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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

这就像是这个循环中的时刻，其间排场和祭祀功能在通常意义上，可能被19世纪的艺术所抛弃，这是上帝之死的世纪，而艺术却因此而变得现代。但是同样在此意义上，艺术在20世纪又成为可能，作为一种工业美学的展开，工业的这个形容词在此意味着，美学已经用来为工业生产服务。

为工业生产服务，在此情况下，意味着生存服从于续存，通过共在服从于生存而进行：这是对独特性的放弃，对欲望的清算，也是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的内在矛盾。同样，我在《怀疑和失信1》中也做过解释，为另一种感性的组织而进行的斗争，其目的不是对美学进行去工业化，而是对工业的一种新型思考，得从感性的经验出发：创造“一种绝对现代”甚至超现代的新力比多经济。

剩下的问题就是，这只能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即设计一个感性的谱系，能够让人领会现有境况将孕育出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如今，重点在于思考发自欲望的感性和性别的差异，这个自我超越的性别差异，将表现为升华。但是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分析在人化前人类起源的条件——并借此试图描绘在何种条件下，死者扣押生者，①反之亦然。

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让-皮埃尔·勒菲弗尔(主编)，法国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卷，第5页。

第四章 弗洛伊德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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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作为义肢美学的感性能意与“器官的压抑”或脚怎样开始跳舞

普通器官学的对象/主体就是有欲望的生者，就包含在转导关系的整体中，转导关系将人造器官和活人器官连接到社会组织中，这些器官将在那里进化和转化一种转导关系构成这些端点（termes)，而且这些端点并不先于转导关系。艺术史正是这些转化的崇高景象，这种转化构成了心理与集体的三体个体化过程：心理个体、社会个体和作为人造个体的技术体系，人造个体本身又由一个人造个体集合①组合而成，这个体系最终由普遍世界的物品形成一个集合，其中最为古老的技术与持久的创新成果组建成体系，如今从中持续喷射出最小社会化的技术。

世界上的物品通常总是一些技术性物品，即使它们是天然的亦然：它们要成为世界的物品，必须得载入一个技术系统的循环中，技术系统以功能方式将它们融入该循环；但是，由于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自然化得如此之好，使得它们并不显示为技术性的物品，而倒是像普通事物。这种自然化形成了一些沉积储存，来源于器官和器官学的去

①当西蒙东谈到普通器官学时，所取的就是这个非常狭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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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化和再功能化浪潮。

按照这种分析，义肢性确实缔造了人类美学，作为一种义肢美学（prothesthésie），这种义肢美学要得以成形，就必须获得一个立姿状态，充当某个过程的开启时刻。这时的双手已经失去了它的动力功能，却发明了制造功能。转化为手或脚的爪子，它的去功能化就是技术性的开端，而且构成一种再功能化（勒儒瓦-高汉称之为功能的再平衡）：手是符号、物品、人工制品、义肢及作品的生产者。而脚则开始舞蹈。这只做工的手打开了一个世界。这就是它做的事：它生产了一些非活体的技术器官，一些“有组织的无机材料”①。技术物品来自这样一种技术物化（器具来源、工具、作品、产品、事物）。而这种生产已经总是一种再生产：技术性动作就是那个既想重复又能重复的动作。②

美学的器官学史包括了一系列功能的外化和与此相关的去功能化，这其中也产生了一些功能的再指定，重新分配感官器官，并以再指定为基础构成义肢美学，充当重复的新型权力。③

①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

② 可参见让-米歇尔·热奈斯特(Jean-Michel Geneste)，特里斯唐·奥尔德(Tristan Hordé)和香塔尔·塔奈(Chantal Tanet)，《拉斯科：记忆的作品》(Lascaux. Une œuvre de mémoire)，方拉克出版社(Fanlac)，2003年。

③关于重复的新型权力，加布里耶尔·德·塔尔德(Gabriel deTarde)(《模仿的法则》，集美出版社，1993年)让人们思考模仿的起源，直接思考生者的模仿因此必须谈论一种重复的新型权力：这种重复将在生者以外的其他条件下给出差别，即惯用语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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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再指定引导着产生“力比多经济”的一些能量，由去功能化开创的能量。因为，如果说力比多不再是性冲动，而是一种欲望，它能够将其能量截流到非性欲的物品上，而这只有在以下范围内才有可能，即处于底层的弗洛伊德称之为器官压抑的去功能化，使得技术物品具有可拆换性，这种可拆换性将亲自制约我所说的采纳（adoption）过程。也只能在这样的器官学资产上，即不断地去功能化再功能化，重新定义支撑任何“美学”的功能装置，方能产生充当手艺的技术，产生作为“感性分享”的艺术一因为艺术仅仅是美学的一个维度，而这样的分享也只能在其中进行，它也是最广义上的一个升华过程。

在探讨艺术时代所配置的“感性分享”之前，还有该时代所产生的“艺术配置”，这是阿兰·巴迪欧①的观点，必须首先考察现已构成的器官学感觉性。这般出现的艺术，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它是一个迟到的事实（完全就如政治事实），关于这个事实，要做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已经获得之物，而且艺术能够让其长时间持续：这一切都不是很明朗。首先得从艺术问题出发，以便弄清感性的问题，而且不缩减为动物感官的器官，这等于提前做了一个自然化和掩盖问题的动作—这就落入了形而上学的平庸之中。这就是阻止自己去思考器官学历史的工业阶段，不把这个阶段当作感觉性的机械转折和无产阶级化过程，这是一段有限的历史，在被推广后，则进入虚无主义时代。

①阿兰·巴迪欧，《论美学》，索伊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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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应该被当作力比多经济的专门组织来进行分析，因为感性的谱系是一种力比多经济和升华组织的系列。这个升华组织的系列本身也受到不断进行的功能再平稳的条件制约，由此组成了心理与集体的个体化过程史，在更严格意义上，个体化过程展开了器官压抑过程的后果，器官压抑起源于普通的压抑。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压抑将从嗅觉的去功能化开始，并且与立姿的获取相关联，即勒儒瓦-高汉所理解的提升，在这一点上他与尼采非常接近，他这样写道：

……一切从双脚开始。

如今要试图思考“感性的分享”，或是思考现代感性的非分享，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即重新评估构成人类感觉性的维度，将其纳入展示性别差别的变异的敏感调动(sensibilisation）中。性别差别显然在动物性中已经发挥作用，而义肢作为一种崇拜物的载体，作为构成自恋癖①的投射表层，它也对这种敏感调动重新进行完整地配置，同时载入一个必需的评判一种美学偏爱的可能性。而关于美学偏爱，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偏爱是否在大猩猩的食物实践中就已经出现，①但我们也看到，达尔文在考察飞鸟性行为时就发现一种功能，即拉康所描述的功能，那就是对美的“性欲激发和形成”的功能。

① 这个拜物教和自恋癖问题，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在其书中提出却没有答案的问题。见《幽灵一直在徘徊：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性》，法文译者让-皮埃尔、诺提吕斯(L.Jean pierre，Nautilus)，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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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的功能性转变，它标志并开启了器官的压抑，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是立姿的一个后果：

我常常会怀疑，某个器官元素进入压抑的游戏…；这其实是对古老性区域的沉迷……这个假设对我来说，与嗅觉感觉的变动角色相关：垂直站立，鼻孔远离地面，由此，一大堆先前有趣的感觉，从地面发出的感觉，就变得令人作呕——通过一个我至今尚不知道的过程在进行。②

①参见克洛德-马塞尔·拉迪克(Claude-MarcelHladik)与帕斯卡尔·皮克(PascalPicq)的文章，《猩猩的良好胃口，人和猩猩都在好吃好想》，载帕斯卡尔·皮克和伊夫·高本斯(Yves Coppens)专著(主编)，《人类的起源》，法亚尔出版社，2002年，第2卷，第126—169页。也可参见格劳莉亚·弗里德曼(Gloria Friedmann)和佛朗斯·德·瓦勒(Frans deWaal)的文章，《艺术家与其他类人猿》，雅努斯杂志(Janus)，13/03。

②弗洛伊德，《写给威廉·弗里斯的信》，第75封，1897年11月14日，载《精神分析学的诞生》，法文译者贝尔曼(A.Berman)，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205页。该信曾经在1993年被理查德·贝尔沃斯(RichardBeardsworth)提及，那里我们在一起准备一个非公开研讨会，他将信给我看，研讨会的内容围绕遗产和遗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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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应该将立姿的获取与武器的获取做一比较，这种获取是以工具为形式的物化，而手相对于动力的解放，使这种物化得以可能，包括制造和实践，同时它还导致一种感官的去功能化，以有利于力比多的再次倾注。因为这一切在整体上构成拜物教的问题，即幻觉的问题，通过这种幻觉，感性变成轰动，而且得到升华，成为能意表达的载体。

此外，这些器官学的位移（弗洛伊德只是在生理学层面起先进行了思考，没有对人工制品做出任何思考，尽管位移在梦的解析中占有重要地位）在32年后得到重新审视，被称为器官压抑（1929年），而且有意被当作升华的条件加以分析：

由于人类生灵的直立行走和嗅觉感官贬值，不仅是肛交色情，而且是整个性欲行为都陷入器官压抑的威胁。由此就有了对性功能的无法解释的抵抗，这种抵抗，在阻止完全满足的同时，转移其目的的功能，将其带向升华和力比多的位移。①

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有一种升华的器官学，它由一种器官位移组成：这既是嗅觉与视觉器官的去功能化，也是其再功能化，载入了勒儒瓦-高汉所称呼的新型功能平衡中。在这种新型平衡中，对生殖器官可见度的加强将损害着嗅觉，①这种器官压抑也是一种象征压抑，以至廉耻感几乎全由这个提升过程引发，这个提升过程就是立姿的获取：

①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法文版译者奥迪耶(Ch.et J.Odier)，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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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的刺激能力退居次要地位，这似乎本身就具有后果性，因为人类已经从地面站立起来，决定要直立行走，这种立姿让至今被遮掩的生殖器官变得可见，使得生殖器官要求得到保护，这样就孕育了廉耻感。因此，人类的直立或“垂直化”将是文明那不可避免过程的开始。②

廉耻就是我所说的羞耻③，以翻译aidos这个词，该词与dikè（正义）一词，均来自普罗米修斯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正如赫尔墨斯给凡人带来情感，让他们文明化，以遏制他们的自毁暴力，这种自毁力孕育于他们之间的人工制品生产，而且因为人造物品品质的缺陷，即原始缺陷，他们被迫进行这种生产。这就是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后果，他没有给人们保留任何的dunamis（动能），这样就将他们置于不确定的命运中即把他们置于相位差时间性中，个体化就是这个相位差，是轰动之前的惊呼的循环，而正是在这点上，才有了提升与升华。

①在力比多层面，但也在方向功能层面，正如安德烈·奥雷(AndréHolley)所强调的那样[参照下文第193—194页(本译本页码）]。这些弗洛伊德都没有注意到。

②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50页，紧接第49页注释1之后。

③ 参见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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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作为立姿的提升，弗洛伊德认为它引导人到达羞耻，而羞耻的性基础便有器官学性质，也就是说与生殖器官和视觉器官角色的变异相关，这种变异就是嗅觉的去功能化所引发的视觉变异。这一切，根据普罗泰戈拉的叙事，即受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及整个希腊神话启发所写的叙事，都受人类的技术和义肢的条件制约。

不过，20世纪后半叶，古人类学已经证实了这点：立姿的获得并非由于人类“决定要直立行走”，如同弗洛伊德斗胆所言，而是由于功能的新平衡的建立，这个平衡源于一种幼态持续化（néoténisation)，即一种原始先天性早熟，拉康对此很感兴趣，而这种早熟的现实首先也同时是人体的垂直化，还有它的义肢化，即对手的动力性的放弃，以有利于新的制造功能：而劳动的出现，它作为现实构建中的快乐经济，也就是说在劳动的发明中，在创造发明中，劳动成了以性欲为目标的力比多能量的迁回，基于这一点，升华的诞生既是快乐的原则，也是对该原则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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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作为原始轰动缺失的感性灾难的起源与康德意义上的崇高

不过，弗洛伊德的器官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育性，甚至已被阉割，原因是弗洛伊德并没有思考立姿状态及其功能和器官的后果，将技术性纳入直立和升华的中心。尤其是他在分析关于弑父的立姿意义时遭遇彻底失败，即分析技术、性欲和欲望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恰恰就是一种联系权力①，它在区分性别动物的长期感觉史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美学时代。这便是保罗-罗兰·阿逊所说的“弗洛伊德的武器库”问题，他把这个问题与拜物教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正好是弗洛伊德本人没有思考过的问题，②这也是我自己在阅读《图腾与禁忌》③时分析的东西。

安德烈·霍莱近期提出一种假设，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稍做比较将特别有趣：

① 参见此处玛丽·戴尔库尔(Marie Delcourt)对赫菲斯托斯形象的精彩分析，载《赫菲斯托斯或魔法家的传奇》，美文出版社(lesBellesLettres)，1982年。

②保罗-罗兰·阿逊(Paul-LaurentAssoun)，《弗洛伊德的武器库》，第53页。

③斯蒂格勒，《珀耳塞福涅，灵魂之歌与另一个时代》，载《非现时》(L'Inactuel)第1期，卡勒曼·列维(Calmann-Lévy)，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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