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0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此后由于革命的影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在《共产党宣言》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正式公开表达了自己在经济研究中的见解，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汇集了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演讲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指的是同一种关系：有产者用货币购买无产者的劳动从而实现私有财产的增加。也就是说，雇佣劳动制度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从而将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个对立的阶级。马克思的论证重点由此完成了从“无产阶级”向“雇佣劳动”的过渡。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劳动契约看起来是资本家和工人双方认可的法律文书，符合形式上或程序上的公平原则；但是，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制度中的工资水平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形式上的正义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中所隐含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理论最终都会沦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而马克思进行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现代社会中阶级对抗的性质并寻找扬弃这种对抗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转变后的思路仍然与人的自由和解放密切相关，但是在理论细节上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完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不自由的现状并不完全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意志强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雇佣劳动制度条件下基于自由意志的自然过程。因此，自由贸易和公平工资无法解决自由的难题，在私有财产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下，个体必然会被区分为自由的有产者和不自由的无产者两个阶级。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分三个部分说明了“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①：

(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

(2)各个中间市民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

(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②

这个提纲是马克思对自己1844—1849年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次整体回顾①，通过这三部分可以勾勒出马克思在革命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体轮廓。首先，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经济关系；其次，除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外，其他阶级都将会在这种经济关系的作用下逐渐消失；最后，危机的发生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将这种经济关系扩展到世界各地，当没有新的市场可供扩展时，危机将无法解除，最终导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马克思在此期间吸纳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理论成果，延续和丰富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纲领。马克思将资本和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的思路，后来也贯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过程。

第一章“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1.

②同①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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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克思此时仍然没有超越英国政治经济学。尽管马克思一直想要写作并出版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是与当时已经存在的其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在这一阶段还没有提出真正具有超越性的纲领，只是把现存的各种观点条理化、体系化，并服务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贫乏，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储备尚不足以承担超越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1844年之后的革命和流亡生活让马克思难以拥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除此之外，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还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他的批判方法参考了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但是他的追求目标却是带有浓重古典哲学色彩的人道主义理想，即人绝对的自主和自决，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论证不了新的生产形式在未来社会中实现的必然性，那么马克思就无法将自己的理论与古典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区分开来，同时也就无法论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社会远景。不过，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使得马克思在后来的研究中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上，寻找超越古典经济学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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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雇佣劳动与资本》原本是马克思在1847年的演讲，经整理于1849年又作为社论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上。《雇佣劳动与资本》面向的读者主要是工人和革命者，所以马克思在其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然而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的政治经济学价值，因为马克思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无论其中是否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对于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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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剩余价值”到“资本一般”

1849年8月，马克思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前往伦敦避难，等待欧洲大陆新一轮革命浪潮的到来，也因此“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①。革命事业的空窗期让马克思有时间继续进行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随着欧洲革命浪潮的逐渐平复，马克思遇到了新的课题，即论证危机和革命再次到来的必然性。在此期间，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各派观点进行了详尽的钻研，并在19世纪50年代末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剩余价值理论可以看作马克思对既有观点的回顾，而对剩余价值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即以“价值”概念为批判对象的“资本一般”理论。

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重启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大大扩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②。马克思在一篇国际评论中提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意义，认为旧金山和纽约将会取代伦敦和利物浦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欧洲为了避免成为美国工商业和政治上的附庸，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③6月，马克思获得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从1850年到1852年，马克思在那里进行了相对集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研究最初围绕着英、法的社会革命和经济危机展开，但是论题很快就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与此同时，出版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计划也再次被提上日程，恩格斯希望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能够在1851年4月之前完成并出版，不过，新著直到6月仍然遥遥无期。④马克思计划写三卷“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和经济思想史”⑤，恩格斯在11月建议他为了出版将经济思想史扩充为两卷，“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①。到1852年夏天，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又一次流产，他本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也不得不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尽管新的著作没有成功出版，但是长时间的阅读和积累已经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争论都有了深入的洞察。

第一章“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2-264.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2.

⑤ 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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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一阶段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摘抄和评述写在二十四个笔记本上，学界一般将其统称为“伦敦笔记”。伦敦笔记的前十三个笔记本的内容相对集中，1851年4月之前写的第I—VII笔记本主要讨论了当时经济学界关于危机的争论，4、5月间写的第VII—X笔记本讨论了围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各种争论，5、6月间写的第XI一XIII笔记本则主要摘抄了当时工人运动和阶级状况的各种史料。从上述十三个笔记本的摘抄内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在伦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这些笔记本的内容后来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在了“1857—1858年手稿”、“1861一1863年手稿”以及《资本论》中。经过两年多的艰辛钻研，马克思出版经济学著作的愿望尽管并没有实现，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界限。马克思在1851年4月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说，整个经济学“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②。在马克思再次重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已经呼之欲出。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了经济学的解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4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以雇佣劳动制度为批判对象，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家通过劳动合同或社会契约合法地剥削工人的一种制度。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延续了他在革命年代的思考，用经济学的语言重新表述了自己的理论立场，“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③。从雇佣劳动批判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们分别是同一现象的法学表达和经济学表达。恩格斯甚至认为，《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证明马克思在1847年“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①。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5.“正面的东西”指的应该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公开发表的观点。

②同①246.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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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性质是18、19世纪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前提。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商品的价值总是与货币和价格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研究货币如何准确地实现商品的价值。从斯密开始，价值就被当作商品价格的“真实尺度”，而价值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并消除货币价格与真实价格之间的差别。在日常生活中，商品所有者虽然拥有价格的制定权，但是人们会认为商品本身具有一个客观的价格尺度，这种日常观念就成为价值理论的现实基础。相应地，商品价格中超出商品价值的部分，就是商品所有者不合理的收入，即商品所有者对他人财富的无偿占有。通过区分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别确定了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的价值和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是劳动期间全部的对象化劳动量，而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即劳动能力的价格）是“生产出工人的劳动能力所需的对象化劳动量”②，这两个对象化劳动量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不过，由于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础和论证方法都来自古典经济学，因此必然也会遇到困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难题。例如，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无法被精确地计算，特别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换算比例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无法被计算出来，那么剩余价值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就要大打折扣。

剩余价值理论虽然可以证明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自由的必然丧失，但是并不足以证明这种不公正和不自由可以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中被消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货币量的增加，个体的自由也就是通过支配自己的财产来获取货币的自由。根据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私有制和货币支配下的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且剥削的程度会随着资本生产的发展不断加剧，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基础，自然会提出通过计划经济来废除私有制、废除货币这类的道德要求。用经济话语来表达，这样的道德要求就是生产应当以产品的增加为目的，而不是以货币的增加为目的。基于上述理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案，即有计划地控制生产以实现理性与道德的诉求。不过，值得怀疑的是马克思是否会支持这样的社会改革方案。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批判过以理性和道德来改造国家的德国社会主义路线，那么同样的批判思路也适用于以理性和道德来改造生产的经济社会主义路线。而且，即使丧失了所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没有私人利益，但也无法保证无产阶级在脱离赤贫状态之后不会再次蜕变为新的资产者。那么人类社会就需要不断地消灭资产者，人类普遍的自由和解放将永远无法完全实现。

第一章“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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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后，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价值本身不应当是研究的前提，而应当是被批判的对象。货币是价值的现实化身，要消除个体对货币的追求并扬弃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就必须要先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货币为何能够统治人。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不仅可以购买物品，而且还可以购买劳动；相应地，似乎不仅商品具有价值，而且劳动本身看起来也有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个体相互交换时产生的一种观念，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价值却表现为各种东西普遍拥有的一种抽象性质，货币也因此拥有了交换一切东西的能力。马克思指出，经济学上的价值概念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只是为了“揭露欺诈行为”而设定的道德和法律概念；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价值才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①。

为了完成对价值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在1858年初转向了对“价值”的纯形式研究，并通过“资本一般”理论完成了对“价值”范畴的考察。从研究过程本身来看，这一转变并不突兀，“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②。然而从理论成果和逻辑细节上来看，这次转变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进程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正是由于抽象出了“价值”概念，马克思才找到了自己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差别：英国政治经济学以价值的存在作为研究前提，而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这个作为研究前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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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0.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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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和写作

1857—1863年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主题集中、逻辑连贯的研究阶段。“资本一般”概念在这一阶段频繁地出现在马克思的手稿当中，是研究1857—1863年间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线索。以1858年6月为界，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时期：1857年6月一1858年6月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资本一般”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辅助性的范畴；1858年6月—1863年6月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创作期，“资本一般”成为马克思创作的核心概念和总标题。合理并明确地区分这两个时期，是理解“资本一般”理论的必要前提。

一、“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1857年6月—1858年6月)

在“导言”和“1857—1858年手稿”(即笔记本M和笔记本A)中，马克思虽然已经提出了“资本一般”范畴，但是“资本一般”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理论工具，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更方便地说明“资本”和“货币”这两种价值形式的差别。而在“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一般”是对商品章、货币章和资本章所有理论内容的总括，其内涵和地位都远远超出“1857—1858年手稿”中的“资本一般”概念。区分“资本一般”概念在这两部手稿中的不同含义，是理解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基本前提。在1857—1858年间，马克思的“资本一般”概念尚未达到“1861—1863年手稿”中的水平，还不足以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说明。简言之，1857年6月—1858年6月只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

马克思重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论证危机和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证消除社会对抗的现实路径。在写作“1857一1858年手稿”时，马克思面临的思想议题主要是当时经济学界关于危机问题的经济学争论。经历了1847年经济危机和1848年革命，马克思在抵达伦敦后一直相信新一轮的危机和革命很快就会相伴而来。当时的英国经济学界正在经历两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一场是围绕1823年《主仆法案》(Master andServant Act，1823)和1847年《工厂法案》(FactoriesAct，1847)①而展开的关于工人权利的经济学争论，另一场是围绕1816年《铸币法案》(CoinageAct，1816)和1847年经济危机而展开的关于货币数量的经济学争论。这两场争论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参与争论的各方拥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国家可以通过恰当的法律改革和制度设计减小甚至消除经济危机的影响，并进一步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马克思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论调。抵达伦敦后，马克思不止一次表达了危机必然到来的信心，并认为“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②。

第一章“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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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危机产生的原因，当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在英国，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1844年银行法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产生了反对货币流通理论③的银行学派；在法国，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工人贫困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产生了主张对银行和货币进行改革的劳动货币理论④。最终，危机的争论演化成为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争论，李嘉图和蒲鲁东的货币学说也因此被推到了理论前台。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货币改革来延缓甚至避免危机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危机必然会周期性地发生。为了回应“消除危机”的各种方案，马克思对这两场争论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摘抄，写下了著名的“伦敦笔记”。185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创作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驳斥众多经济学家的无聊工作，马克思才在1857年准备要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并为这部著作写了准备性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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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国内一般将Factories Act译作《十小时工作日法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0.

③货币流通理论来自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货币数量越多，货币代表的价值就越少，商品价格越贵。英国1844年银行法就是根据货币数量理论制定的，并据此在1847年危机爆发时没有增发货币来刺激消费，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④劳动货币理论来自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是达里蒙。劳动货币理论认为，产品的价格由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两部分构成，这意味着工人用自己的工资无法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由此一方面导致了生产过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工人的贫困。因此，他们主张向工人发行劳动券、小时券来替代货币，让工人可以买回他们相应劳动时间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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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计划重启之初，马克思所拟订的写作纲要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试图直接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错误观念(以及以这些错误观念为出发点的理论）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揭露这些抽象理论所掩盖的现实对抗。然而，马克思所熟稔的写作方式在经济学批判中并不适用。由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是从现实生产出发的，如果没有事先提取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形式的一般性特点，那么对经济学具体观点的批判将难以顺利进行。马克思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在1857一1858年间写下了七个探索性的笔记本，在其中首次提出了表征资产阶级社会特殊性的“资本一般”概念，并以此来批评从“生产一般”出发的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试图从各种生产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抽象出“生产一般”，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必然会将从古代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当作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先指认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差别，再在这个差别的基础上反观现代社会，这样才能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或非自然性。马克思用来指认的现代社会特殊性的范畴就是“资本一般”，即“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①。具体地讲，资本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之间的具体差别表现为：商品具有一个价值，它的价值体现为一定货币量；但是资本所支配的价值不是直接的货币量，而是货币所购买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产品的价值量，其特殊性在于“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是价值自行增殖过程”②。

在“1857—1858年手稿”的七个笔记本中，“资本一般”只是一个偶尔出现的概念，它的论证逻辑服务于货币与资本的区分以及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的形式分析。在笔记本M和笔记本A(即“导言”和“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讨论大体延续了他在“1844年手稿”中的基本观点，货币既是“通用的分离剂”，也是“地地道道的黏合剂；它是社会的[……]化合力”③。当人从原始的共同财富中异化出来后，个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联系而只能为私人利益劳动；货币作为“通用的分离剂”将传统的社会纽带解开并重新联结在一起，劳动者不得不采用货币（交换尺度）作为自身和社会的唯一联系纽带，“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①。货币本身是人为了方便流通而创造出来的东西，它的作用是衡量并实现商品的一般价格。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货币的流通表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货币成为与人对立的独立力量。人虽然可以认识到货币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无法取消货币这种人造物，反而只能服从于货币流通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流通才能掌握一切生产要素”②，货币才会具有这样的强制力。因此，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现代社会中的成为资本的货币之间具有根本的差别；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区别于货币的特殊性质称为“资本一般”。“资本一般”原本只代表着与一般社会（经济）关系相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特殊社会(经济）关系，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随着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资本一般”概念逐渐表现为与现实的直接对立，这种割裂本质与现象的批判方法为马克思的叙述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第一章“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②同①270.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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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提出“资本一般”首先是为了从形式规定上区分货币和资本这两种不同价值形式，这是“资本一般”在“1857—1858年手稿”中的第一重含义。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学家在资本问题上的混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不是把资本看作处在特有形式规定性上的资本”，“而只是想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原料等等”；不过这些物质实体不足以将自身变成资本，于是，萨伊和西斯蒙第把资本又看作“某种非物质的…同它的物质构成无关的东西”，将资本等同于非物质的价值③；然而，资本本身虽然是价值，但价值不一定就能成为资本，为了说明价值和资本的差别，李嘉图和萨伊再次回到了生产的物质形态来解释资本的自我增殖，将资本“说成是生产新劳动时所使用的积累劳动”或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生产性服务”。这些混乱的讨论只是一些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一方面抽象地将资本混同于流通过程中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又抽象地将资本混同于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变化，因此“不可能表明价值和劳动所发生的关系”。理解资本的关键就在于“劳动与资本对立而作为主体出现，即工人只是在劳动的规定上出现，而劳动并不是工人本身”①。也就是说，价值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都获得了新的规定：价值及其货币的物化形式都只是交换的尺度，而资本是与劳动进行交换的特殊价值；劳动本身是人和生产资料共同发生作用的物质生产过程，而与资本进行交换的劳动是作为商品的、具有二重性的劳动。为了避免在概念上发生混乱，马克思认为“必须把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固定下来”②，从而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一般”概念。为了区分资本和货币，就不能从物的方面将资本“看作简单生产过程”，而是要从形式规定性方面将其看作“价值自行增殖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通过劳动消费了自己的材料，并通过自己的材料消费了劳动”③；资本在退出流通的时候并没有像一般的商品那样在消费中丧失自己经济的形式规定(即价值)，而是让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消费本身进入经济过程…在生产过程的任何一瞬间，资本都没有不再是资本，或者说价值都没有不再是价值”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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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0.

③ 同①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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