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0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续前表

因此，1858年6月一1863年6月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与“18571858年手稿”相对独立的创作期，马克思在这五年间集中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第一册的第一篇“资本一般”；“1861—1863年手稿”是这个创作期的收官之作，同时也标志着“资本一般”理论的真正完成。在这个创作期中，最为重要的是“1861—1863年手稿”与“第一分册”，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一起看待才能呈现“资本一般”概念的整体结构。1858年，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曾提示道，“第一篇《资本一般》很可能一下子就占两个分册…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而且“这两个分册必须同时出版”①。马克思后来只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分册”，而没有出版的第二分册实际上就是“1861—1863年手稿”。结合马克思的书信可以推测，马克思在1858年之后再次使用“资本一般”概念时已经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并在“第一分册”和“1861一1863年手稿”的写作过程中将其确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个方法的制定…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②。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性，而且它“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③，意味着这部以“资本一般”为起点的著作包含着马克思从未公开表述过的理论成果。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研究时，应当将“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当作同一部著作的上下篇以发现马克思的新见解，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完整阐述。将“资本一般”当作一个不成熟的非唯物主义表述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理论界对于“资本一般”概念的研究主要依据“1857—1858年手稿”进行，往往采用“一般性一特殊性一个别性”的形式比附来推测“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内涵。这样做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方面，这种观点难以获得足够的文献支持，长久以来都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论共识；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人为地设定了“本质”和“现象”的对立，将“资本一般”概念设定为一个直接指认本质的、带有思辨哲学残余的独断论概念，制造了马克思思想水准的倒退。在“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关注到了“资本一般”概念与上述思辨三段论之间的差别，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发展。④但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完整论述是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当中完成的，以“1857—1858年手稿”为底本必然无法展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真正内涵。

引言重新发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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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解读“1861—1863年手稿”的困难在于其复杂的文本结构和晦暗的逻辑线索，而破解这种困难的出路就在于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对于“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而言，最紧要的工作不是将它与“1857—1858年手稿”或《资本论》进行具体观点的对比，而是结合1858年6月—1863年6月的全部经济学文献来重新发现“资本一般”理论的具体内容和逻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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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8.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③同①167.

④顾海良.试论“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5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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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一般”与“1861—1863年手稿”

根据MEGA2和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录的“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写作这部手稿的直接目的是完成“资本一般”理论。“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虽然看起来较为杂乱，但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始终没有脱离他为“资本一般”理论所制订的提纲，而且最终完成了提纲中的大部分内容。“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年手稿”拟订的总标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开篇。1858年6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致力于分两册完成这部题为“资本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此来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观点。“1861一1863年手稿”是“资本一般”系列文本的收官之作，同时也标志着“资本一般”创作期的完结。

在解读“1861—1863年手稿”时，“资本一般”是最为明显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逻辑线索。通过“资本一般”的若干提纲和草稿，“1861一1863年手稿”的写作过程和理论结构可以很直观地被指认出来。根据马克思的提示，“资本一般”部分包括“商品”“货币”“资本”三章，其中前两章在“第一分册”中先行出版。“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为第三章“资本”拟订了提纲：

I. 资本的生产过程

(1)资本转化为资本

(α) 过渡

(β)资本①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γ) 劳动过程

(δ) 价值增殖过程

(2) 绝对剩余价值

(3)相对剩余价值

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意义

①在手稿中写的是“商品”，这里是《全集》编者根据所注手稿页码上的内容订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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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大量人的协作

(β)分工

(γ)机器

(4) 原始积累

(5)雇佣劳动和资本

II.资本的流通过程

III.资本和利润

“1861—1863年手稿”的第I—V笔记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提纲来写的。在“资本一般”提纲的基础上，“1861一1863年手稿”的逻辑框架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来。“1861一1863年手稿”的内容可以被分为两部分，第I—V、XVI—XVII、XIX—XXIII笔记本的内容是“资本一般”理论第三个环节（即资本形式的价值）的正面阐述，而第VI—XV、XVIII笔记本的内容是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述评。在“1861一1863年手稿”中的正面阐述部分，马克思完成了“资本章”的三个环节，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在历史评述的部分，马克思首先主要摘录和评述了三个版本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相关著作，完成了对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又摘录了马尔萨斯以及李嘉图学派开始解体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庸俗经济学的双重批判。

结合“第一分册”和“1861一1863年手稿”的内容可以证明，“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框架就是运用辩证法对价值概念的逻辑演绎，表现为价值概念克服自身的抽象性、获得全部具体规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环节。“商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在商品中具有最抽象的规定性，但同时也是最无规定性的抽象，即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货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中项，价值在货币形式中克服了无规定的抽象性并获得了新的规定性，成为通过流通来实现增殖的物化劳动(即金银等贵金属)；价值在货币的形式上实现了自为的存在，不过它仍然是抽象的，还需要以人们对货币的普遍认可为前提。“资本”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终点，价值在资本形式中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成为不依赖于人的自在自为的独立主体。在资本的形式中，价值既是自己的前提又是自己的结果：资本存在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而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本身又是资本生产的结果。因此，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只不过是资本生产的中介和工具，价值由此获得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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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呈现了“1861一1863年手稿”的逻辑结构之后，对这部手稿的文本解读才会遇到其真正的困难，即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资本一般”的提纲是清晰的，令人疑惑之处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要以这样一个概念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除此之外，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叙述方法与“资本一般”是基本一致的，这意味着他后来也没有放弃在“资本一般”部分所得到的理论成果。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困惑就是：“资本一般”这样一个看起来带有思辨色彩的“先验结构”，为什么可以用来批判政治经济学呢？

“资本一般”概念的直接批判对象是18、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因此在呈现“资本一般”概念的批判功能之前，首先需要重新梳理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在何种意义上会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象。一般情况下，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一定量的货币，而将资本和一般货币区分开来的特征是它可以带来新的货币。从斯密开始，关于资本的研究就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在李嘉图之后，经济学家开始进一步关注如何计算或确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为了确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经济学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理论探索，由此也产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和工人运动的兴起，相关争论在19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许多的社会活动家也参与其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学派对正统经济学的猛烈冲击。尽管当时参与争论的流派各执一词，但是经济学家们却分享了一种共识，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现实的经济运行背离了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拥有天然的或正当的一般利润率，但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导致利润率过高或过低，从而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发现一般利润率的计算方法，并让资本的一般利润率正常地实现，那么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马克思显然不会接受政治经济学通过理论消除危机的思路，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和谐秩序“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搞乱了”，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不可能通过经济理论或者经济政策的方式彻底消除。①

引言重新发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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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凭借单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不足以彻底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上述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类似，政治经济学也从物质动因出发来解释“资本”，一般利润率的观念是从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而言，商品的所有者需要参照既定的一般利润率来为自己的商品定价，以保证自己的商品能够顺利交换出去并获得收益。而且，无论个体以何种动机、何种身份参与经济活动，都必然会遇到一般利润率的客观外在限制。除了从物质动因出发之外，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与马克思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为生产的特殊形式。政治经济学以一般利润率的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把利润视为“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并试图从一般的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交换价值的计算方法，从而以此确定资本的价值—一般利润率。19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大体上都认同上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思路，经济学内部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对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进行理论抽象，由此产生了多种相互对立的价值理论。由于政治经济学同样采用了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一般的唯物主义批判方法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难以奏效了：如果直接从社会生产的物质动机出发进行抽象，那么必然会同样陷入政治经济学业已存在的争论之中；如果在理论上直接指认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那又会陷入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泥淖。

马克思最终选择了用“资本一般”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意味着他在对“资本一般”的叙述过程中已经克服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遇到的困难。在用“资本一般”还原了“1861一1863年手稿”的原始逻辑结构之后，对“1861—1863年手稿”的文本解读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解释马克思如何运用“资本一般”理论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由于“1861—1863年手稿”只包含了“资本一般”的第三个环节，因此还需要将前两个环节的相关文本也纳入“资本一般”的议题下整体考虑，即“第一分册”以及未收入“第一分册”的笔记本B′和B”（见表3)。总而言之，“1861—1863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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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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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后半部分，对于这部手稿的恰当解读只有在“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框架下才可能实现。

引言重新发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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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资本一般”，是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末为批判当时的经济学说而提出的新概念。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经济学研究，并在经济学研究的支持下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马克思将这种经济学视角称为“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①，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然而在抵达伦敦之后，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亲缘关系逐渐显现出来，导致它既不足以应对当时英国的经济学争论，也不足以彻底超越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改革方案。马克思因此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别，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资本一般”概念。在1861一1863年间写下的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以“资本一般”为核心阐发了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观点，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框架。

第一节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人类的普遍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寻找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路径构成了马克思理论探索的重要议题。在德国思辨哲学的传统中，自由就是人自主（autono-my)或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能力；相应地，人的解放也就是消除自然欲望和既有观念对人的蒙蔽，使人成为只遵循自我规定的真正的人。在如何实现自由的议题上，德国的思辨哲学和政治实践都将法和国家当作实现自由的具体形式，个体服从法和国家也就是服从人自己的本性，一部良好的民法典是人实现自由本性的现实途径。然而在经过物质利益的思考后，马克思发现法和国家实现的只是有产者的自主和自决，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处在非人境遇之中。马克思因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试图揭露法和国家的虚假意识形态及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在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不断追问中，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后来也完成了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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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从18世纪开始，自由成为欧洲各国知识界的共同追求，但是各国对于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由于国家分裂并遭到入侵，德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理解往往与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人的自主和自决。德国传统中的自由意味着不仅要免除自然对人的压迫，更要免除他人意志对个体的强制，并尤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德国的思想家普遍相信，理性基础上的法和国家是人实现自我规定的伦理实体，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对于自由的理解。不过，在离开《莱茵报》之后，马克思不再认同通过法和国家来实现自由的“德国道路”，并转向了经济学研究来寻找人实现自由的现实可能。

在哲学上，德国的自由道路始终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紧密关联，体现为通过理性立法来实现对自主和自决的追求，并以此来批评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德国传统中对自由的追求极力地避免英、法的抽象讨论方式，逐步形成了通过立法和建国来实现自由的国家主义路线。康德用他的先天演绎证明了，尽管对象世界是自在的，但它并不会限制人的自由，人仍然可以运用理性安排自己的生活；康德在政治上主张运用实践理性来确定人作为人应当普遍拥有的法权，并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黑格尔则进一步证明了，理性本身实现的不仅是自为主体的主观设计，而且也是对客体的客观认识；人有能力用理性来发现法和国家的必然形式，这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法和国家的实现同时也就是人的自我规定的实现，人将在法和国家的生活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法学、哲学和历史学在19世纪的德国一般被看作同一个学科，象征着人类理性所蕴含的解放自身的力量。继承了古罗马法的思想资源，德国拥有悠久的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传统。经过普芬道夫、莱布尼茨一直到黑格尔的理论探索，德国的古典法学在理论上开辟出了一条与英、法迥异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德国的现代化思路放弃了英国自然法传统对幸福的追求，转而以自由为现代政治秩序的核心理念①；在自由的实现方法上也反对法国暴力革命的道路，主张通过法和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来保障自由的逐步实现。此外，德国的法学传统所关注的自由是人的自然法权，与重视社会秩序的英国自然法传统和重视政治启蒙的法国自然法传统有很大的差别。当现实与自由相背离时，实践的法学需要通过哲学和历史的方法②去重新界定自由人格得以实现的条件，进而在理论上将这些条件以法权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最终以国家的形式来保证法权在现实中的强制性。

第一章“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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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的知识界而言，法学是自由人格实现的理论中介，关于法权的抽象演绎在理论上优先于现实的法律条文。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接受了这样的法学教育，并明显受到了体系主义①传统的浸染。他将《学说汇纂》的前两章翻译成了德文，并着手撰写一部宏大的法学著作，试图以完善法学的形上学基础来解决当时的法学困境。②这部被马克思称为“倒霉的作品”的法学著作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能从马克思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了解它的篇章结构。③如果仅根据目录来看，马克思的法学著作确实乏善可陈④，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了其中的欠缺，并意识到对形式法或概念法进行抽象演绎的“努力都是不恰当的”⑤，此后“只从事一些实证⑥的研究”⑦。这次学术尝试的失败成为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契机，因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和追随者也在考虑精神和法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中现实地发生作用。青年黑格尔派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黑格尔法哲学的封闭性导致它无法面向现实和未来，客观意志的自在和自为最终都只能指向其自身；如果要让法哲学指明通向现实和未来的道路，那就必然要将客观意志再次主观化，变成一种积极主动的意志。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相似，马克思在法学中的“实证”态度同样要求理性突破抽象演绎的局限，在现实中保持对各种既有观念和现象的批判。不过，在这种“实证”思路中，普遍理性本身仍然高于现实；普遍理性与现实的差别及其对现实的批判，是现实世界发生改变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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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康德在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就明确地表达了对幸福主义的批评，认为所有专注于幸福概念的个体伦理学理论和社会伦理学理论只能承认失败。因为我们只有拒绝各种实质性目标以及各种质料性目标，并且使我们自身受到形式性判准和消极性判准的束缚，才能达到普遍有效的目标。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幸福和自由进行了更加具有思辨色彩的区分。

② 1806年德意志各邦宣布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之后，如何为德意志联邦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成为德国知识界最主要的思想议题。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黑格尔主义法哲学和历史法学派成为德国法学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马克思大学期间几乎所有的教学内容。黑格尔的辩证法将观念论发展到了极其精妙的境界：康德在自然界之外为人类开辟了自由的领地，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完成了人类自由必然实现的观念论证明；黑格尔的辩证法让当时的知识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纯粹理性和逻辑的方法去认识绝对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也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进行自我验证，而不拘泥于各种纷繁的表象。历史法学派的方法则是从历史所给定的法律题材(罗马法的原始篇章）出发，运用语言的分析和文本的注释追根溯源，结合既有的注释和评注对其进行彻底研究，并注重实践的面向，对这些素材进行哲学化处理，使其达到逻辑上的一致，并进一步抽象为逻辑自洽的原理体系，产生以形式伦理学为前提的精神上的关联。因此，对于当时的法学研究而言，法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实际上是同一种方法，即思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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