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社会进化

英译本序

20年前J·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设想。这个理论是经验的、科学的，但又不能还原为经-验分析科学；是哲学的，但是在批判意义上而不是在没有任何前提的“第一哲学”的意义上；是历史的，但又非历史主义；是实践的，但是在以解放为方向的政治实践意义上，而非在技术-管理控制的意义上。①尽管这些基本特征在哈贝马斯成熟了的批判理论中仍然清晰可辨，但较最初的概念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本书译文提供了一个理论方案的总框架。在涉猎正文以前，以导言形式简略回顾哈贝马斯早年关于社会理论的研讨也许是适宜的，因为这可使读者了解哈贝马斯若干已经成为历史背景甚至全然消失的重要思想，进而了解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1

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贝马斯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批判必须以某种方式置身于“哲学和科学之间。”②他在阐述从古典政治学说到现代政治科学的过渡时，注意到一个决定性的转换，该转换是在理论与实践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间发生的。③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乃是伦理学(一种关于善和公正生活的学说)的继续，它本身涉及人类的行为和实践领域，借以在城邦公民中获得和维持一套善良品行的秩序。政治学的实践意向及其题材的本质，决定了它的认知地位：政治学不能采取一种严密科学的形式，一种认识的形式，而只能满足于确立一些或多或少在大多数场合下通行的规则。人们据此而被培植出来的能力以及美德特征的根本要旨，就是phronesis<注>，即一种从自己应该作什么的角度来谨慎理解变化不定的情境。

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政治学的古典概念被剧烈地改变了。理论开始意味着有定量表达并有像定律那样精确陈述的逻辑完成系统，给予一个相关的初始条件，这类理论就可以用于(当然是在一定限度内)预测某系统的未来状态；提供一个可操纵的相关因素，亦能用于创制所期望的事物样态。由于在政治学中采纳了这种知识范型，霍布斯很早就拟定出一个方案，方案的核心及基础，就是把人类行为当作关于人、社会和国家的科学所需的材料。在对人类本性规律的正确理解基础上，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恰当安排人类生活的条件，是可能的。以善的公正生活为目标的古典教诲、美德性格的形成以及谨慎行事的养成，统统会被拥有科学根据的社会理论的应用所取代，即被一种条件的创造所取代，该条件将导致根据自然律而被期望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实践领域就被纳入到技术领域之中，城邦公民道德生活的实践问题就转化为一种技术-管理问题，即调节社会交往，以保证国家的秩序和公民的安宁。

2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注>phro ntsis，哲学术语，一般指决定目标及达到目标之手段的智慧。—中译者

在哈贝马斯看来，上述转化导致的最大的损失是关于理论-实践关系的纯粹技术式理解对直接进入实践的取代，最主要的收获则是社会研究中科学精确性的引入。相应的，对于后实证主义的社会探究方法论来说，仍待完成的任务就是设法实现哲学、实践要素与方法论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将是“现代科学不可逆转的成就物。”④当然，哈贝马斯心目中的实践哲学类型并不是古希腊式的，而是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德国思想发展所呈示出来的那种类型，可以用一句短语概而言之：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的结合。

在描述这种批判理论特性时所用的哲学这个术语，并非标示着不赞成马克思下列名言：哲学的需要及其成果只能通过“对先前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来保持。哈贝马斯并没有在传统含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即不是把哲学作为某种为自身提供基础的、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思维模式。和马克思一样，他把哲学隶属于它所反映并必须回到的那个世界。内在于哲学的种种观念—真理和理性、自由和正义—不可能由思想本身加以实现。而历史哲学往往是与这种实现的失败结伴在一起的，它以对整个历史的沉思自许，宣称要揭示历史的意义(不管是未来的还是既往的)，而且经常依据于历史必然朝着某种被保证了的形而上的目标进步的观念，这种目标可以归因于上帝或自然、理性或精神。

正如哈贝马斯解释的那样，青年马克思拒绝这种构想，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运动绝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必然性，它在变化的经验条件和社会力量的实践介入这两方面都是偶然的。历史的意义、目标，都不是一个形而上的亚实体化问题，而是实践设计的对象，是这样一种意义：人们可以根据对客观条件的认识加以寻求，并赋与它意志和意识。传统历史哲学夸大认知要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不懂得历史前进标度本质上的实践性。被设计的未来（它给过去以意义)并非是沉思或科学预见的产物，而是情境性介入的实践理性的结果。

英译本序

3

实际历史过程的意义之被揭示乃是在下列程度内，即我们—导源于“实践理性”-——把握住了将要产生的东西，把握住了如若不然就将其取代的东西的意义……并对其实践现实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理论考察……我们必须从这种意义之实现的观点出发来解释实际过程和当前的社会力量。⑤

这样，哈贝马斯已经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发现了许多他对传统哲学过分举动所作的必要纠正。但是，马克思由于力图把自己与黑格尔左派的“纯哲学”批判区别开来，而导致把自己的观点归结为直接经验的社会理论。在以后，在马克思的“正统”继承人的解释中，马克思主义似乎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前景的纯理论保证，批判的自我反思和启蒙性政治实践的重要性则退居到坚实的、客观的、无可阳挡的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背后。正是这种倒退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度的动力因素之一，也是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社会理论和直接经验-分析科学加以明确区分(其明确性恰如马克思对自身理论与传统哲学所作的区分一样）的动力因素之一——把批判的理论置身于“哲学和科学之间”。

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贝马斯为实践意识的启蒙、为构建某种集体政治意志、为理性地指导实践而提出把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来领会的思想时，并没有提供这种理论类型的逻辑联接细节、方法论或理论结构。这方面的尝试是在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和《认识与人的意趋》(1968)

4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两本书可作代表。⑥虽然这些研究仍被哈贝马斯标明是“预备性的”，但确实包含着扩展了的关于方法问题的讨论，这些方法一般是指社会探究方法，专指则为批判理论方法。这两本书的主要靶标之一，就是批判新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方法统一性的观点，特别是认为在人类科学中，社会科学的探究逻辑与自然科学的探究逻辑基本是相同的观点。贯穿于《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中的主线，是对社会探究中的verstehen<注>、或解释性理解的性质和角色的思考。通过考察各种不同的、以社会为对象的理解方式—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主义，从社会相互作用理论到现象学和人种学方法论、乃至语言学和释义学等等的不同理解方式—哈贝马斯论证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深入用符号化建构起来的对象领域，要求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中发展出来的程序截然不同的程序，这种程序设计要求把握对社会现实来说具有构成性特征的“意义”。他指出，社会行为依赖于行为者的“情境界定”，而且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主观动机的问题，社会行为所指向的意义首先是一种主观际意义，它对个体在其中发现自身并在其中行为的社会文化母体来说具有构成性特征：可继承的价值和世界观，制度化角色和社会规范，等等；任何一种系统否定社会行为自身以之为中介的解释图式的方法论，任何一种追求从先验的社会现实之范畴形成物中抽象出概念和理论构造的方法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用A·舒兹(S-chutz)的话来说，社会学概念乃是一种“次级水平结构”，而“初级水平结构”则指社会行为者借助于该结构已预先构建起社会世界、且先于对它的科学研究的那些东西。对“初级水平结构”的理解乃是构建“次级水平结构”的必要的出发点。

在提出以上论点时，哈贝马斯直小心地保持着与这样一种观点的距离，即认为解释性理解可能是唯一的社会探究方法论基础。在他与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的长期争论中（他把该理论看作是上述观点充分发展形式)，他指出了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提出社会现实要求超出单一解释性范围以外的探究模式。⑦譬如说，社会研究向意义解释的还原，依赖于把社会过程全部归入到主体所意向的意义或文化传递的意义这种无法保证的“纯化”。然而，如果对这些意义的思索是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条件相联系，那么，意义解释既可能掩盖、歪曲这些条件，也可能揭示、表达这些条件。因此，正确的社会探究方法论应该把解释性理解与意识形态批判综合在一起。当然，这就要求一种参照系，这一要求超出了主体意向和文化传统，并把社会行为和经验条件——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传统历史地发生着变化——的客观框架系统地纳入考察范围。例如，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发展可能否定已被接受的解释模型，而这种发展作为规则并非简单地就是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的结果，毋宁说，发展自身反倒导致了某种世界观的构建。这样一来，一个正确的社会探究方法论又应该把解释性理解、意识形态批判和以历史为指向的社会系统分析综合在一起。

英译本序

5

注〉verst<hen，德语，意为“理解”。——中译者

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需要物，显然仅仅是通向充分发展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第一步。在《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和《认识与人的意趋》两书中，哈贝马斯又明确提出了一些深入研究的方向性建议。他在《认识与人的意趋》中，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当作批判理论“有形的例证”加以运用，以便从中导出若干一般性的方法论线索，⑧认为弗洛伊德的著作是对系统被扭曲了的交往理论的研究，同时他也指出了超越纯粹的理解式意义解释的途径。与通常的释义学不同，精神分析学乃是把“本文”解释为既表达着又掩盖着“作者”的自我欺骗。由弗洛伊德发展起来的“深层释义学”，在较好处理这种“内在的外部领域”的同时，又有赖于某些理论假定，这在他的著作中只是部分地得到阐明。因此，弗洛伊德理论更充分、更坚实的发展要求有某种一般的、关于正常(非扭曲)交往的理论，要求阐明交往资质需求及其变化，要求论证系统的扭曲性交往产生的条件。正是最后一点，弗洛伊德必须充分予以说明。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早期儿童相互作用方式的一般性译解，并使之与个性形成的阶段-特征模型相协调。这个“一般性译解”或“译解图式”具有心理动力学发展的“系统一般化历史”的形式。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发展一般理论的方法确实提供了一条对批判理论来说颇有特色的线索。例如，这种译解图式的应用具有浓厚的释义学成分；它的概念是一种图式或类型概念，其解译必须纳入个体化的情况之中；它被运用于构建这样的历史，在其中，主体可以认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然而，不同于普通的哲学释义学，这种个体生活历史的重建要求某种特殊的译解性理解和因果解释相结合。“我们不能‘理解’什么’——被系统扭曲了的表达的语义学内容——除非与此同时去‘解释’为什么’——系统扭曲自身的起源。”⑨这个解释性假说并非归诸于“自然的因果性”，而是归诸于(不妨说是)“命运的因果性”，归诸于被压抑动机的发动和其它“符号性内容”。被阐释的因果联结并没有表明自然律的不可更动性，只是表明了生活历史的不可更动性，它通过“大脑的符号化手段”得以运行，并因此能被分析式地予以分解。

6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发展一般理论的方法还涉及到适合于系统一般化历史的证实类型。它所包含的种种假定(关于儿童及其与早期参照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关于相应的冲突和反应冲突的形式，关于由此产生的个性结构，等等)乃是作为某种“叙述性衬托”服务于个体生活历史的重建的。这些假定作为大量、反复的临床经验的结果发展起来，并相应地得到经验的证实，这种证实颇具特色。医生试图把在分析性对话中获得的各种零碎信息结合起来，并致力于病人生活历史的假设性重建，从本质上说要指望病人对这个叙述的反映。这样，一般性译解的证实最终依赖于自我形成过程的成功的继续。“只有与作为整体的自我形成过程的脉胳连接才具有证明和证伪的力量。”⑩

英译本序

7

对于批判理论涉及社会的部分而言，“系统的”或“理论一般化的历史”这类概念的相关物，是在《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中有关帕森斯的讨论里提出的。①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综合行为理论与系统理论的尝试引起了哈贝马斯的注意。帕森斯并未忽视社会行为的意义，但他没有限定其意义，即社会行为是社会行为者所意向的或在文化传统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在帕森斯那里，社会系统乃是作为一个制度的功能复合体被设想的，在这个复合体中，文化方式或价值被用于对行为的制约，被归并为约束性社会规范和制度化了的价值。在这个框架内，研究各种社会规范之间的经验联结—这些联结超出了在此规范下进行活动的主体的主观意向—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存在于社会角色系统中的客观联结的意义是潜在的，要把握它，必须发现各特定要素为了社会系统的自我维持而履行的职能。

哈贝马斯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中心围绕着他把社会探究中的释义学和批判成分附属于经验-分析科学要求的作法。例如，帕森斯通过采纳简单化了的普遍价值图式的假定，在释义学侧度内短短绕了一周，所有价值系统都是从同一组基本价值标向(模型变量)中建构起来的，并以此构成所有社会行为的基础。然而，无论就普遍性还是完满性而言，帕森斯的范畴图表都是大有问题的。更精密的分析表明，四对可能的价值标向都被设计安排得适合于同一种历史过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的分析。因此，这里有一种对历史情境的预先理解，历史情境被归入到一些基本概念的公式图表中。如果把功能分析本身的历史情境特征一并纳入考虑，那么对历史-释义学的方法和问题的反思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8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从书

社会探究的批判侧度在结构-功能分析中也被砍掉了，因为它不允许对价值系统中乌托邦的、有目的-合理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各种内容作出分离。在帕森斯看来，文化价值是用于约束制度机构中的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将“价值标向”和“动机力量”综合在一起，从而保证着社会角色的规范有效性。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建构过于理想化了。

在行为理论框架中，行为动机乃是与制度化价值相协调的。那种非一体化的动机力量—它们不满意于角色系统所特许的机会—则没有被分析所把握。然而，我们可以假设，这些被压抑的需求虽然没有被并入社会角色，没有转化为动机并得到认可，却无论如何拥有它们的解释性表达。或是这些解释性表达“超出了”现存秩序的规定范围，并且作为乌托邦期望，标志着某种并未成功的集体同一性。或者，它们转化成了意识形态，服务于合乎意愿的替代物的设计以及压迫性权威的证实。……与这些背景相联系，一个均衡状态将取决于社会的统治系统是否在下列程度内实现了乌托邦的设想并消解了意识形态内容，这就是使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客观上成为可能。当然，这样一来，社会就再也不能被设想为一种自我保持系统了……毋宁说，与社会过程的功能衡量相联系的意义，在现在是与独立于统治的交往观念连在一起的。①②

正如上述最后几句所表明的，历史-释义学的成分和批判的成分向社会系统分析的合并，突破了功能主义的框架，这点至少就功能主义是在生物学模型的基础上被理解而言，确是如此。除了其它假设外，功能分析的有效性预先经验式地确定了所论系统的边界、系统意欲实现并维持的目标状态、系统自我维持的功能要求、以及所有这些在选择过程中的可能性。这种确定首先是一种生物学中的情形：一个有机体很容易从其环境中被界分出来，而且它对自身的状态的维持也能依据过程的必然性，用可确定的容限加以表征。对社会系统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历史演进中，不仅社会要素，而且社会的边界和目标都在不断变化，结果，它们的同一性就成为非常模糊的东西。一个给定的更改体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学习过程，一种初始系统的再生，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分解过程，一种向新系统的转化。这里显然不可能独立于对该系统成员的译解而断定到底哪一种描述是正确的。

英译本序

9

哈贝马斯的结论是，如果社会系统分析确如以上建议的那样将历史-释义学的侧度和批判的侧度合为一体，那么它将再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直接形式的经验-分析科学，而不得不转化为以历史为指向、同时又带有实践意图的社会理论。这样一种理论将采取的形式则是“理论一般化了的历史”或“一般性译解”的形式，它们反思性地把社会的规范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对当代情境的重建不仅借助于对过去的考察，而且也顾及到可预期的未来。它将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

2

哈贝马斯在《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和《认识与人的意趋》中对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并没有提供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最终结果，他把这种思考当作通往系统的概念阐释道路上的路标。系统的概念阐释正是他过去数十年研究的聚焦点，本书汇集的文章，可作为研究成果的宏观概览。哈贝马斯反复告诫提醒，这些研究成果并非是“完成了的产品”意义上的“结果”，批判理论的概念在这里仅是作为某种“研究方案”提出来的。当他热衷于论证方案的有效性时，他清楚地意识到方案的假说性质，意识到这样一种规模宏大的设想在它的成果——理论的和实践的——-可以被适当判定前，要求自身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主要脉胳已在近年中明确形成了。或许可将它描绘成一个由三个层次或三个子方案组成的研究方案：(1)最基础的层次由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所构成，哈贝马斯称之为普遍的语用学；(2)次高层次以基础层次理论为元本，服务于一般的社会化理论的建构，并且通过发现交往性资质的理论来完成；（3)最高层次以前两个层次为基础，哈贝马斯勾画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现在，在这个导言剩下的部分里，我打算简要评述各子方案和哈贝马斯如何应用他的理论分析当代社会。

10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