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社会进化

与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不同，交往性行为是定向于主观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在交往行为中，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预先设定的，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在战略行为中，则缺乏这种背景性交感，人们并不期望被表达意向的真诚性，而且话语对规范的遵循(或规范自身的正确性)与交往行为中的情形相比，也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偶然性地被预先设定的。一个反复走出无意义棋着的人，使自己不能成为合格的下棋者；而一个遵循比棋艺规则更多东西的人则不是在下棋。战略性行为保留着相对于行为动机条件的冷淡持中性，交往行为的交感性预先假设却可以促成行为动机。这样，战略行为必须是团体化的，即必须被嵌入到主观际的约束性规范中，主观际的约束性规范保持着动机条件的满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由规范指导的交往行为的框架中区分出有目的-理性的行为的任务方面(借用帕森斯的术语)。在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中，仅仅假设每一个主体都在遵循他已经为自己确定的偏爱和决策准则，这种偏爱和决策准则是独白式的，并完全不顾及是否与其他主体相一致。这样，当一个战略行为系统(例如，战争)使若干主体在一定偏好方面的一致成为必要的时候(这种一致事实上并没有被利益情境所保证)，有目的-理性的行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被限定或被团体化（例如在海牙非常议会的框架内)。团体化再一次意味着交感行为的组织，交感行为的组织则依赖于主观际被认可的有效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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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既不能在被选择手毁的技术方面、也不能在手段选择的战略方面被理性化，而只能在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性的道德-实践方面被理性化。鉴于有目的-理性的行为的理性化有赖于真实(经验性真实或分析性真实)知识的积累，交往行为的可理性化方面在陈述真实性侧度内也就没有什么可作的了。但是，在意向表达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方面，交往行为的可理性化却要作一切要作的事情。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的合理性乃是依据下列两点被衡量的：

1.主体是否在其行为中真诚地表达了他的意向。或者，主体因行为规范不能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以致引起冲突上升，故不得不通过设置交往的内在屏障而无意识地进行抵御，这种情形的结果是欺骗了他自己和他人。

2.与行为规范相联系、并在事实上被认可的有效性要求是否为合法。或者，是否现实的规范性关联域没有表达可一般化的、可调和的利益，进而只有当这些被影响的关联域被那些不显眼的、关于交往的限制阻遏了对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推论式检验时，才可能在其事实上的有效性中稳定化。

这里，理性化意味着根除这样一些力量关系：它们恰恰是在交往结构中不惹人注目地建立起来的，并凭借存在于人头脑中或存在于人际联系中的交往屏障，去阻止冲突的自觉平息和交感式调解。理性化意味着克服这些被系统扭曲了的交往，在这类交往中，凡涉及到相互提出的有效性所要求的、被行为所支撑的交感——特别是涉及到意向表达的真诚性和基础规范的正确性的交感—都只能在表面上被承认，因而这种交感只能是反事实的、被扭曲了的交感。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自我界定和世界观的发展、个体和集体同一性形态的发展，都属于理性化过程中的发展，它们的进步不能靠正确战略的选择来衡量，而要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的理解的主观际性来衡量，要靠与未扭曲的交往之重建并辔而行的交感行为领域的扩展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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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与交往行为之间的范畴性区分就允许我们去分离开行为可以在其中理性化的各个方面，正如学习过程不仅在客观思维的侧度中发生，而且也在道德-实践洞见这个侧度内发生一样，行为的理性化亦不仅是在生产力中，而且也在——通过社会运动之动力的媒介——社会一体化的形式中被积仅淀。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的扩展上，即不体现在技术、战略、组织和合格手段的扩展上，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为的媒介性质上，体现在调解冲突的机制、世界观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我甚至要坚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而新的社会一体化首先使可利用的生产力的实施或新的生产力的创造成为可能，并使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成为可能。

我在社会进化框架中赋予规范结构以突出位置，这可能会导致若干误解：以为种的历史的动力学可以通过某种精神的内在历史来解释；或认为一种发展的逻辑再一次取代了历史偶然性。在前-一种误解的后面隐藏着如下怀疑：我正在悄悄地丢弃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假定；后一种误解则怀疑一种新的历史泛逻辑化和哲学神秘主义化的理论取代了经验-科学的分析。但这些都只是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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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假定，一定社会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型能够被重建和证实(这里，我不是在谈任何随意选择的阶段分类，而是皮亚杰意义上的发展逻辑，它必须满足被称作为非概然的条件)，这样一来，社会规范结构的理性式可重建模型就将呈示出问题解决之可能的规则。这就是说，只有规范限制(而不是机制)可能解释个体解决问题的过程，更不用说一般解决问题能力的获得了。学习机制必须首先在心理学水平上去寻求。如果这一步成功了，那么借助于认知发展心理学的帮助，就产生了进一步的经验假设的需要，这种假设可以社会学式地解释个体学习过程如何进入社会的、可集体式接受的知识库。以个体方式获得的学习能力和信息，在它们可以通过某种社会性有意义的方式被运用之前，或曰在它们能被转化为社会学习过程之前，在世界观方面必须具有潜在的有效性。

由于个体的认知发展是在社会边界条件下发生的，社会学习与个体学习之间就有了一个循环过程。确实，人们可以在下列基础上为社会的而不是个体的意识结构的首要性辩护：在家庭中得到体现的理性结构必须首先由儿童在自己相互作用资质的发展中所吸收(因为他超出了前习惯性阶段)。另一方面，古代社会的初始状态——它是由某种习惯性亲族组织、某种法律的前习惯阶段和某种自我中心式的译解系统加以表征的——又只能由社会化了的个体部分的建设性学习使自身得以改变。只是在一种派生的含义上，社会才“学习”。对于社会的进化性学习过程，我假设了两个初始条件系列；(1)代表着挑战的未解决的系统问题；(2)已经在世界观方面获得并具有潜在的有效性，但还没有被并入行为系统，不具备在团体中发挥作用的学习的新水平。

系统问题乃是以被规范式固定在自己同一性中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失调来表达自身的。那些超过某个社会适应能力的问题是否会发生，则属于偶然的事情。当这类问题确实发生的时候，社会的再生产就将成为疑问，除非社会接受这种进化挑战、并改变已建立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因为旧的社会一体化形式限制着资源的使用和发展。马克思将这种改变描述为某种生产关系的废除。但改变是否是实际可能的，以及它如何具有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则不能离开上述系统问题来解答，可以这样说：改变是一个进入某种新的学习水平的问题。对于导致危机的难题的解决要求：(1)通过使已经在世界观中发展起来的理性结构体现在新制度中的办法，去努力拓宽社会一体化的现存形式；(2)创造有利于使成功的努力稳定化的条件和背景。每一项经济进步，都能根据下一个更高阶段发展的理性结构在其中具体化的制度而被赋予特征。例如，皇家法院在文明发展的初期，就允许处于习惯性道德意识水平的司法管理；资本主义公司、国家的理性化管理以及资产阶级的民法规范等，它们在现代历史的初始阶段，构成了根据普遍化原则而立的、在道德上属于中性的战略行为领域。以前的社会学家们只是谈“价值的制度化”，通过这种制度化，一定的价值取向对行为者来说，变成了约束力量。现在，当我试图借助于“理性结构的制度化体现”这个概念，去把握进化学习过程时，问题就不再是构造约束性的取向内容，而是开辟行为理性化的结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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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这种解释战略〔这个战略已经在K·埃德(Eder)关于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之形成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上面提到的反对意见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对发展动力学的分析，就它把系统问题制造的危机与生产领域联系起来而言，乃是“唯物主义的”：就它必须在偶然情境的全部范围内寻求进化性变异的原因而言它还保持着“历史的”取向。在这些偶然情境下：(1)新结构在个体意识中获得并转换为世界观结构；(2)系统问题上升并超过社会的驾驭能力；(3)新的理性结构的制度体现可以被尝试并能够实现稳固化；(4)资源动员的新侧度可以付诸实用。只有当理性化过程(该过程同时要求着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解释)已经历史地实现以后，我们才能详细确定社会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型。这些被诉诸的发展逻辑(以及在这个程度内，内在的历史)乃是独立于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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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再提到两种异议，它们可能反对我已经表明的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我的出发点的意向。(1)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曾经大力专注于此——在对社会进化基本假设的再阐述中，几乎不再发挥什么作用。取而代之的则明显是些来自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外来品。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长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2)如果通过对当代社会形式的分析，将能更好地服务于以行动为目标的意向，人们为什么仍应该全然追求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第一种异议，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乃是对前现代社会的解剖的一个关键，在这个程度内，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进入社会进化理论的理想入口：社会组织原则的一般概念之所以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辨认出，是因为在那里，借助于雇拥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阶级结构乃是第一次在纯粹的、即经济的形式中呈现出来的；威胁着社会存在的危机的衍生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与积累过程的联结中发展，是因为——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具有处理物质再生产任务之特定功能的系统乃是第一次被分划了出来；合法化统治的机制之所以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被把握是因为那种与阶级结构并非一致的普遍价值系统也是第一次被无保留地清晰化并在辩论中立下了根基。在这个程度内，这种生产方式的构成性特征对于先前阶段的社会形态来说也具有启发性。但是从这里，人们不能推演出这样一种要求，似乎“资本的逻辑”可以作为社会进化逻辑的钥匙来运用，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再生产过程出现失调的方式不能被一般化并转换到其它的社会形式里去。进而言之，如果社会系统对进化的挑战作出反响的话，我们就无法在系统问题产生的逻辑中发现那种社会系统亦将遵循的逻辑。设若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乃是对受危机支配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适宜反应，它就不能从任何再生产过程的“形式决定”中演绎出来，而要根据民主化过程，即根据普遍化结构进入行为领域的穿透力——这种情形尽管有着手段选择的有目的性和合理性，但对个体独立自存地建立这个目的来说，仍然被预先保留着——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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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把结构主义的若干观点纳入思考范围，我倒愿意承认自己确实从古德莱尔(Godelier)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学到了某些东西。他们已经重新思考了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并且通过如下方式将其概念化，这就是规范结构的特有贡献可以从还原主义的循环短缺中被拯救出来。确实，客观精神的概念和在从卢卡奇到阿道尔诺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概念并不需要这种再阐述。那种鼓舞着我把规范结构纳入某种发展-逻辑的问题领域的刺激力，同样来自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换言之，来自一种概念，该概念已经克服了与进化主义正相对立的传统结构主义，并且已经吸收、同化了从康德到皮尔士的理论知识主旨(L·古尔德曼(Goldmann)很早就承认了皮亚杰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意义。

功能主义则遵循着一条导致越出30年代和40年代文化人类学轨道的道路，并再一次使与19世纪发展理论的连接成为可能。T·帕森斯的新进化主义把一般系统理论的概念手段运用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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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系统之结构性变化的研究。功能主义分析对社会进化的处理是在一种“复杂性增长”的观点下进行的，在另外的几篇文章中，我已经试图表明这种方法存在的弱点。功能主义乃是通过把功能方面等效的解决方式和系统问题相联结来解释进化发展的，这样，它就避开了对进化学习过程的单独性解释。功能主义者在解释上的缺口对于像N·爱因斯塔特(Eisenstadt)这样的功能主义早先的代表人物来说相当地明显(这种解释上的缺口可以用某种社会运动的理论加以充填)，如果我没弄错，A·托尔兰尼(Tourraine)乃是头一个把某种社会运动的理论系统引入社会进化理论之中的人。自然，那种在社会运动中获得统治地位的行为指向，对功能主义者来说，是由文化传统构成的。如果人们把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学习过程来设想，通过这种学习过程，具有潜在有效性的理性结构被转换为社会实践—在最终，人们将发现某种组织性体现物—这里就有了使传统本身之理性潜能同一化的进一步的任务。

然而，无论如何，系统理论对于分析进化性创新的初始条件，也就是分析超过了结构性限定的启动能力、并引发产生足以威胁系统继续存在的危机的系统问题来说，还是提供了有用的手段。C·奥菲(Offe)已经表明，如果人们能把系统理论与行为理论相联结的话，系统理论的概念和假说可以怎样精确地运用于危机的分析。但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某种马克思为连接循环过程和阶级结构、价值关系和力量关系而(以价值理论形式)提出的转译规则的等效物。

至于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并不是仅仅用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回溯性考察来补充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把它视为偶然之举，以及对当代社会形成的分析是否不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基地之上，这些都属于另外一类问题(即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专心于证明并解释表明着适应能力之结构性限制的发展过程，并使变化的实践必然性建立在社会的组织原则之上成为可能。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确实不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贡献很多，那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兴趣也已经唤醒了对逃避现实之空想的怀疑。但是我还坚持这种意见，即马克思已经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某种可领会的社会进化理论来理解，并把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看作其中的一部分。既便是把马克思的观点放在一边，社会进化理论对于当代的分析——这种分析要追究现存社会结构创新与适应潜力枯竭的原因—来说，也具有某种可详细阐明的系统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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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组织原则、学习能力以及可能结构变异范围的假设，在历史发展已经把临界性生存界线诉诸检验之前，不可能经验式地得到清晰的验证。从进化角度进行的对当代的分析总是被阻碍，是因为该分析不能回溯式地考察它们的对象。鉴于这个理由，凡是从进化角度出发的理论类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被迫在某种有启发力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去调整它们的假设——一种已经构成关于对象的界定和描述之前提的假设。社会作为工业的、后工业的、技术的、科学的、资本主义的、晚近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总体式的、管理的、三重化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特征化，就像许多发展模型一样，根源于当代社会形态与早先社会之间的联结。从这种角度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借助于—例如——关于传统社会因之碰壁的系统问题的陈述，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之受到进化挑战的创新发明的陈述，在现存社会形式起源的意义上，承担起确定当代社会组织化原则的任务。我想举两个这类问题的例子，在我看来，它们都要求历史唯物主义来重执牛耳。

在一份室内工作报告中，R·房克(Funke)比较了两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理论方法的不同，一个是“静止资本主义”的理论，其思想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组织原则已经被某种新的政治的组织原则（该组织原则必须加以进一步说明）限定在自已的效用之中：另一个是“仍待完成的资本主义”，它是从下列思想出发的：资本主义仍在建立之中，仍处于从半自然的社会关系及其基础结构中清除其传统残留物、并把它们归并到积累过程和商品生产形式内的过程之中。从进化角度看，同一事实的意义可以是极为不同的，这要看它们是否被假设去支持某种关于政府的观点，该政府乃是作为替代物填补着市场的功能性裂缝；或是它们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政府不过表征着对先前半自然的社会关系来说是某种新的、可管理的商品生产形式的建立。同一个危机现象，从一种侧度观察标志着被资本主义限定了的变异范围的穷尽；换一个侧度观察，则标示着某种资本主义的两难处境：它不得不去改变固有的社会关系和基础结构而又没能使其稳定性力量获得再生。设若——就像我为了自己的观点将要假设的那样——相互竞争的各种译解都能或多或少是同样完美地解释一个通用资料，我们又如何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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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拥有某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可以把向现代世界的转变解释成某种新的、并(进一步讲来)被明确界定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出现的话，这里就有了检验两种相互竞争中的方法哪一个更切合于上述解释的可能，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译解为资本主义发展提出了不同的组织原则。根据第一种意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原则是由某种非生产性政府和非政治化的经济系统的补充性关系所构成，非政治化的经济系统乃是作为一个从事战略行为的私人主体的非中心化决策领域，是通过市场加以组织的，即是根据一般的、抽象的规则加以组织的。而政府则为这种经济(它是从自己的统治领域中分化出去的)持续存在的前提条件提供着担保，并因此把自身从生产过程中排除了出来，尽管与此同时一—作为一个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它又使自己依赖于它。根据另一种意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原则则存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之中。然而，政府不得不作为一种力量，为这种组织原则在最初是异己的环境中的确立而发挥功能。在一种场合，那种事实上是通过市场控制的生产过程的非政治化，对于生产模式而言，是组织性的；在另一种场合，则那种形式上通过交换关系来调整，实际由政府强力推动的相互关系网络的扩张，才是组织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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