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 2：感性的灾难

人类作为变异和个体化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精神亲缘关系，就这样成为一个谱系。这个谱系化过程构成非自然的历史，却载入了自然的历史。这种“外化”，也是一系列的内化和学习，其中偶发（即经历所遭遇的东西）和例外（将偶发变成必需）不停地前来干扰某个过程的单一线性，这个过程并不是对普适性的揭示，而是对独特性的表达和压制，这种独特性将进行分叉和析取：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艺术家正是这种析取的杰出形象。

第一章 为感觉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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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达与这种压制的游戏，也是狄俄尼索斯（Dionysos）和阿波罗（Apollon）所玩弄的游戏：人类的变异就是艺术家的变异，因为艺术家就是把偶然变成必需品的人，把符号的任意性变成一首诗歌，将大理石的纹脉①变成一个不大可能的机会，把夜壶变成一个问题，从空虚中变出霍尔拜因（Holbein)，或变成现代性，处于不安中的现代性，应有尽有②——也就是说一个总是更为人道的变异，一个过度。这个过度就是感性的扩展，恰恰因为它是能意的感性，它才能学习去感觉，也因此使得个体化的谱系成为感性的谱系。

18.力比多能量和精神能量

作为外化中对立趋势的相遇，并且与死亡冲动和生命冲动时而相连时而脱节，心理社会的个体化构成了一个斗争战场，在那里，表达和压制的两种力量在进行较量，这两种力量由过程的间断趋势组织而成：从潜在面向行动的过渡趋势，从行动面向潜在的倒退趋势。在外化过程的压力下，这场斗争常常优先强加一些新的感性组织，通过这些组织，进而在人体器官、技术器官和社会组织之间强加一些新型关系。

①纹脉，法语为veine，也有“机会”之意。这里疑为作者有意做的文字游戏。——译注

② 参见卡特琳·佩雷(Catherine Perret)关于奥列维·莫赛特(OlivierMosset)的谈话，《奥列维·莫赛特》，望日与朔日出版社(Ides et Calendes)，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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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到了20世纪，消费的系统组织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复苏，在上个世纪机械化发展所开启的生产力巨大增强之后，又孕育出生产过剩的长期问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表达和压制这两种力量相互较量，并且勾画出工业世界的版图，使得这两种力量越来越显示为美学力比多（esthético-libidinales）力量：由新型美学装置管控的力比多能量的生产、导流、组织和流通，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

艺术的地位因此而受到动摇：感性的组织从此面对着资本主义霸权的诱惑，而这个资本主义已经具有超工业的性质，它倾向于消灭各种独特性，中止或篡改情感及其惊呼的能意流通，或倾向于将这种独特性限定（cantonner）在“寻找与开发”新型崇拜物的功能中，而这些新型崇拜物将推延普遍溃退的负面视野，这是力比多能量的毁灭性开发所预示的一种溃退。

在这个方面，必须谈一谈控制社会时代典型的美学的再功能化(refonctionnalisation del’esthétique)。我在本书中①所审视的便是这个再功能化的起源、意义、局限及其未来。

感性只能对有性别的生灵产生影响，感觉灵魂具有感性，恰恰因为它是有性别的生灵。（诚然，在性别化之前也有一种感觉性：原生物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反应；但这种反应恰恰是一种中介的感觉性：原生物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植物，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因此它既包括原生植物，也包括原生动物。）然而能意的性别化不仅仅是有性生灵的性别化：只有一种力比多能量能够被注入所有的社会客体中，而这些客体恰恰也只能在这种条件下才变得具有社会性，而力比多能量并不局限于注入真正意义上的有性客体上，这也正是感觉灵魂的情况。甚至应该这么说，正是有待去性别化的力比多的主要倾向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欲望因为欲望恰好不能缩减为性欲，而性欲却构建着欲望的任何升华形象。

①在《为感性的组织而斗争》中也有谈及，待出版。

第一章 为感觉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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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有性客体，它们本身也已经神圣化并得到升华。它们不仅仅是一些有性客体，而恰恰是一些爱情客体，充当崇拜物的力比多客体，因为它们已经被纳入惊呼的循环，而惊呼本身也是一种感性的技术性这个感性是幻觉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感性的崇拜物①。某个欲望客体一旦拜物化，就会立即被技术化：正是基于这个条件，欲望客体将成为投影的银幕，这就是幻觉。崇拜物就在这个幻觉中出现，而这样的崇拜物，它就已经以我所说的第三持存的方式运行，②这就如同一个技术义肢，一个记忆和想象力的人造载体。任何能意的感性都是一个崇拜物（而这个崇拜物，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也是补充充当补充物，德里达意义上的补充物——母体阴茎的缺失，以构成作为母亲的母亲，作为阴茎的阴茎）。升华的力比多能量于是就变成固有的精神能量①。正是这样，神圣就被亚里士多德设想为杰出的欲望客体。甚至参与神圣对于能意灵魂而言，也是一个真理（aletheia）的体验，我们通常把它译为“真相”，然而说白了，这个真相就是这种欲望的表达（我在《进入行动》中称之为能指衍生）。

① 参见保罗·洛朗·阿苏(Paul Laurent Assoun)，《弗洛伊德的武器库》，《书写的身体》第35期，第51—62页。

② 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第78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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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这也意味着，如今一种美学（aisthesis）的思想（艺术的思想，以各自形式出现的感性作品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欲望的思想和一种技术的思想，它可以描述人体感性器官、技术形成的人造器官和安排它们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演变。表达与压制的谱系思想（即面向行动的过渡和面向潜力的倒退)，欲望即任何独特性的表达与压制的思想，正是需要在此进行设想的普通器官学。

①显然不是源自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我所说的精神能量设想了第三持存和外置记忆材料的物质性。

第一章 为感觉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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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备仪器

从沃霍尔和博伊斯谈起

美国这个国度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创造了一个传统，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消费者购买同样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看电视，见到可口可乐，大家知道总统喝可乐，伊丽莎白·泰勒喝可乐，您想想，他自已也可以喝可乐。世上没有任何一笔钱能买到比街头流浪汉的可乐更好的可乐了。所有的可乐都一样，所有的可乐都好喝。伊丽莎白·泰勒知道，总统知道，流浪汉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安迪·沃霍尔

……有许多谈论电视的方法。但是就“商务”视角而言，我们得现实点：起初，法国电视一台（TF1）的行当，就是帮助可口可乐公司销售它的产品。（…要让）一个广告信息被人感知，必须得让电视观众的头脑可供支配。我们节目的使命就是要让观众的头脑可供支配，也就是说消遣观众，缓解观众，在两个信息之间让观众做好准备。我们卖给可口可乐公司的是可支配的人脑时间。（……）没有什么比获取这种支配性更为艰难。

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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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勒莱

我们死后活着的兄弟们，

丝毫不要狠心记恨我们。

弗朗索瓦·维庸

宽恕：（约1170）威胁已经倒地敌手的匕首、短剑，迫使他投降，乞求宽恕。

《罗伯特词典》

19.回到短记忆材料的当代问题

表达与压制的谱系学和器官学的思想，作为面向行动的过渡和倒退到潜力的思想，这是一场需要进行的斗争：这就是要进行反潮流思考，以便参与心理社会的个体化，对抗这个过程中倾向于破坏过程本身的东西，即那些消灭参与可能性的东西。我们将在本书下文中看到，这种参与建立在既合取又析取（conjonctif et disjonctif)的基础之上，这种合取将构成以下的转导关系，而首先就是心理与集体（也构成历时与共时合成的剧场）之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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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备仪器

正如我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到过的，西蒙东曾经提出，个体化过程的思想，也只能是这一过程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它的转变，这就意味着个体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在这里，个体化思想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学恰恰就是最为密切的政治，基于这一点，美学思想将是一场战斗的对象。它将永远是一场战斗，而如今，这场战斗采取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在物化为美学制约条件①的超工业控制压力下，该制约条件倾向于给美学体验的任何可能性加重负担，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可能性，即以能意的身份去继续心理社会的个体化。

这就需要思考表达和压制（过渡和倒退）这个双重趋势，该趋势在外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特殊背景下，构成表达可能性的技术变异，它被制约的力量以霸权方式控制着，而制约的力量就是倒退的力量。一切都木已成舟，在当今对短记忆材料（人工记忆载体）的工业使用就是这样。这些材料来自我上文所说的感觉性的机械转折，以便将能意性（noéticité）降格为感觉性，从而使这个过程变得难以想象。“让人脑的时间可供支配”，把它变成一件商品—这便是参与丧失的具体结果—这就意味着使能意灵魂倒退到感觉阶段：让能意灵魂限定在愚笨中，让其堕落到兽性中。

① 参见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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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说到独特性，在它之外就没有能意的行为，它是超工业发展认为必须要紧迫缩减的东西，然而在对这种独特性的肯定之外，又不可能存在什么欲望。参与的丧失恰好就是对独特性的缩减和阻止，将不可避免和千篇一律地孕育出现代社会所有阶层中的羔羊、猴子及鹦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信息通讯工业的仪器和机械制造出来的短记忆材料，它既是权力的工具，也是知识的工具，并且构成了控制社会赖以生存的技术体系，这些材料如今已经渗透到社会组织的整体，包括科学界、大学界和艺术界，即使还有其他一些更为脆弱的阶层亦然。“控制社会”是各种社会组织的总称，其特征就是个体化的丧失，这也是美学参与的丧失和普及的无产阶级化。

控制社会的技术特征由如下事实构成：机械化阶段让我们抹杀掉了权力与知识的差别，这时的技术变成了计算机化的技术，而可计算性被用来为自动化服务，其目的恰恰就是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任何做事技能和生活艺术短路，也就是说排除任何的参与，通过篡改而毁坏惊呼的循环，也就是说毁坏欲望本身。这个技术还包括那些使独特性形式化并且特别化的互动装置。正是这样，作为认知和文化的技术，倾向于融合的数码技术，完全用来服务于对意识时间的截获和控制，服务于对人体作用效果的计算。说到底，是要控制联觉以引发消费行为，而消费行为也是一种重复性强制形式，是一种易上瘾的循环。

第二章 装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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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知识的技术既有认知性也有文化性，它物化并且普及着神经系统和想象力的外化，融合做事技能和生活艺术，使做事技能和生活艺术形式化，这样就成为控制权力的技术，从这种技术中会出现一种冲突，而参与的丧失是其最为明显的征兆。正因为控制技术具有文化性和认知性，它们本该构成某种新精神的技术。然而情况却相反，它们被完全动员起来以阻止这个新精神的出现：因此这些技术的运用确切地说具有倒错性。

这正是斗争的目的所在——而取得斗争胜利的机遇取决于其赌注的明晰性。

文化与认知技术的汇合与融合，若想成为一种新精神的汇合与融合，就得付出一次革命的代价，然而它们的到来还来日方长，若说为对抗它们的毁坏用途，我们还无所作为，那么作为普及计算的技术，它们将预告一种更为严峻更加有效的控制，即法国电视一台如今已经在使用的做法，这也是法国许多其他充当“中介作用”的营运机构正在使用的技术。

在这场斗争中，艺术界和更广意义上的精神劳动者，他们该形成一些精英团队。

精神的当代技术，即工业滥用并充当武器对抗精神未来的技术，它们已经成为冲突的载体，而这种冲突也成了普遍意义上外化过程的特征，结果是作为计算机化的技术，它们已经成为权力与知识之间①政治冲突的器官。权力在其资产方面常常是一种计算的权力，而知识本质上则是一个未完成知识的知识（un savoir de l’inachèvement dusavoir)：它总是一个非知识（non-savoir）的知识。知识是个不可计算物，它构成任何计算的动机—它那无法估量的理由，作为知识个体化的理由，通过知识也作为知识主体的理由，永远处于到来之中。知识的客体总是会超越知识：②知识不可能被缩简为一种经验，而知识又只能在经验中才能自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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