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0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通往“一般”的辩证逻辑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的辩证方法是对“知性思维”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在斯密之后，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的引领下开始演化成为一门实证学科，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个别具体事实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得出一定的逻辑演绎模型，被经验证实了的演绎模型就是认识的目标规律。通过“逻辑”和“实证”两个环节，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在理论上完成“从个别到普遍（即从具体到抽象)”的跳跃。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上述跳跃是有逻辑漏洞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理论都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部分提出质疑。不过，从黑格尔哲学的立场来看，实证只是一种检验的方法，而逻辑实证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其逻辑方法的局限性。

继承了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立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知性思维”，试图通过对个别具体事物的分析得出适用于普遍对象的抽象结论。根据前文黑格尔对“知性思维”的批评，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首先，对个别事物的分析不可能超出事物本身，只能是对某些现存事物的特定属性的抽象(A→A)；其次，在此基础上得出的适用于其他对象或领域的普遍性理论，只能是完全主观的联想(A→A)→B；最后，由此得出的理论上的规律不是对象本身的规律，对象本身的规律只能作为一种外在的规律与主体相对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无法弥合个别与普遍之间的鸿沟，反而进一步将认识的主体和对象割裂开来，将社会规律看作与个人对立的强制的外在必然性。

为了在理论上达成个人与社会的和解，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理性思辨方法。黑格尔认为，真理是概念与客观性的符合，人对真理的认识（即哲学）需要经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从开始阶段的抽象形式的统一，经过现实的区别，最后达到自身内在区别的统一整体”①。与知性思维的逻辑形式“(A→A)→B”不同，黑格尔逻辑学的理性方法可以表达为 $^ { 6 4 } ( \mathrm { A } _ { 1 } \mathrm { A } _ { 2 } ) \mathrm { A } _ { 3 } ^ { 3 } : \mathrm { A } _ { 1 }$ 是认识真理的出发点，它必须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 $\because \textcircled{1}$ ； $\mathrm { A } _ { 2 }$ 是 $\mathrm { A _ { 1 } }$ 为了克服自身矛盾而设定的转化形式， $( \mathrm { { A } _ { 1 } \mathrm { { A } _ { 2 } ) } }$ 是矛盾的不断自我生成和自我克服的过程；回到自身的、完成了 $\mathrm { ( A _ { 1 } { } A _ { 2 } ) }$ 全过程的 $\mathrm { A } _ { 3 }$ 虽然看起来是回到了起点 $\mathrm { A } _ { 1 }$ ，但它已经是拥有内在差别的统一整体，从而将自身的最原初的规定在复杂有机体中重新实现出来。最终达到的“统一整体”就是“具体一般(das konkrete Allgemeine)”或“具体共相”，“具体一般”既是真理的存在形式，也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方法。完成上述过程的“共相”或“一般”就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获得了与自己概念相关的全部规定性，成为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的概念。例如，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作为起点的抽象概念是“自由意志”；然而，单独的自由意志只是一个抽象的规定，没有任何现实的内容。通过对“自由意志”概念的辩证演绎，自由意志的抽象性最终在国家环节被完全克服。黑格尔以此证明，伦理国家就是自由意志必然要采用的形式，同时自由意志也是伦理国家的内在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是“抽象一般”或“主观概念”，而伦理国家是“具体一般”或“客观概念”；自由意志的抽象规定只有在伦理国家中才能完全实现，而伦理国家也只有在符合自由意志诸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视为真正的国家。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张世英.黑格尔辞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605.

111

那么，作为“抽象一般”的主观概念如何获得自己的全部规定呢？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一个概念要获得全部的规定，需要从最抽象的规定开始，到克服抽象性并返回自身结束。概念的抽象性可能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可能是无规定性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自相矛盾的抽象规定。对这两种抽象性的克服，就构成了辩证逻辑的核心方法。首先，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是绝对抽象的纯形式规定，克服其抽象性的方法是将抽象范畴二重化，从而获得具体的规定，表现为抽象概念本身与自身的自我对立。其次，如果将概念二重化之后的两个对立面是相互矛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通过二重化获得的规定本身仍然具有抽象性。这时就要用到第二种逻辑方法，将此概念二重化后产生的抽象对立转化为彼范畴的具体性质，完成从形式到内容的转化或扬弃，表现为概念抽象规定的自我扬弃。再次，如果通过上述方法获得的新范畴仍然具有抽象性，那么就再次对新范畴进行二重化的区分。最后，反复地运用二重化和扬弃这两种方法，直至概念的抽象性被完全克服，概念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全部规定性，成为具有客观性的观念。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89.

112

黑格尔的理性思辨方法与政治经济学的知性方法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A→A)→B中，(A→A）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概念的分析过程；这个分析过程无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立转化和前进发展，在理论上无法达到真正的普遍性，即使没有走向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会陷入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与之相比， $( \mathrm { A } _ { 1 } { } \mathrm { A } _ { 2 } ) { } \mathrm { A } _ { 3 }$ 从最抽象的直接规定性出发并最终回到自身，黑格尔的理性思辨方法一方面具有逻辑形式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观念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的全过程，从而达到了真正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通过辩证法的一般原则，黑格尔所呈现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一个拥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发展趋势的历史性过程。相比之下，由于无法克服“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①，政治经济学只能是对现有社会规律的认可，无法提出具有真理性和过程性的意见。

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认可了黑格尔超越知性思维时所进行的方法论批判，提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对“具体一般”或“客观概念”的思辨叙述。通过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②。这种继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可真理的存在以及人通过自身认识真理的可能，同时也始终坚持人在现实当中必然会最终实现自身的自由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采用了黑格尔的立场，并在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作为自己的叙述方法，试图用概念辩证法将对象价值及其具体规定—解释为拥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在批判了各种哲学观点之后，黑格尔没有把它们全部抛弃，而是在一个对立统一的逻辑线索之中将其展现为绝对知识的不同环节。也就是说，黑格尔对各种哲学观点的批判并不是以一种理论为前提去批判另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无前提”的批判，即直接批判那种从既定前提出发的理论方法。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所实现的是一个无前提的、拥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各种对立的抽象观点都可以在这个整体中得到符合理性的理解。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各种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它们都是对现实生产和交换过程的抽象，因此无法在方法论上判定优劣；马克思批判这些经济学理论的方法也并不是提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而是通过批判这些理论的研究前提来将各种对立的经济学理论整合在一个辩证的整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从现实出发的唯物主义思路正是其致命的方法论缺陷，“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①。商品、货币和资本确实是现实中的存在物，但恰恰正因如此它们都不能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所完成的理论工作，是完成对这三种经济学研究前提的批判，并运用辩证法揭示其存在的历史前提。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113

可惜的是，马克思一直没有专门撰写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著作，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因素的正面表述最先是由恩格斯在“第一分册”的书评中给出的。1859年“第一分册”出版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授意下在《人民报》第14期和第16期上连载了对该书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书评”)，“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②。“书评”分两部分③，第一部分重申了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第二部分则专门阐述马克思所采用的新方法。在“书评”的第二部分，恩格斯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唯物主义方法、黑格尔对这种唯物主义不可知论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方法中合理因素的继承。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第一分册”“资本一般”的前两部分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简单关系本身产生的矛盾“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接着，“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①。马克思的这种新方法在当时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评价，直到1873年马克思仍然认为人们对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②。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运用的新方法并不是现成的东西，对“资本一般”的理解只能结合马克思的具体讨论来逐步推测。

C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8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2.

③该书评原本还有第三部分，恩格斯打算在第三部分讨论“第一分册”的经济学内容；由于《人民报》停刊，这一部分并没有发表，也没有留下手稿。

114

三、实现为“一般”的“资本”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一般”代表获得了具体规定性的客观概念。概念首先克服了自己自在的潜在性，获得了自为的存在形式；然后再次克服自为的抽象性，成为自在自为的客观概念。黑格尔认为，人的观念并不能任意地想象，只有被辩证法证明了的观念才具有现实性。因此，“一般”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具有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双重含义，它一方面是主体的认知结果，另一方面又代表着主体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马克思早年间批评了道德哲学意义上的黑格尔辩证法，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法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被悬置了。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复活了辩证法的认识论功能。通过改造和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批判功能，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揭示了作为经济学研究前提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前提分别是什么，并最终通过对资本观念的辩证演绎获得了关于“资本一般”的全部规定。

“一般”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相应地，“资本一般”指的是获得了自身所有规定性的资本。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试图从不同的经济事实里抽象出相应的价值理论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再用这种价值理论来解释资本的性质。前文已经提到，政治经济学抽象出来的“价值”是一个有限的抽象概念，那么按照辩证法应当如何处理各种基于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分歧呢？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知性思维的弊端在于盲目地追求抽象的统一性并以抽象概念“这种虚妄的假象…为真实”，因此也会将这些抽象概念所带来的矛盾当作无法克服的客观矛盾；而辩证法的功能就在于揭示那些抽象概念的有限性，并将在扬弃矛盾的逻辑过程中将矛盾双方统一为更加高级的具体概念，“但仍然保持那个规定性的孤立有效性”①。在通过“资本一般”概念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采用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同的逻辑方法，不是以某种确定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而是从价值抽象规定（即一般劳动时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并在逻辑演绎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这一抽象规定的孤立有效性。在辩证法的启发下，马克思没有像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那样将某种一般的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学理论的真实基础，而是从一开始就强调体现在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观念（即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性及其遇到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②综合“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叙述过程，也就是运用辩证法克服价值的抽象规定的逻辑过程。马克思指出：在商品和货币形式中，价值概念总是和自身的实现形式相矛盾，因此只是价值的抽象形式；只有在资本形式中，价值才真正克服了自身的抽象性，成为具有客观性的观念。因此，“资本一般”又可以大致上被区分为两个环节：一是“资本一般”获得其抽象规定性的过程，即价值获得自身抽象规定性—自行增殖——的过程，包括商品和货币两个否定性环节；二是“资本一般”实现其自身抽象规定的过程，即货币成为资本的过程。“资本一般”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辩证演绎展示价值概念如何获得自己全部的规定性，而这些规定性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生产方式。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604.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

115

通过分析“资本一般”概念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采用的是一种崭新的理论思路，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主动反思。与马克思的立场类似，古典经济学也以生产为研究对象，天然地带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所以无法揭示价值的特殊性质。恩格斯在为“第一分册”而写的“书评”中，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在这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以这种形式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①

C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37.

116

政治经济学采用了这样一种平庸的方法，这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②。恩格斯的这段评论需要结合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批判才能够得到解释。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时，曾指出现代经济学家的问题：

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③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的唯物主义只是摆出一些生产的基本要素，然后就直接以这些要素为前提开始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是指认出了不同生产现象之间的共同点，并不能提供比生产本身更多的必然性，因此这样的理论不足以称之为科学，只是“非现实的东西”和“无概念的概念”，必然走向独断论的形而上学。

基于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走了一条错误的“庸人”路线，本应在理论中得到解释的经验表象，却错误地被当成了理论的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才会被偷换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马克思后来在批评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错误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古典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古典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盾；它往往试图在没有中介环节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和证明不同形式的源泉的同一性。…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④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② 同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9-360.

117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虽然试图在各种财富形式背后寻找统一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他们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收入形式当作了既定的前提，也只能从各种财富形式中抽象出“劳动一般”作为财富形式的共同点。因此，“劳动一般”也是从各种既定表象中抽象出来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产物，基于“劳动一般”提出的各种价值诉求最终也都会转变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辩护。

在充分了解了马克思叙述“资本一般”概念时所运用的方法之后，“资本一般”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批判性就显露出来了。在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之后，马克思用“资本一般”概念的辩证结构证明了以下结论：体现在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中的价值规律都是现代资本生产的抽象表现形式，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形式上的对立，但是拥有共同的现实基础。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基于价值规律的种种理论无法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更无法提出真正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简而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在逻辑上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为了批评政治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的错误方法，马克思区分了物质的“实体形式”和“经济形式”①，并以“经济形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实体形式”就是物质对象作为自然物所具有的属性，而“经济形式”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的观念为物质对象赋予的社会属性。要了解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定，应当以物质载体上非实体的“经济形式”为研究对象，“这些形式对于物质财富本身是有决定作用的”②。相应地，政治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用研究物质的实体形式的方式去研究物质的经济形式，因此“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从而使物神秘化”③。这样就意味着，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需要排除商品、货币和资本实体形式的影响，单独地研究“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经济形式”④。

C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85.

④同②15.[]内容为引者加。

118

其次，为了从物质材料上将资本主义生产赋予物的经济形式剥离下来，马克思选择了资产阶级社会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的经济形式作为逻辑起点。商品在实体形式上几乎没有共同点，它们被归为同一类对象完全是因为被赋予了一致的经济形式。商品是“对象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①，商品成为最普遍的存在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现象，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中普遍接受了“一般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在对商品的经济形式（即交换价值）进行界定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②；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对价值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诸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代表一种它们共有的、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在这里也就是指同它们的自然形式无关}的东西，即价值””③。也就是说，对于价值概念的理解需要排除一切实体形式的因素，即排除了实体形式或使用价值之后的纯粹的“一般劳动时间”④。研究商品如何成为最普遍的存在物，也就是研究“一般劳动时间”这种抽象的经济形式在何种前提下可以成为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资本一般”概念的作用，正在于揭示“一般劳动时间”这种抽象的规定性在怎样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克服其主观性并成为具有客观性的经验现实。

最后，价值的普遍存在是一个经验事实，而价值观念（即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性是一个理论现实，马克思用“资本一般”概念解决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呈现了价值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性，以及这种抽象性的克服需要怎样的现实条件作为中介，而这些现实条件也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中介功能被抽象掉了，商品和货币似乎成为天然就具有价值的东西，产生利润也似乎成为资本的自然属性，“物现在表现为资本，资本也表现为单纯的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全部结果则表现为物所固有的一种属性”①。为了排除实体形式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避免重蹈政治经济学的覆辙，马克思在叙述“资本一般”概念时严格地遵循了辩证法的逻辑规则，从商品概念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出发来展现“价值”由于其抽象性而导致的矛盾、矛盾自我克服的中介以及价值扬弃矛盾后所获得的新的规定性。由于方法上的局限，政治经济学家无法像马克思那样认识经济概念与现实间的中介，因此也无法区分物质对象的实体形式和经济形式“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就在这种“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②。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99.

④ 同①424.

119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他的批判方法并不是提出另一种经济学理论，而是将各种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观念全部纳入“资本一般”的辩证逻辑环节中加以理解。商品、货币和资本是抽象性依次递减的经济概念序列，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其内在矛盾也就越明显，相应地，其获得现实性所必需的中介也就越复杂。根据“资本一般”概念的叙述逻辑，商品概念是抽象的，其内在矛盾的克服要以货币概念的规定性被普遍认可为前提；货币概念同样也是抽象的，其内在矛盾的克服要以资本概念的规定性被普遍认可为前提；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概念的抽象性被克服了，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达到了统一。在资本观念的主导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是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之间的分离，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又会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从而进一步强化人们头脑中的资本观念。在“资本一般”概念的“资本”环节，马克思解释了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在何种生产方式中可以达到经验上的一致，同时也就解释了抽象价值观念普遍化的社会前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个人劳动必须“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③，于是价值的存在就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或者观念中的抽象，而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④。

C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5.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7.

③ 同②426.

④同②423.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