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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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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梦想着能通过宗教经典这种技术来避开会犯错的凡人机制，但这永远只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随着每一次反复循环，拉比机制的权力只会有增无减。“相信这本绝对正确的书”变成了“相信这个解读圣书的人”。《塔木德》对犹太教的影响其实远超《圣经》，而拉比对《塔木德》的解释的争论甚至比《塔木德》本身更重要。
这种情况本就不可避免，因为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公元2世纪犹太航运巨头提出的问题，《圣经》没有明确答案，必须等到《密释纳》和《塔木德》出现才得以解决。现代社会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却在《密释纳》和《塔木德》里找不到答案。例如，20世纪发展出的各种电器就让犹太人碰上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按电梯吗？
正统派的答案是不可以。前面提过，《圣经》禁止在安息日工作，而在拉比们看来，电就像火，而过去大家已经明确生火算是工作，所以现在按下电器的按钮也是一种工作。但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有些犹太老人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高楼里，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为了避免工作，他们必须爬100级台阶才能回到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正统派犹太人特地发明了“安息日电梯”，这种电梯会持续在建筑物里上下移动，每一层楼都停，这样你就不用去按电梯的按钮，也就能避免做任何“工作”了。对于这个古老的故事，人工智能的发明又带来新发展。现在只要通过脸部辨识，人工智能就能快速把电梯叫到你这一楼层，完全不用担心亵渎安息日的问题。
大量的文本与解读方式，慢慢让犹太教出现了深远的改变。一开始，犹太教有许多祭司与会堂，重视仪式与献祭。在《圣经》时代，典型的犹太场景就是有一位祭司穿着溅上鲜血的长袍，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献祭羔羊。但几个世纪后，犹太教变成了一个信息宗教，醉心于文本与解读方式。从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到21世纪的布鲁克林，典型的犹太场景成了一群拉比聚在一起争论文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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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圣经》里几乎没有哪个段落是在争论什么文本的解读方式。像这样的争论，本不是圣经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可拉等人质疑摩西为何有权领导以色列人民，并要求平分权力，这时候摩西并没有进行什么学术讨论，或是引用哪段经文来佐证，而是直接请神降下神迹，他话音刚落，“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民数记》16：31-32）。另外，有四百五十个侍奉巴力的先知，以及四百个侍奉亚舍拉的先知一起挑战以利亚，要他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公开证明耶和华比巴力和亚舍拉更有能力，而以利亚做的事情就是先奇迹般地召唤天上降下了火，接着就杀了那些异教的先知。没有人去读什么经文，也没有人去进行什么理性辩论（参见《列王记上》18）。
随着犹太教把献祭换成文本，也就开始把信息视为现实的最基本构成要素，等于是预见了目前物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概念。这时，人们越来越觉得拉比制造出来的大量文本比耕田、烤面包或在会堂里献祭羔羊更为重要，甚至更为真实。即使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摧毁，所有圣殿仪式都已停止，拉比们仍然投入大量心力撰写文本，规定怎样进行圣殿仪式才算正确，而接着就是开始争辩这些文本该如何被正确解读。在圣殿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之后，关于怎样进行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仪式的信息却有增无减。拉比们并不是不知道文本与现实之间有落差，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撰写及争辩这些关于仪式的文本，比实际执行仪式重要多了。
最后，拉比们开始相信，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信息域：由文字组成，以希伯来字母组成的代码进行运作。他们还进一步认为，这个信息宇宙的存在，是为了让犹太人能够阅读这些文本，争论这些解读方式；如果犹太人不再阅读这些文本并进行争辩，整个宇宙也将不复存在。把这种观点放到日常生活中就意味着，在拉比看来，文本里的那些文字比世界上的事实更重要。更准确地说，那些出现在神圣经文里的字词，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实，塑造了个人与所有社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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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圣经》
前文谈到《圣经》的正典化，以及《密释纳》与《塔木德》的创作过程，但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在把耶和华的话语正典化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圣经文本不是一条文本链，而是好几条文本链在互相竞争。有些人虽然相信耶和华，但并不相信那些拉比。像这样的异议分子，多半接受这个圣经文本链里的第一部分——《旧约》。但早在拉比对这个部分确定之前，异议分子就已经不愿相信这套拉比制度的权威，当然也就不愿相信后续的《密释纳》与《塔木德》了。这些异议分子就是基督徒。
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出现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宗教，而是许多不同的犹太运动。这些运动唯一的共识，大概就是认为如果要说谁对耶和华的话语拥有最终解释权，那应该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拉比制度。基督徒同意《创世记》《撒母耳记》《以赛亚书》都是神圣的经文，但认为拉比对这些经文有所误解，并认为在讲到像是“主自 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4）这样的段落时，只有耶稣及其门徒掌握了经文的真意。比如，拉比们认为，这里的“童女”意思是“年轻的女子”，以马内利（Immanuel）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希伯来语的immanu意思是“与我们同在”，而el则是“神”），于是整段经文的解读就是在犹太人艰苦抵御外界帝国压迫的时候，神答应了要帮助犹太人度过苦难。相较之下，基督徒认为“童女”的意思是“处女”，以马内利的意思则是神会自 己降生为人，因此这段经文就是在预言神圣的耶稣将会通过圣母马利亚降生在世上。
然而，通过拒绝拉比制度，同时接受新的神启，基督徒打开了通往混乱的大门。从公元1世纪开始，到2世纪和3世纪则愈演愈烈，各个门派的基督徒开始对《创世记》《以赛亚书》等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解读，并提出许多神的新信息。既然基督徒不接受拉比的权威，而且耶稣已经不在，无法做出最后的裁决，再加上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会，那么在这许许多多的解读方式与信息中，谁能决定哪些才是真正的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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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世界末日”这件事，当时可不是只有约翰的《启示录》在谈，而是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比如《彼得启示录》《雅各启示录》，甚至《亚伯拉罕启示录》都有提到。至于耶稣的生平与教诲，除了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大福音书，早期基督教甚至还有《彼得福音》《马利亚福音》《真理福音》《救世主福音》，族繁不及备载。同样，除了《使徒行传》，还有《彼得行传》《安得烈行传》等至少十几本行传。至于书信就更丰富了。如今的基督教圣经《新约》，多半收录的是保罗书信十四卷、约翰书信三卷、彼得书信两卷，以及雅各与犹大各一卷。但古代基督徒不但读过保罗的其他书信（比如《老底嘉书》），而且读过许多据称是由其他门徒与圣徒所写的书信。
基督徒写的福音书、书信、预言、比喻、祷文与其他经文越多，信徒就越难知道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所以，基督徒需要有个机制来协助筛选，《新约》由此而生。大约在同一时期，犹太拉比之间的辩论产生了《密释纳》与《塔木德》，而基督教的牧师、主教与神学家之间的辩论则产生了《新约》。
在公元367年的一封书信里，亚历山大的亚大纳西主教推荐了二十七卷虔诚的基督徒应该阅读的文本，广纳各种内容，包含许多不同作者在不同时间与地点所写的故事、书信和预言等。亚大纳西推荐约翰版本的《启示录》，但不推荐《彼得启示录》《亚伯拉罕启示录》；他认同保罗的《加拉太书》，但不认同保罗的《老底嘉书》；他支持《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但不接受《多马福音》与《真理福音》。
过了一个世代，在希波会议（393年）与迦太基会议（397年）上，主教和神学家共聚一堂，正式将这份建议清单列为正典，成了后来的《新约》。基督徒讲到《圣经》的时候，讲的是《旧约》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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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相较之下，犹太教从未接受《新约》，他们讲到《圣经》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有《旧约》，并有《密释纳》与《塔木德》作为补充。有趣的是，希伯来文到现在还没有单一字词能够指称《旧约》加上《新约》的这本基督教经典。犹太教认为这就是两本完全不相关的书，并且坚决不承认可能有一本书同时收录了这两部著作，即使它有可能是全世界普及率最高的一本书。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新约》真正的创作者并不是二十七卷经文的作者，而是那些选出这二十七卷经文的人。由于这个时期留下的证据很少，我们并不知道亚大纳西的经文建议清单是他个人的判断，还是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意见。我们知道的是，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之前，基督徒的推荐清单有许多不同版本。最早的这类清单是由锡诺普的马吉安在公元2世纪中叶编纂的，里面列出的经典只有《路加福音》与保罗的十卷书信，而且就连这十一卷经文，也与后来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上成为正典的版本有所不同。马吉安要么不知道《约翰福音》与《启示录》等其他经文，要么就是对这些经文的评价不高。
与亚大纳西主教同时代的教父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则只推荐了二十二卷经文，《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与《启示录》等都未被列入。到现在，中东有一些基督教会使用的仍然是圣约翰·克里索斯托推荐的这份较短的清单。亚美尼亚教会花了大约1000年才决定了该如何处理《启示录》，并决定将《哥林多三书》纳入其正典，但其他教会（如天主教与新教教会）则认为《哥林多三书》是伪经。埃塞俄比亚教会除了完全接受亚大纳西推荐的清单，还加了四卷经文：《亚历山大教会训诲》、《克莱门特一书》、《圣约》与《使徒教规》。也有的清单收录的是两卷的《克莱门特一书》、《黑马牧人书》、《巴拿巴书》、《彼得启示录》，以及其他各种没能列入亚大纳西清单的经文。
我们并不知道各个教会、教会议会与教父支持或反对各卷经文的确切原因，但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教会决定了经文，经文会反过来塑造教会。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有些早期基督教领袖认为女性的智力与道德不及男性，也认为女性在社会上与基督教社群中只能扮演从属的角色。这些观点就反映在《提摩太前书》这样的经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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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据称由圣保罗所写的经文中写道：“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提摩太前书》2：11-15。）然而，有些现代学者与马吉安等古代基督教领袖认为，这卷书信其实是在公元2世纪创作的伪作，虽然号称由圣保罗所写，但其实出自他人之手。
与《提摩太前书》相反，在公元2—4世纪的一些重要基督教经文里，其实可以看到男女平等，甚至是女性有权担任领导角色的表述，例如《马利亚福音》或《保罗与特克拉行传》。《保罗与特克拉行传》的成书时间与《提摩太前书》相近，曾经风行一时，谈的是圣保罗与女门徒特克拉的冒险经历，讲述了特克拉不但创造了无数奇迹，还亲手为自 己施洗，也常常布道传教。有长达数个世纪，特克拉一直是极受尊崇的基督教圣徒，并证明女性也可以施洗、传教，担任基督教社群的领袖。
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之前，很难说《提摩太前书》与《保罗与特克拉行传》究竟哪个更权威。就因为一群主教和神学家把《提摩太前书》列入他们的推荐清单，而摒弃了《保罗与特克拉行传》，也就塑造了基督徒对女性的态度，直至今日。我们只能猜想，要是《新约》收录的是《保罗与特克拉行传》，而不是《提摩太前书》，现在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或许除了亚大纳西这样的教父，教会里面也会有教母，而厌女则会被认为是危险的异端邪说，玷污了耶稣让人博爱的训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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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大多数犹太人已经忘记是一群拉比编纂了《旧约》，大多数基督徒也忘记了是教会会议编纂了《新约》，而以为《新约》本来就是上帝绝对正确的圣言。虽然众人将宗教经典视为绝对的权威来源，但在编纂的过程中，真正的权力其实是在编纂机构手中。在犹太教中，《旧约》与《密释纳》的正典化，其实与拉比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在基督教中，《新约》的正典化也是与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的建立密切相关的。基督徒之所以愿意信任教会人员（比如亚大纳西主教），是因为这是《新约》说的；而他们之所以愿意信任《新约》的内容，又是因为这是主教们让他们读的。想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一项绝对正确的超人类技术，反而造就了一个全新且极其强大的人类机构——教会。
回声室
随着时间的流逝，解读方式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开始让宗教经典与教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不断偏向机构一方。犹太教经典需要有人解经，这让拉比有了权力；基督教经典同样需要有人解经，这也让教会有了权力。同一句耶稣的话、同一卷保罗的书信，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到头来就是由机构决定哪种才是正确的。反之，机构也会因为宗教经典的解经权之争而一再受到动摇，比如西方天主教与东正教就出现了制度分裂。
所有基督徒都读过《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知道我们该爱我们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以及温柔的人必将承受地土。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可能会将其解读为拒绝使用武力，或是拒绝所有社会阶级。但在天主教会看来，这种和平主义、平等主义的说法简直是异端邪说。天主教会对耶稣话语的解读方式，让教会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地主，发动了暴力的十字军东征，也建立了凶残的宗教裁判所。天主教神学虽然承认耶稣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但又说烧死异端分子也是一种爱，因为这能够避免他人成为异端分子，等于把他们从地狱之火中拯救出来。法国宗教裁判官雅克·富尼耶曾在14世纪初写了一大篇论文来谈登山宝训，认为这段经文提供了猎杀异端分子的理由。富尼耶的观点绝不是什么边缘观点，他正是后来的教皇本笃十二世（1334—1342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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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尼耶身为宗教裁判官及后来的教皇，自然要确保天主教会对这部宗教经典的解读方式能占上风，于是富尼耶与教友除了暴力胁迫，还把持了圣书的制作。欧洲在15世纪出现凸版印刷术之前，除了最富有的个人或机构，要大量制作同一本书实在难如登天。天主教会运用其权力与财富，一方面传播自 己偏好的经文版本，另一方面还禁止制作传播那些其认为是讹误的版本。
当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自由思想家提出所谓异端思想，但由于教会控制了中世纪信息网络的关键节点（比如印刷工坊、档案库、图书馆），从而避免了异端分子把论点制作成多个副本后到处传播。如果你想体会一下当时的异端分子传播观点有多难，利奥弗里克可以为例：他在1050年上任埃克塞特主教的时候，在这座大教堂的图书馆里只找到5本书，他立刻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抄写工坊，但在他1072年去世前的22年间，这些抄写员也不过制作出了66本书。13世纪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也是只有几本书，就放在圣玛丽教堂下的一个箱子里。1424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总数也只有122册。牛津大学1409年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在牛津研读的“所有新近文本”必须先经过“由大主教任命的12名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教会想把整个社会都关进一个回声室里，只允许那些支持教会的书传播，因为几乎所有书都支持教会，民众当然也就会相信教会。即使是不识字、不读书的一般人，也会因为看到大家在诵读或阐述这些珍贵的经文而心生敬畏。于是，因为相信像《新约》这样的超人类技术理论上应该绝对正确，反而导致天主教会这种极度强大的人类机构崛起，它把所有反对意见视为“谬误”，不允许任何人质疑。
雅克·富尼耶这些天主教的信息专家成天读着托马斯·阿奎那如何解读奥古斯丁对圣保罗书信的解读，最后还再加上他们自 己的解读。这些相互关联的文本并不是在呈现现实，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信息领域，甚至比犹太拉比所创造的信息领域更大更强。中世纪的欧洲就这样被笼罩在这个信息茧房里，所有日常活动、思想与情感都是由关于文本的文本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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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科学与女巫
想通过把权威投射在一个绝对正确的文本上，借此避开凡人可能的错误，这件事从未成功。如果有人觉得这是因为当初犹太拉比或天主教神父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新教宗教改革其实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这个实验——也总是得到同样的结果。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及其继任者都认为，在民众与《圣经》之间，不需要任何不可靠的人类机构与制度。基督徒应该摒弃所有寄生在《圣经》上的官僚机构，重新与上帝最初的圣言联结。然而，“上帝的圣言”从来没有对自己做出任何解读，结果就是除了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甚至许多其他新教教派都成立了自 己的教会机构，并赋予这些机构解读文本、迫害异端的权力。如果绝对正确的文本只会孕育既有谬误又爱压迫人的教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人一定会犯错这个问题？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办法就是创造出一个与教会完全相反的事物，也就是信息的自由市场。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只要消除一切限制，让信息自由流动，所有错误终将无所遁形，而由真理与真相取而代之。但如同我们在序言中所言，这只是一厢情愿。让我们更深入探究一下其中的原因。让我们回到信息网络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时代——欧洲印刷革命期间，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15世纪中叶，印刷机被传入欧洲，开始能够相对快速、便宜、秘密地大量生产文本，天主教会即便反对也无可奈何。据估计，1454—1500年这46年间，欧洲印制的书籍超过1200万册。相较之下，在之前的1000年间，靠着手工抄写制作出的书籍只有大约1100万册。到1600年，各种边缘人士（异教徒、革命者、原始科学家）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广泛、更容易地传播他们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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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网络史上，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打破了天主教会对欧洲信息网络的束缚。一般认为，正是因为印刷革命让民众比过去更自由地交流信息，才最终引发了科学革命。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如果没有印刷术，哥白尼、伽利略等人要发展并传播他们的理念肯定困难得多。
然而，印刷术并非科学革命最根本的原因。印刷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文本原原本本地复制出来，但它无法提出任何新的想法。在那些认为印刷术带来科学的人眼中，生产及传播更多信息就是在将大众引向真理与真相。事实上，印刷术能够迅速传播的除了科学事实，还有宗教幻想、虚假新闻和各种阴谋论。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当数猎巫事件。当时欧洲人都相信有一批信奉撒旦的女巫，这导致了席卷早期现代欧洲的猎巫狂潮。
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时代，人类社会都曾深信有魔法、女巫，但不同社会对女巫的想象与反应截然不同。有些社会认为女巫会控制灵魂、与死者交谈，并能预测未来，也有些社会相信女巫会偷走耕牛、寻找宝藏。有些地方相信女巫会带来疾病、让庄稼枯萎，还会调制爱情灵药，而有些地方则认为女巫会在半夜摸进别人的屋子，做一些家务，偷走人家的牛奶。某些地区认为施展巫术的多半是女性，而有些地区则认为通常是男性在施展巫术。有些文化很害怕女巫，会动用暴力迫害，但有些文化能够包容女巫，甚至尊重女巫。最后，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哪个年代，都有些社会根本不在意什么女巫。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欧洲社会都属于最后一种，根本不在意什么女巫。中世纪天主教会并没有把女巫看成对人类的重大威胁，有些教会人士甚至还劝阻民众不要猎巫。根据颇具影响力的10世纪经典《主教教规》（Canon episcopi，其中定义了中世纪教会对巫术的教义），巫术多半就是一种幻觉，而相信巫术属于违反基督教的迷信。所以，欧洲的猎巫热潮其实不能说是中世纪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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