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 2：感性的灾难

……美学的节奏程序……首先是身体自身的节奏程序，更确切地说是身体“各部位”即五官的程序。这种亚里士多德式步骤将感性的思考根植于对器官的思考中，而器官的原始多样性似乎无法缩减。

这种美学表明了形式的进化，也表明了形式的持久性，这些形式根植于技术的发展趋势中，因而美学允许我们思考“个体的自由”，思考记忆的“高等水平”，而象征将在记忆中设计成反射思考的现象。时代性（épokhalité)因此成为一条美学进化的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得到技术趋势和习语特性的双重连接。这种“情趣生理学”建立在程序概念和专门记忆（即遗传记忆）之上，建立在社会人种和个体记忆之上，情趣生理学因此得从动物学出发去思考，它既不是简单的“物质论”，因为它双重地连接了选择原则，也不是简单的生机论，因为它一般会打破动物/人类、生者/非生者之间的对立，功能美学的原则当然是“从物质的法则中提炼出来，因此若将其视作人类原则，也只能放在有限的尺度上”。美学变异将融合生理美学、受制于技术趋势的功能美学和形象美学（确实承载着象征层面，即习语层面)①。

① 米歇尔·穆努(Michel Menu)在“印迹与痕迹，材料的记忆：普通痕迹学要素”中建议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痕迹学（tracéologie)，打印的文本，2005年。

②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照皮埃尔·索瓦奈(Pierre Sauvannet)的《节奏学1和 2》(Rythmologiques 1 et 2)，基梅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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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的普通器官学，作为一种感性的谱系基础，它是补充并细化《技术与时间2》中提出的程序学研究，也是在《象征的贫困1》中开启的语法化过程的研究，这项研究还会在《技术与时间5》中得到发展：语法化是一个过程，它较迟地出现在感性的谱系中，它构成了社会的政治形态特征，然后是社会的工业形态特征。

在程序学研究宇宙、生者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地方，将它们看作程序的安排，即历法性（calendarité）与基数性(cardinalité)的基本条件，在语法化描述第三持存展开的地方，即将第三持存当作记忆艺术，当作区分和耦合象征流的短记忆材料，这显然就是一种程序学安排的转换，它构成一个时代。此时此地，普通器官学就具有一种天赋，这是从力比多经济的角度来看，并且作为一种升华过程的展开，其天赋就是能够研究身体的生理器官，考察它们与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成体（faire-corpssocial）的人造器官的关系，并且考察这些组织本身的特征，因为这些组织使用了一些持存装置，以便操作选择。

①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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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要素，它们本身就是心理与集体个体化过程的不同层面。

在对能意感性机体即欲望机体的研究中，问题不仅在于思考各种感官器官，而且还要思考能意和象征的器官，透过能意感性的谱系学阶段，它们依次是肝脏、心脏，最后是大脑。

在《技术与时间1》中，我专注于肝脏的研究：肝脏是杰出的普罗米修斯器官，也是希腊仪式中神灵的一种占卜载体和祭祀食物。在这里我不再赘述。我打算在下一本书（《技术与时间5》）中，即考察基督教语法化的研究中，深入探讨心脏的意义，还有心脏与勇气和劳作的关系在研究神圣心脏之外。

大脑如今已经成为人体的主要器官，尤其是因为这个难以想象的事实，即在不损坏人体本身的情况下进行大脑移植：这样大脑在某种程度上仿佛就是特性的器官，或是本身就有的个体化器官。然而对大脑进行的这种思考，并没有考虑到转导关系，而通过转导关系，大脑得以与人造物构成一种首要关系。大脑毕竟是个制造的器官，也是个实践的器官，但人造物是大脑死亡记忆（只读存储器）的载体，而大脑所共在的活性记忆（随机存储器），它只是安排并安装那些死亡记忆所构成的第三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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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此相对应，中央神经系统的这个器官，尤其是作为美学器官，它已经载入人造器官所引发的去功能化再功能化过程中，大脑器官和人造器官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正是在这里，对感性进行的器官学谱系分析，它必须研究肝脏和心脏先前和现在所占据的地位因为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些心理和象征的功能化和去功能化：如果说肝脏已经失去了希腊悲剧赋予它的大部分功能，它仍然还是排名第一的身心器官，是折磨抑郁者的忧郁之所，是焦虑的杰出策源地。

普通器官学因此也成为关于死者与生者关系的研究这是马克思①没能成功思考的问题，他倾向于将死者与生者对立起来，而不顾哲学给予技术现实的地位，这也是他首次提出。而大脑，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器官，是今天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必须被当作生者与死者关系的器官加以思考。

①当他写道：“在所有(继承)的贫困之外，它们是古代陈旧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它们继续在生长，经历着完全错时的社会政治关系。我们只能受罪于生者，而且还受罪于死者。死者扣押生者！”《资本论》，第5页。(译文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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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大脑的形而上学和神经生理学。作为死者与生者关系的力比多

随着神经科学的推进，认知论（cognitivisme）盛行了20余年，将对大脑的理解置于认识问题的中心，经历了医学成像、神经生物学以及哲学理论化的协同发展，如丹尼尔·德奈特（Daniel Dennett)的理论。

不过，这个理论范式建立在一个预设的机体上，将认知主要设想为一种信息计算过程，明显参照了计算机。关于这种模型设计，我致力于展示这一点，即计算机既不能从认知理论角度去分析，又不能视作技术的义肢因为恰恰相反，对图灵（Turing）的参照允许我们将计算机形而上地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机器”——正是普遍的技术在生活中的地位，正是“作为认识事物的生活条件”的技术地位，它却被认知论①所忽视和压抑，正如它曾经总体上被哲学所忽视一样，这从柏拉图思想的第一个行为起便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大脑的神经生理学的现有模式，因大多承袭于这个忽略技术地位的认知论，所以处于形而上的境地因为这些模式将生者与死者对立起来，看作任意一种形而上的形式。

① 正是这个假设，由我于1993年在贡比涅大学成立的一个研究实验室进行研究并采用，即Costech（认识、组织、技术系统）实验室，更有一个Phiteco(哲学、工艺、认知)研究团队，在夏尔·勒奈带领下研究认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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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机器的数学理论是一种数学的理想化，它无法给出认识的发生学解释（explicationgénétique)，它尤其阻止人们思考这种机器：只存在具体的机器，即完成的机器：抽象的机器，作为无限记忆的机器，它只是玄学家们上帝式属性的一种数学程式化。大脑不是一台抽象的机器，一方面是因为不存在“抽象的机器”，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器官绝对不是一台机器：一台机器没有生命，而这就是大脑的力量所在。大脑是一个随机存储器—也就是说是可犯错的，时时处于毁灭中：它忍受着一种我称之为持存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已经载入大脑的生理特征中：有性的生者就是死去的生灵，而这个生者的记忆是有限的。这个生理逻辑的随机存储器，它仅仅是其他存储器中之一，若没有只读存储器，即技术存储器，它则什么都不是，而本质就在于大脑的生者和作为记忆的技术死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计算机这种记忆机器，只是后来才出现的情况计算机形成一些系统，将“随机存储器”和“只读存储器”的功能隐喻连接起来。

然而，死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它是构成力比多问题的实质，力比多的能量将激活普通器官学所理论化的各种器官及组织。只有在这般理解的器官学之中，才可能在其基础上提出普通知识构成的问题，尤其是艺术知识，才可能提出构成认知论对象的认识问题：欲望的问题和它所包含的能量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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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会饮篇》，与这位形而上学奠基者的几乎所有其余的作品不同，把知识问题确立为激情问题。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论灵魂》(Péripsukhès）继续探讨和系统化的内容，其中知识的问题成为从潜力过渡到行动的问题，就像是运动。但这也意味着，普通意义上的知识问题有其众多的形式，其中认识只是一种情况，并且随着语法化而出现，知识问题将是升华的问题，因为升华假设一种有机活体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这种升华由死亡器官的出现而引发，而死亡器官就是技术物品。

对认识和知识进行思考，将知识看作死者和生者连接所产生的运动和感情，这种思考需要一种普通的器官学，其中感官器官将召唤一种逻辑的组织，而该组织本身又假设一些短记忆象征器官，也就是说一些物质的人造物，将死者的记忆保留为无机物的组织。

诺瓦利斯在他那个时代也谈过器官学。他的计划就是有机地解释机械学。在西蒙东的作品中同样也有普通器官学的概念，他区分出元素、个体与技术集合，为此他提出机械学（mécanologie）的概念，当作技术生灵（desêtrestechniques）的本体发生的科学，并且主要是一些被纳入所谓的“物化过程”的技术生灵。这个过程是他分析对象的一个特殊情况，他更全面地分析了个体化过程。技术元素是一些基本组成成分，它们存在于不同的个体之中，西蒙东把它们归结为活性机体中的器官，因此将普通器官学当作机械学①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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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普通器官学，它更像是西蒙东机械学的同等物，但其中的生者本身在总体上包含一些转导关系，将包括大脑在内的不同类型的人造器官和活体器官与社会组织连接起来，并且在社会关系中进化和转化。我在上一卷中已经展示过，这些转化为何构成了三重的心理与集体的个体化过程，即心理个体、社会个体和技术系统。

然而，这个三重个体化过程将依次载入一种生命攸关的个体化中，即《个体与其心理生理的生成》②所研究的个体化，但是它必须被普通器官学理解为活体器官、人造器官以及与之相连组织的共同个体化，这样就使得生命攸关的器官自行去功能化，即相对于生命攸关的个体化而言。

正如柏拉图（《费德尔》）所强调的那样，短记忆（即语法化）的出现构成了作为记忆器官的大脑本身的去功能化。这样便出现了真正的认识，它得到起超级确定作用的记忆技术次系统个体化的支持，成为一些特殊组织方法，去组织第三持存、设计、组织和源自感性经验的知识传播。

① 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奥比耶出版社，1969年，第52页。

② 米永（Millon)，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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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大脑在充当转化的谱系学中的地位

技术逻辑的个体化启用了勒儒瓦-高汉所说的技术趋势，其中技术事实表达了一种趋势（事实表达得基本到位），这个趋势是两种进化的产物：普遍物理法则的逻辑和人类生理学法则的逻辑。但是这个产物不过是生物物理力量的一种简单添加或结合：这是一种转导关系，它在进行转化，并借助转化构成一些端点，而且通过存在将这些端点联系起来，而存在则是转化的本体论成果，它的技术客体。技术客体因此成为物理学研究的无机物与生物学研究的有机物之间的接口。而作为无机物和有组织的存在，技术客体在其形态发生中，承载着一个原始的个体化过程，而技术，在技术科学意义上的技术，旨在建立该过程的进化规律。

然而，这种进化将转变人类环境，而且事实上还位居于人类环境演变的中心。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变异会决定这个演变，而意味着技术变异在自我个体化中，与源自个体化的生死攸关的心理社会结构进行着共同个体化。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充当共同个体化的变异，就是贝尔特朗·吉勒（Bertrand Gille）的技术系统概念——他在技术系统层面提出了一些进化的规律，等同于西蒙东的技术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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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技术集合内部，我们可以描述一些反向行动的循环，定义一些历时和共时的过程，完全就如索绪尔语言学中那样，而且尤其是描述技术系统与组成整个社会事实的其他系统之间的接口。

普通器官学于是就成了说明这些不同动力的工具，因为这些动力构成了总体个体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在任何动力中一样，各种冲突不断上演。作为一种实践，普通器官学不仅充当理论模型，还力求描述这些斗争，还描述冲突中所使用的力量和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就在这个时刻，这时的技术系统与构成社会的其他系统正经受着灾难性的境遇，主要由于技术个体化的超速运行，还有由此引发的面向边界的过渡现象勒内·帕塞在《经济与生者》①中提供了这个表达。

这些面向边界的过渡需要对系统自身的定义公理进行修正，这就构成一场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就是指定并超越已经过时之物。在这里，大脑就是一个器官，用来做出个体和集体的决定，处在斗争展开的动力视野中，结果是大脑被载入器官学的视野，而且根据这些视野做出这些决定，它与人造器官的关系是一种构成关系，并根据人造工具做出这些决定。换言之，这些决定改变着它自身的功能。

① 勒内·帕塞(RenéPasset)，《经济与生者》，经济学出版社(Economica)，1996年，第10—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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