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 2：感性的灾难

20.共在的探险与精神对自身的厌恶

就《怀疑和失信1》语言中的说法而言，知识的客体总是处于另一层面，而非处于存在层面。准确地说，知识的客体并不存在：这是个理想客体，如人们所说的数学空想。正是在这个范围内，知识才具有能意性。但恰恰是因为它并不存在，它才是某个不能缩减为权力的知识的客体：知识的客体是一种共在（consistance)，是驻留于存在中的权力物品的能意共在。我这里谈到的是知识的所有形式：生活艺术、做事技能和理论知识，也只有理论知识试图将它们客体的理想性形式化。另外两种知识形式（生活艺术和做事技能）只能通过独特的存在方式去物化它们的共在知识。

① 这将是2005年11月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突尼斯峰会的关键问题，该峰会为“关于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

②这也是欧仁·格林(Eugène Green)那部漂亮电影意味深长的目的，即《艺术桥》，2004年。

第二章 装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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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知识将是实践的对象，而实践则不能缩减为续存的行为。能意灵魂从来都不只停留在续存层面上：它会外化，并且通过其自身的存在方式表达其能意性。这些方式要成为某个存在的方式，那这个存在得具有独特性，即它能够通过自由到达独特性，相对于续存去表明这个自由—而且这个自由又永久地依赖于续存，因为它常常臣服于营养的植物性和感觉性的约束，而这些约束，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它的自在（en-soi)。

不过，知识对权力目标其本身最后往往也臣服于续存的迫切需要，尤其是涉及那些成为专一经济的权力时——的臣服，就是这些权力被缩减为唯一的能力，即达到计算的形式化。现如今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将形式化和计算混为一谈。任何的计算都设想有一个形式化，但是任一形式化不一定都缩减为一种计算。有待形式化的机器现如今都是一些算术机器（我们通常称之为控制论），该事实是这一误解的决定因素。

因为这个知识对权力目标的臣服，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是由于下列事实，即知识的技术基本上变成了计算技术，而这种技术的运用使得共在的层面不可企及，考虑到这一点，只有知识能够形成技术的客体，充当欲望的客体，也就是说理由的客体：充当着动机。我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丝毫不想表明，计算通过自身可以对不可计算物形成障碍。恰恰相反，我一直在强调，要到达不可计算物，必须要通过计算。不过我还想说，计算仪器的现有装置，它以霸权的方式进行配置，依据的是控制社会的标准和目标，在此首次得到结构性的组织，使不可计算物变得可以计算，也就是说消除了不可计算性。这只能让知识变得平庸。这也正是新一代人对科学极为不满的深层原因所在，也是他们对普遍意义上的知识之地所表达的可怕的质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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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问题是，也正是有个强调和坚持着的共在层面，尽管尼采所说的那个象征的贫困像沙漠一样在增长，它仍然还有生命，如今还存在。然而，这个共在层面已经改变了意义：在技术变异被这般理解之前，知识主要被思考为一种面向理想性世界的通达，这个理想性世界形成一种本体论和一种本体神学（onto-théologie)，去定义事物稳定的统一性，将事物的共在揭示为一种理想性，并且将其载入本质的世界。如今，知识的目的性已经深刻地发生了本质变化：知识就是探索存在物的变异可能性的东西，而存在物的共在，作为其变异的动机，则是这些可能性在个体化过程继续中的投射：这是一些理性的提前。

还有，这样的提前不可能简单地由计算构成，恰恰是因为理性也是一个动机，即一个欲望的客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现时的后果。换句话说，提前是一个不可能物的提前，也就是说一种独特性的提前，一个不可提前物的提前，或是一个不可计算物的提前。正是因为知识首先就是一种不可计算物的知识，所以知识才有滋味，而不能把它缩减为权力，相反要把它看作某个必须过渡到行动的无权力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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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们可以见证这一点，知识的分析性变异(devenir-analytique)，即脑力劳动的分工，导致这些知识主要变成了一些没有知识的知识技术：某种分子的专家或某种类型算法的专家，他们没有任何总体的考虑，能够让他们去理解，在怎样的认识论和能意语境中，在怎样的感官循环中，即载入某个个体化过程的感官中，他们的专业性能够找到其必要性，他们的物种怎样属于一个种类。

但是这儿的知识都是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处于先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中。这是象征的贫困的另一种形式，正如高傲可恶的无知那样，而如今却成为哲学世界的标准，而对科学、技术和技术工程来说，它也成为“人文科学”的标准，更不必说对艺术和现代音乐的蔑视，同时还有对经济和工业现实的蔑视。这个事实就是异教（mécréance）的某种形式，是精神对自身的厌恶的表达，是精神与其物化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恶果，我常常提到我对瓦莱里的这个参照。

真正的学者（所有形式的知识和智慧）是在他们研究对象的边界上耕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研究对象的表面正是他们真正的深度。在这些边界上，学者们恰恰会遇到著名的“复杂性”，其中研究对象的不可计算性，作为能意的客体，将通过下列事实显示出来，即这些精神的客体，最后也只能构成存在物体的共在，而这些共在本身其实并不存在。而这些物体若要构成这般的共在，只有在它们能够参与心理与集体个体化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并且在认识个体化的过程中继续个体化，使个体化从自身的不相符性出发，将物体连接到自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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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意味着个体化一旦认识了自身，它也就发生变化。因为它一旦得以继续进行，它也就不再能认识自身，而更像是重新遇到一个自身的他者（elle-autre)，一个与自身无法相比的他者，即一种独特性：个体化会超越自身，其不相符性是其不断到来的偶发事件的源泉，这种偶发事件就是一种探险那些不相符性，作为差别，即续存、存在和共在之间必须做出的差别，就是探险的重要方式。

21.音乐缺失中的缺失音乐

让我们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即关于精神物品之间表面与界面问题的例子。这个例子担负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历史重任：它既是数学思想的起源，也是某种哲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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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备仪器

这里所说的就是音乐，对柏拉图而言，音乐构成了最佳的精神学科。这就像是共在思想本身的共在，因为共在形成一种汇合于无限的视角，而数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既是事实上的相生关系，又是法律上的必需和多产关系：这种关系载入了超验的亲缘关系问题之中，处于音乐意识和音乐世界之间。

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康德以来，这种亲缘关系仅仅以缺失方式存在着。音乐意识本该被构建为以数学方式构建的音乐世界，但仅仅以缺失方式进行构建，而这里所需要的正是这个缺失：这个缺失就是让音乐响起来的东西。其实数学结构若要有音乐性，只有当它处于意识之中，而这种意识自身又得由其期待而构成，通过其中蛰伏的意外(我在第三章将再谈这个隐藏于期待中的意外的问题)这个意外就是不可计算物本身，充当着超越任何数元（mathème）的独特性，而以数学方式构建的音乐却与该独特性相呼应。

缺失，作为音乐本身的发声物，就是美人鱼歌声的潜力。

美人鱼的歌声属于什么性质？它的缺失是什么？为什么这种缺失会让歌声有如此潜力？①

①莫里斯·布朗肖，《未来之书》，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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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缺失的潜力在于：

……这个坠落的极度快乐……

还在于：

……它只是在复制人类的习惯歌声，（而且）在听歌的人心里催生对任何人类歌声的非人类性的疑虑。①

但是美人鱼歌声的这个缺失，正因为美人鱼的不存在而能站住脚：这既是她们的力量也是她们的弱点。

……她们歌唱时是说谎者，叹息时是骗子，触摸她们时是虚幻体；她们完全不存在，幼稚的不存在，尤利西斯的常识就足以将其消除。②

①莫里斯·布朗肖，《未来之书》，第10页。

②莫里斯·布朗肖，《未来之书》，第11页。参见荷马的《奥德赛》第12卷，第256—257页。

“尤利西斯(……)只有我能听到她们的歌声；因为背负着沉重的锁链，我必须一动不动，站在桅杆座上，紧紧地靠着桅杆，如果我恳求你们，命令你们打开锁链，请将锁链再多绕一圈！

合唱—你过来!到我们跟前来!吹嘘过分的尤利西斯!阿哈伊亚州(Achaie)的荣耀！(……)停下你的巡洋舰：过来听听我们的歌声！从来没有一只黑色船只超过我们的航向，不聆听出自我们嘴唇的温柔歌声；之后人们开心地走了，知识更加丰富，因为我们知道痛苦，了解所有的不幸，众神，在特洛阿德(Troade)的田野里，惩罚阿尔戈斯(Argos)和特洛伊(Troie)的人们，我们也知道这片肥沃土地所经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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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备仪器

美人鱼及其歌声的缺失也是人类的缺失（这一点上就是她们的非人类性），因为康德提出了意识的统一性其实并不存在的观点：而意识，正如德勒兹所说，它是破碎和多样的。我将这种不存在称呼为存在物与共在物之间的差别的事实然而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实，以便区分一种权利，例如给音乐区分一种权利，我这儿的意思是，给音乐区分一种权利，是因为从音乐缺失角度看需要这个区分，因为这种区分缺失。

然而，自我统一性的不存在，其实也是世界统一性的不存在（这里指非人类性）：这就是超验亲缘关系的代价，因为亲缘关系在各处该缺都缺。世界不存在于其统一性中：它构成一种（有待到来）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就叫作理性。

这种意识的裂痕，正是勋伯格的音乐传递给人们的信息。这是在尼采之后，尼采发现（开始发现）了弗洛伊德几乎在同时发现的东西，弗洛伊德将其变成临床研究的对象，而普鲁斯特则把它变成文学的对象：自我的非统一性。

尤利西斯——她们就这样唱着，她们迷人的歌声让我内心充满倾听的欲望。我皱起眉头命令我的人放开我。可是当他们弯腰伏到桨上，正要松绑之时，欧律洛科斯(Euryloque)来了，在珀里墨得斯(Périmède)的协助下，把我身上的锁链收得更紧，又多绕了一圈。

我们过去了，很快，就再也听不到叫喊声，也听不到美人鱼的歌声。我的那些勇士们，这时才匆忙取下我事先塞在他们耳朵里的蜂蜡，然后给我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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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缺失（基于任何音乐永远都不会成为真正的音乐这个事实）与自我统一性的缺失具有亲缘性；而这种缺失将对意识和世界的亲缘性结构造成某种后果，这种后果所意味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个做事技能与生活艺术的网格，其中的理论知识仅仅是一些形式表达，它们既来自我做的语法化分析，也来自做事的悬置：来自理论化（theorein）的理论具有凝视性。但是科学，由于在19世纪变成了技术科学，而语法化只是用机器表达和复制人们的行为，于是科学就成为理论做事的新问题，或做事理论的新问题，后者也是能意的新问题，也就是说感性惊呼的新问题，作为这种能意器官-逻辑特点的问题，而尤其是现在，语法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精神的计算机工程技术阶段，计算机工程技术构成了一些新的短记忆，是一个短记忆材料的新阶段，形成一个精神实践的新问题，一个由艺术、哲学和科学学科形成、排序和错序的精神实践问题。

正是从超工业时代的这些特征出发，必须思考一种新的精神，不仅仅是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精神，而且还有政治、法律、经济和工业的精神。

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其实上演于许多的舞台，既上演于普遍的科学知识和大学知识舞台，也上演于编织生存的生产做事技能和生活艺术的舞台：至于这些经验的知识，如今它们纯粹而简单地被机械形式化所否认和废除，这种机械形式化恰恰导致了个体化的丧失，导致了参与的丧失。①在惊呼循环首先是个情感循环的范围内，美学舞台即能意感觉性得以形成、扩大并且玩弄和变窄的地方不再是其他的舞台：它是最佳的控制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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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控制中，音乐与活动图像担负着非常特别的角色，正如我们在序曲②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角色就在于工业时间客体的时间性，即规划工业所生产和分发的工业时间客体然而规划工业由于数字化所引发的器官学矛盾而陷入危机。

22.装备仪器。作为美学角色系列再机关化的器官学谱系和作为为感性组织而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的普通器官学

就一般情况而言，人造器官学层面的进化有规律地孕育出一种美学角色的再机关化（réinstanciation)。现如今，随着认知和文化的模拟机器仪器的出现，并且越来越数字化和计算机化，这种充当个体化和参与丧失的再机关化大量地产生，这就构成了语法化的最近阶段。

①知识在更深层次是独特性的知识，而非普遍性的知识：知识，它常常是知识的欲望，也是欲望的知识，充当着任何运动的条件—任何事物的条件—它也是这个知识，即只有独特性是可欲望的对象。

因此，对知识和权力的不区分是不可行的：把知识缩减为一个计算对象，否认它并且自行否认(因为这种不区分将把其权力建立在知识之上)。不区分因此也阻碍着心理个体化和集体个体化，因此，为超越参与和美学个体化丧失这一阶段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它的结果可能是幸运的。重要的是为新式知识的出现而斗争，这些知识目前尚处于潜在状态。

② 参见上文，第39页(本译本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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