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还有许多其他身体机能，都需要不断地自我修正。随着不同的情境，我们的血压、体温、血糖值与许多其他参数都需要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但也绝对不该高于或低于某些阈值。我们的血压在跑步的时候会上升，睡觉的时候会下降，但变化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体有一整套体内平衡自我修正机制，用来完成这支微妙的生化^“舞蹈^”。血压飙得太高，自我修正机制就会设法让血压下降；血压掉得太低，自我修正机制也会设法让血压上升。一旦这套自我修正机制发生故障，人就可能丢了性命。

同样，机构如果没有自我修正机制，也会面临死亡。自我修正机制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人类会犯错、会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机构该做的不是对人类绝望，想尽办法绕过人类，而是积极找出错误并加以修正。凡是能够存活几年以上的机构制度，都会拥有自我修正机制，只不过各自的强度与可视性差异极大。

比如，天主教会的自我修正机制就比较弱。由于它宣称自 己绝对正确，因此它无法承认自 己在制度上的错误。天主教会虽然偶尔也愿意承认有些成员犯错或有罪，但嘴上还是会说这个机构本身完美无缺。比如在₁₉₆₄年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上，天主教会承认^“基督号召尘世中的教会要不断地革新。从人间组织的角度来看，教会也的确需要随时革新。因此，如果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道德、教会纪律，甚至教义宣讲的方式^——要注意将教义的宣讲与信仰的积淀区分开^——存在缺陷，教会就该在适当的时机加以修正^”。

如此的坦诚听起来似乎前景可期，但魔鬼就在细节里，特别是教会仍然拒绝承认^“信仰的积淀^”有存在缺陷的可能性。在天主教教义里，^“信仰的积淀^”指的是教会从《圣经》及解经的神圣传统中得到的那些启示。所以，天主教会承认的是神父是会犯错的凡人，可能有罪，也可能在教义宣讲的方式上有误，但《圣经》本身绝不会有错。这样看来，教会这个机构就是结合了会犯错的凡人和绝不会犯错的经文，这是什么意思？

根据天主教教义，《圣经》的绝对正确与神的引导必能胜过人类的堕落，因此就算教会的个别成员可能会犯错、可能有罪，天主教会这个机构也永远正确。据称，上帝从未让大多数教会领袖对《圣经》的解读出现严重错误。很多宗教都会采用这样的原则。正统派犹太教愿意相信，那些撰写《密释纳》与《塔木德》的拉比可能在一些个人的事情上会犯错，但如果是颁布宗教教义，上帝就会确保他们不会犯错。伊斯兰教也有个类似的原则，被称为^“公议^”。根据一篇重要的圣训，穆罕默德曾说：^“安拉会确保我这群人永远不会在错误上达成共识。

在天主教中，这种认为机构制度不可能出错的想法，最清楚的例子就是^“教皇永无谬误^”。这项教义认为，虽然教皇在个人事务上可能会犯错，但在机构角色上是不可能犯错的。举例来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虽然曾经犯下错误，违背独身誓言而有了情妇，还生了几个小孩，但如果是在确定教会关于道德或神学的宣讲内容时，他绝无犯错的可能。

与这个观点相一致，天主教会在监督会众个人事务方面一直有一套自我修正机制，但如果讲到要修订《圣经》或^“信仰的积淀^”，相关机制就付之阙如。从天主教会为过去行为发表的几次正式道歉里，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态度。在最近几十年，曾有几位教皇为过去的事件道歉，包括曾经不当对待犹太人、女性、非天主教基督徒与原住民文化等，或者针对更具体的案件（比如在₁₂₀₄年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及天主教学校对儿童的虐待）道歉。天主教会能有这样的道歉已经值得嘉许，毕竟宗教机构很少会道歉。但在这些案例中，历任教皇都很小心地不把责任放在《圣经》与教会这些机构制度上，而是让个别的教会人士担起责任，是这些人对经文做了错误的解读，曲解了教会的教义。

比如在₂₀₀₀年₃月的一场特别仪式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坦承过去曾对犹太人、异教徒、女性与原住民犯下诸多历史罪行，请求上帝宽恕。他为有些人为了服务真理而使用暴力表达了歉意。但这里的用词就暗示着，是^“有些人^”被误导，他们并未正确了解教会所教导的真理，才犯下了暴力罪行。教皇绝不接受这些人其实完全了解教会的教义，只是那些教义压根儿就不是真理。

同样，因为在加拿大由教会经营的寄宿学校出现了对原住民的虐待行为，教皇方济各曾在₂₀₂₂年做出道歉，他表示：^“我请求宽恕，特别是因为有许多教会成员_……破坏文化，强迫同化。^”请注意，他小心地转移了责任，犯错的是^“许多教会成员^”，而不是教会及其教义，仿佛官方教会、教义从来不曾要求摧毁原住民文化、强迫原住民改变信仰。

事实上，不论是发起十字军东征、制定歧视犹太人或女性的规定，还是精心策划系统性消灭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宗教，都不可能只是几个不听话的神父搞出来的事。在许多备受敬重的教父著作中，在许多教皇与教会议会的官方法令中，诋毁^“异教^”与^“异端^”宗教的段落比比皆是，呼吁将之摧毁，歧视其成员，认为大可使用暴力让人改信基督教。比如在₁₄₅₂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向葡萄牙国王阿丰索五世与其他天主教君主颁下教皇诏书《直到不同之时》（Dum Diversas），诏书中写道：^“通过这个文件，我们以我们的使徒权柄，授予您充分和自由的许可，以进攻、搜寻、俘获、征服萨拉森人、异教徒以及不信基督者和基督的敌人，不论其身在何处，以及他们的王国、公国、伯国、侯国与其他财产_……使他们的人身永久沦为奴隶。^”后续多任教皇也曾多次重复这一官方公告，为欧洲的帝国主义以及在世界各地毁灭本土文化奠定了神学基础。当然，虽然教会未曾正式承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也慢慢改变了自 己的制度架构、核心教义和对经文的解释。如今的天主教会，反犹与厌女的色彩已经比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淡化了许多。教皇方济各对原住民文化的包容程度远高于教皇尼古拉五世。这就显示了一种机构制度的自我修正，是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反省的回应。然而，对天主教会这样的机构来说，即使真的有所自我修正，它也不会承认，更不会为此庆祝。改变教会教义的第一条法则，就是永远不能承认改变了教会教义。

你绝对不会听到教皇向全世界宣布：^“教会专家刚刚发现了《圣经》有一项极重大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布新版本。^”相反，在被问及教会为什么开始对犹太人或女性表现得比较宽容时，教皇会暗示这本来就是教会的教义，过去只是个别教会人士做了错误解读。否认自我修正，虽然不会阻止自我修正的发生，但确实不利于修正的程度与速度。而且，由于并未承认过去的错误（更不用说为此庆祝了），当信徒在教会及其教义中遇到另一个严重问题时，教会成员还是会因为害怕改变那些所谓永恒和绝对正确的东西而陷入瘫痪，他们无法从以前的自我修正中受益。

举例来说，包括教皇方济各本人在内，目前有些天主教徒正在重新思考教会关于同性恋的教义，却发现很难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修正。如果未来某位教皇决定要为性少数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道歉，做法肯定是再次找来某些人背锅，责怪他们过度热心但误解了福音。为了维护宗教权威，天主教会别无选择，只能否认这个制度有自我修正这回事。因为教会早已落入^“必须绝对正确^”的陷阱。如果整个宗教的权威基础就是声称自 己绝对正确，一旦公开承认犯了任何错误（就算只是个没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就可能让自 己的权威遭到彻底摧毁。

DSM与《圣经》

与天主教会相反，早期现代欧洲出现的科学机构正是以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为基础的。这些科学机构认为，即使在特定时期，大多数科学家都深信某个概念，最后也可能会发现那个概念并不正确或不够完整。比如在₁₉世纪，大多数物理学家都相信牛顿物理学已经能完整解释整个宇宙，但到₂₀世纪，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就暴露了牛顿理论的不精确性和局限性。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时刻，正是那些公认的理论被推翻、新理论诞生的时刻。

关键在于，在出现重大错误与罪行的时候，科学机构制度愿意承认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比如在₁₉世纪、₂₀世纪，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科学研究常常有制度性的种族与性别歧视，而现在的大学课程、专业期刊都会诚实地揭露这些情形。针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这样的个别案例的研究，以及从白澳政策到大屠杀这样的政府政策，学界会反复且广泛地研究在当初顶尖的科学机构中，是怎样发展出那些有问题的生物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理论，并成为各种歧视、帝国主义甚至种族灭绝行动的借口与助力的。科学并不会把这些罪行与错误都怪在少数学者头上，说是他们受到误导，而会认为这些错误反映了整个学科制度的失败。

因为愿意承认在机构制度上的重大错误，科学的发展速度随之加快。只要现有证据证明合理，往往只要几个世代就能够将原本的主流理论替换成新的理论。大学生在₂₁世纪初读到的生物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与一个世纪前大学生读到的内容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从精神病学的发展就能看到科学机构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大多数精神科医生的书架上都会摆放着一本缩略语为^“DSM”的《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Disorders），常有人戏称这就是^“精神科医生的《圣经》^”。然而，DSM与《圣经》有一个关键不同之处。DSM自₁₉₅₂年初版发行以来，每过₁₀年或₂₀年就会修订一次，₂₀₁₃年发行了第五版。这些年来，许多疾病的定义都有了改变，有些被加入，也有些被删除。举例来说，^“同性恋^”在₁₉₅₂年版本的DSM中被认为是一种反社会人格障碍，但到₁₉₇₄年版本就已经删除了这一条。所以，DSM只花了₂₂年就修正了这个错误。这不是一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经典，而是一份科学文本。

如今面对当初₁₉₅₂年版本对^“同性恋^”的定义，精神病学专家不会用什么宽容的态度来重新解读诠释，而是会直截了当地说₁₉₅₂年的定义就是错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会说这个错误是当初少数几位教授的个人问题，而会认为这就是因为当时精神病学学科有着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偏见。承认这个学科过去曾犯下制度性错误，会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更谨慎，以免重犯这样的错误。如今关于跨性别与孤独症人群的激烈讨论就足以为证。当然，不管精神科医生多么小心，都可能会犯制度性错误。即便如此，他们应该也会坦承不讳，并且进行修正。

不发表就淘汰

科学的自我修正机制之所以格外强大，是因为科学机构制度不仅愿意承认自 己的错误与无知，还会积极揭露这些错误与无知。这一点从整套机构制度的奖励机制中就可见一斑。宗教机构制度鼓励的是成员谨遵教义，对新奇的事物要保持怀疑态度。想成为拉比、伊玛目或神父，甚至是升上首席拉比、大阿亚图拉或教皇的职位，并不需要你去批评你的前任或提出任何激进的新观念。事实上，近代许多最具权威、最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之所以得到名声与支持，靠的正是严格抵制类似女权这样的新思想与新趋势。

但在科学界，情况恰好相反。科学机构的聘任与晋升，遵守的原则是^“不发表就淘汰^”，而想在优秀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你必须揭露现有理论的某种错误，或是发现一些前辈不知道的内容。没有人会因为忠实地重复过去学者的话、反对所有新的科学理论，就能拿到诺贝尔奖。

当然，就像宗教有自我修正的空间一样，科学因循守旧的空间也不小。科学不能单打独斗，科学家所知的一切，几乎都必须仰赖整体机构制度的协助。举例来说，我要怎样才能知道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对巫术的看法？我既没有造访过所有相关的档案库，也没有读过所有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其中的许多资料，因为我既不懂所有必要的语言，也不擅长破译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手写笔迹。所以，我要依赖其他学者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作品，比如₂₀₁₇年罗纳德·赫顿所写的《巫师：一部恐惧史》。

我既没见过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罗纳德·赫顿，也不认识聘任他的布里斯托大学的学校人员，更不认识出版这本书的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团队。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自 己在赫顿的书中所读到的内容，因为我了解布里斯托大学与耶鲁大学出版社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这些机构的自我修正机制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自我修正机制内置于这些机构的核心，而不是边缘的外挂；第二，这些机构会公开赞许自我修正行为，而不是加以否认。当然，我也可能从赫顿的书里得到一些错误信息，或者我本人可能有所误解，但只要有巫术史的专家读了赫顿的书，就能找出其中的相关错误并加以揭露。

科学机构制度的民粹主义批评者可能会反驳说，这些机构其实正在运用权力扼杀非正统观点，等于是对异见分子发起了另一种猎巫行动。确实，如果有学者反对目前学科相信的正统观点，有时会迎来不良后果：文章被拒，拿不到研究经费，受到人身攻击，有时甚至被解雇。我并不是轻视这些事情造成的痛苦，但比起严刑拷打或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确实还相去甚远。

以化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的故事为例。₁₉₈₂年₄月，谢赫特曼从电子显微镜里看到一种所有当代化学理论都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在铝锰合金样本里的原子，呈现五重旋转对称的结晶模式。科学家当时已经知道固态晶体有几种可能的对称结构，但认为五重对称并不符合自然定律。谢赫特曼的发现后来被称为^“准晶体^”，但当时听起来实在过于荒诞，几乎没有任何同行评议期刊愿意让他发表相关论文。当时谢赫特曼才刚开始他的科学研究生涯，连自 己的实验室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别人的机构。然而，《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Letters）的编辑在审查证据之后，最终在₁₉₈₄年刊出了谢赫特曼的论文。接下来的情况，正如谢赫特曼的说法，就是^“一切都乱套了^”。

大多数同行并不相信谢赫特曼的说法，认为他就是实验没做好。就连他实验室的主管也把矛头指向他，还上演了一出夸张的戏码：把一本化学教科书放在谢赫特曼的桌子上，对他说：^“达尼埃尔，请读一下这本书，读完你就会知道自 己讲的事情不可能了。^”谢赫特曼勇敢地回应，表示自 己是在显微镜里看到的准晶体，而不是在书里看到的。结果他被赶出了实验室。更糟的还在后面。莱纳斯·鲍林这位两届诺贝尔奖得主，可以说是₂₀世纪数一数二的科学家，却带头对谢赫特曼进行残酷的人身攻击。在一场有数百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上，鲍林直接宣称：^“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就是胡说八道，哪有什么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

然而，谢赫特曼没有被监禁，也没有丢了性命，而是去了另一个实验室工作。事实证明，比起既有的化学教科书和莱纳斯·鲍林的观点，他提出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几位同行再现了谢赫特曼的实验，同样得到了他发现的结果。谢赫特曼从显微镜里看到准晶体之后，才过了短短10年，国际晶体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晶体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协会）就修改了晶体的定义。化学教科书也随之调整，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应运而生：对准晶体的研究。₂₀₁₁年，谢赫特曼因为他的发现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表示：^“他的发现极具争议，但最终迫使科学家重新思考他们对于物质本质的看法。

谢赫特曼的故事并非特例。像这样的案例，科学史上随处可见。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在成为₂₀世纪物理学基础之前，也曾引发激烈争议，守旧派对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发起了猛烈的人身攻击。同样，格奥尔格康托尔在₁₉世纪下半叶提出了^“无穷集合^”理论（这套理论也成为₂₀世纪数学的重要基础），但受到当时顶尖数学家的人身攻击，这些数学家包括亨利·庞加莱、利奥波德·克罗内克等。民粹主义者会说，科学家也是人，同样会有各种人类偏见，这点说得没错，但因为科学机构制度拥有自我修正机制，从而让这些偏见得以克服。只要能提供充足的实证证据，常常只需要数十年，就能让非正统理论推翻传统概念，成为新的共识。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科学的自我修正机制也可能停止作用，就连学术异议也可能招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在苏联，不论是在经济学、遗传学还是在历史学上，如果质疑官方教条，不仅可能丢了工作，还可能有牢狱之灾。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苏联农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提出的各种假理论。他拒绝相信各种主流遗传学与自然选择演化论，反而提出了一套自 己的理论，认为^“再教育^”可以改变动植物的性状，甚至能让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李森科这套^“再教育^”理论让斯大林大为惊艳，觉得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简直是潜力无穷。当时许多科学家站出来反对李森科，继续捍卫自然选择演化论，结果几千人丢了工作，甚至锒铛入狱或遭到处决。比如，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曾是李森科的导师，但他后来毫不留情地对这个门生进行了严厉批评。瓦维洛夫在₁₉₄₁年₇月与植物学家列昂尼德·戈沃罗夫、遗传学家格奥尔基·卡尔佩琴科以及农学家亚历山大·邦达连科四人一同受审。后三者遭到枪决，瓦维洛夫则在₁₉₄₃年死于萨拉托夫的一个集中营。在压力之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于₁₉₄₈年₈月宣布，从此之后，该机构将以李森科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论来教授。

但正是因为这个声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从此不再是个科学机构。苏联关于遗传学的教条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门科学。虽然机构想怎么取名都行，但只要没有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它就算不上是个科学机构。

自我修正的局限

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我修正机制就是我们的万灵丹，能让人类信息网络免于错误与偏见的影响？不幸的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天主教会与某些机构之所以逃避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自然有其原因。自我修正机制虽然有利于追求真理，却会让维持秩序的成本大大升高。自我修正机制太过强大，往往会产生怀疑、分歧、冲突与裂痕，并破坏社会大团结的神话。

当然，秩序本身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比如，早期现代欧洲的社会秩序不但支持猎巫，也支持少数贵族剥削几百万农民，支持对女性进行系统性虐待，支持对犹太人、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族群的普遍歧视。然而，就算社会秩序造成高度压迫的结果，颠覆这样的社会秩序，也不一定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变得更混乱，造成更严重的压迫。如何维持真相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信息网络的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理与真相需要付出代价；反之，为了真理与真相而牺牲秩序，代价同样不低。

科学机构制度之所以负担得起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是因为它把维护社会秩序的艰巨任务留给了其他机构制度。如果有小偷闯入化学实验室，或是精神科医生收到死亡威胁，这些受害者并不会向有同行评议机制的期刊投诉，而是会报警。所以，除了学界的机构制度，是不是其他领域也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特别是像警察、军队、政党和政府这些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制度，是否也会拥有自我修正机制？

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重点将放在信息流动的政治层面，并考察民主与独裁政体的长期历史。我们会看到，民主政体相信，就连政治领域也有可能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至于独裁政权，则不想与自我修正机制有任何关系。所以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的报纸与大学都曾公开揭露并批评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而在苏联，当地的报纸与大学一样乐于批评美国的罪行，但对于苏联在阿富汗等地的罪行却一声不吭。像这样的沉默，在科学上说不通，但在政治上再合理不过了。虽然到了今天，美国对越战的自我究责仍然继续造成美国民众的分裂，损害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声誉，但苏联对入侵阿富汗的沉默，则有助于在国内淡化记忆，在国外也减少对国家声誉的影响。

为了准备好探索人工智能崛起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历史上各个政体的信息政治，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美国与苏联等。因为讲到人工智能，一大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究竟是有利还是有碍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