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社会进化

第二章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

1974年7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为纪念成立5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讲座。H·马尔库兹、L·劳温塞尔、O·内格特、A·施密特、以及J·哈贝马斯等人分别作了讲演。本文即J·哈贝马斯的讲演稿。

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传统已经直接体现在H·马尔库兹和L·劳温塞尔的讲演中，他们两人用战后一代的贡献，从两个基本方面对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传统作了介绍，这使我从这类纪念场合自然强加的责任中解脱了出来，不再有发表礼仪性的致词的必要，更何况批判的社会理论现今对自我状况的发现——如果人们把这种状况与它当下的经典式表达相对照的话——没有提供值得庆贺的理由。对往昔赞颂的某种程度的节制，还有着一个传统上的根据：研究所早期的成员总感觉他们自已带有精神分析理论的倾向，那就是将过去的力量斩断，而转到现实中来。确实，他们一直试图通过以未来为指向的记忆去实现这种意向，就像精神分析学所作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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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打算处理的、我的同事和我本人都深感兴趣的主题，与这样一项经验性研究相关联：它涉及存在于年轻一代中的那种冲突与冷漠的潜在势力。①在社会化范型、青春期独特的发展、有关青春期危机的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由年轻人构建的同一性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解释深深扎根的、与政治有关的种种态度。这个问题引发我们去思考道德的发展与自我同一性—一个这样的主题：它使我们自然地超出了原来的范围而进入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问题领域，即进入到其基础概念的规范含义问题之中。自我同一性概念显然具有比描述更多的意义，它描绘出一个自我的符号性组织。自我的符号性组织一方面自命为某种普遍理念，因为它是在一般形成过程的结构中被发现的，并使那些具有文化恒定性的、重复出现的行为问题的最理想的解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组织又决不意味着某种定期发展的东西，某种——比如说——类似于自然界成熟过程的结果，事实上，它通常并没有完全实现。

如人们思考自我强力这类概念的规范含义，除去超我中与自我远隔的部分，并且缩小无意识防卫机制发挥功能的领域，那么，精神分析学也可遴选出一定的个性结构作为理念。当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分析形式被译解时，它的规范意义就将在下列事实中展示出来：所谓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的结构性模型预先假设了非强迫性的、非病理性扭曲的交往。②当然，在精神分析学的文献中，上述规范性含义通常是在直接与分析疗程的医学目的相关联的情况下被表征的。而在社会研究所的大量社会心理学著作里，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之所以能完整地进入描述、假说构形、以及衡量手段(的角色)，恰恰是因为它们所具的规范性内容。弗罗姆关于施虐-受虐狂特征及霍克海默尔关于权威与家庭的早期研究，阿道尔诺对权威性人格中偏见形成机制的探讨、以及马尔库兹有关本能结构与社会的理论著作，都遵循着同样的概念方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所设计的独立自在的自我与不为习俗所约束的社会这两个侧度乃是相互需要的。这一连结着社会批判理论与自我概念——后者在绝非唯心主义的精神分析概念中保存着唯心主义哲学的遗产——的链条甚至可以在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兹公开宣布精神分析学已过时时仍然被保留：“社会超出了这样的阶段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精神分析理论可以阐明它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深入、并因此能够揭示存在于个体中的社会控制机制。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乃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控制产生于本能需要和社会需要间的斗争，产生于个体内部的斗争。”③恰恰是这种存在于灵魂深处的对抗，在整个社会化了的社会中被认为是已经陈腐了的东西，这种社会据说已消灭了家庭，直接把集体自我的理念刻印在儿童心灵中。阿道尔诺早些时曾用相似的思路论辩道：“对于使其不受一般之侵害的被保护的特殊来说，心理学并不是一块保留地。社会对抗越增长，心理学自身的那种彻底自由的、个体性的概念就显然越是失去其意义。前资本主义世界不知道心理学；全都社会化了的世界也不会知道它，与这种社会相应的乃是分析的修正主义，这对于社会与个体力量间的转换是适当的。因为在全部社会化了的世界中，社会力量几乎不再需要自我和个体性一类的中介，它作为所谓自我心理学的成长表明着自身；与此同时，个体心理动力学则被个体对社会的部分自觉、部分倒退的适当所取代”。④但是，甚至这种令人伤感的与精神分析学的告别，也要求助于与自身同一的某种非强制性的自我的观念。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事实—即总体社会化既没有造就，也没有默认独立的个体——中去认可总体社会化的形成，又到哪里去寻找这种认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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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不打算深入讨论个体的终局这个问题。⑤在我看来，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兹已经被带有一定倾向性的、过于敏感的知觉和过于简单化的译解所诱使，故发展了某种与流行一时的极权统治理论相对的左翼变体。我上述言词不过是想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批判理论仍然抓住独立自存的自我这个概念不放，甚至在它们被作出如此令人沮丧的判断，即认为自我正在丧失它的根基时，也固执原见。然而，阿道尔诺总是拒绝提供有关基本批判概念的规范性内容的直接解释，那种试图测定在总体社会中被搞得支离破碎的自我结构之组成的作法，已经被他认作是虚伪的确定性。阿道尔诺有着很好的理由去否定涉及社会解放和自我独立性的确定性概念的需求，他在对第一哲学的批判中，理论化地展开了这些理由：本体论或人类学为自身寻求某种规范性基础——该基础是原初的、非中介的——的努力，乃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的另一个理由来自对下列实践方面的考虑：确定性理论为合法化隐匿了某种潜能，合法化——恰好与它们表述出来的意向相反——将被用于剥削和压迫一类的目的(正像经典的自然律学说所表明的那样)。他还认为，基本批判概念的规范性内容可非本体论式地加以重建，即不必求助于原初的、非中介的东西，这种重建也可以只在某种展开式逻辑的形式中辩证地进行。不过，阿道尔诺尽管有黑格尔主义的倾向，却并不相信展开式逻辑的概念，因为他认为历史进程(即是种的，也是个体的历史进程)的开放性和初始力量与某种进化模型的封闭性质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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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尔诺所认为的确实都是很好的理由，能够起到警告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得以免除下列责任，即去证明为了某种批判意图而运用的概念的正当性。在哲学讨论的场合，阿道尔诺也并非总是避免这样作。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他曾谈到康德概念的可理解特征，“根据康德模型，主体在如下程度内是自由的：他们意识到了自己，与自己是同一的。在这样一种同一性中，主体又在如下程度内是不自由的：他们乃是被迫地立于同一之上，并使这种被迫性质永久化。作为非同一的、离散的自然物，主体并不自由。然而正由于如此，他们又是自由的，因为在一种给他们以过强力量的冲动中，他们摒除了同一性本身的强迫特征”。⑥我把这些文字理解为对决定着自我同一性的aporetic发展的描述，该发展使那种无需以不幸福、或对人的内在本性的亵渎为代价的自由成为可能。我试图用仍显粗糙的社会行为理论工具去译解上述自我同一性的辩证概念，并且不惧怕那种虚伪的确定性；我还准备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实现以上的设想，那就是(不再被掩盖的)规范性内容可以在经验理论中得到体现，而且，拟议中的这种内容之重建可以面对非直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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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同一性概念的发展问题，曾在三种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得到考察：分析的自我心理学[H·S·萨勒温(Sullivan)，埃里克森(Erikson)];认知发展心理学[皮亚杰(Piaget)，柯尔伯格(Koh1-berg);行为的符号性相互作用理论[米德(Mead)，布鲁麦尔(Blu-mer)，哥弗曼(Goffman)以及其他人)。⑦如果我们暂且退回一步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聚焦点，就将发现某些基本概念。试把这些基本概念(通过一种简化了的方式)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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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年主体言说和行为的能力乃是成熟之综合与学习过程的结果。然而，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或作用，我们还未能充分理解。我们能够区分开认识发展、语言发展与精神上有性的特性的(或曰动力的)发展。这种动力的发展似乎隐含地与相互作用资质—即加入相互作用(行为与论辩)的能力—的获得相关连。

2.主体言说和行为能力的形成过程，要逐次地历经不可逆转的一系列分离、并日渐复杂的发展阶段，其中任何阶段都不能逾越，每个较高的阶段都在发展的合理性可重建模型的意义上暗示着前面阶段的存在。在皮亚杰的学说中，这种发展性逻辑的概念得到详尽的阐发，并在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和行为的符号性相互作用理论这两种理论传统中得到一定的响应。

3.主体言说和行为能力的形成过程不仅具有间断性，而且是——作为一种规则——受危机支配的。特定阶段的发展问题的解决，既有赖于结构的消解，也部分地有赖于结构的回归。危机的生产性解决经验——战胜发展的病理学趋向的危险的经验——对于克服以后的危机，乃是一个条件。成熟性危机的概念在精神分析学那里已经得到了阐明。但是，与青春期阶段相联系，它对于认知发展的心理学和行为的符号性相互作用理论这两种理论传统来说，也有着某种意义。①

4.主体言说和行为能力形成过程的发展方向乃由日益增长的独立自存所表征。我的“独立自存”这个术语，意指自我通过成功地解决问题、通过日益增长的解决问题之能力而获得的独立性，它要处理的内容包括：

(1)可以从战略角度加以控制的外在自然和社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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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内在化了的文化与社会的非客体化的符号结构；

(3)文化转译了的需要、并非服从于交往的本能冲动以及肉体的内在本性。②

5.自我同一性表征着言说和行为主体满足一定的连贯性要求的资质。埃里克森曾提出这样一个假想的关系式：对自我同一性的感知乃是积累起来的自信，在他人看来，自信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它包含着某种支撑内在统一性和连续性的能力。自我同一性虽依赖于一定的认知性前提条件，但它并非决定于一个认识性的自我，而是由这样一种资质所构建，这种资质形成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同一性乃是通过社会化产生出来的，即是通过这一事实—成长中的儿童借助于符号化普遍性的汲取，把自己结合到特定的社会系统之中；然后，又通过个性化、通过增长中的、相对于社会系统的独立性使自身得到维护和发展一而产生出来的。

6.从外在结构到内在结构的转换，乃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机制。皮亚杰把行为图式(即对象的操作规则)内在地转换和转译为领悟及思维图式的过程称作内化过程。精神分析学和相互作用主义理论则提出了相似的从相互作用关系模型到内存于头脑中的关系模型的转换(内在化)。这个机制又与如下进一步的原则相关连，即通过积极重复人们最初本是消极经验和经历的东西去成就独立性本身——不管是相对于外在客体，还是相对于有关的他人，还是相对于自己的本能冲动。

尽管有着上述(应该承认多少有些程式化的)诸项基础性概念，三种不同的理论传统仍然没有一个能生发出有关发展问题的、解释上强有力的理论，一种将允许某种精确的、具有经验性意义的、有关自我同一性概念的测定(不过，这个概念却正在愈来愈频繁地被运用着)。然而，以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作为出发点，·劳温格尔(Loevinger)已经试图去构造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对自我发展的把握，既独立于认知发展，又独立于精神上有性的特性的发展。根据这个概念，自我的发展与精神上有性的特性的发展都被认为是决定着动机的发展(见图表1)。我不打算在此详细讨论这项建议，只想指出存在于图表1中的三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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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种声称在某种犀利的分析方式中，通过运用行为控制或超自我的形成、相互作用类型以及特定阶段上的发展性问题等侧度，已经把握住像自我发展这类对象的主张，因其没有充足的理由而不能打动我。因为在第三栏中所列举的发展性问题，显然不是用单一的侧度所能说明的，它涉及到认知动力以及交往等诸类事项。第一栏中所界定的超自我的形成，似乎也不能独立于精神上有性的特性的发展来分析。

2.再就是那种给定的发展阶段遵循某内在逻辑的主张，该主张甚至不能直觉式地使自身完美。一个个单项未能表示出结构化整体的特性；彼此衔接的各发展阶段的愈益复杂的层次，也不能从图表中抽象出来。

3.对被主张的自我发展之逻辑与该逻辑在具体生活历史中得以现实化的经验条件之间的关系，没能给以充分的考虑。是否有其它的发展道路可以通向同样的目标？什么时候偏差将从可合理重建的发展模型中发生?对于这样的偏差来讲，个性系统及社会结构的承受限度能有多大？该发展阶段及社会的基本组织如何与个体发生学的发展模型相冲突？

我打算通项处理这些困难。(1)我将分离出自我发展中一个中心性的、经过认真探查的方面，即道德意识。在这一分离中，我甚至也将只考虑问题的认知性一面，也就是构造道德判断的能力(在图表Ⅰa中，我已经使柯尔伯格提出的道德意识诸阶段与图表I，亦即J·劳温格尔提出的自我发展诸阶段协调了起来，以便强调道德发展代表着个性发展的那一部分。而个性发展对于自我同一性来说，乃是决定性的)。(2)我将表明柯尔伯格的道德意识诸阶段通过在某种一般的行为-理论框架中的再现，满足了对一个发展性逻辑而言的规范条件。(3)我将把限制移至交往行为的认知性一面，并表明自我同性不仅要求交往的一般水平的认知性控制权，而且要求在这些交往结构中，对人们自己的需要也实事求是的能力。只要自我从其内在本性中被割断，并且否认对需要的依赖(这种需要仍然期待着适当的译解)，那么，自由一—不管它是怎样受到原则的指引—都将在实际上保留着在现存规范系统关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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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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