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0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攻击下，正统的经济学研究者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利润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试图修正李嘉图经济学中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逻辑缺陷，另一方面被迫回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挑战。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以及对利润的研究和辩护热潮中，生产成本价值论再次获得研究者的支持，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理论成果是西尼耳的利息理论。西尼耳认为资本和劳动对于产品的生产都是必要的，产品的价格应当足以补偿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的付出；西尼耳因此发展了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将工资定义为补偿工人辛苦劳作而支付的价格，并将利润定义为对资本家放弃消费享乐而组织生产的补偿。西尼耳主张工人不仅要将自己的工资和产品的成本生产出来，还要额外再劳动一个小时，将资本家的利润也生产出来，否则资本家就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储蓄拿出来用于组织生产。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对此进行过专门的批评。①

在西尼耳之后，经济学内部出现了更加庸俗化的观点，将土地和资本都看作与劳动一样具有生产功能的商品，而地租和利息就是购买这种功能时所支付的价格；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将土地和地租、资本和利息的关系都解释为商品和价格的关系，认为“除货币和商品外，交换价值的关系还以资本、利息、地租、工资等形式出现”①，表现为“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劳动一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在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中，利润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消失了，各种收人形式“作为相异的和彼此无关的形式、作为只是彼此不同但无对抗性的形式相互对立”②。在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中，作为收入形式的地租、利息和工资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源泉，“一个来自土地，另一个来自资本，第三个来自劳动”③。这些收入源泉或生产要素共同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同的东西，“好比农民、牛、犁和土地，尽管它们彼此不同，但它们却在农业中……协调地共同劳动”④。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只是因利润分割不均而产生的对立，而且冲突将在三个阶级的竞争中得到解决，并带来有益的结果：一方面在整体上促进生产的发展（扩大利润总量），另一方面在各阶级之间实现大致相当的回报率(形成平均利润)。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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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劳动一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片面地发展了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在“三位一体”公式的解释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经济形式，既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不存资本增殖(即利润）对价值规律的背离；各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在竞争中形成各自的自然价格（地租、利息和工资)，并在产品价格的利润中分别得到相应的补偿；“工资在这里表现为劳动的特殊产品，表现为劳动的唯一产品（工资对于雇佣工人来说确实也是劳动的唯一产品），所以价值的其他部分地租、利润（利息）—也必然表现为……土地和资本各自的果实”①。“资本—利润”的解释模型被庸俗化为等量投入应当获得相应回报或生产性商品按照其价格得到价值补偿的一般规律，“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劳动一工资”就成为这种一般规律在各个领域的不同表现；各种生产要素都被当作可以自动产生利润或价值的源泉，“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于是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②。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3-364.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3.

③ 同②.

④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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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经济学内部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观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视角。价值理论的成立，意味着交换必然遵循着某种等价的原则；利润理论的成立，则意味着交换中等价原则的失效。斯密在他的经济学模型中首次呈现了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间的潜在冲突，但是他没有尝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用生产的原始状态和文明状态将这一矛盾保存下来。在斯密看来，价值理论适用于生产的原始状态，而利润理论适用于生产的文明状态，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后者是前者在高度分工条件下的现代变型。李嘉图明确意识到了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间的冲突，但他和斯密一样未加批判地将利润当作了合理的收入形式。在讨论赋税原理的时候，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对价值理论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认为价值理论只能解释产品价格总体水平长期的变化趋势，而不能解释利润的性质；利润以及工资和地租的形成取决于其他的经济因素（如竞争），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学术领域，基于劳动时间的价值理论不足以也不应当成为对利润理论的反驳。在李嘉图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将价值理论与利润理论混淆在一起。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用价值理论反对利润理论，认为利润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是私有财产制度和货币制度下资本家的不合理收入；庸俗经济学家则用价值理论来为利润理论辩护，认为利润本身不过是资本（即货币）的价值或价格，资本家通过“出售”货币来获得利润没有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李嘉图和庸俗经济学的观点都是对斯密“资本—利润”模型的维护，同时也是19世纪经济学的主流观点。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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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超越经济学中关于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争论，马克思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中形成的“资本一般”理论完成了对“资本—利润”模型及其庸俗化的整体批判。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全面回顾了从斯密到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和著作进行了专门的评述，梳理出了经济学走向庸俗化的理论线索。在斯密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混乱不是发生在他专门谈论利润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的地方，而是发生在他把利润和地租仅仅当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当作工人加到材料上的劳动中的扣除部分’的地方”①。也就是说，对于斯密而言，混乱只是由于概念混淆而导致的叙述困难，而且斯密本人也承认了矛盾的存在，并以原始经济和发达经济的区分加以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可了古典经济学家在相对价格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支”②。

古典经济学陷入悖论的地方主要在于，为了说明利润的性质，工资、利润和地租（作为产业利润的转化形式）既被当作各种收入形式的三个原始源泉，又被当作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实际上是“把商品价值被占有时分成的不同项目说成这个价值的源泉的内容”③，从而出现了劳动成本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两种自相矛盾的价值理论。在李嘉图之后，经济学走向了庸俗化；庸俗经济学不再追求一贯的解释，而是“企图用烦琐论证的办法，靠玩弄词句来加以解决”④。在庸俗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论证它们是同一般规律相一致的”⑤。庸俗经济学直接从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个源泉出发，将古典经济学中“不一贯的说法和错误的意见化为十分一般的词句，来掩饰他自己的陈腐的浅薄见解”①，提出了“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劳动一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来直接否认利润学说与价值学说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庸俗经济学只是用“学理主义的语言”②复述了现实生产中的表象，将表象转换为观念，并将这些观念的抽象联系宣布为自然规律，这种粗鄙的、无视事物内在联系的思维方式成为马克思经济学中最核心的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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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67.

② 同①59.

③ 同①75.

④ 同①66.

⑤同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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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论上的分歧是19世纪政治经济学争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口。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它们的共同点是可以进行交换，政治经济学家因此抽象出了“价值”观念来指代它们可以交换的性质。然而，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虽然采用了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以现存的商品、货币或资本为研究前提，但却得出了许多种相互对立的价值理论。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启发下，马克思发现了解决上述困境的出路，开发出了另一种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各种相互对立的经济理论实际上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反映，揭示这些理论的共同前提同时也就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一般(das Allgemeine)”指的是各种抽象观念克服其外在对立性后所达到的、包含着内在差异的统一性，同时也是观念扬弃抽象性并通向客观必然性的逻辑中介。经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改造之后，“一般”的理论功能由一种逻辑中介被颠倒为一种现实中介；相应地，“资本一般”的理论结果就是各种经济学理论共同反映的社会生产过程，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

第二节 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货币和资本都具有双重属性，它们一方面作为自然物质具有一般的实体形式，另一方面又具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特有的经济形式。政治经济学以现存的商品、货币或资本为研究前提，实际上也就将实体形式和经济形式混为一谈。为了批评以各种财富形式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提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核。黑格尔开发辩证法是为了批判各种以抽象观念为前提的哲学观点，通过辩证逻辑的各个环节展现各种观念的抽象性，并将各种相互对立的抽象观念整合为一个绝对知识自我发现的过程；而经过马克思的改造之后，辩证法的理论功能是批判以商品、货币和资本为前提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并在辩证逻辑的各个环节中展现这些经济学理论各自反映的片面的经验表象。在叙述方法上，马克思沿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批判功能，尝试在“资本一般”部分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各种研究前提的“无前提”批判，进而揭示政治经济学各派观点的真正前提，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一般”正是对黑格尔的颠倒：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发现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的共同理想，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揭示各种经济概念所对应的经济现象，并在概念与现实的矛盾中证明这些概念自我扬弃的必然性。通过“资本一般”来展现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改造和运用，是理解《资本论》特殊叙述结构的一把钥匙。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1.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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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哲学中的“一般”

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验哲学领域，试图解决马克思思想中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问题；而这些哲学问题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较为疏远，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理论难题。传统教科书体系将政治经济学看作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即唯物史观确定了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互动结构，而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研究。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割裂开来，依据该立场，马克思的哲学完全可以独立于其政治经济学之外，政治经济学的细节研究似乎无足轻重、无关大局。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希望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建立联系，但是他们更加倾向于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比附，寻找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共同点，并试图以此来重新构造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矮化了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思索，越过马克思早年的思索，直接把政治经济学看作对黑格尔亦步亦趋的模仿和并不完全的超越。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毫无疑问发挥着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如果只谈论马克思在经济学中所采用的哲学形式而脱离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内容，马克思在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哲学视角就无法被恰当地呈现出来。因此，在对“1861一1863年手稿”这部以经济学内容为主的文本进行细节研究时，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顺序恰恰应该倒过来，先讨论马克思在研究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具体的立场和方法，之后才能对其哲学内涵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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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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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和“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自己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的唯物主义立场；不过，与此同时，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也在马克思1858—1863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马克思从1857年底开始“发狂似的”总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试图尽快“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在此过程中，“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马克思很大的忙，以至于马克思“很愿意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①。与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相比，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优势在于可以将研究对象描述为一个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整体，而—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缺陷在于用观念作为整个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运用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时，马克思剥离了它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从而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提取出了它的“合理内核”，并以此为方法制定了“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Allgemeinen)理论。鉴于当前关于“合理内核”的定义尚存有争论，本书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做宏观对比，而只对“一般”范畴的具体运用进行分析。

“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中的“一般(das Allge-meine)”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具有独特的逻辑功能，在中文语境中又被译作“共相”“共体”“普遍性”等。②黑格尔认为，真理是“客观性和概念的同一”③，而“一般”是概念（Begriff）克服主观性并“通过推论以展开它自身进入客观性”的逻辑中介。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一般”视为概念通过否定抽象性来肯定其具体规定性的纯粹自身关系；“在概念的这种实现的过程里，共体（Allgemeinheit）就是这一个返回自已的全体…并且这全体通过扬弃中介性被规定为直接的统一性”①。也就是说，抽象概念的规定性是空洞的，因此会随着认识主体和对象的变化而产生分歧；要在观念上实现对某一类对象的真正理解，应当对这类对象最抽象的规定性进行逻辑演绎以获得其具体的规定性，而不是通过理论抽象来获得这类对象的共同点。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一般”是概念论的第一个环节。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指的是对必然性的客观认识，黑格尔提出“概念”范畴，是对休谟不可知论和康德先验哲学的整体批评。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

②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15-16.

③ 同②4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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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哲学传统中，理性似乎一直都拥有一种认识世界本质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对本质的认识来对现象界进行改造，从而重新设计一种符合理性、道德和信仰的社会生活。休谟经验主义哲学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这种信念。休谟认为人只能获得关于个别事物的观念，但无法确定这些观念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证明理性比感性更加可靠，道德的重建不能依靠理性或者信仰这种与普遍性相关的认识方式；相比之下，个体的自然冲动以及朴素感情才是现代道德秩序的基础。休谟的不可知论彻底消解了传统道德哲学和经院哲学的自信，人的理性并不具有认识本质的能力，对社会的理性设计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狂妄。所以，人类社会应当遵循一种自然秩序，而不是人为设计的道德秩序。理论的作用就是揭示社会实体的规律，并在此前提下实现个体有限的自由。在休谟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个体的自由就是摆脱他人基于任何理由的限制，而只服从于自然和人性的限制。在休谟看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道德或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

为了消除不可知论对理性和道德的冲击，康德重新安排了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并证明人仍然拥有获得普遍知识的能力。康德的先验哲学承认对象世界的自在性，但认为即便如此人还是可以获得可靠的知识。为了回应休谟对理性的诘难，康德指出个别对象之间的联系的确不能由对象本身来提供，而只能由人的理性来保障。也就是说，虽然在面对认知对象时，人只能获得作为结果的现象；但是，人可以通过纯粹的主观逻辑演绎确定一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原则，然后将这些原则与具体的对象相结合，而后就可以获得具有必然性的知识。康德证明了，即便存在主客体之间的截然对立，人仍然可以在人类社会中根据人自身的原则来安排、设计社会生活，而不必完全服从于自然法则。与休谟的立场相对，康德认为社会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基于理性和道德的自由，而不是实现自然欲望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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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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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德实际上没有解决休谟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将休谟的区分进一步绝对化了，主观的精神和客观的自然成为两个绝对分隔的实体，这样的分隔进一步构成了对人的认识能力的严峻考验，即人无法确定自己对普遍性的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对象界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黑箱，只会向人类展现它的结果；至于它内在的运行机理，既不会因人的行为而改变，也不会被人的理性所理解。由于主客两个实体的根本对立，人所能观察到的只是另一个实体自我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它运动的原因。人能做的只是根据结果来反推原因；然而即使是这样，也无法保证人对原因的推测是符合对象本身规律的认识。人的确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来设计自己的生活，然而观念本身的主观任意性足以摧毁基于观念建立起来的一切体系。所以，问题不在于观念的作用，而在于哪种观念具有客观必然性。

因此，黑格尔将休谟和康德都归入不可知论的阵营，因为他们在对待真理（即客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时采用了相似的态度，即认为“知识不能涉及绝对和上帝的本性，不能涉及自然界和精神界的真理和绝对本质…真理不可知，只有那些不真的，有时间性的和变幻不居的东西才能享受被知的权利”①。在黑格尔看来，这些怀疑主义者之所以否认真理的可认识性，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错误的认识方法，黑格尔称之为“知性思维”或“主观精神”：主体运用知性思维对感性具体事物进行分解，从中抽象出某种特性，然后再用普遍性的概念对其加以规定。黑格尔认为，知性思维本身是有缺陷的：一方面，知性所达到的普遍性的知识是纯主观的抽象概念，它“只属于知性自身，不属于对象本身”②，在理论上将主体和对象分裂成了对立的两极；另一方面，上述抽象概念不过是指认出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只能分析出已知的固定和静止的规定来”①，并不能提供比有限对象本身更多的普遍性，在现实中只能沦为对现状的辩护。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1.

②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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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对“真”的追求也就是对“一般性（即普遍性)”的追求，真实的东西一定可以用“具体共相”的辩证逻辑形式来进行证明，而被证明具有“具体普遍性”的东西也一定是真实的。黑格尔肯定了真理的存在以及人通过自身认识真理的可能，同时也证明了人在现实当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该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②。根据这样的立场，黑格尔谴责当时盛行的启蒙主义和批判哲学是“庸俗浅薄”的学问，认为它们“不去认识真理，只去认识那表面的有时间性的偶然的东西，—只去认识虚浮的东西”③。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黑格尔提出“一般”是为了批评那种试图直接从经验事实抽象出普遍知识的知性思维方式，而这种被黑格尔摧毁的“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正是19世纪的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④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将价值视为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共同点就是一种典型的知性思维方式。商品、货币和资本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它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都可以进行交换。如果用知性思维来抽象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共同点，很容易得出“交换价值”这种抽象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观念就体现出了知性思维的弊端：一方面，关于价值的知识是意识的产物，必然会随着认知主体的立场以及认知对象的范围而变化，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生产是具有明显差别的社会存在，直接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同一类对象来认识，并用价值规律作为它们的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任何概念本身都是抽象的，概念要获得客观的实在性，必须先克服自身的抽象性，变成具有具体规定性的“一般”。概念的抽象性不可能通过对象或其他概念来克服，而只能通过自身的演绎来完成。完成了这一过程的概念，就克服了自身的抽象性，而“一般”正是抽象概念通向具体概念的逻辑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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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0.

②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6.

③ 同②34.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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