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 2：感性的灾难

正当嗅觉的适应价值似乎在减弱时，气味的情感负荷却依然强大。嗅觉是信息的提供者，但信息并不能为人类在这复杂世界中的续存提供丝毫帮助。生物学进化设想了一些神经元环路，将嗅觉的大脑与情感和行动的大脑连接起来，但相对于改变我们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化变化，生物学进化进展得极其缓慢。我们依靠一个感官器官生活着，这个器官与某种生活方式完美地适应，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不再完全是我们的生活方式。①

在器官的进化和技术的进化之间有一种失调。而生理器官的去功能化，由人造器官和技术造成的转变，即人造器官和技术承载并且物化了霍莱所说的“文化变化”，这就是一种美学的去功能化，而美学的去功能化将不仅会影响自然或人造的器官，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组织与实践。

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样一种假设正好支持巴塔耶关于马奈的话语，也支持本杰明关于艺术的市民时代和展览价值的话语，或马尔罗关于博物馆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有个悖论—尤其是本杰明的话语这个话语建立在模糊性的基础上，模糊性则是大量误解的根源，而围绕着“再生产能力”已经有过诸多的误解，接着就是对技术、工艺、仪器和机器的误解：对抛弃了其文化功能的艺术进行去功能化，而且既被设想为到达艺术的条件，即本义上的艺术，也作为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且还被设想为那个“光耀”时代的终结，就这样，去功能化成为艺术的一种清算形式。

① 安德烈·霍莱(André Holley)，《嗅觉颂》(Éloge de l'odorat)，奥迪勒·雅高伯（Odile Jacob)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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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误解源于对某个事实的无知，即整个的艺术史，更广意义上能意感性的整个谱系，即被设想为升华组织的人类个体化，它包括一系列在三大系统之间进行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并且处于由生理器官、人造器官与社会组织形成的转导关系之中。正是根据这些条件，即这个三重个体化、艺术，还有更普遍意义上的美学，见证它们的功能在千百年中逐步演变这种演变就在性（其能量已经偏离了其目的）的去功能化中寻找起源，即在动物性中形成的性。

因此，作为人造性历史的感性谱系，它必须在技术外化之前让人们知晓，而通过技术外化，这种人造性充分展示为一种谱系，即作为非自然的历史。“作为非自然的历史”意味着去功能化，同时也是一种继续作为灾难———动物美学的继续，这种动物美学也是一种动物色情，如同雅克·拉康已经指出的那样，他试图找到自恋癖的根源。

因为伴随“镜像阶段”问题的出现，首先是要勾画出幻景古生物学和幻觉古生物学，并且在适当情况下，勾画出蝗虫的群生状态或母鸽性成熟中视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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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鸽身上的性腺的成熟，其必要条件对某只同类鸟的视觉，无论其性别如何—有足够的条件获得效果，即将个体摆放到某个镜像的可及反射场域中。同样…迁徙的蝗虫从单个形式到聚生形式的过渡，则要通过摆放个体而获得，即在某个阶段要将个体放到某个同样形象的专一视觉行动中。①

不过，这里涉及的是器官-逻辑学的事实，它们给美赋予一种塑造和改造功能，该功能将先于人为的改造，然后在充当外化过程（表达、惊呼、升华等）的能意灵魂出现时，才成为艺术改造。这些事实：

……载入一种同胚鉴别的范畴，美的意义问题将涵盖这种鉴别，作为塑造和引发情欲的美。

无论如何，立姿所包含的人造化，作为视觉和嗅觉器官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它也与脚和手的人造化紧密相连（拉康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弗洛伊德看得更远），这种人造化是使轰动突然出现的东西，让轰动充当原始的缺失，并且让轰动从原始缺失中突然出现。

①雅克·拉康，《拉康文集》(Essais)，索伊出版社，1966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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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崇高（sublime）也只能是轰动性的：它无法比拟、难以估算、不大可能、难以确定（这是康德意义上的思考评判基础）、永无止境，它是这么一种经历，是个体化的未完成状态。但是作为缺失中的缺失，而且必须缺失，它是一个深渊：如果我善于等待，我在哪里陷落，就会在哪里提升只要我善于等待轰动这个意外。正是在这点上，这个缺失既是康德意义上崇高缺失的起源，又是重生（“仅是间隙性……存在”①）的悲剧条件：

我一边陷落一边等待烦恼升起。②

43.动物性中的“美学倾向”

作为“塑造和引发情欲”的美，查尔斯·达尔文把它当作一种趋势去研究。而夏尔·勒奈在谈及《人类的由来》时则强调：

①关于“仅是间隙性……存在”的说法，参见斯蒂格勒，《怀疑和失信1》，第176页及以下。

②马拉美，《重生》(Renouveau)，见《马拉美全集》第1卷，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9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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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把人引入普遍的进化范畴。达尔文用了大半的篇幅讨论通常的性别选择问题。

这个问题是动物美学的选择功能问题，动物美学本身构成了一种情趣的古遗传学，充当着改造的选择，而其中：

……如人类可以进行同样的纯粹美学选择，鸟类也发展了它们美丽的羽毛和优美的鸣唱。①

如果人类在短时间内能够给矮脚公鸡赋予优雅、羽毛的美丽，以我们对这个物种的理想类型来设计，我看不出雌鸟为何不去获得同样的结果，即在数千代里选择在它们看来外表更加漂亮或歌喉更为优美的雄鸟。②

可能有一种挑选能力，尽管鸟类的精神能力较为平庸，但这个挑选能力会启动一种美学能力，让雌鸟去选择雄鸟：

鸟儿们的精神能力以及它们对美的情趣。在深入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即雌鸟们选择最具魅力的雄鸟，还是接受第一个到达的雄鸟呢？有必要简单地研究一下鸟儿的精神能力。……一些低下的推理能力，正如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的一样，却和强烈的情感、敏锐的感知和审美的情趣紧密结合。①

①夏尔·勒奈，瑟里西拉萨勒研讨会的预备会期间，提交给声学与音乐协调研究所的打印记录，《为感性的组织而斗争》。

②达尔文(勒奈引用)，《物种起源》(1859)，法文译者德鲁安(J.-M.Drouin)，加尼埃-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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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性别经济，尽管它还不具有力比多特征，但这种经济已经就位。但是作为一种美学趋势的表达，这种性别经济是力比多经济追逐的对象，作为塑造和引发情欲的美的人造化。在动物进化过程中进行区分的这些装饰和行为，它们形成了一些：

……非常复杂的第二性征，这些性征可以是一段历史的产物：现在孔雀前辈中的雌性，从前头上并没有现如今我们看到的漂亮羽毛。达尔文这样描述了这些“连续的阶段”，将它们称之为特殊的美学趋势的“红线”（第471、484页)。②

至于这个趋势，达尔文指出，它似乎对新生事物构成了一种诱惑，而且这种诱惑还持续发生在“我们”身上：

①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第二卷，法文版译者巴比埃(E.Barbier)，联合出版社，1981年，第449页。

② 夏尔·勒奈，打印记录，参见第199页(本译本页码)，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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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新生事物，为变化而发生的变化，有时候似乎对雌鸟产生诱惑，同样时尚的变化也对我们产生诱惑。

正是从这些分析出发，达尔文过渡到对人类美学事实的研究：

许多种族的野蛮人，在长期代代相传过程中，都欣赏着皮肤上同样的疤痕，喜欢嘴唇、鼻孔和耳朵上可憎的钻孔。①这些畸形的东西代表着与动物们的天然装饰有某些类同。然而这些方式并不总是能在野蛮人身上持续存在，因为从住在同一陆地上的联盟部落之间观察到的装饰方面看，这些差异似乎证明了这点。②

在人的大脑中不存在任何与人体有关的普遍类型的美。③

不过，这是因为达尔文“承认在某种程度上，遗传会传递一些获得的性格”，于是便做出一个“假设，说情趣可以通过习惯而获得”：

①这里是夏尔·勒奈的批注：“如果我们亲爱的达尔文先生在伦敦现在的街道上醒来，他会怎么想?”

②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第544页。

③ 同上，第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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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可能的，某些情趣可以随时间的流逝，通过遗传进行传递，可我却没有任何相关证据。①

无论如何，面向人造化的过渡，即作为力比多经济和提升的去功能化/再功能化，首先要从面向立姿的过渡开始，而不仅仅作为一种性别经济，这个过渡就是后种系生成的构成，其中塑造并且改造着一种伦理，充当着第三持存的系统。

勒儒瓦-高汉紧跟达尔文的推理，首次让人们可以思考过渡到人造化所带来的美学后果。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展开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假设了一个美学的趋势，并且与所有性别化生者的王国共有，这个趋势包含并穿过了人化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确切意义上的技术趋势，作为外化过程专有的趋势，便移植到位。他在这里几乎借用达尔文同样的例子：

鸟儿……用重要的细节展示了一点，在自动行为中，最为精心设计的行为，将关系到与繁殖相关的操作。②

勒儒瓦-高汉对情感做了评说，认为这是首要条件，最为深层也最不可控的条件，因为它是人类团体相互关系中最无意识的条件，并且充当着心理与集体个体化的首要因素。人类的个体化以下列事实为特性，即“社会人种的记忆”是人为制造的。但是正是这个记忆所隐藏的情感，它构成了最强有力的社会联系：记忆的情感层根植于某种美学中，有可能也必须将动物的美学与人为的美学进行比较，可见人为的美学与“作为群体归属标志、权力标志、战争标志、诱惑标志”的过程共同展开。于是从公鸡和火枪手的装饰比较中，或透过整个性别化生者婚配场景的“仪式”持久性中：

①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第639页。

②勒儒瓦-高汉，《手势与言语》，第二章，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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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根本的差别去区分鸡冠与羽毛、凸销与军刀、夜莺的鸣叫或鸽子的扑腾，以及乡间舞会。①

相反，在人种层面的区别是可以进行的，将依据一些非生物学的标准：

世界上有多少人种，调制一代复一代的方法就有多少种，将它们调制到一个人种中，或是放到团体内部的社会断层中。②

① 勒儒瓦-高汉，《手势与言语》，第二章，第198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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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标志不再是基因选择过程的结果，因为它们是有组织的无机物生产活动的产物，这恰恰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工制品本身。①夏尔·勒奈在这里又指出：

……在动物界辨认出一些情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找到情趣的某些自然和普适的标准，相反，人们看见生者世界正在探索极其多样的可能性。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应该设法理解大自然，理解生者身上普通美学功能的继续性。②

44.大脑、心脏、肝脏与其他器官

早在《技术与时间2》中，我就提出要把美学变异设想成一种程序设计学（programmatologie)，也就是说设计成一种连接（articulation），就在外化过程之中，该过程本身将被设计成心理与社会个体化的痕迹学①和持存的现实，即宇宙的、生理的、技术的和社会人种的程序，而这些程序将被安排成套装娃娃式样，其中母亲通过女儿来改变，这个女儿兼母亲本身又通过她的女儿来改变，以此类推——而语法化过程，即我在《象征的贫困1》中所引入的研究，将会更专业地把技术问题和习语问题连接起来，借助《技术与时间3》中所引入的持存装置概念。在评论勒儒瓦-高汉的美学时，我们首先研究的是各类感官，而且给节奏以首要的地位，②我当时就写道：

①关于这一点，我在《技术与时间2》（第100—101页)中写道：“这样一种美学假设一种程序类型的描述，既像节奏程序也如回忆录。正是在这些程序上，即构成充当重复的传统和人种成体，还有已在之物，即美学动机所编织的东西。美学组织了惯用语的偏移直到有可能抹掉大型种族中的人种变异，这种大型种族被描述为统觉的变质，释放出一种动力性的进展，到达相邻身体之外，或到达与领地的关系之外，就在身体边界以内。这个运动将通过若干能力来完成，首先骨骼能力，其次是肌肉能力，再则是神经能力，而现在则是工具程序中的象征能力—器具、机器，或是工业联合本身。人们恰恰能看到，在这个外化过程的后种系生成中，技术的后种系生成演变的原则，作为其各个层面上的辅助记忆，被描述成一种悬置，即现有程序有效性的悬置。”

②勒奈，打印记录，参见第199页（本译本页码)，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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