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社会进化

另外一个可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重要性的例子，是关于官僚-社会主义社会的分类归属问题。这里，我甚至不能简略地回顾一下对这个问题已经提出的最主要的各观点。作为替代，我想提出一种角度，以此为基准，可以对那些不同的观点大体分类。一种意见认为，官僚-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已经达到一个更高的进化阶段。而在另一种意见看来，问题则在于有两种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变体，即同一个组织原则有不同的历史表达。第二种意见不仅通过大量论文(有许多不甚有力)以平常形式提出，而且也得到了理论家们的论证，这些理论家—例如阿道尔诺——绝没有轻视生产方式中特殊系统间的区别，但又(如M·韦伯)把它自身的重力归因于工具理性的独立自存化。②如果这种意见能够被证实，则代表着现代社会特征的政府与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就将不得不以相当抽象的形式被把握，因为这样一来，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是组织性的——将仅仅呈示出这种关系可能现实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假设前题下，批判的发展并没有自动地把结构性所限制的驾驭能力的枯竭当作表征物。在一定的情境中，这种枯竭也是一种信号，说明那种在现时代已经变成可接受的理性结构并没有枯竭，而且，还允许某种可领会的组织体现物在一种广阔的民主化过程形式中的存在。

第三章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

131

以上这些例子具有浓厚的综合性思考特点。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例子服务于阐述这样一类问题，该问题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值得进行更仔细的研讨。而且，这些例子将能够在某种更严格的研讨方法中被处理，如果我们没有从外面拒绝满足它们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水平或社会进化理论的分析水平的话。一个从进化角度出发的对当代的分析（这个时代确实在否定着自身）必须带着我已经为之提供了例证的这类问题，义无返顾地继续下去。

132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第四章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曾两次联系性、基础性地表示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见。①他还以历史学家的身分，运用这个理论框架，去阐释某些特殊的历史情境或发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就是如此。恩格斯则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指导和方法的特性。②这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仅仅看作是具有启发性的东西，以帮助我们带着系统意图去构造(现在也与从前一样)历史的描述性图象。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被理解的—不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或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正因为如此，我将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某种启发物，而看作是一种理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该理论—-归功于它的反思特性——对于政治行动的目的来说，也具有增进知识的价值，并且可以在一定情境中，与有关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相联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大纲》和《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说，就作为一种子理论，被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1938年，斯大林编纂、整理了历史唯物主义，③他所采取的方式导致了巨大的后果，以致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这个理论框架内。④斯大林确立的这个理论变体需要加以重建；我本人从事这种重建的努力还包含下列意图：对若于其它的竞争学派之观点作进一步的批判性汲取一一这首先是指对新进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判性汲取。当然，我只能在几个论点上尽力而为，从这些论点出发，上面所说的那种重建可以被尝试，并带有几分成功的希望。

我想首先介绍并批判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若于基础概念和假设，然后指出应用这些假说时将会出现的困难，继而提出并论证为解决这些困难而设想的一项(抽象的)建议，最后，考察一下我们从其它竞争学派那里可能学到些什么。

1

首先，我想考察社会劳动和种的历史这两个概念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项基本假定。

一、社会组织化的劳动乃是人类—与动物正相反——从事其生活再生产的特定方式。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已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⑤<注1>

134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在对人类生活方式而言并非特殊的描述水平上，有机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可以用物质变换过程的生理学术语来阐述。但要去把握那对人类生活方式来说乃是特殊的东西，人们就必须在劳动过程的水平上去描绘有机体与环境间的关系。从物理角度看，劳动过程水平上的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标示着人类能量的支出和能量在外在自然经济系统中的变换，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根据工具行为规则而进行的、有目标作为指导的物质转换这一社会角度。⑥

当然，马克思不仅把“生产”理解为单个个体的工具性行为，而且也包括不同个体间的社会合作：“生活的生产一—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注2>

不同个体的工具性行为，通过某种有目的-理性的方式、即借助于生产目标被协调起来。战略行为规则(合作正是与此相吻合才得以出现)则是劳动过程的一个必然要素。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35

<注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P24。—中译者

<注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PP33～34。——中译者

生活资料的生产仅仅是为了消费。劳动产品的分配，就像劳动本身一样，是社会地加以组织的。分配规则所涉及的并不是正在处理的物质，也不是经过适当协调的对产品的申请，而是相互式期望或利益的系统联结。这样一来，产品的分配就要求某些相互作用规则，这些规则可以在语言理解的水平上主观际性地被建立，并从个体那里拆分出来，作为被认可的交往行为规范或规则而永久化。

我们把社会地调节劳动和分配的系统称作经济系统，这样，马克思认为，生活再生产的经济形式就表征着人类的发展阶段。

作为人类生活再生产形式的社会劳动这一概念有若于种内涵，这一概念对于现代主体哲学或反思哲学的大部分基本假设来说是批判性的。请看这样一个命题：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⑧<注>

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这个命题可以在具有认识论倾向的实用主义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说，作为对任何形式的现象主义、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它们都把认知主体看作某种被动的、自我包容的意识）的批判来理解。这个命题也具有唯物主义的内涵，它同时反对着理论的和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些唯心主义断言；精神与自然相比是第一性的，思想与利益相比，亦是第一性的。或者，考虑下面这个命题：

136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P24。——中译者

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⑨〈注>

这里，深受黑格尔客观精神概念薰陶的马克思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方面的个体主义和英国、法国道德哲学的实践个体主义进行了公开宣战，两种不同的个体主义都把行为主体看作某种孤立的单子。

当下，我们自然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即社会劳动的概念是否适合于表征人类生活再生产的形式。必须更严格地确定，我们通过“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术语，希望理解些什么。在上一代人那里，人类学已经获得了从灵长目动物到人类的长达400余万年的时间里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许多新知识。人类进化从被假设的人类共同祖先黑猩猩开始，经由直立人(homoerectus)到现代人(homosapiens)，这个过程是由有机的和文化的发展机制的共同作用所决定的。人类在这个起源和发展的时期中，出现了两种进化机制：一方面以一长系列的变异为基础，出现了脑体积和重要的结构形态特征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那种选择压力由以施行的环境也不再仅仅由自然生态所决定，而要通过原始人类联合狩猎所取得的积极的、适应性的成就来进行了。只是在到达现代人的入口处，这个混合的有机-文化形式的进化才让位给独立的社会进化，进化的自然机制停顿了下来，再没有什么新种出现。然而，那种成为现代人社会化之基础的族外婚姻却在一个广阔的种内传播过程和遗传因子混杂中获得了结果，这个内在的分化乃是文化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社会学习过程的多重性中得到了证实—的自然基础。所以，对发展的社会文化阶段一—单独的社会进化就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社会被卷入进化过程中—的界定，不仅要从灵长类阶段(在这个阶段，仍然保持着独立的自然进化，也就是物种被卷入进化过程)中分出，而且要从原始人类阶段(在这个阶段，两种进化机制是在一起工作，脑进化成为最重要的单独变量)中分出。⑩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37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P18。——中译者

二、如果我们借助于近来的人类学发现来考察社会劳动的概念，下列情况就变得更为明显，即社会劳动这个概念在进化刻度上刻得太深了，原始人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类人猿那里区分出来的，他们通过社会劳动来改变再生产并发展出一种经济。成年男子形成狩猎团伙，这使：(1)武器和工具(技术)得到运用；(2)通过劳动分工来共同活动(合作组织)；(3)在集团内部分配捕获物(分配原则)。生产资料的制造，劳动的社会组织及其产品的分配，满足了生活再生产之经济形式的条件。

重建原始人的社会比重建其生产方式更加困难。我们不清楚他们的交往系统究竟在超出以手势为中介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已经在灵长目动物中发现)方面进步了多远。有关的推测是，他们拥有某种手势语言和某种信号召集系统。由于在任何场合中，共同性的大规模狩猎都要求达到对经验的理解，故我们不得不假设存在某种原始语言，这种语言至少为认知能力、情感表达以及人际关系这些非常重要的人类进化要素的系统联结铺平了道路。原始人群中的劳动分工大概导致了两个子系统的发展：在平等的狩猎团伙中聚在一起、并从整体上看占据某种统治地位的成年男子群体；采集果实并照料子女、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女子群体。与灵长目社会相比较，合作的战略形式和分配规则都是新的，这两个方面的发明都与第一个生产方式的建立即合作狩猎直接相关。

这样，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的概念对于确定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与灵长类动物的生活方式的区分来说，乃是适宜的，但它并没有抓住人类生活再生产的特殊性。不是原始人类，而是人类，才第一次结束了在脊椎动物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一个单侧度的系列，在其中，每个动物都被过渡性地指定具有一种、而且仅仅具有一种身分（在黑猩猩和狒狒中间，这个身分系统控制着特别是成年雄性之间的侵犯性关系、雄性和雌性之间的性关系以及长幼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时，家庭似的关系仅仅存在于母亲和她的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母亲和成长中的儿子的乱伦是不允许的，但却没有相应的父亲与女儿之间的乱伦界线，因为父亲这个角色并不存在。甚至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原始人社会也不知道什么叫家庭结构。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家庭是怎样出现的。康特(Count)认为，社会式组织的狩猎这种生产方式制造了某种系统，它通过男性的家庭化得到解决，即通过引入以异族婚姻为基础的亲族系统得以解决。狩猎团体的男性社会变得独立于从事植物采集的女性及其子女团体，后一团体在围猎远征期间仍旧被保留着。伴随着这种分化，以劳动分工为链条，出现了某种新的一体化需要，即两个子系统之间被控制的交换的需要。但是原始人在他们的支配力方面，显然只拥有依赖于身分的性关系模型，这种模型对于新的一体化需要来说是力不胜任的。对身分的性关系模型依赖越少，灵长目中的身分秩序就越被这样一种力量—该力量乃是在朝向狩猎团体内部的平等关系方向推进的—所冲蚀。只有那种以婚姻和被规约的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才允许成年男性以父亲角色为媒介，把狩猎团体男性系统中的身分同女子和子女系统中的身分连接起来，并因此：(1)把社会劳动的功能与养育后代的功能合为一体；(2)把男子狩猎的协调功能与女子采集的协调功能合为一体。

138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三、只有当狩猎经济被补以家庭式社会结构时，我们才能在人类意义上谈论人的生活的再生产。这个过程持续了数百万年，且最终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取代：用以语言为先决条件的社会规范系统取代动物身分系统。动物身分系统在类人猿那里已经是以符号性中介的相互作用(在米德的意义上)为基础了。原始人的等级秩序是单侧度性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一种、而且只能是一种—也就是说，在所有功能领域中的同一种——身分。只有当同一个个体可以统一不同的身分，而不同的个体亦可以占据同一种身分时，功能各不相同的子系统之间的社会式调整的交换才成为可能。动物身分系统是以身分占据者施加威胁的能力为基础的，即是以作为个人标志的力量为基础。与此不同，社会角色系统却是以对规范化的行为期望的主观际认可为基础，否认了仅根据占有者个体结构的特殊性，来考虑对一个角色占有之制裁的可能性。这种变化意味着某种行为动机的道德化。社会角色可以依靠某种相互性动机系统的形成与两种不同的行为期望条件性地连在一起：埃尔特可以依靠自我满足他的(埃尔特的)期望，是因为自我也依靠埃尔特来满足他的(自我的)期望。通过社会角色，那种对他人动机产生作用的社会影响就能够独立于偶然的环境性关联域而被制造出来，而且，动机的形成亦可以被引入符号化的相互作用世界之中。然而，要想使这一切发生，还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第四章.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39

1，社会角色不仅预先假设了相互作用的参与者能假定其他参与者的角度(这一点在符号化中介的相互作用中已经如此)，而且预先假设了参与者们也能把参与者的角度变换为观察者的角度。参与者必须能采纳——对于他们自已以及他人而言的———某种观察者的角度，以达到从外部审视自己的期望和行为系统，否则，他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相互期望条件性地连接起来，并使他们一一作为一个系统—成为自身行动的基础。

2.只有当相互作用的参与者拥有某种超出行为的瞬间性实际后果的时间识见时，社会角色才能被构成。否则，那些在空间、时间、物质诸方面被分化的行为期望就不能相互性地连在一个单一的社会角色里。丧葬仪式就是一个表征，即作为家庭生活在一起，导致了某种范畴性扩展了的时间意识。

140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