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0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重商主义以货币作为国民财富的尺度，在政治上要求干预主义的社会秩序。从15世纪到17世纪，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制定出能够增加国家财富的经济政策，持政府干预主义观点的重商主义者长期占据着经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重商主义者认为利润（即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在重商学派的解释中，经济活动本身并不会带来净产品（即扣除社会成本之后的社会产品)，财富的总量也不会增长，社会经济活动只是社会产品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剩余价值即利润，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完全是用交换，用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来解释的”①。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前，获取利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经院哲学当作非道德的、违背自然秩序的经济动机；重商主义继承了经院哲学的经济学②观点，认为在交易中获利是非道德的、非自然的行为。获利行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合理的，即为了国家财富增长而进行的生产和贸易。为了促进一国财富的有效积累，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有意识地对经济活动进行控制，通过压低工人的工资降低生产成本，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计划扶持出口商品生产，通过关税保护来保证国际贸易顺差。简而言之，重商主义的利润理论是为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做辩护的，将利润的来源看作流通过程中对等价交换原则的人为否定。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

②经院哲学中是否有成型的经济学，至今仍然存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经院哲学中关于“公平价格”(人不应当在交换中获利）和“合理财产”(过多的物质财富会导致德行的堕落）的讨论构成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的最为主要的智力来源。经院哲学对经济行为的道德批评并没有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出现而消失，反而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现实和理论中的繁荣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晚期重商主义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经院哲学的立场仍然经常会在理论上重现，甚至在德国观念论哲学对英、法自由主义的批评中也仍然可以看到经院哲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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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观点后来尽管“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但在现实中仍然遗留着深远的影响力；在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实践遇到挫折的时候，重商主义对经济动机的批评和干预主义立场总会被再次提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①。重商主义总体上认为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重商主义者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往往把自己当作医生，认为自己能够发现并医治社会的病痛。在重商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洞察经济规律，从而对经济体的缺陷进行干预和修补。重商主义者提出了多种经济干预的方案，例如制度结构的变革、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涉等等，这些主张后来遭到了斯密的猛烈批评。

与重商主义不同，重农主义以产品作为国民财富的尺度，在政治上要求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的反对者，重农学派在18世纪中期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重农学派在经济活动中发现了农业生产中“净产品”的存在，认为财富的增长来自净产品的积累，净产品的增长是利润的真正来源。由于农业生产特殊的增殖性，经济活动就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财富的增殖。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是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②，“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本身的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③。不过，重农主义的利润理论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农业劳动是一种使剩余价值的创造在物质上显而易见，而且可以不经过流通过程就表现出来的劳动”①，重农学派的研究者将农业劳动视为唯一的生产劳动，将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从而将利润视为“一种较高的工资，这种工资由土地所有者支付，并且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来消费”②，也就是地租在各阶级间的重新分配。由于利润完全来自农业生产领域，重农主义者相信，对经济活动的人为干涉（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并不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反而只会抑制农业生产中社会净产品的增长速度。他们因此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即社会的自然法则会带来最快的财富增长，自然秩序优于人为设计的秩序。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

②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的理论贡献有两点：首先，重农学派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的物质要素”，只是尚未直接将这些物质要素当作资本来理解；其次，重农学派“确定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只是尚未采用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这些名词。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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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理论上，重农学派将经济体看作由自然法则支配的、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实证性的领域，认为人能够像发现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地发现经济体的自然规律；其代表成果就是魁奈的《经济表》，他将社会经济活动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上，

与重商主义不同，重农学派认为“产品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卖的，不是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卖的。……产品按它的价值出卖，卖者就实现了剩余价值”③。因为在农民或租地农场主的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生产率使劳动者能够在一个工作日(假定为已知量）生产出多于他维持生活所必需消费的东西”④。投入土地的劳动会生产出高于投入成本的农业产品，不仅可以补偿生产参与者的投入，而且还会有产品剩余。重农学派认为地租是“真正的、经济的、可以说是合法的积累源泉”⑤。对地租的经济学解释同时也是对经济动机的辩护，以此出发，在农业生产中获利就成为一种道德的、自然的欲望，个人追求私利的自由竞争状态将使社会和经济从中受益。因此，马克思才会说重农学派“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①。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②同①20.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

③同①28.

④ 同①24.

⑤同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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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将重农学派的局限视为资本主义生产萌芽时期的理论表达，“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正从封建社会内部挣脱出来，还只能对这个封建社会本身给以资产阶级的解释，还没有找到这一生产本身的形式”②。在重农学派的解释中，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封建主义“被资产阶级化了，资产阶级社会则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③，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土地在他们手中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与自由劳动者对立，而土地所有权与劳动者的分离正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制度发展的第一个条件。重农学派的体系中于是就产生了如下矛盾：“一方面，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实际经济形式，脱去了土地所有权的封建外壳，归结为超出工资之上的纯粹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这个剩余价值又是按封建主义方式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是从对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交往引申出来的”④。因此，他们把剩余价值的产生直接等同于农业生产中有机物的增加，而不是将其视为交换关系中价值的增加，将物的使用价值和物所采用的社会形式混淆起来。然而，重农学派对待封建主义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必然导向资产阶级的结论，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与此相应的要求是“全部赋税都转到地租上”和“自由放任，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⑤。

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古典经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斯密的资本理论本身就是对重商主义者J.斯图亚特的批评和对自由放任政策的辩护。斯密继承了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立场，通过重新界定“财富”概念，他将利润和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从而证明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改造了经济学中的财富概念，认为国民财富不是在银行或仓库中贮藏的贵金属或者产品，而是一个国家单位时间（一般是一年）内产品和服务的流动量（简称“年产品”)。年产品的数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二是生产性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例，而这两个因素的提高都有赖于资本积累程度的提升。资本积累提高了劳动分工的精细程度和参与生产劳动的人口比例，并避免了由各种外在因素(如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短缺等）所导致的生产中断，使连续生产和更加精细的分工成为可能；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分工的程度以及生产性劳动的比例也会随之提升，在根本上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资本因而就成为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品，而单位时间内新增的产品就是利润来源；资本积累创造了利润（即新增产品），地租、利息和工资是对这些新增产品的重新分配，这就是斯密的“资本一利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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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5.

②同①25.

③ 同①23.

④ 同①25.

⑤ 同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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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批评重商主义之外，斯密的资本理论也对重农学派的“净产品”产生过程进行了改造；斯密认为“净产品”产生于生产制造业，其他各种收入形式都是对这些产品的再分配。斯密的资本理论为理解现代生产开辟了道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合理地把工业利润看成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形式，从而看成剩余价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仅仅解释为由工业资本家分配给剩余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工业利润的分支”①。与斯密的资本理论类似，马克思同样“把与预付资本总额相联系的剩余价值，称为资本的利润…因为直接参与生产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剩余劳动，而他以后还要在哪些项目下把这个剩余价值与他人分享，不管是同土地所有者分享，还是同资本的出借人分享，这是无关紧要的”②。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各阶级的收入也确实都来自产业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及资本利润，其中工人的工资来自预付资本，而地主的地租以及借贷资本家的利息来自资本利润；在扣除了工资、地租、利息以及生产成本之后，剩下的货币量才是产业资本家的纯利润。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②同①62.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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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资本家的经济行为，斯密的资本学说进一步将资本积累与人的自然欲望结合在一起，从而为追求私利的经济动机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根本的理论辩护。与晚期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斯密认为基于个人私利的充分自由竞争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失衡和交易成本的上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价格，使产品在最低的生产成本下被生产出来。在斯密的解释中，资本家是根据最终产品来看待市场的，他们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一方面会进入利润收益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部门，另一方面会按照人们的需要或期望来进行生产。因此，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会迫使价格下降到超额利润消失的生产成本上，而且还会在整体上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在盈利动机和相互竞争的共同作用下，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会购买更有效率的生产要素，从而引导劳动和土地在各生产领域中的合理配置，使各种生产要素分配在相对效率最高的生产部门。与此同时，消费者以自己的购买行为作为中介来引导资本家的投资，表现为商品价格和资本利润的上升与下降。斯密据此试图说明，在摆脱了经济计划和政府指导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家自行组织的生产，自由竞争的市场将会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满足消费者的欲望，生产资源也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实现最优配置。相比之下，重商主义者以社会公益的名义对经济进行干涉，实际上只是增进了商人和政客的个人私利，国民享受的福利并不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改善。

斯密的经济学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真正形成。在斯密的解释框架中，社会被当作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活动中，不仅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同时社会本身也成为与人对立的、拥有自身规律的外在对象。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观念提供了整体的辩护，标志着现代社会在理论上的自觉。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自此才摆脱了传统社会和经院哲学的观念束缚，与此同时，攫取利润的经济动机也得到了道德哲学的支持和辩护。此后，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成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人反而成为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工具。因此，资本概念及其对利润的解释在理论上具有双重深意：一方面，资本概念意味着财富增长需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从而在经济活动中突出了个人自由(即理性进取与追逐私利）的现实价值，构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另一方面，资本概念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是拥有自身规律的独立实体，又在经济活动中反过来消灭了个人自由的实际意义。人只是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工具，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的困境。现代社会中人的困境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者，这种既自由又不自由的自由主义遭到了来自经济学内外的广泛的批评。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个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①；而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学说只是在理论上将这种现象复述出来，并以孤立个人的观念为预设前提，给这种现象披上了自然规律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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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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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拥有强大的整合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能力，将资本积累条件下利润的产生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情，因而没有对利润的性质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解释，遗留下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马克思将这些矛盾解释为重农学派的理论残余：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主要观点并“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②，提出了自己的财富和资本积累理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往往夹杂着许多属于重农学派而同他自己提出的观点完全矛盾的东西”③。斯密与重农学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点上：（1）重农学派认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产品的生产，而斯密认为经济的目的应该是价值的生产(即消费)；(2)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国民财富的源泉，而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在资本理论中，斯密以价值和劳动为基础提示了利润的性质，但在描述利润时又不停地将“利润（新增价值）”和单纯作为物的“净产品”混淆在一起。马克思认为斯密没有想要去解决他的“资本利润”模型“同他提出的价值理论的联系的问题”④，甚至没有意识到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斯密保持了理论上的诚实，正是在这两个理论相互矛盾的联系中，“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性质…还多少可以辨认”①。因此，在讨论利润和剩余价值理论时，可以完全不考虑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斯密理论的二重性“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讨，因为斯密……不自觉地坚持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规定，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②。尽管存在着内在逻辑不一贯的地方，斯密的资本理论总体上还是保持了自身观点的统一性，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历史和理论的辩护。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5-16.

③同②4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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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从价值理论的角度来看，斯密经济学在逻辑上的缺陷就是致命的。斯密从既有的经济现象出发，无法解决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这两种经验现象的矛盾，因此把它们的抽象形式都当作真正经济规律确定下来，在理论中表现为出现了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对立。斯密将上述现实矛盾和理论对立都忠实地记录在自己的著作之中，而这些论述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解体。具体地考察斯密的价值理论的复杂内涵，对于解读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而言具有先导性的作用。

二、“资本一劳动一利润”的扩展形式

在斯密的经济学体系中，价值理论的理论功能是确定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斯密将劳动当作衡量价值真实价格的基本尺度。如果基于价值理论的形式来分析经济现实，那么价值理论必然会导向对资本本身的道德批判，因为利润是产品总价格与劳动价格即工资之间的差额，劳动显然成为被剥削的对象。不过，斯密的资本理论实际上没有坚持他的价值理论，斯密用价值理论完成了对自由秩序的辩护之后，很快就放弃了劳动价值论的预设，转而用生产成本价值论来讨论市场如何通过价格实现资源的配置。这种转变在经济学上是可理解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对于斯密的追随者而言，这一转变则是致命的，后来经济学围绕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出现了持续多年的争论。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实际上成为斯密一个人开启的两条对立的经济学研究道路，在这两条大相径庭的道路中，利润的性质得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最终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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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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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价格和利润的性质，斯密实际上提出了两种价值理论，即劳动价值理论和生产成本价值理论。尽管斯密对价值的解释始终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然而他对劳动的界定并不一贯。斯密在劳动概念上的混乱起源于对工人劳动的矛盾分析：从价值理论出发，劳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工资基金买来的商品(即劳动本身)，资本的利润表现为对价值规律的否定；从利润理论出发，劳动被界定为一定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的利润表现为资本家组织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剩余。马克思从斯密的混淆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劳动：一种是存在于任何社会形式的一般的生产劳动，而另一种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的雇佣劳动。因此，斯密的混淆实际上就是用作为“劳动一般”的社会劳动消解了雇佣劳动这个“劳动特殊”，而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本身才是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关键所在。“劳动一般”的直接产物是产品，没有资本关系作为中介；雇佣劳动的直接产物是工资，产品的所有权归资本家占有；然而，斯密显然将上述两种劳动当作了同一种抽象的劳动，并以此开发了基于劳动的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是斯密为了解释“资本一利润”关系而提出的理论假定。当斯密说资本是利润的源泉时，实际上是在说(生产率提高之后的）劳动及其产品是利润的源泉。斯密认为，分工的充分发展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在斯密的经济学说中，对劳动以及分工形式的历史分析始终是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斯密的“资本一利润”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扩展为“资本一劳动一利润”的扩展解释模型。由于斯密在劳动概念上存在着的矛盾和混淆，斯密没有将利润当作劳动的产品，而是把利润看作资本与劳动结合之后才产生的一种神奇产物。简单地说，如果商品所有者只是各自生产并进行交换，那么利润的来源就是交换当中的额外获益；然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一种例外，因为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可以在单位时间内制造出更多的产品，利润的来源也就由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由于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目的都是论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种交换之间不一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斯密经济学中利润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为后来关于利润的争论埋下了伏笔，而对上述矛盾的评论也构成了马克思批判斯密的主要理论视角。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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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财富增加，斯密从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中发展出了抽象的劳动价值理论，将劳动作为个人评价产品价值的标准尺度和占有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在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过程创造的产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而生产过程中劳动的耗费量是产品交换的基本价值尺度；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分工的高度发展使得复杂劳动成为可能，从而使单位时间的劳动可以比过去的简单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斯密将财富形式归结为劳动的理论创见，“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①。从斯密的劳动价值出发，财富就是李嘉图资本理论中所说的过去的、对象化了的劳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体现在商品中的“一般性的劳动”或“劳动一般”。马克思指出，“劳动一般”不仅是经济学中的理论抽象，同时也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实：“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②。

劳动价值理论是古典经济学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杂糅了相对价格理论、价格总水平理论、福利分配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的内容，而且斯密本人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进行过明确的分析。抛开理论的细节不谈，斯密创建价值理论的经济学目的是解释产品按相对价格出售时如何实现利润并补偿各生产参与方支付的生产成本。斯密以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不仅是理论上的抽象，同时也符合人们的直观印象：一个劳动者愿意用他生产的产品A去交换另一个劳动者的产品B，只能是因为他自己生产产品B所需的时间等于或大于生产产品A的时间；随着分工的发展，协作劳动将会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时间，从而使生产者在与其他人的交换中获益。斯密显然并不认为这种非等价的交换是对价值理论的否定，因为斯密价值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论证分工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利润的提升。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② 同①46.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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