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社会进化

我对上述观点的说明——对这些观点来说，至多只存在着一些线索——只是想阐释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在社会结构方面固定化了的社会力量的特殊运用模式，甚至可能比阶级统治的经济形式还要来得长久(无论是通过私人所有权的运用还是通过由“高贵者”占据的国家官僚机器的运用)。在阶级统治的未来形式中，对于社会心理方面的压力来说，“统治”(herrschaft—这个术语总是把公开的、束缚个体的、社会强力运用的政治形式在记忆中唤起，特别是欧洲封建主义的统治形式)可能会第二次—既是弱化的，同时又是被强化的—被折射出来，并且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内战，而是通过社会福利国家的教育系统。至于这种情形是否将在扩展了的参与活动和增长中的社会管理之间、以及在成为反思性的动机形成过程和社会控制(即对动机的操纵)的增强之间必然引起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不能被预先判定的(尽管存在着已经复活的悲观主义人类学颇为自信的断言)。

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与社会的自身组成相连接的问题谱系，其范围是从与环境相联系的界定开始，中经自我调节和与外在自然的自我调节式变换，到与内在自然的自我调节式变换为止。伴随着每个进化意义上新的问题情境的出现，将会产生新的匮乏：适宜技术力量的匮乏、政治性确立的可靠性的匮乏、经济所导致的价值匮乏、以及文化性填补的意义匮乏。这样，新的历史需要才被推到前面。如果这个纲要是近乎合理的，则将有下列情形相跟随，即对于进化意义上新的问题领域来说，其逻辑位置已经穷尽于动机形成的内省式回转和意义的结构性匮乏。前一个循环的终点，可能意味着在某种新的水平上向问题界定的返回，也就是向社会化过程与之相冲突的内在限制之发现的返回，向新的、以上述社会个体限制为基础的偶发性之反抗的返回。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71

7

最后，我想扼要谈谈若干种其它的解释方式。结构主义、新进化主义、以及社会学功能主义都已作为进化理论的不同研究方法被提出。此外，与社会进化概念密切相关的历史进步概念，也提出了一些涉及科学逻辑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历史哲学的批判形式中已得到处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进化伦理学的框架内得到了处理。

1.阿尔杜塞和古德莱尔已经试图把列维-斯特劳斯的某些概念和假定引入历史唯物主义。⑩结构这个概念，是在研究原始社会时，与“野性思维”的类推性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的家庭式结构相联系而发展起来的。结构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些基础的规范系统，它以认知、言语和相互作用为转移。这些规则不能依据表层现象来理解。它们属于深层结构，个体在创造可见的文化形成物时无意识地遵从着它们。规则并非仅对单个的个体有效，它们同样具有集体的有效性。不但如此，在每一个场合，规则都形成某种系统，这种系统使各种被创造的表达之间的转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结构可以理性地予以重建。①

这里，我不能深入讨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采纳结构主义的基本概念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已经促动了上述概念的更加广泛的运用，使其越出原来界线分明的人类学领地范围。结果，清晰的定义就在被要求之列了。在个体系统水平上，我们可以依次界定三种结构性侧度：认知、言语和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个体发展了这些结构和相应的资质，从而使下面所列成为可能：(1)思维运作、认识过程体验的运作和工具行为的运作；(2)语音和语法皆属完美的语句的创造；(3)相互作用及其对行为冲突的交感式调整，而语言中的交往(以及—通过某种不同的方式——战略行为)又要求上述三种结构性侧度的结构综合。由于这个理由，语言中的话语结构(它超出了狭窄的语言学范围)很难加以分析，语言的中介意义则十分明显，在它那里，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被结合在了一起。

172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在社会系统水平上，我们可以—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为生产力和社会一体化形式确定不同的基础深层结构。生产力体现着技术和组织知识，可以根据认知结构被分析；制度框架和冲突调整机制体现着实践知识，可以根据相互作用结构和道德意识形式被分析。与此不同，世界观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形态物，它由认知、语言和意识的道德-实践形式所决定，结构的组成和相互间作用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固定的。

迄今为止，理性重建的努力主要是在那些基础深层结构较易区分的领域中取得了成果，诸如语言学，即语音和句法理论；人类学，就它所涉及的原始亲族系统而言(神话世界观对于结构主义分析来讲在下列程度内是可理解的：它仍然局限于相互作用的结构之网中)；②心理学，理性重建也富有成果，这是就它(在皮亚杰学派研究传统中）涉及到的思维和道德意识的个体发生学而言。而重建努力不甚成功的领域多是些几种结构共同作用的场合，这一点可以在语用学理论那里发现；在社会语言学和种族语言学那里发现(就它们关涉到言说和理解过程的普遍性而言)；在语言的精神分析理论那里发现(该理论考察被系统扭曲的交往之条件)；在世界观的结构主义分析那里发现(该理论很少能洞察复杂传统表层下面的东西)。

结构主义自然会遇到所有共时性研究的局限性。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这一点之所以较少被注意，仅仅是因为其对象领域的统计学性质。在大部分场合，结构主义都把自身局限于现存结构的逻辑，而没能扩及到结构形成过程的模式本身。只有皮亚杰创立的发生学结构主义——该理论研究结构形成过程背后的发展逻辑—才搭起了一座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正如以上所表明的，它提供了把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置于抽象的发展-逻辑观点之下的可能性。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73

以经过个体发生学分析的认知发展诸阶段为模本，来勾画技术的发展史，从而使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成为可见的，这一点确属可能。但是，生产方式的历史系列之能够依照社会组织的抽象原则予以分析，只有在我们确定了哪些世界观结构相应于社会一体化的个体形式、以及这些结构是怎样制约着现实认识的发展时，才可能办到。换句话说，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指向世界观发展的结构分析，世界观的进化成为相互作用结构的发展阶段和技术性有用的知识进展之间的媒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这种情形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通过意识形态而发生着作用。

2.19世纪晚期的进化人类学理论[摩尔根、泰勒(Tylor))，在我们这个世纪，已被功能主义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驱逐到角落里，只有V·G·柴尔德(Childe)和L·怀特(White)这样一些作者仍然坚持一般发展阶段的概念。在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人类学克劳伯(Kroeber)、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米德〕的影响下，发展的理论观点，正如J·H·斯塔沃尔特(Steward)的“多线路进化主义”所表明的，只是以某种非常谨慎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使之适应于文化生态学。然而，近来生物进化理论的成功却为社会-科学的进化主义的复兴提供了促动力，社会进化不再仅仅作为含混的有机进化的延续过程而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进化主义者帕森斯、卢曼、兰斯基(Lenski)]⑦开始酝酿的思想：社会进化可以和业经很好分析与检验过的自然进化模型相一致而得到解释。生物学模型的启发作用无须争论，值得怀疑的是，生物学模型是否指出了一条通向一般化的进化理论之路，从而对自然发展和文化发展都同样有效?

174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生物学模型依赖于自身调节系统的自我维持概念，这种系统把自己从极为复杂的环境中界分了出来。在环境与调节系统之间，有着一个复杂性间距，边界维持系统则面临着发展自身复杂性、使之能适宜地减小环境复杂性的任务。自然进化的承担者乃是物种，每个物种都被一种特定的、能使自身再生产的遗传构造所代表。物种是在群体形式中再生产着它们自己，这种群体形式使它们得以在其生态环境中稳定化。反过来说，这些物种又由个体有机体所组成，个体有机体在它们自身之间以及自身与环境之间产生着相互作用。进化学习过程立刻应用于遗传构造。通过突变过程(该过程可以被理解为遗传信息传递中的某种错误)，各种歧异的表现型被生产了出来。在环境的选择压力下，这些表现型被加以选择，从而使依赖于环境条件的群体的稳定化成为可能。这种非目的论式的学习过程导致某种可以目的论式地予以译解的结果—物种能够在形态学和行为学的意义上被排列-顺序化，也就是说，物种可以根据其肉体组织的复杂性和反应潜能的范围而被排列-顺序化。

在把这种模型应用于社会的发展时，出现了三个基本难题：什么东西与突变过程是等效的?什么东西与群体生存能力是等效的？什么东西与各个物种占有的进化阶梯是等效的？

(1)在我看来，生物学模型的启发作用在于它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引向了进化学习机制。在文化传统基础上，显然有着一个产生变异的机制，它在某种目前还不甚明确的意义上，与突变相应。自然进化并非被这样一些个体有机体的个体学习过程——这类过程拓展并改进了遗传设计规定的行为—所影响，因为行为的改进被限定于单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之内，而不能再将其纳入下一轮遗传构造的再生产中。与此不同，在发展的社会文化阶段，学习过程一开始就是社会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学习结果可以被传递。这样一来，文化传统就提示着某种中介，通过这种中介，产生变异的发明创新能够在自然进化机制已经停止工作以后操作运行起来。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75

突变过程和社会学习过程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在社会进化的场合，学习过程的发生并不是通过遗传构造的变化，而是通过知识潜能的变化，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区分在这个水平上失去了它的意义。被传递的、主观际享有的知识乃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个体的所有物。因为他们之成为个体，只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完成的。自然进化在一个物种的成员中间导致某种或多或少是相似的行为保留成分，而社会学习过程则归结为一个加速的行为多样化结果。这类比较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所看到的一个基本困难却存在于下面这个事实中：当生物化学近来已经在突变过程的分析方面取得成功时，那种构成如此复杂的文化传统现象之基础的学习机制，却儿乎还一无所知。认知和分析发展心理学在这里又一次作出某些许诺，它们主张，学习机制既有新的认知结构学习中的适应和同化，又有动机基础生产中的验明和投射。然而，只要这些机制还没有得到适宜的分析，我们就不能断定突变与传统之间的比较是否仅仅是一种比喻；构成社会学习机制根基的东西，是否在某些方面确有与突变过程等效的功能。有一个区别应该唤醒我们的怀疑，那就是当突变过程生产出偶然的变异时，意识结构的个体发生却是一个高度选择的、有方向的过程。

(2)在自然进化中，学习过程的成功乃是依据群体在给定环境中使自身稳定化的能力来衡量的，而且，种的再生产归根结底要依赖于个体有机体的生存能力。我们可以依次测定一个有机体避免死亡能力的各种准确数据，但这并不适于说明一个社会避免死亡之能力，甚至连社会避免死亡能力的含义为何都不是很清楚的。当然，满足再生产要求的一定数量成员的肉体生存，对于社会维持其自身同一性来说，确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

176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规范地讲，社会同一性决定并依赖文化价值，同时，这些价值又可以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而发生变化。不存在可明确测定的目标-功能，似乎根据这种测定，社会的超稳定性就能被衡量。杜恩(Dunn)曾就此指出：

一个新行为的适当与否乃是根据它对目标汇合点的贡献来检验的。如果它未能通过检验，那么通常情况下它将无法在行为“保留节目”中赢得一个永久性位置。然而，由于在导向目标汇合点方面的失败，这一新行为不仅可能被验明是具有不适应性的新的行为模式，还可能使目标本身的适当性成为问题。简而言之，正如目标形成着对适应性行为的检验进而导致对行为观念的修正一样，行为观念有时亦形成对目标适宜性的检验并导致目标本身的修正。

我不想继续追踪杜恩和卢曼在最高级系统价值的进化意义估价方面提出的建议(系统确立目标)，因为他们没能引导我们走出关于社会生命的自我参照性定义的毫无希望的循环。在社会文化阶段，学习过程从一开始就是由语言加以组织的，因此，个体经验的客观性乃是结构性地与个体中理解的主观际性缠绕在一起。由于这个理由，社会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那种处于类人猿发展阶段上的样本个体与物种间的工具式关系。提出这样的建议——即把最高级系统价值从当下所论个体知道什么并希求什么的角度工具化——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个体已经在他们的社会中被社会化了，如果这里应该有关于社会超稳定性的规范立论点，我们至多也只能在这样一些语言交往的基础结构中去寻找它们，在这些结构中，社会与其所属成员一起，再生产着自身。物种使自身再生产，是在足够数量的样本能避免死亡的时候；而社会使自身再生产，则是当它们能避免过多错误蔓延的时候。如果有机体的生存能力对于种的学习过程也是一种检验的话，那么，对于社会来说的相应的检验就存在于生产的尺度和技术性、实践性有用知识的功利化过程之中了。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77

(3)最后，在把生物学模型转用于历史发展时，还有一个困难见之于下列事实：关于增长中的复杂性的观点，并不足以跨越发展的进化门栏或水平。杜恩曾经建议在三种社会发展阶段之间作出区分；第一阶段，社会系统是在和外在自然的风险打交道时拓展其整体适应能力；第二阶段，与其它社会系统打交道所需要的适应性成就已经多于驾驭自然所需要的成就；第三阶段，那种和自然与社会环境打交道时发展起来的适应成就已成为反思性的，即对学习的学习。卢曼则建议划分可根据三种基本进化功能的分化程度来进行，即根据变异、选择和稳定化的逐步分离。尽管这些标准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物质，但并不令人满意。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确实能够区分复杂性的程度，但却不能区分进化的阶段。

甚至在自然进化中，复杂性程度对于确定一个物种在进化系列中的位置也并非充分条件，因为肉体组织或生活方式等方面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往往被证明是一种进化上的死亡终局。只有当我们知道一系列结构形态变化或反应潜能扩展的内在逻辑时，一个可信赖的进化分类才有可能。这里，中枢神经系统在种系发生比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典型的。如果我们要根据这个系统的发展状态去划分不同的物种，我们就必须知道CNS（中枢神经系统的英文缩写——中译者)的一般结构及其发展逻辑。社会进化也是这样，除非我们知道社会学习过程的一般结构和发展逻辑，否则是无法根据社会的发展状态去划分社会的组成的。这里，相应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乃是基础认知结构，技术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就是在该结构中被创制的。

178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3.社会-科学的新进化主义通常满足于增长中的转向(或适应)能力的方向性尺度。从这个优势点出发，那种沿着系统理论之线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的概念和问题就被引入发展的理论之中，例如，现代化理论就进入了这种方法论框架。系统理论和进化理论之概念精品的结合在研究扩展着社会转向能力的结构变化时，无疑具有优势。另一方面，这个分析的获得物却又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错误地导致把学习能力的结构与社会复杂性相混淆。自我-满足的功能主义没有能鉴别如下事实，即无论在什么场合，复杂性方面的增长都只是在有关社会的组织原则中已经获得的学习水平上，才是可能的。但是，在不清楚特定于社会化过程的基础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发展逻辑时，我们就不能解释新的组织原则的建立。一个特定于对象领域的学习能力的阐释显然要先于复杂性的分析。

这一点可以在关于交往媒介的系统理论概念的运用中见到。最基本的交往媒介显然是语言，写作言语的固定化乃是在进化方面颇有意义的一步。有意义的另一步则是通过特殊媒介建立起来的各子系统的分化：通过法律建立的政治系统；通过货币建立的经济系统；通过真理建立的科学系统，等等。功能分析在这里只能表明上述创新是在增加着社会的复杂性，但不能解释以语言为基础的交往媒介的发展，如何在结构上是可能的，正像功能分析很少能解释为什么某种特定媒介可在某个给定的社会一体化形式中被引入一样。这里，我不能详细说明交往理论如何可能从言说和行为的基础结构中将各种媒介导出，但是我想至少要指出一个结果。

第四章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79

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根据某种发展逻辑把一系列组织原则顺序化、并确定相应的社会进化阶段时，关于复杂性的分析才能发现它自己的适当位置，从而服务于解释社会在适应生态条件和历史情境过程中所经历的特殊进化。如果我们不能用功能主义关于特殊进化的检验来补充发生学-结构主义对一般进化的研究，个体社会的社会文化形态学就将必然从进化理论中遗漏掉。

4.在总结我们全部思考的时候，我打算再一次回到每种发展理论都具有的规范含义问题上来，甚至自然进化理论都不得不提供某种方向性尺度，以使对形态特征和反应能力的估价成为可能。这个尺度的选择在自然进化的场合显得较少麻烦，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求助于“生存”(或“健康”)的基本价值。有机生命与这种生命的再生产是如此之同义，以至我们并不把所有健康状态的规范性区别归结于观察者，而是归结于生命系统本身。在生命系统中，有机体自己制造着对效果的评价，即自我维持优于系统的毁坏；生命的再生产优于死亡；健康优于孱弱及其风险。进化理论家感到自己被免于作出价值判断，他们似乎仅仅是重复着有机生命再生产形式中已经给定的“价值判断”，这当然是一个逻辑谬误。从生命系统诉诸某些状态而非另一些状态的描述性陈述中，并不存在一条途径，似乎来自观察者的肯定性评价亦将随之作出。

或许，人们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进化理论家自己也是一种生命存在，他才自发地不仅倾向于把逃避死亡的一般特征当作某种自然现象来观察，而且还赞同它。无论如何，只有这种赞同才能解释许多生物学家的态度，他们把进化的方向看作某种好的事物，又根据物种在进化系列中占据的位置，不仅区分、而且评价着这些物种。总而言之，只有在这个假设前提下，那种试图发展出一套进化

180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