位，同时还改变了普遍情况下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的变异也因此而被打乱——于是便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博学音乐。语法化始于20世纪初，与短记忆材料的新型形式同时出现，而当前对这些材料的数码化，以难以估量的方式加强着它们的效果，而且数字化已经被应用于所有的感性领域，明显会导致一种对美学角色的再机关化，其重要性可与音乐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较，因为都进行了语法化。然而由于语法化构成一个机械转折，它在当前发展阶段中的特点就是参与的丧失，也就是个体化的丧失，这存在于所有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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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几章中都坚持这个观点，即这种事实状态既不能持久也不可存活，因为它毁坏了构成个体化的力比多经济。此外，语法化的进展与组织并不确定任何的力比多组织：如果可以确定，第三持存的特殊性超级决定了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安排条件，那么第三持存的实施条件本身也依赖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显然也受到持存器官的条件制约，但这些条件并不具有决定性。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思考一个普通器官学的新阶段的可能性。为此，必须着手审视并理解人化过程所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种复杂体的连接，由普通意义上的第一持存、第二持存和第三持存形成的复杂体，即出现了一种能意灵魂：这种连接构成了一个核心，在这个核心周围，心理与集体的个体化在不断增长，充当着感性的器官学谱系和能意的“个体化剧场”，在那里完成了面向行动的过渡。

谱系学从人化过程的旧分析（paléo-analyse）和古分析(archéo-analyse）开始，从这些分析开始，有可能在漫长的时期中重建这个谱系学，分辨出谱系学的各个阶段，确定第三持存每个阶段固有的特征，尤其是超工业阶段的固有特征。在超工业阶段，所要做的就是发明一种感性的新型组织，要从对超工业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它进行谴责）开始：就是要发明一种新力比多经济的各个循环，形成一些潜在的我们大家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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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弗洛伊德的压抑

我们大家的意思是说即时的我们。但是这个即时成为大家的我们，不会是即时进入行动中的大家，因为：

……从即时角度看，这里不会有即时的扣押（荷尔德林在名为《最高处》①的片段中以强有力的方式说过这一点）。

即时（l'immediat）就是袭取（sur-prend）能意灵魂及其行动的东西。但是这种袭取并不立即突然发生。对第三持存（其器官学是一个系统）的分析，是对这个即时进行共取-袭取（compréhension-surpréhension）的条件，当作一种去扣押（désaisissement），也就是说一种延异（différance），即相位差的循环和时间。这并不是说第三持存是个中继，而且只有从这个中继出发，即时才变得可以企及，成为一种幻觉性事后经验（après-couphallucinatoire）——因为这个中继，它与即时的即时性一样被人拒绝：

即时将排除任何的即时……同时它也排除自身放弃它的即时性为了能够提供通路，它每次都得服从某个中间人②的中继。

② 同上。

① 参见莫里斯·布朗肖，《无尽的谈话》，伽利玛出版社，1969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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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持存不是一种中继，因为它不是后来才到：它不是那个以中继方式给即时提供通道的东西，而是组成其可能性本身的东西。它不是中继而是介质，或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更像是中道（mésotès），即伦理意义上所理解的意思。

即时就是意外。但意外也是由形成伦理的第三持存引出这个伦理将不停地自行改变，因为它完完全全是器官学的伦理，它就在生者对死者和死者对生者的去扣押之扣押中改变。正是在这个即时的范畴内，就不可能有对即时的扣押，而这就意味着即时必须得到培育：说意外的即时的伦理具有器官学性质，这意味着即时的即时性会假定一些实践，即一些崇拜。

这一切，我在《怀疑和失信1》中坚持过这个观点，就像信仰不是自发产生的东西—然而从根本上说它就具有即时性质。因为它是私密的东西，由心理个体化在其心灵深处锻造的信仰，而这个心灵在初始时就命定（正如其初始的缺失）要受制于其社会化，受制于其外化。这就像是私密的出口，而私密在其出口处构成一种独特性，通过其循环进行表达，通过履历和游历进行表达即时性就是袭取，它所假定的共取本身就是一种技艺的实践。关于技艺的实践，布朗肖在谈到写作、书籍和作为即时而介入无人称时，说这种写作也是“拥有各种形式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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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无人称知识…与拥有各种形式的技术发展相连，由它产出言语、写作和技术。①

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无人称的即时化，即布朗肖对我们所说的将写作与神圣的言语连接起来的东西，这就是“心理的”与“集体的”私密本身。这种即时性就像升华的组织，得到社会组织连续不断的培育，而社会组织则构成了一部历史，即我们所说的人类。

40.普通器官学，作为器官学持续去运行和再运行构成的经济，兼谈超现代性

“书籍的无人称知识”是语法化过程的一个成果。

语法化，正如我在《象征的贫困1》中描述的那样，亦如我在《怀疑和失信1》中再次分析的那样，它是西方心理与集体个体化的出现条件。它将构成升华经济的特征，这也是力比多经济所固有的特征，而构成西方的正是力比多经济，首先构成了希腊世界和犹太世界，然后是基督教世界，最终还构成了穆斯林世界。

语法化是一场战争的武器：是志士们进行的斗争，他们本身就是欲望升华的最高形式，而在欲望中，生与死的冲动相互关联这种形式，它可以并且一直充当着能意性的集体安排，因为能意性只能以间隙的方式展现，于是这些形式将成为潜力中最为倒退的形式，而这个潜力将无限沉湎于“坠落的极度快乐”。这场战争是为确定和控制持存装置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而战争的各种形式的业绩便是载体：通常的人类愿望、艺术和思想，艺术和思想是愿望的升华形式，只有在升华的经济条件下才发生，升华的经济自身在作为伦理的第三持存中找到其诸种条件。

① 莫里斯·布朗肖，《拉斯科野兽》(LaBête de Lascaux)，法塔·摩加那出版社(Fata Morgana)，1983 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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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语法化到达它的技术阶段，即机器的、动力的、化学的、电器的或是电子的技术复制阶段，到达对所有类型的运动进行程式化、离散化和控制的阶段时，语法化提出了一些全新的问题，其中应有参与丧失与个体化丧失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便是前几章所考察的对象。我们还必须审视一下，看看视觉艺术在这个阶段，是怎样受到语法化的机械形式的影响电影本身自然就完全产生于其中。

对参与丧失与个体化丧失的否认，直接与语法化的影响相关。语法化直接影响着普通意义上的艺术，尤其影响着视觉艺术，而这一事实至此尚未得到思考。但是这个非思考（impensé），它本身就包括在更为普遍的抑制过程中，即第三持存的问题一直被压抑着，首先就包括压抑和升华的思想家在内，即弗洛伊德本人。此外，这种否认已经被载入升华的控制中，控制充当着普遍镇压的体系，而不仅仅是表达的体系在这里，它还是一种倒退的体系与诱饵的发明，并且经营由参与的丧失和个体化的丧失所引发的痛苦，例如一刻钟成名的工业生产—这种控制从今以后已经过渡到超工业权力方面，作为一种象征的权力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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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将假设压抑。它既是构成力比多的表达性提升，因为力比多的特征就是摆脱其性对象的能力，也是一种由压抑产生的镇压和倒退过程，成为对一个象征体系的统治。换言之，升华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既是一种提升也是一种坠落，因为升华源于压抑，而这种压抑必须从三个经济平面加以分析，连接着构成普通器官学的三个层面：政治经济学，作为劳动分工和生产的组织；象征经济学，它与前一个阶段相连，作为赠予和回赠的经济；力比多经济，前两个阶段的冲动来源和能量源泉。这三个经济层面形成了三个层次，即我在《怀疑和失信1》中所说之物的三个层次：合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这三个合成层面所具有的内在联系，我提出这个美学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也作为某种象征贫困的问题，处于导致普遍无产阶级化的语法化阶段中，这种无产阶级化既是生产也是消费的去特性化。无产阶级，取其马克思主义词义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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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民众阶层中招募成员。①

机器，作为双手的退出，融合了生产与消费两种效果，即将独特性（singulier）缩减为个别性（particulier)，将实践缩减为被叫作使用的行为—这些都是一些压抑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早已预感到，他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批判，就是对将独特性缩减为个别性的批判恰恰是从青年时期的论点出发，马克思开始思考“所有民众阶层”中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

当独特性无法到达其真正的普遍性时，普遍性将到处出现（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概念中），以某种决定性，某种个别性的方式出现。②

正是由于独特性的个别化(particularisation)，它也是一种否定本身，使得感性经验的清算导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去特性化。在生产与消费得以普及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被清算的就是私人的活动，杰里米·里夫金在援引哈里·布雷弗曼①的话时就是这么说的。这也是马克思还没想到的东西，他没能考虑到力比多经济，也没思考过升华问题，在升华中，力比多经济构成了独特性的谜团，而不仅仅是存在着和续存着，正是这一点马克思还没有预见到，从而也无法估量其引发的诸多后果。

①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法文版译者鲍提杰里(E.Bottigelli)，加尔耶-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②同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法文本译者巴拉甘（A.Baraquin)，社会出版社，1975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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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其他书里已经试图展示，如果说能意感性的象征变异在轰动的惊呼中，能够成为能意美学技术的逻辑象征的控制，即信息与交流的技术，那么这种倒退就已经载入能意心理（psyché）的结构中。但是我在前面各章中也同样主张：能意是一种技意。换言之是一种器官学变异，而这种变异需要一个谱系。现在的问题是要展示，这个谱系为何以及怎样成为力比多经济的谱系，更准确地说成为力比多经济，其特征就是能量所具有的能力，能量是能力的经济，它能够转化、投资、固定于某些物品上，而且不断地更新，这便是那个过程的最深层的原因，即我在其他书中描述的采纳过程，它不断地配备和安排一些新的功能装置（而它们若要具有功能性，就必须总是具有持存性），同时抛弃其他的装置。这便是我所说的去功能化与再功能化

①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在《劳动与资本垄断》中写道，在美国，20世纪初期，“人口不再依赖于社会组织，即通过家庭、朋友、邻居、地方群体、老人或孩子来表现。除若干特例之外，民众是在市场上，也只有面向市场，才能获取食物、服装和住房，同样还获取娱乐、消遣与安全，以及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病人和残疾人负起责任。久而久之，这已经不仅是一些物质需求和基本服务，而且还是一些市场所引导的情感安置。”引自杰里米·里夫金《到达的时代》，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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