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 2：感性的灾难

这个器官还有一个调节作用，而不仅仅是决定作用。它既是肝脏的调节过程发生之地，也是记忆之地，形成并固定学习结果。在意识所特有的现象构成之地，因意识本身从学习出发运用了一些规则，此地便成了主要的心理调节功能。

但是大脑也是不规则与失调之地，是先个体的记忆、情感和无意识的所在地，在这里构成了感性的体验，作为独特性与其固有不规则性的相遇，并且通过这个体验，构成欲望。然而作为无意识的所在地，即欲望的所在地，大脑通过位于身体之外的技术物品的中介，进入与其他器官和身体其他普通区域的关系中。此外，与技术物品的这种关系，它服从于或已经载入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中，即由其他系统构成的社会组织，在这些系统中，已经载入了一些超我的规则，而大脑本身因不能构成这些规则而只能将其内化：说大脑是一个做决定的器官并不意味着它能决定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只能说它是这样的器官，通过它，一个决定可以物化为与其他同类器官和其他决定的关系，并且发自前个体的潜力，而前个体的潜力将超级确定任何决定的可能性。

大脑是处于环路中的一个器官，它会假定一个肝脏，生殖器等，还有其他拥有同类器官的大脑，大脑成型于一些组织。通过这个环路会产生一些互动，这些互动会产生某种快乐，或甚至某种身体的快感，但也可能产生某种痛苦或某种挫折，弗洛伊德以其强有力的方式对此做了描述，称之为积郁与宣泄(chargeetdécharge)。这种积郁和宣泄不仅会通过大脑引发机体的反应，还会引发一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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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逻辑的机体，即能意灵魂，它不仅针对周边环境做出反应，也作用于自身机体，在机体中形成一些欲望。这些欲望构成一种意志，但这个要成为可能，这个环境就不仅仅是一个中间环境（milieu），而应该是一个器官学联合体—我们习惯上称它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欲望的世界，欲望在其中形成，并成为欲望的环路。作为一个环路，欲望就是一个行动，也就是说一种力比多经济，一种情感关系和工具实践的经济，就位于技术人造物视野中，包括痕迹、作品、器具、工具和事物，并且在这个人造物视野中构成一个由社会组织形成的社会视野，而在社会视野中，这些社会机体将某个定律个体化。

我试图在其他书中展示这一点，即大脑皮层的进化，在人类大脑皮层级次的开放过程中，与凿石取火的演变密切相关。不过这事发生在300万年至30万年前之间，在真正的社会组织出现之前，即作为组织的社会团体，而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游牧部落。在《技术与时间5》中，我将再次讨论游牧部落这个庞大的问题，即弗洛伊德和达尔文①意义上的游牧部落：这个时刻，作为亲子关系的构成，同时也是谋杀与原始创伤，显然是普通器官学的中心对象，因为普通器官学旨在重建定义欲望环路的谱系学条件，正是在这个欲望环路中，某些象征才得以穿过相互更替又不尽相同的时代而形成。

①在这点上，可参见斯蒂格勒，《珀耳塞福涅、爱比米修斯、俄狄浦斯》，《技术码(哲学与技术学报)》，美国巴黎大学，1994年。(Tekhnéma. Journal of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American Universty of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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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进化的表面稳定（这似乎在尼安德特人时代得到证明），正如鼻子和脚演变的稳定，似乎指出一点，即这些器官的运转从那时起就已经稳定下来。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一只踩在加速踏板上的脚，而且主要以这种方式流动，从器官学上讲，即作为载入欲望环路的器官，它不再是那只在热带草原上奔跑的布须曼人的脚。踩在加速踏板上的脚和跑在热带草原上的脚，无疑不会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去跳舞。或者还有，从感光性机械环路去听声音的耳朵，它也不再像19世纪普通市民的耳朵，那时的市民只能用手和眼睛去听。而这意味着这样的器官不再以同样方式去节约力比多。

47.弗洛伊德思考器官学的失败、大脑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及充当持存装置构成条件的社会组织

普通器官学自始至终是一种记忆的器官学，也就是说是一种后种系生成，随着人类生者的出现，也就是说技术，这个演变所包含的负熵性区分（différenciation néguentropique）不再仅仅游戏于生殖记忆和体质记忆之间，即形成超越快乐原则参照范畴的记忆，也是我即将谈论的记忆，而是直接遭到一个第三记忆出现的侵扰，这个第三记忆既是人造的，又是客观的，它由技术物品的“胶片”构成，也只有通过这些胶片，正如勒儒瓦-高汉所说，人类团体所构成的社会人种“细胞”的“内部环境”才能与其“外部环境”发生联系克洛德·贝尔纳(ClaudeBernard)在此处就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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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强调，这个非活体记忆的出现，也是开启弗洛伊德问题的东西，即充当天然器官的去功能化和与获取立姿相关的“器官压抑”的欲望的出现，这个非活体记忆，我们将会看到，它也提出了内外部之间关系的问题，我想弗洛伊德已经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困境，因为他没能设想人类大脑这个活体器官，即与其死亡器官有着原始关系的人类大脑：在弗洛伊德关于这个欲望的构成思想中，欲望是能意的中心，而技术的问题则受到压抑，亦如在形而上学中那样。

安德烈·布尔基尼翁和西利勒·库拜尼克提醒说，弗洛伊德最初雄心勃勃想创立一个欲望的神经学理论，于是就建立了一门神经器官学。然而，

……在放弃他的科学心理学计划之后，弗洛伊德也放弃给心理机关指定一个地方，而这些心理机关则属于第一或第二拓扑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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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这次放弃源自一次思考的失败，即弗洛伊德对义肢和义肢带来的记忆形式进行思考的失败，尽管他所理解的东西具有革命性，然而却处于未被察觉的境地。

他尤其通过嗅觉案例理解了一点，即人体的生理器官学，将随着力比多经济的谱系而不断转变，而力比多经济的出发点是立姿的获取。但正是在人类器官与义肢的关系中—义肢是人体勃起的基本结果，作为一种物化升华的提升，它是力比多经济的重大事实，并经过外化过程得以完成，它既是行为也是言语，承载着普通的表达，就像博伊斯所理解的那样正是在人类器官与义肢的关系中，作为惊呼的众多形式，人类的大脑，就像人类的手、人类的脚、人类的鼻子以及任何人类的器官，才能处于永久的重新定义中。

人体在不断变化着，其器官学系统只能这般存在着(存在是不断变化的生活的名称)，即在与另一器官学层面的系统合成（fairesystème）中，这个层面由人类义肢和人类人造品构成。而这些人造品本身也只能在社会功能中才具有功能性，其中包括家族，这些社会功能被统一在社会组织之中。其实有三个器官学层面，而弗洛伊德看不到这些。

① 安德烈·布尔基尼翁(André Bourguignon)和西利勒·库拜尼克(CyrilleKoupernik)，见词条“人类大脑”，《环球百科全书》(Encyclopediα Univers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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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化的初期，即感性谱系学的初期，有过一种大脑的共同进化过程，它通过皮层级次的开放，即一方面是人类神经器官的大脑皮层区域的确定，另一方面是技术物品，尤其是打磨的石器物品。大脑的进化条件与燧石取火的进化条件越来越密切，而燧石本身就是人造的器官，直到大脑皮层的进化趋于稳定，这时的共同进化转移到了技术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因为正是在那时出现了社会人种团体，随之便出现了心理与集体个体化的典型习语化，它必然与人工制品即技术义肢的器官学发展的大爆发紧密相连。①

这是否就是构成游牧部族的时刻？这无论如何已经是治丧和美学实践出现的时刻。无论如何从此时起，已经启动了大脑的功能转化过程，大脑不再由大脑本身的特性来指挥（这时大脑已经到达皮层级次开放的尾声），而由充当随机存储器的大脑和充当只读存储器的技术义肢的连接来指挥。这些（死的）只读存储器从新石器时期起，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记忆技术和计算的义肢，促进了语法化过程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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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整个过程在《技术与时间1》中已做描述，第三章，第158—169页和183—185页。

总之，在现有器官学的局势下，作为活体器官的大脑，与其作为死亡器官（但是至关重要，也是基本的器官，一方面是对大脑的续存，另一方面是大脑的生存）的义肢耦合，这个器官学局势构成了一种功能持续转化的局势（在这种转化中某些阶段得以形成，某些时期得以稳固），我们也称之为一些学习过程。但是学习会假定一种原始的外化(我曾经展示过为什么这是原始的缺失)，这个原始的外化便是大脑自身的结构性去功能化，正如鼻子、手和脚的去功能化一样。当然，这也是一种再功能化。

正因为弗洛伊德不理解大脑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所以他没能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成功地思考传播问题。

大脑的去功能化/再功能化已经载入技术的变异中，它必须被放到与社会组织变异的关系中进行思考，正如要被放到与人造物变异的关系中思考一样，这就意味着也存在一种社会性（lesocial）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例如当我们观察家庭结构及其进化时，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有在器官学角度描述出力比多经济的谱系装置的特征，才可能避免对力比多及其情感倾注的家庭式理解。

鉴于社会性能物化死者和生者之间的转导关系，它也成为学习（及生产超我）的持存装置，这个装置通过构成集体的第二持存，获得诸多新的知识，而这些新知识，通过大脑皮层的连接，通过对集体第二持存的内化操作，将得到大量扩展：存在一些对这些转化、这些扩展、这些再功能化的转换，以结合的形式进行，这种结合可以从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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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角度进行细致分析。

然而大脑的这些操作只是某个事物发生的后果和痕迹，它的发生与第二层面即技术层面的器官学有一种原始的基本关系，第二层面的器官学本身又构成一个痕迹系统，而第三层面的器官学即社会性，它将在这些痕迹中选择那些必须被身体内化的东西，通过一些持存装置将其内化到社会的机体合成（faire-corps）中，这就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理与集体的个体化。

现在的问题就是选择问题，亚里士多德称之为tokrinon评判。①

48.弗洛伊德“感知-意识体系”（简称P.-C.）中通过创伤型第二持存对刻板型第二持存进行的组织改变

就在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若干年之后，胡塞尔在1905年发展了他的时间客体概念，以便理解意识的时间性，这个感知-意识体系的时间性，或称P.-C.体系。其中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说：必须从一个本身非时间性的无意识出发去研究时间客体。我在这里得再次简要地回顾一下胡塞尔时间客体的几个特征，因为正如我在谈到康德和《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解综论时所展示的那样，我认为正是没有理解第一持存的问题，弗洛伊德才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即该文中提出的感知的精神分析问题中，逐步陷入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将在《摩西与一神教》中突然出现—就是说也出现在他对升华即一神教问题的最高分析中，他在该问题中从未谈及短记忆材料的问题。

① 这也是让-皮埃尔·尚若(Jean-Pierre Changeux)所分析的排除问题参见《学习，就是排除》，载《神经元之人》(L'Homme neuronal)，法亚尔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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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间客体由其流动的时间构成，即时间流。它只能一边出现一边消失：它在流逝。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也具有时间性。一个时间客体由下列事实构成：正如以时间为共同客体的意识那样，它的流逝只能是一边出现一边消失。一个我就是一个稳定的意识，一个第一持存的时间流：第一持存就是意识抓住并且保持在时间流的保持者身上的东西，意识就是这个时间流。例如，正如回荡在我意识里现有音符中的那个音符，它充当着一段旋律的过渡点，这时前一个音符仍然还在，而且着实被保持在一个保持者身上，而且由这个保持者来保持：这个音符于是便构成紧随其后的音符，与其形成一种关系，即音程。

作为我接收到的现象，那也是我生产的现象（我演奏或听到的一段旋律，我发出或听到的一句话，我完成或经历的一系列动作或行动等)，我的有意识的生命主要由这些持存组成。于是：1）这些持存是一些选择，我并不抓住那些可抓之物，如果我连续两次去听同一段旋律，我对对象的意识就会发生改变；2）这些选择将通过第二持存所包含的过滤器而进行，即通过记忆所保存并构成经历的前期第一持存的回忆而进行。此外而且尤其是因此也必须以器官学的术语来谈论—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关系由第三持存超级决定了的：记忆的载体物品，从那些伟大的帝国开始就已成为记忆技术，即一些短记忆材料，它让我们在空间上、物质上与技术上记录各种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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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对第一持存是什么有理解缺失，弗洛伊德才陷入对一些关系的错误理解，他称之为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他尤其不能思考技术义肢在欲望和无意识构成中的作用，而作为力比多经济的Wirklichkeit（现实），它会在文化中即后种系生成中导致一种苦恼，这恰好令他晚年特别担忧。

这就像三种类型持存之间的关系那样，即作为赠予和回赠的惊呼循环所形成的持存，在这个循环中出现轰动，也就是说出现了意义，这既是一个感觉（aisthésis），又是一个符号意指（sémiosis)，它们一起构成了能意（noésis）。第一持存在做出第一选择之后，可能会改变第二持存的组织，第一持存就是一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将按照已经构成的第二持存的标准来进行，但是这就像第三持存一样，它可以让第二持存发挥作用，根据各自特有的重复的可能性而进行：我们在这里再次找到重复的器官学问题，正如我在开启本卷①的“序曲”结尾处所回顾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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