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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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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9世纪，连续几位拜占庭皇帝都想禁止崇拜圣像，觉得这是偶像崇拜。他们指出，《圣经》的许多经文，特别是十诫的第二诫，就提到不可为自 己雕刻偶像。虽然基督教会对第二诫的传统解读是允许崇拜圣像，但君士坦丁五世这样的皇帝觉得传统解读存在错误，认为基督徒之所以会被伊斯兰军队击败，是因为上帝对偶像崇拜感到愤怒。公元754年，有超过300名主教出席海里亚会议，支持君士坦丁五世的破坏圣像运动。
相较于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改革，掌权者想要家庭和村庄放弃的只是一些圣像，而不是个人财产或孩子。然而，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遭到了广泛抵制。不同于海里亚会议参与者，许多神父、修士与信徒都对圣像有着深深的依恋。这场运动引发的斗争使拜占庭社会四分五裂，直到皇帝最终承认失败并改变政策。君士坦丁五世后来被拜占庭历史学者羞辱为“粪君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Shitty），还传出他幼年洗礼时曾在洗礼池中便溺的故事。
前现代教会的发展缓慢，时间长达数个世纪，因此常常显得很保守，对于快速的变化充满疑虑。相较之下，纳粹这样的现代极权政党就大不一样，只用一个世代就组织起来，并承诺迅速彻底改革社会。这些极权政党没有几百年的传统与结构需要捍卫，每当领导者提出野心勃勃的计划，要打破现有的传统与结构，党员通常都是一呼百应。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前现代教会之所以不会成为极权制度的工具，是因为它们和其他前现代组织一样，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虽然当时教会在各地都有代表，如本堂神父、修士或游走于各地的传教士，但由于信息传递与处理不便，教会领袖并不清楚偏远地区发生了什么事，而地方神父也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各个教堂怎么运行往往是地方事务。各省各村可能会崇拜当地的圣人，遵循当地传统，举行当地仪式，甚至可能有不同于官方教义的当地教义。如果罗马教皇想训诫波兰偏远教区某位思想独特的神父，得先写信给格涅兹诺的大主教，由大主教指示相关主教，再由主教派人前往教区传达旨意。这可能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无论是大主教、主教，还是其他中间人，都大有可能曲解甚至一时忘了教皇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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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到现代晚期，出现了现代信息科技，教会才变得越来越极权。我们常常觉得教皇是中世纪的老古董，但他们其实是现代科技大师。在18世纪，教皇曾经一度几乎无法控制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地位一落千丈，就像是一个意大利小公国的国王，还得与其他意大利强权争夺博洛尼亚或费拉拉的控制权。但随着广播的出现，教皇也成了在全球权势数一数二的角色。从波兰到菲律宾，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只要坐在梵蒂冈，就能直接向数百万天主教徒宣讲，中间没有任何大主教、主教或本堂神父能够进行曲解或隐瞒。
信息如何流动
我们看到，现代新近的信息技术除了催生大规模的民主，也催生了大规模的极权。然而，两者在信息技术的运用上却有着重大差异。前面提过，民主制度鼓励信息有许多独立的流通渠道，不一定要经过某个中央枢纽，而且允许许多独立节点自行处理信息并做出决策。因此，信息能够在私营企业、私人媒体组织、市政当局、体育协会、慈善机构、家庭与个人之间自由流动，并不需要经过某个政府部长的办公室。
相较之下，极权制度希望所有信息都要经过中央枢纽，而不希望任何独立机构自行做出决策。确实，极权制度仍然可以分出政府、政党与秘密警察这三方机构。但之所以要让这三方机构平行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现某个独立机构挑战中央权威。如果政府官员、党员与秘密警察相互监视，哪方想要反对中央，都极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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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极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网络类型，其实各有优点和缺点。集中式极权网络的最大优势在于秩序一目了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且不带情绪地坚定执行。特别是如果遇到战争或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集中式网络能够比分布式网络动作更快、走得更远。
然而，超级集中式信息网络也有几个很大的缺点。由于规定信息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流动，一旦官方渠道被封锁，信息就没有其他传播方式。而且，官方渠道被封锁是经常发生的事。
官方渠道被封锁的一个常见原因是出现了某些坏消息，而下属感到担心害怕，不想让上级知道。雅洛斯拉夫·哈谢克所写的讽刺小说《好兵帅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为背景，情节之一就是奥地利当局因为担心民间士气低落，于是给地方警察局下了一道麻烦的命令，要他们雇用线人收集资料，并向总部报告民众的忠诚度。为了尽可能科学，总部还发明了一套天才的忠诚度分数等级：Ⅰ.a、Ⅰ.b、Ⅰ.c；
Ⅱ.a、Ⅱ.b、Ⅱ.c；Ⅲ.a、Ⅲ.b、Ⅲ.c；Ⅳ.a、Ⅳ.b、Ⅳ.c。除了有每个分数等级的详细说明，还附上需要每日填写的正式表格。全国各地的警察也都认真填写表格并送回总部。毫无例外，所有报告的忠诚度分数永远都是最高的I.a级，否则就会被斥责、降级或面临更惨的后果。
官方渠道无法传递信息的另一个常见原因则是希望维持秩序。由于极权信息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创造秩序，而不是找出真相，所以如果出现令人震惊的信息，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极权政权往往就会把信息压下来。因为中央控制着所有信息渠道，要做到这一点相对容易。
举例来说，在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的时候，苏联当局就压住了这场核灾的所有新闻。由于苏联公民与外国都对这场危机浑然不觉，也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辐射措施。虽然切尔诺贝利与附近普里皮亚季镇的一些官员曾要求立即疏散附近的人口，但上级的首要任务是避免消息外漏，所以不但禁止进行疏散，还切断了电话线，并警告核电厂的员工不准谈论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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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芯熔毁两天后，瑞典科学家发现，在距离切尔诺贝利超过1200千米的瑞典，居然测到了极为异常的辐射水平。等到西方政府及媒体爆出这则消息，苏联才终于承认“出了点儿问题”。尽管如此，它还是继续向本国民众隐瞒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并对是否请求国外提供建议与援助犹豫不决。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有几百万人为此付出了代价。等到苏联后来调查这场灾难，首要任务还是推卸责任，而不是了解事故原因，避免再次发生事故。
我在2019年参观了切尔诺贝利。介绍这场核事故的乌克兰导游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美国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答案，但苏联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麻烦。
当然，就算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也不喜欢坏消息。但在分布式的民主信息网络中，即使官方通信线路被封锁，信息也能通过其他渠道流动。举例来说，如果某位美国官员决定不告诉总统发生了某个灾难，消息还是会通过《华盛顿邮报》散播出来；即使《华盛顿邮报》也想刻意隐瞒，《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也会进行报道。独立媒体正是以“不断追到下一条独家新闻”为商业模式，因此几乎可以保证新闻无可隐瞒。
1979年3月28日，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岛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发生严重事故，消息迅速传开，完全无须国际干预。事故大约是从凌晨4：00开始的，6：30发现危险之后，核电站于6：56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7：02通报宾夕法尼亚州紧急事务管理署。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副州长与民事当局都已接到通知。官方原本打算在上午10：00召开记者会，但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的一家地方广播电台，有一位交通记者刚好接收到警方关于这个事故的通知，于是在上午8：25做了一则简短报道。一家独立广播电台做出这样的事，这在苏联简直难以想象，但在美国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9：00，美联社发布了新闻快报。虽然还要过几天，完整的脉络才会呈现，但美国公民在发生事故的短短两小时后就已经得到消息。接下来，政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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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与媒体界的调查不但揭露了事故的直接原因，还找出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这有助于改善全球核技术的安全性。事实上，要不是美国公开分享了三英里岛事故的教训（分享对象甚至包括苏联），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可能更严重。
没有人是完美的
除了“动脉阻塞”，极权与专制信息网络还面临其他问题。首先，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些信息网络的自我修正机制往往非常薄弱。因为它们相信自 己绝对正确，因此认定并不需要自我修正机制。它们也害怕任何独立机构对它们造成挑战，所以不会设立自由的法庭、媒体或研究中心。这样一来，没有人负责揭露、修正所有政府都会有的日常权力滥用问题。
如果领导者本人侵吞公款或者犯下堪称灾难的政策错误，又会如何？没有人能够挑战领导者，而如果所有决策都交给领导者决定，他很可能并不愿意承认自 己犯了错误（但领导者也是会犯错的人），而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外敌”、“内奸”或“贪腐的下属”，甚至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以便对付那些所谓的坏人。
我们在上一章提过，苏联采用李森科的错误理论作为国家的演化论学说，结果就是灾难一场。当时苏联无视达尔文模型，而相信李森科主义的农学家又一心希望创造出超级作物，结果让苏联的遗传基因研究倒退数十年，苏联的农业也元气大伤。李森科主义造成的影响笼罩了苏联科学与农业数十年。也正因如此（还有其他原因），虽然苏联拥有广阔的肥沃土地，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却不再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反而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许多其他领域。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事故频发，关键在于待在莫斯科的苏联高层制定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业化目标。为了完成那些夸张的目标，安全措施与质量管理常常被放在一边。专家如果建议该谨慎一些，就会遭到斥责，于是出现大量的工业事故与残次品，工人们白费心力。这时，莫斯科高层非但没有担起责任，反而下了一个结论，认为这肯定是全球托派帝国主义者（Trotskyite-imperialist）的阴谋，这些破坏和恐怖行为的目的是阻挠苏联的伟大事业。于是，高层非但没有放慢速度、制定安全规则，反而加倍制造恐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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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尔·雷恰戈夫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是苏联最优秀、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曾率领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协助共和国一方，以及协助中国对抗日本侵略。他青云直上，在1940年8月担任苏联空军司令，时年仅仅29岁。然而，雷恰戈夫的勇气能够让他在西班牙击落纳粹战机，在莫斯科却让他陷入困境。当苏联空军发生多起事故时，政治局认为这是因为缺乏纪律，也是反苏阴谋的蓄意破坏，但雷恰戈夫不接受这种官方说法。他身为一线飞行员很清楚真相是什么。他直接告诉斯大林，飞行员被迫驾驶设计仓促、存在缺陷的飞机，就像“驾驶棺材”飞行。希特勒入侵苏联两天后，红军节节败退，斯大林亟须找人顶罪，于是雷恰戈夫被捕，说他是“反苏阴谋组织成员，为敌人工作，要削弱红军的力量”。他的妻子同样被捕，罪名是她很清楚雷恰戈夫“与军事阴谋分子之间的托派联系”。两人于1941年10月28日遭到处决。
当然，真正破坏苏联军力的人并不是雷恰戈夫，而是这个体系本身。多年来，斯大林一直担心与纳粹德国爆发严重冲突，为此打造出全球最大的战争机器。但也是他，在外交与心理上使这台机器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就外交层面而言，1939—1941年，斯大林下了个赌注，希望挑动“资本主义者”互斗而耗尽气力，而苏联则用这段时间培育甚至增强实力。于是他在1939年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允许德国攻下波兰和西欧大片领土，而苏联则去攻击或孤立几乎所有邻国。1939—1940年，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吞并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并占领芬兰与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芬兰和罗马尼亚本来能够成为苏联侧翼的中立缓冲区，结果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就连到了1941年春天，斯大林还是没有抢先一步，尽快与英国组成联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纳粹侵略南斯拉夫与希腊，于是失去了欧洲大陆最后几个可能的盟友。等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攻击，苏联能靠的只有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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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仅凭一己之力，斯大林建造的战争机器应该可以顶住纳粹的攻击。1939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为苏联的防线提供了战略纵深，而且苏联似乎也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遭到入侵的第一天，苏联的欧洲前线足足有15000辆坦克、15000架战机、37000门火炮，德国则只有3300辆坦克、2250架战机、7146门火炮。但苏联迎来的却几乎是史上最惨烈的军事灾难：短短一个月，苏联就损失了11700辆坦克（78%）、10000架战机（67%）、19000门火炮（51%）。此外，斯大林也失去了他在1939—1940年占领的所有领土，以及苏联的大片腹地。7月16日，德军已经杀进斯摩棱斯克，距离莫斯科仅仅370千米。
虽然出现1941年和1942年春夏的惨败，但苏联并没有如希特勒预期的那样崩溃。红军与苏联高层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于是莫斯科放松了控制，并鼓励一线军官勇于决策、主动出击。斯大林也意识到自 己在1939—1941年犯下的地缘政治错误，与英美结盟。靠着红军的主动、西方的援助，以及苏联人民看清了纳粹统治的可能下场，战局开始扭转。
但在1945年胜利在望之时，斯大林又掀起了新一波恐怖浪潮，清洗了更多拥有独立思想的军官与官员，再次鼓励盲目服从。而讽刺的是，斯大林自 己在八年后的死亡，部分原因正在于苏联这个信息网络把秩序看得比真相更为重要。在1951—1953年，苏联又经历了一场“猎巫行动”。当时，苏联的神话编造者捏造了一个阴谋论，说犹太医生假装为苏联高层提供医疗服务，其实是在进行系统性谋杀。该理论声称，这些医生是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组织的特工，与秘密警察的叛徒有所勾结。到1953年初，已经有几百名医生与秘密警察遭到逮捕（包括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本人），他们受到严刑拷打，被迫交出“同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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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这个阴谋论，一方面是苏联对《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扭曲，另一方面又结合了长久以来的血腥指控，于是谣言开始流传——犹太医生不但会谋杀苏联领导人，就连医院里的婴儿也不会放过。由于当时苏联的医生有相当比例是犹太人，因此民众开始普遍害怕医生。
1953年3月1日，正当这场医生阴谋的歇斯底里达到高潮，斯大林中风了。他倒在自 己的夏季别墅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抵达别墅，争辩下一步该怎么做。但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却没人敢叫医生。当时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并不在身边，因为他正被关在卢比扬卡大楼附属监狱的地下牢房里受刑，罪名是他先前居然建议斯大林应该多多休息。等到政治局委员终于决定请来医疗专家，这场危险已经过去，斯大林再也没有醒来。
要讨论斯大林为何在二战初期遭受惨败，有两个因素会增加讨论的复杂程度。第一，法国、挪威、荷兰等民主国家当时的外交错误并不亚于苏联，军事表现甚至更差。第二，碾轧了苏联、法国、荷兰与其他诸多国家的德国军事机器也是由极权政权制造的。所以，如果能从1939—1941年得到什么结论，也不会是极权网络的运作必然不如民主网络。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确实能看出极权信息网络的许多潜在缺点，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潜在优势。
如果放眼二战的整个历史及结果，显然斯大林主义是史上数一数二的成功政治制度——只不过，这里的“成功”是只看秩序与权力这两个维度，而忽略对道德与人类福祉的考量。斯大林主义在维持大规模秩序方面异常有效。苏联农业集体化，虽然造成大规模奴役与饥荒，但也为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苏联漠视质量管理，虽然制造出所谓的“飞行棺材”，但其数量却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架，以数量弥补了质量的不足。虽然红军军官在肃反运动时期大量被清算，成了红军在1941年战绩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正因如此，虽然败得这么惨，斯大林的地位却依然稳如泰山。苏联这台军事机器虽然常常敌我同损，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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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全世界有许多人都相信斯大林主义是未来的趋势。毕竟这套体系在二战取得了胜利，让德国国会大厦升起了红旗，国土从中欧一路延伸到太平洋，还助长了世界各地的反殖民斗争，并有无数政权起而仿效。甚至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有许多重要艺术家与思想家开始崇拜斯大林主义，相信虽然有关于古拉格与苏联肃反运动的模糊谣言，但如果想要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建立一个完美公正的社会，斯大林主义仍然是人类最好的选择。如果觉得斯大林主义对真理的漠视注定了它的失败，或者认为它的最终垮台说明这样的制度永远不可能再次崛起，只能说这个想法太过天真。各种信息系统，只要有一点点真相，加上大量秩序，就能够发挥巨大威力。
科学技术的钟摆
只要将民主与极权视为两种不同的信息网络，我们就能了解为什么它们在某些时代流行，又在某些时代缺席。除了因为人类对某些政治理想产生或失去了信心，也因为信息科技革命。当然，正如不能说印刷术带来了猎巫行动或科学革命，我们也不能说无线电技术造就了极权体系或民主体系。科学技术创造的只是新机会，但要追求把握哪些机会，依然由人做出选择。
所谓极权政权，正是选择了运用现代信息科技让信息集中向中央流动，并且扼杀真相以维持秩序，结果就是必须应对僵化、难以变通的风险。如果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向单一地点，究竟是能实现有效控制，还是会造成动脉阻塞，引发心脏病？至于民主政权，则是选择运用现代资讯科技让信息分流到更多机构和个人，鼓励自由追求真相，结果就是必须应对分崩离析的风险。假设太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星，它们旋转得越来越快，太阳这个中心是继续维持，还是四分五裂，陷入无政府状态？
如果想看看这些不同战略的典型范例，可以参考西方国家与苏联集团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史，二者是多么截然不同。当时，西方民主国家放宽了审查，并取消了各种歧视性政策，让信息能够更自由流动。于是，过去被边缘化的团体更容易组织起来，参与公共对话，提出政治诉求。这引发了一波激进主义浪潮，使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在这之前，几乎只有少数富裕白人男性拥有话语权，但要达成各种协议也相对容易。等到穷人、女性、少数族群、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史上受压迫的群体都有了发言权，也就带来了新的想法、观点与利益。以前那些绅士协议变得难以为继。例如，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在之前几个世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就算不是奉行，至少也是容忍，今天则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过去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不言自明、众人普遍接受的事物（如性别角色），此时也变得极具争议，而且既然要考虑许多新团体、观点与利益，也就很难达成新共识。就连进行有序的对话也成了一个挑战，因为人们难以就对话的规则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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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无论是想守旧还是想创新，人们都会深感挫折——虽然得到了新鲜的言论自由，但似乎虚有其表，无法真正实现什么政治诉求。在对言语感到失望之后，有些人就转而诉诸枪支。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特色除了前所未有的意见分歧，还有如潮水般袭来的暴力。政治暗杀、绑架、暴动、恐怖袭击的数量翻了好几倍。肯尼迪总统与马丁·路德·金遇刺时及遇刺后的骚乱，以及在196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示威、叛乱与武装冲突只是比较著名的几个例子。看看1968年芝加哥或巴黎的照片，很容易让人觉得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当时人们想要实现民主，想让更多的人与团体参与公共对话，但这种压力似乎破坏了社会秩序，反而让民主窒碍难行。
与此同时，苏联阵营集中信息与权力，而且效果似乎还不错。虽然有一些挑战，特别是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但它们能迅速果断地应对这些威胁。至于在苏联腹地，始终秩序井然。
一晃20年过去了，先撑不住的反而是苏联。这套信息网络功能失调，且不具备有意义的自我修正机制。去殖民化、全球化、科技发展、性别角色转变，都让经济、社会与地缘政治风云变色。但它无力处理流向莫斯科的所有信息，且未充分授权下属主动处理，于是整套制度迅速僵化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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