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0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消费者之所以愿意按照一定的价格将产品带离市场，是因为消费者无法以低于该价格的成本生产出或购买到相应的产品，这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斯密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或两种状态：一种是原始的野蛮状态，只有简单的分工，没有资本积累，土地也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另一种是发达的文明状态，分工已经充分发展起来，资本和土地由于相对稀缺都不再无偿提供，从而拥有了自己的价格。在原始的简单经济中，（以家庭或公社为单位的）劳动者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存而生产产品，因此社会分工一直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基本上由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在现代的发达经济中，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由资本家的储蓄（即资本积累）提供，劳动者只从事社会分工中的商品生产，不需要再直接为自己的生存而生产，分工的精细程度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相应地大幅下降，产品的相对价格就不再直接由劳动时间决定，而是取决于产品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购买需求。价值理论中利润和等价交换原则之间的冲突并不会让斯密感到困扰，利润的存在意味着消费者和资本家都从交换中获益。而且，斯密认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最终会使产品在最低的成本下被生产出来，斯密把这个生产成本称为“自然价格”。在“自然价格”的作用下，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工资、租金等将逐渐均等化，而“自然价格”也将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可能的最低价格。①

由于单纯用劳动时间无法解释相对价格的具体形成机制，斯密没有坚持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他对相对价格的解释最终混合了劳动成本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斯密认为，在现代生产中，由于资本积累和土地开发产生了额外的成本，产品的交换价格就只能用它的生产成本来解释，即一件产品的价值取决于所有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价格。马克思认为这恰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雇佣劳动与一般的社会劳动有着本质的差别，“劳动生产力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只是从劳动变为雇佣劳动，而劳动条件一方面作为土地所有权，和另一方面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刻才开始的”，因此“劳动者自己再也不能占有这一发展成果”②。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契约只保证了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而在现实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中，“劳动条件以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的形式同雇佣工人相对立”，劳动者被迫要与资本家和地主分享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了”①。马克思在“1861一1863年手稿”中多次区分了斯密价值理论中两种思路的混乱：一种是“他研究商品的价值……从商品价值推出工资和利润”；另一种是“相反的道路，又想倒过来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来推出商品价值”②。马克思认为“这是两种理解方式”，前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而后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③。斯密的价值理论既是劳动成本价值理论，也是生产成本价值理论，导致“资本一劳动一利润”模型可以对利润进行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通向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经济学，而另一种解释则通向了庸俗经济学。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参见本章“图3斯密价值理论中的资金环流简化图（即生产成本价值论)”。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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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劳动成本价值论，斯密的“资本一利润”模型可以进一步以雇佣劳动为中介扩展为“资本一劳动（工资）一利润”的形式，利润是产品价值与雇佣工人工资之间的差额。在劳动成本价值理论中，斯密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地租、利息和工资的来源进行了统一的解释；土地和资本的投入都是不会产生新价值的生产成本，工人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是各种收入形式唯一的来源。工人的劳动不仅补偿了资本家支出的工资的价值，而且还创造出了高于工资基金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斯密在对剩余价值的认识上远远超过重农学派，“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地租形式，而在亚·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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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

② 同①75.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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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马克思的视角来看，斯密无法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利润的性质，是因为斯密没有对雇佣劳动和一般的社会生产劳动进行区分，从而混淆了一般社会生产中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中作为商品的劳动。由于混淆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形式，斯密理论中的商品价值就取决于两个完全不相等的劳动量：一方面，“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用来买进商品的活劳动量”，“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②。如果将工资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利润就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售而获得的额外收入，也就是说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就实现了价值的增殖；按照这样的解释，资本的出现就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等价交换规律，将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建立在完全对立和矛盾的原则上”③。马克思对此深表惋惜：“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说明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明确地用一个特定的、不同于其各个特殊形式的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他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④

为了更加明确地计算产品的价格，斯密提出了另一种相对价格理论生产成本价值论。基于生产成本价值论，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以“劳动一般”或“产品一般”为中介可以扩展为“资本一劳动(产品）一利润”的形式，利润是对各生产阶级的价值补偿。按照这种解释，分工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放弃消费而进行资本积累的资本家和提供生产原料的土地所有者，因此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功能应当在产品的相对价格中得到补偿。对于斯密而言，劳动成本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没有实质的差别，只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描述。在生产成本价值论中，斯密考虑的主要是他在道德哲学方面可能会遇到的诘难，即工人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斯密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只有从事资本积累和组织生产的产业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生产阶级，保护资本家利益私有财产—的经济政策和非平均分配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②同①46.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2.

③ 同①49.

④ 同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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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虽然一直专注于对生产劳动的具体形式的分析，但他只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当作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进而为资本积累做辩护。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积累扫除了分工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现实阻碍，斯密从而将利润的性质解释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产品增加，并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解释为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精细化分工。劳动者并不能带来资本积累，他们的工资仅仅足够满足直接的消费欲望；地主阶级也不能带来资本积累，他们更愿意将财富消费在非生产的服务上，来满足自身的奢侈生活；只有新兴的资本家阶级为了获取利润而奋斗，通过储蓄和投资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将所有的收入都消费掉。此外，即使工人在生产和分配中被压制、被异化，但是社会福利也因分工的发展而实现绝对的量的增加；斯密认为，就算是最贫穷的工人，他在文明社会中的生活质量也要远远优于非洲原始部落中的国王的生活质量。因此，生产成本价值论实际上将利润(从劳动者产量中扣除的作为资本家纯收入的部分产品）看作对资本家生产功能的价值补偿，资本家理应从产品的价格中收取一部分货币作为利润，以补偿并奖励他们通过牺牲消费而节省下来的生产性支出，以期资本家继续为持续生产的雇佣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不过，斯密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从劳动者产品中扣除地租和利润的观点后来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批评。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相对价格理论和价值学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劳动的价值(雇佣工资)”和“劳动的量(产品价值)”。斯密在利润问题上过分的理论自信，冲淡了他自己对价值问题的关注，“斯密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理论……并不打算哪怕是稍微证明一下：工人加到产品上的价值…由于工人不是全部占有这个价值，而是被迫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享这个价值或商品，已不再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了”①。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活劳动的消耗作为价值尺度的原则并未失效，只不过“在劳动的物的条件属于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而只有劳动能力属于另一个阶级即劳动者阶级的一切生产方式下一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定量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所支配的活劳动量，大于该商品本身包含的活劳动量”①。也就是说，利润的量并不取决于单位时间内新增的产品量，而取决于有酬劳动时间与无酬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即总产量与工资之间的差额。利润作为产品总量中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②；而斯密“把劳动的价值或某一商品（或货币）对劳动的购买力当作价值尺度，这就使他在阐述价格理论、研究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等等地方乱了思路，使他的著作在总的方面失去了任何统一性，甚至使他把许多重大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③。“只要资本直接同劳动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能力相对立”④，斯密利润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矛盾就无法克服；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与资本进行交换的不是全部活劳动的量，而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即工资。马克思据此提出了“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模型以替代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剩余价值只能“由构成工资即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产生”，“因为这是资本中惟一不仅再生产自己，而且生产一个余额’的部分”；而“在利润的形式上，剩余价值是按照预付资本总额计算的，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各个不同领域中利润的平均化，还有一些新的形态变化”⑤。也就是说，利润水平和工资水平并没有自然的标准，其水平如何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斗争结果；由于工人阶级在法权上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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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

② 同①61-62.

③ 同①50.

④ 同①49.

⑤同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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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中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的冲突，起源于斯密在劳动形式上的混淆，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特殊的劳动形式（即雇佣劳动）混同于一般形式的社会劳动。雇佣劳动的特点是劳动者不占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因此表现为孤立的个体，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作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与个体劳动者相对立；雇佣工人虽然自愿与资本家签订了劳动契约，但是资本家按照契约支付给工人的不是全部的劳动产品，而只是维持工人劳动能力的最低工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不能直接用劳动成本价值论来解释。在劳动变成商品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本身已不能作为自己的价值尺度，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需要按照交换规律进行重新界定。通过区分劳动的二重性和劳动力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解开了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之间的谜题，解释了现代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等价交换如何在最终结果上产生了不等价的结果(即利润)。在马克思之前，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也曾试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利润进行彻底的解释，但是他们的尝试并没有成功，反而加速了古典经济学的崩溃和庸俗化。

三、利润理论争端与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

斯密之后的经济学逐渐脱离了关于具体经济政策的直接讨论，并在李嘉图的影响下演化为一种以高度抽象为特点的演绎逻辑体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由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动力转向了对国民收入功能性分配的研究。不过，斯密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错误“在李嘉图和他的所有的后继者的著作中，仍然存在”①。经济学研究在19世纪出现了分化：部分经济学家坚持斯密的劳动成本价值论，试图用价值理论推演出一套符合道德要求和社会正义的分配原则来替代纯经济的资本关系；另一部分则坚持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认为必须对各生产要素给予物质补偿，才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由于在利润理论上的巨大分歧，这两派经济学研究者在19世纪中期进行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即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提到的庸俗经济学与经济学反对派(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战。②

关于利润理论的争论起源于李嘉图基于劳动成本价值论对生产成本价值论的系统反驳①，理解李嘉图对斯密价值理论的改造是解读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必要前提。斯密用原始生产和现代生产的区分来解决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矛盾，然而这种带有自然法色彩的做法并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研究者接受。李嘉图明确地指出了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将两者直接地统一起来，证明价值原则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仍然适用。李嘉图的做法是将产品总价值（总价格）等同于产品所耗费的总劳动时间，并将资本看作积累起来的劳动时间，资本的价值按照周转速度的不同分次转移到产品当中。在界定国民财富的衡量标准时，李嘉图恢复了使用价值的地位，认为使用价值是国民财富的真正内容，从而将交换价值变成了单纯的以钟点为标准的价格尺度。因此，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创造出更多数量和种类的使用价值，所谓交换价值货币及价格等等只是为了促进生产而设立的辅助性工具。李嘉图据此否定了生产成本价值论，并指出产品的价格只与生产产品耗费的时间有关，而与各种生产成本的价格无关；也就是说，产品价格即财富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原则并不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抽象规定，而是在各经济阶级的竞争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均衡状态。李嘉图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快受到了社会活动家的欢迎，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在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应当直接在现实中贯彻劳动价值理论，即工人应当收回所有的劳动产品。以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基础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最终导致了古典经济学本身的分裂和庸俗化，经济学内部随之出现了为资本积累辩护的观点，重新提出了生产成本价值论。这就是马克思谋划“资本一般”理论时的经济学争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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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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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将相对价格解释为对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价值补偿，而李嘉图试图证明劳动是相对价格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地租和资本都是劳动成本的转化形式。为了论证劳动是构成相对价格的唯一成本，李嘉图对斯密的劳动成本价值论至少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改造：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李嘉图对相对价格和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关注起源于英国关于《谷物法》的争论。当时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提高进口谷物的关税将有利于英国的经济发展，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生产成本价值论来为自己辩护，认为降低或取消谷物关税将会导致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进而导致英国经济的衰退。李嘉图主张自由贸易和取消关税才是英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合理路线，因此他提出了完全基于劳动成本价值论的相对价格理论来反驳贸易保护主义者，即产品价格的长期变化取决于生产产品所需的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不取决于支付这一劳动的工资成本。李嘉图试图证明，取消关税虽然会造成食物价格和货币工资的下降，但不会影响国际贸易中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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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斯密笔下的劳动价值是一种作为关系的相对价值，李嘉图将其改造成一种以时间计量的绝对价值。为了强调分工中精巧劳动的作用，斯密不愿意直接用时间来计量生产一件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而试图用工资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而形成的不同工资水平来评估劳动的复杂程度；通过产品的价格也可以判断劳动的复杂程度，复杂劳动的高工资也会体现在产品的相对价格中。斯密以工资水平来度量劳动的复杂程度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李嘉图明确地拒绝了斯密的混乱解释，并指出产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与工资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对于斯密而言，产品的劳动价值是产品生产者进行交换的主观尺度，是一个相对的量；而对于李嘉图而言，产品的劳动价值是构成生产成本的唯一要素，是一个绝对的时间值。如果按照李嘉图的思路单纯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的价值，就会再次遇到困扰斯密的复杂劳动的换算问题；然而李嘉图并没有因此困扰①，因为他的劳动价值论要解释的是同一产品在不同时期相对价格变化的原因，而不是某一时刻两个产品交换的尺度，由此便引出了李嘉图对斯密价值理论的第二处改造。

第二，斯密创立劳动价值是为了解释一般交换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李嘉图将其改造成对工业制造业产品长期价格变化趋势的理论解释。交换行为在斯密的理论框架中具有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多重深意，他因此十分强调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差别，认为产品仅以劳动量作为相互交换的标准，其(交换）价值遵循着与使用价值截然不同的尺度。只有摆脱了直接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使用价值生产，真正的分工才能发展起来；以价值和财富增殖为目的的现代生产不仅不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且还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将使用价值生产出来。②李嘉图则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结合在一起，对劳动成本价值论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定。使用价值虽然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但是交换价值却要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形成价格。商品的价格由其稀缺性和所需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劳动成本价值论只适用于那些拥有稳定使用价值并可以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产品，即拥有普遍需求并可以持续供给的产品，而不能用来分析那些绝对稀缺的产品的价格①，例如名酒、名画等艺术品或收藏品。简单地说，工业产品的价格水平在竞争的作用下由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即劳动价值）决定，而艺术品或收藏品的价格则完全取决于购买者愿意支付的货币量，没有客观的普遍标准。通过区分不同性质的产品，李嘉图认为劳动成本价值论总体上仍然可以解释现代工业生产中产品相对价格的形成机制，从而引出了李嘉图对斯密价值论的第三个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处改造。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李嘉图同样以工资水平来度量不同劳动的复杂程度，但是他认为这个工资水平与产品的价值或相对价格无关。基于古典经济学中的最低工资理论，李嘉图假定了拥有不同技能的劳动者的工资始终分别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在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就只能用工资之外的其他因素进行解释，也就解决了以工资计量价值的循环论证问题。

②对于斯密以及整个古典经济学而言，使用价值大体上是一个带有经院哲学色彩的概念。经院哲学和传统道德认为，人对使用价值的需求是一种自然的、合乎道德的欲望，而对于利润和价值的欲求则是一种非道德的贪婪。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者反对这种强调使用价值的陈旧观点，因而采用了矫枉过正的立场，总体上忽略甚至否认了使用价值（即需求）在生产中的作用。这导致古典经济学主要以生产成本作为市场交换的尺度和动力，在解释相对价格和自然价格时缺乏对需求的有效分析。相应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成本理论，与现代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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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密在分析现代生产时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劳动成本价值论，李嘉图则将劳动价值理论改造成为适用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相对价格理论。在原始的简单经济中，劳动量毫无疑问是交换的唯一标准；不过在发达的分工中，斯密认为资本和土地也同样具有决定价格的力量。李嘉图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试图证明资本和土地都不是决定价格的独立因素。资本是储存起来的过去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共同生产的产品包含两部分劳动量，一部分是在生产过程中当时就被消耗掉的劳动量，另一部分是贮藏在资本中的用来辅助生产的过去的劳动量。资本在形成价格时发挥的作用完全可以用劳动量来解释，资本并不能独立作为价格的决定因素。接着，李嘉图用农业收益率递减的规律证明了地租也不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反而是产品价格决定了地租的水平，也就是说土地按照其肥力获得的地租不会影响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化趋势。通过对劳动成本价值论的改造和发展，李嘉图否定了工资、利息和地租在相对价格形成机制中的独立作用，并将它们解释为经济参与各方在竞争中对产品价格的瓜分。也就是说，工资、利息和地租是对产品价格的分配，而不是产品价格的决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并没有独断地认为劳动量是决定相对价格的唯一因素；他只是强调，在解释产品价格的长期变化趋势时，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的量的变化是最为关键的指标。对于李嘉图来说，工资率、利息率以及利润率的变化在分析价格长期变化趋势时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李嘉图对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反驳，是为了提出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而以更加合理的收入结构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他并不关心利润的性质。在李嘉图看来，资本的利润本身不过就是产品价格扣除工资和地租之后的余额，个别资本的利润在社会产品总价格中所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完全可以忽略掉。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李嘉图认为，对于那些不能自由再生产的商品(如艺术品、古籍等)，它们的价值和相对价格取决于购买者感兴趣的程度及其私人财产的数量，而与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无关。这类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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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工资、地租和利润等收入形式分别代表了参与各方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关系。工人之间的竞争导致工资水平只能被压在维持工人群体生存的最低限度上，古典经济学将这一现象称为“工资铁律”。农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不得不把产品价格的一部分作为地租支付给地主，成为地主阶级收入的来源。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则导致产品价格的形成，将产品的价格稳定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水平（即价值）上。对于资本家而言，利润等于产品价格减去工资；利润中扣除了地租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构成了资本家的收入。根据李嘉图的解释，产品的价格水平由劳动时间（即价值）决定，而产品价格的分配则由市场当中的竞争行为来决定；因此，各阶级收入水平的变化不会影响工业产品的总价格。如果接受李嘉图的理论，那么利润和价值就不应当放在一起讨论，对价值的研究只能用来确定产品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化趋势，而无法用来确定利润的水平。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产品总价格水平是一个常数（即产品的价值或其所耗费的时间），产品顺利出售之后所获得的货币是生产参与各方收入的来源；利润的高低取决于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之间经济竞争的力量对比，而不取决于产品成本价格工资、地租和利息的高低。简而言之，李嘉图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而竞争决定商品价格在各阶级间的分配。

尽管李嘉图很谨慎地限定了劳动成本价值论的适用范围，但是李嘉图经济学的一些追随者还是尝试着提高劳动成本价值论的普遍适用性，从而衍生出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经济学，引发了社会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利润性质的争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有意无意地曲解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试图根据劳动成本价值论来证明工人承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工人的生产劳动创造了产品的全部价值，却只能获得最低水平的工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没有直接创造价值，却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作为自己的收入。社会主义者依照劳动成本价值论提出了工人收回所有产品的道德要求，并将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看作不合理的收入。不过，根据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商品按照劳动时间（或劳动成本价值）进行出售，是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劳动价值理论的成立要以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为前提，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无法推导出李嘉图社会主义学派的结论。但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过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暂时地掩盖了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的内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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