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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二的延异游戏①。
剩下的问题是,录音带首先并大量地成为我所说的象征的贫困所出现的可能性条件:一种由这些机械短记忆材料编织而成的社会境况,而这种状态下的境况,即它源自机械转折,其特点表现为一种美学参与的丧失,这种丧失本身就是个体化丧失过程所引发的丧失。西蒙东在分析无产者的境况时提出了这个概念:这种个体化丧失源自一种劳动世界的转变,即通过机器与仪器实现的转变,源自19世纪至今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的转变。世界已经变成一个消费的世界,变成一个感觉性的机械转折的世界。
12.象征的贫困,亚里士多德所想的参与丧失
技术个体化的丧失打击着生产者:由于被剥夺了做事技能,他也就失去了其技术性。美学个体化的丧失则打击着消费者:由于被剥夺了参与美学事实的可能性,他也就失去了其感觉性。他因此而陷入麻木、漠然与冷漠状态②。
① 参见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第二章:“似乎缺乏的是我们或如何从阿兰·雷乃的《法国香颂》中寻找武器”,第41页及以下。
②2004年11月24日,日报《世界报》报道了广告代理人的这段话,这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谈到其职业的危机时说的话,同时还谈到了消费的危机,认为职业危机不过是消费危机的一个方面(参见斯蒂格勒,《怀疑和失信1》,第51页,第1点和第2点):“打破消费者的漠然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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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作为美学参与的丧失,孕育着一种心理和力比多的贫困。因为它不可避免会导致对原始自恋癖的清算,即清除“被称为自恋”并且与自身相连的力比多水库①,而“物品的力比多倾注从水库中流出”,“这种倾注也可以重新引流入库”。而如果没有这个水库,任何的力比多倾注,任何欲望,任何情感,任何对他人的感激,任何友爱(philia)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在分析理查德·德恩②(Richard Durn)的案例时试图展示的道理。
我这里所说的参与和参与的丧失,既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概念,也是勒儒瓦-高汉意义上的概念。
我在《怀疑和失信1》中已经回顾了亚里士多德,他将灵魂分为标明生命特征的三种运动类型:他首先区分出营养灵魂,也叫作植物灵魂(花草树木),然后是感觉灵魂(动物),再就是能意灵魂③(âmesnoétiques),即精神或智力灵魂(这是noûs这个词的翻译,它规定了人类灵魂的运动,既通过“精神”也通过“智力”去运动)。另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出,这些灵魂的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参与神圣(divin)和神灵(theos)的方式,更准确地说,是圣灵欲望的若干形式。神灵是本身“静止”的“第一动力”:他是不动之动,他是运动之因,而自己却从不进入运动,在这一点上,它构成了一个动机,而所有的灵魂都朝着这个动机倾斜。
①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与力比多理论”,《结果、思想与问题》,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就此做过评论,见《爱,自爱,互爱:从9.11到4.21》,伽利略出版社,2003年,第15页及以下。
② 同上。
③ 能意(Noesis,法文为Noèse),胡塞尔在《观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导论》中提出的概念,与Noema形成一对概念。“Noesis-Noema”一般译为“意向活动一意向相关项”(倪梁康)或“意向行为一意向对象”(李幼蒸)。然而“意向行为一意向对象”与《逻辑研究》中的“intentionalerAkt”(意向行为)、“intentionalerGegenstand”(意向对象)无法区别,而“意向活动一意向相关项”尽管有效地回避了这一问题,但对“意向”这一说法的坚持,仍然容易使人联想起《逻辑研究》中以表象为核心的意向分析。当胡塞尔选用Noesis-Noema来表达超越论现象学的新发现时,通过现象学还原所揭示的绝对存在与巴门尼德的noein之间不可能不具有任何事态关联。学者马迎辉则采用了“能意一所意”(或能思一所思)的译法,本书中采纳了这一译法。参见马迎辉《胡塞尔论能意一所意》,《哲学分析》2014年第6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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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灵魂或可以处于行动中,实实在在地参与神圣,或保持于潜在状态,既不进入行动也不参与神圣。亚里士多德就这般展示过,一个能意灵魂,它大部分时间停留在感觉方式中。同样,感觉灵魂大部分时间停留在营养和植物层面。而当这个灵魂成为行动中的感觉灵魂时,进入其固有运动的方式中,它就会过渡到营养性以外的另一层面:物种繁殖的层面,性生活的层面。它会在这个层面上寻找一个伴侣并与之交媾,超越它的植物营养性,因为面向繁殖行为的过渡可能会妨碍甚至否定营养性所固有的运动。
营养性是自我的保持和植物固有的运动,它在感觉灵魂的情况下会构成保持的本能,而感觉的行动则是物种的变异。而对于物种而言,个体可以免去,甚至整个消灭,用不着去保持。例如在雄性动物的生死格斗中,事情就可以是这样。同样,能意灵魂要过渡到行动,只有当它自行投射到真理(aletheia)层面之时,即“真相”(即我所说的共在)的层面,这是另一种繁殖形式(但是这种繁殖,正像有性繁殖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差别,更确切地说产生一种独特性):它的逻辑形式也就是说它的象征形式,甚至它的惊呼和轰动形式,我还会再谈此事。在这个形式中,能意灵魂将受到质疑和质问,面对参与圣灵的真相的考验。
第一章 为感觉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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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能意灵魂的行动就像感觉灵魂。换言之,灵魂面向行为的过渡,即它们对神圣的参与,仅仅是间歇地发生,正如我在《怀疑和失信1》最后一章中长久讨论过的那样。而尤其对于能意灵魂而言,一场与其自身—自身上带有一种趋势——进行的斗争的目的,就是试图尽可能地保持在行动状态,即保持在其能意层面,同时又倾向于不停地向某个阶段倒退,而在这个阶段中,能意灵魂的能意性只处于潜在状态。
况且,这种倒退是不可避免的:某种参与的丧失已经载入能意灵魂的法则。这是一个趋势,我把它比之于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也就是说比之于重复的强制行为,我还会再次谈论这一点。我们暂且要记住的是,参与是从潜力面向行动的一个过渡,而参与的丧失则是从行动面向潜力的倒退,潜力自然是运动的一种潜力,而行动则是运动本身,是灵魂进入运动,而作为灵魂,它由不动的动力构成的动机激动(é-mue)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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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象征的贫困,勒儒瓦-高汉所想的参与丧失
勒儒瓦-高汉与西蒙东所描述的十分接近。西蒙东认为,当工人被剥夺了做事技能并让机器去承担时,工人便变成了无产者,这就是工人个体化的丧失。勒儒瓦-高汉则描绘了一个大量的、全新的和史无前例的美学和象征参与的丧失过程,而随着认知和文化的技术及工业(也就是说计算机和视听技术)的出现,这一过程不期而至:那些成为消费者的人们,其感觉性的丧失,正如工人失去其个体化的情况那样,与某种技能的亏损相关,这些技能已经让给机器去承担。但在这里,涉及的不再是构成职业意义上的做事技能(savoir-faire),而是构成生存意义上的生活艺术(savoir-vivre)。这种美学个体化的丧失会影响普遍意义上的消费者,即影响所有的社会领域。
信息和通讯工业,其目的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自动化,同时还要安排和控制清一色的全球市场,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阶段,勒儒瓦-高汉一般将它描绘成一个记忆外化的过程,即将生者的记忆外化为技术的义肢,随之出现的便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能意灵魂。
这个过程的第一时期是骨骼外化的时期,它伴随着凿石取火而开始。随后便是肌肉的外化,它借助武器而增强威力,或用自然能源代替肌肉力量。现有阶段则到达一个神经系统机械外化的过程,它随着首批计算机文档和可编程的机器(如提花织布机)而启动,而数控机床则是到达点,也是想象的外化点。这个外化点随着首批视听技术而开始,而编程工业(所有这些均属于编程过程,我在本书第一卷和《怀疑和失信1》中都做了分析)将对此进行系统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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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些技术已经融入同一个数字技术系统,所有的人类技能形态都托付于它委托给与之相连的机器和仪器而这个系统既可以控制生产,也能控制消费。但是与此委托相对应的还有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结构上让生产对立于消费,引发了一种普及的无产阶级化: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陷入其中,被剥夺了任何的技能。这就是勒儒瓦-高汉所做的评判,说它与感觉的可能性水火不容。因为感觉的那个人,他是一个能意灵魂,他会给自己的感觉赋予意义:他从感性中接收和采集(legein)意义,而这只能在给出意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仅是给他自己,而且还要给他人把他接收到的意义返还给他人。
这便是莫斯在研究毛利人时所描述的豪式循环①(lecircuit du hau)。因此,勒儒瓦-高汉原则上提出,必须参与才能感觉。但是当勒儒瓦-高汉说,人类生活是这样一种生活,其原理就是要将自身的移动性外化在技术器官上,外化在非生命器官上。一方面,必须加上能意灵魂的亚里士多德问题学,明确意识(noûs)与技艺(tekhn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在何种条件下,外化使得参与成为可能,同时也能中止这种参与,既能过渡到能意行为中,也能阻止这个行动,使能意灵魂退回到感觉阶段。而在感觉阶段,能意灵魂只存在于潜力中,是一种无能的潜力,它没有进入行动的权力参与到动机中的权力。
① 参见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社会学与人类学》,法国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及以下:“在接收和交换的礼物中,必须做到的事,就是收到的物品不能原封不动。即使是赠予者抛弃的东西,它也还是赠予者的某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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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明确这些潜力和行为的外化条件,就必须考虑技术义肢本身所引发的各种特殊性:技术时代条件制约着能意感性的时代。这个条件也是艺术的条件,它在本质上便是技艺(tekhnè):恰恰出于这个原因,艺术在希腊语中用的就是这个名词。
在被剥夺了构成赠予和回赠(也就是充当豪式的赠予循环)的惊呼可能性后,当代的能意灵魂正处于痛苦之中,并且正在倒退。正是为了培养这种能意的可能性,才建立了一些机构,如学校等:这些机构将提供信息,并且建立起一个象征循环。而如今的超工业力比多经济,即参与丧失的剧场和心理与集体个体化丧失的剧场,正在使这一象征循环短路。
赠予者通过赠予物制约着受赠者,就像主人的财物,他通过该财物制约着小偷。因为这个宝贝(taonga)是豪在其森林、领地和土地中主管的东西;它是真正本土的’东西:豪跟踪着任何一个持有者。他不仅跟踪第一个受赠者,甚至可能跟踪第三者,即跟踪任何一个该宝贝的转交人。其实,是豪想回到他自己的出生地,回到森林和部落的圣地,回到主人的身份。”也可参见马克·罗京·安斯帕赫的《等物回报》,索伊出版社,2002年,第5页:“为什么赠予的物品,好事或是坏事,都必须回赠?”马塞尔·莫斯问道。他通过回顾豪的威力来回答这个问题,豪是他在毛利人生活中发现的一个由主司赠予的魔法幽灵。在我们这个驱魔的现代社会里,我们不再相信外部第三者的干预,即与人类、神灵和魔法幽灵相比的超验者。各种幽灵和神灵或许只是人类互动循环的象征体现。但是这个循环,与人类相比,它真的是外部和超验的吗?相互性关系不能简化为简单的二元交换。某个超验的第三者每次都会突然出现,即便这还是那个关系本身而非他物亦然,它将以活动者身份完全介入其中。在这个第三者也来干预交易的情况下,象征的效率不就成了真正的效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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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名人的视野”
电视真人秀、卡拉OK、采样,而法国最新公布的研究表明,有上百万法国人在电脑上作曲,还有家庭音乐(housemusic)和DJ,其创作能力人们都熟悉,还有博客(blogs),这些都是参与丧失所引发的象征贫困的症状,而在这种参与丧失中,也预示一种可能的未来:在这种贫困中或许有某种革命性的东西。
然而,超工业经济千方百计而又不知羞耻地开发着象征的贫困那最为邪恶的结果,而且它还在不断孕育、回收和加重这种象征的贫困。成千上万的活动见证了这一过程,在法国,最近一次活动是一档电视节目《明星学院》(StarAcademy),由法国电视一台播放,向法国儿童打开了“名人的视野”。据2004年12月23日的《世界报》报道,这档“电视名人”,对上百万儿童来说,可能成为“学校的上诉机关”,也是“得到认可的主要起源”(每周的节目观众已超过五百万,而“决赛”的观众人数则超过一千万,其业绩达到30秒广告价值11万50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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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谈到“上诉机关”,这会让人认为,正是学业的失败滋生了这种得到认可的渴望,其实倒是家庭环境的存在感下降的产品还有家庭这个最初象征循环的衰落,因为只有在家庭中,双亲意象(imagoparentale)的威严才得以建立,家庭循环的这种毁坏超前削弱了儿童最初自恋癖的可能性正是这种衰落引发了学业的失败,而非相反情况。
然而,实际上在阴险地制造被剥夺感的地方,怎么谈得上得到认可的起源呢?在这数百万儿童中,实际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孩子参与这个可怜的“名人一刻钟”节目。忧伤的一刻钟,因为怎么能不看到这种“名人”出色地表现了象征自身的可抛弃性,也就是说象征物的虚空。而对于这些象征物而言,怎能不担心它会导致它们被颠覆成对征呢?怎能不从中看到虚空的象征呢?
一位教育顾问注意到这一点,即这种现象并不会触及来自“富有”中学里的那些社会阶层的儿童,
……并不一定要与名人认同,(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个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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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的倒是那些社会环境不太好的学生,某些教员的话语和他们面对这种境况的不安,倒是不乏悲怆感:
孩子们想通过电视机(一位教员解释说)寻找自己的一个正面形象。我将这种做法运用到教学中。例如,我用手提摄像机拍摄一些文学节目,鼓励学生参与,四名学生必须介绍一些作品。多亏了图像,他们都来上课读书。
请注意来自同一篇文章中的批语:
卡拉OK的设备与盒式录音机——尤其是打上《明星学院》标记的设备——是今年圣诞节购物中压倒多数的购买品。
要说《明星学院》,或是更普遍意义上的音乐电视真人秀节目,是这一现象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倒是痛苦的表达,即参与丧失的痛苦,才是这类节目的根源这是个乐器学的事实。这就意味着,这种痛苦也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被抛弃的力量,被丢给了超工业装置,这种装置截获、设置陷阱并摧毁力比多经济,而这种痛苦便是该经济剩下的东西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更不能轻视。让我们观看并且再次观看阿兰·雷乃的《法国香颂》,或者……看看怎样在倒进和卡拉OK①之外向前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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