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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圣经》对人类与自然的描述,会发现里面的重大错误层出不穷。比如,《创世记》声称所有人类<sup>——</sup>包括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sup>——</sup>都是大约<sub>4000</sub>年前某个中东家族的后裔。根据《创世记》,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都一起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巴别塔倾毁才分散到四方,成为所有人类的祖先。事实上,桑人的祖先在非洲生活了几十万年,从未离开过这片大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也已经定居澳大利亚超过<sub>5</sub>万年之久。不论从基因还是考古证据来看,从来没有一场洪水在大约<sub>4000</sub>年前灭绝了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古代人口,随后由中东移民来到这些地区定居。
《圣经》对传染病的理解,对现实的扭曲更为严重。《圣经》讲到疫情,常常说这是神对于人类罪行的惩罚,并声称通过祈祷与宗教仪式就能阻止或预防疫情。然而,流行病当然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而要阻止或预防疫情,也应该是遵守卫生规则,以及使用药物与疫苗。如今就连许多宗教领袖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就连教皇本人也呼吁人们应该保持社交距离,先别聚在一起祈祷。
虽然讲到人类起源、迁徙与疫情的现实方面,《圣经》的描述相当糟糕,但在联结了数十亿人并创立了犹太教与基督教方面,《圣经》则是非常有效的。就像DNA激活了各种化学程序,将数十亿细胞结合成有机网络一样,《圣经》也激活了各种社交程序,将数十亿人结合成了宗教网络。就像细胞网络能做到单一细胞无力完成的事,宗教网络也能达成个人无力达成的目标,比如建造寺庙教堂、维护法律体系、庆祝节日或是发动<sup>“</sup>圣战<sup>”</sup>。
总而言之,信息有时候会呈现现实,有时候并非呈现现实。但不论如何,信息都会联结形成网络,而这才是信息真正的基本定义特征。所以,要审视信息在历史上的作用,虽然有时候也值得去问问<sup>“</sup>这条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这是真的还是假的?<sup>”</sup>,但更关键的问题通常是<sup>“</sup>这条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联结了人群?这条信息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网络?<sup>”</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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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拒绝天真的信息观、拒绝将信息视为对现实的呈现,并不代表拒绝有所谓的真相,也不代表必须接受将信息视为武器的民粹主义观点。虽然信息的作用永远都是在促成联结,但某些类型的信息(从科学书籍到政治演讲)可能正是依靠准确呈现出现实的某些方面,才得以将人们成功联结在一起。这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而大多数信息其实并未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虽然天真的信息观以为只要有了强大的信息技术,就必然能对世界有更真实的理解,但事情实际没那么简单。我们如果不付出额外的努力,让天平向有利于真相的方向倾斜,随着信息增加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就可能让相对稀少而昂贵的真实信息被淹没在相对常见而廉价的信息之中。
因此,当回顾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信息历史时,我们会看到虽然联结越来越紧密,而真实性或智慧却没有提高。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原因并不是像天真的信息观所认为的那样,能将信息转化为准确的地图来呈现现实。相反,智人之所以能成功,秘诀在于懂得运用信息,并把许多人联结起来。但很遗憾,人类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常常也会伴随着相信谎言、错误与幻想。正因为如此,即使像纳粹德国这种技术先进的社会,也很容易相信某些妄想,而且妄想的结果还不一定会让他们的国力衰弱。事实上,纳粹关于种族的妄想,还让德国集结了数千万人步调一致地向前进。
在第二章到第五章,我们将仔细探讨信息网络的历史,讨论数万年来,人类是怎样发明了各种信息技术,从而大大加强了联结与合作,却不一定是以更真实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世界。有些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信息技术,即使到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也仍然在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信息技术,也是人类最早发展出的信息技术<sup>——</sup>故事。
<sub>1.</sub> 请参见尼克·波斯特洛姆与戴维·查默斯关于模拟假设的研究。如果模拟假设为真,那么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由信息片段所组成的虚拟世界,而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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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rom, “Are We Living in a Computer
Simulation?,”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 no. 211 (2003): 243–55, www.jstor.org/stable/3542867; David J.Chalmers, 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New York:W. W<sub>.</sub>Norton,<sub>2022</sub>)<sub>.</sub>也请参见阿奇博尔德·惠勒深具影响力的<sup>“</sup>万物 源于比特<sup>”</sup>理论:John Archibald Wheeler,“Information,
Physics,Quantum:The Search for Links,”Proceedings I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Tokyo, 1989), 354–68;Paul Davies and Niels Henrik Gregersen, eds.,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From Physics to Metaphys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Erik Verlinde,“On the Origin of Gravity and the Laws of Newton,”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4(2011):1<sup>–</sup> <sub>27.</sub>但要强调的是,虽然物理学领域越来越能接受<sup>“</sup>万物源于比 特<sup>”</sup>这套理论,但大多数物理学者对此仍然抱持怀疑甚至反对的 态度,依然相信物质与能量才是自然界最基础的构件,而信息只 是一种衍生的现象。
- 我对信息的理解,深受这本书的影响:Cesar Hidalgo,Why Information Grows(New York:Basic Books,2015).至于其他 的观点与讨论,可参见:Artemy Kolchinsky and David H. Wolpert,“Semantic Information,Autonomous Agency,and Non-equilibrium Statistical Physics,”Interface Focus 8, no. 6 (2018), article 20180041; Peter Godfrey-Smith and Kim Sterelny, “Biological Information,”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d. Edward N. Zalta, Summer 2016 (Palo Alto, Calif.: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6),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6/entries/informationbiological/;Luciano Floridi,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Don Vaughan, “Cher Ami,”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ccessed Feb. 14, 2024, www.britannica.com/animal/Cher-Ami; Charles White Whittlesey Collection, Williams College Library,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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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参</sup>见:<sup>《利未记》</sup>26:16<sup>、</sup>26:25;<sup>《申命记》</sup>28:22<sup>、</sup>28:58-63<sup>、</sup>32:24<sup>、</sup>32:35-36<sup>、</sup>32:39;<sup>《耶利米书》</sup>14:12<sup>、</sup>21:6-9<sup>、</sup>24:10<sup>。</sup>
<sub>18.</sub> 参见:《申命记》<sub>28</sub>、《历代志下》<sub>20</sub>:<sub>9</sub>、《诗篇》<sub>91</sub>:<sub>3</sub>。
- Pope Francis, “Homily of His Holiness Pope Francis ‘Return to God and Return to the Embrace of the Father,’” March 20, 2020, 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cotidie/2020/documents/pa pa-francesco-cotidie\_20200320\_peri-medici-ele-autorita.html; Philip Pullella,“Rome Catholic Churches Ordered Closed due to Coronavirus, Unprecedented in Modern Times,” Reuters, March 13, 2020, 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italyrome-churche-idUSKBN20Z3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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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故事:无限的联结
我们智人能够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唯有人类能够进行灵活的大规模合作。虽然之前在《人类简史》与《未来简史》中都已谈过这个观念,但这里还是必须简短回顾一下。
智人灵活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看到先例。比如,有些社会性哺乳动物(如黑猩猩)合作的方式就十分灵活,有些社会性昆虫(如蚂蚁)合作的规模也十分庞大。然而,黑猩猩或蚂蚁都未建起帝国、宗教或贸易网络。智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事,是因为我们的合作不但远比黑猩猩更灵活,规模也比蚂蚁大得多。事实上,能够相互合作的智人数量是没有上限的。天主教徒的人数高达<sub>14</sub>亿;中国也有堂堂<sub>14</sub>亿人;至于全球贸易网络,联结的智人人数更有大约<sub>80</sub>亿。
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意外,是因为人类能够长期亲密往来的人数是有上限的,也就几百人。我们需要多年的时间,累积共同的经历,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独特的个性与过往,建立起相互的信任与感情。所以,如果智人的网络只是依靠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结,规模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比如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就是这种情况。典型的黑猩猩社群就是<sub>20</sub>\~<sub>60</sub>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到<sub>150</sub>\~<sub>200</sub>只。而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与古代智人)情况也类似,他们每个游群(band)的人数为几十人,游群之间也很少合作。
大约<sub>7</sub>万年前,智人游群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能力,比如出现了游群之间的贸易和各种艺术传统,以及智人开始从非洲家园迅速散布到全世界。游群之间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大脑结构与语言能力在演化改变之后,智人显然具备了讲述并且相信各种虚构故事的能力,而且为之深深感动。相较于尼安德特人所打造的信息网络(只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智人在有了故事之后,又有了另一种新的联结:人与故事的联结。从此之后,为了合作,智人之间并不一定需要真的彼此了解,只需要知道同一个故事就行。同一个故事能够说给几十亿人听,就像一个有无限量插座的中心枢纽,能让无数人插入建立联结。举例来说,<sub>14</sub>亿天主教徒,就是靠《圣经》与其他重要的基督教故事联系起来的;<sub>14</sub>亿中国人,就是由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联结在一起的;至于全球贸易网络的<sub>80</sub>亿成员,也都是相信了同一套关于货币、企业与品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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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那些有着数百万追随者的魅力领袖,也同样遵循着这条规则,没有例外。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世纪天主教教皇或现代企业巨头的领导者,乍看之下,似乎都是由个人(而不是虚构的故事)将数百万追随者联结在一起的,但看看这些例子,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追随者能真的和那些领袖建立起个人的联结,他们真正联结的是一套经过精心编织的关于那位领袖的故事,而这也是那些追随者真实的信念所在。
斯大林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朱加什维利拿他的名声狐假虎威时,斯大林斥责了他。<sup>“</sup>可是我也是个斯大林啊。<sup>”</sup>瓦西里抗议道。<sup>“</sup>不,你不是。<sup>”</sup>斯大林回答,<sup>“</sup>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是苏联的政权,是那个在报纸和画像里的人,你不是斯大林,甚至我也不是! 9
今日的网红名人也都会同意这一点。有些人坐拥数亿在线粉丝,每天通过社交媒体和粉丝互动,但其实几乎没什么真正的个人联结。社交媒体账号常常由一个专业团队经营,发出的每张照片、每一句话都经过专业的制作与策划,从而打造出如今所谓的品牌。
<sup>“</sup>品牌<sup>”</sup>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要给产品打造一个品牌,就意味着讲述一个关于该产品的故事,故事和产品真正的特性可能根本没什么关系,但就是能让消费者把故事和产品联系起来。比如几十年来,可口可乐砸下数百亿美元的广告费,把可口可乐的品牌故事说了又说,反复放送。大家经常听到或看到它的故事,以至一讲到某种调味水,脑海里便浮现出欢乐、幸福和青春,而不是蛀牙、肥胖和塑料垃圾。这就是品牌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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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造除了可以应用于产品,当然也能应用于个人。一个贪腐的亿万富翁,也能将自 己营造成穷人的捍卫者;一个笨手笨脚的蠢材,也能将自 己营造成绝对正确的天才;一个对信众进行性侵的宗教领袖,也能将自 己营造成清心寡欲的圣人。公众以为自 己和这个人之间有某种联结,但事实上联结的只是关于那个人的故事,而故事与真人之间常常有着巨大的鸿沟。
就连那只信鸽英雄谢尔·阿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品牌营造活动的产物,目的就是提升美国陆军信鸽部队的公众形象。历史学家弗兰克·布拉奇克<sub>2021</sub>年进行的一项翻案研究发现,虽然谢尔·阿米肯定是在法国北部某处送信时受了重伤,但这个故事却有几个关键点令人怀疑或不够精确。首先,根据当时的军事记录,布拉奇克发现总部早在谢尔·阿米抵达的<sub>20</sub>分钟之前就已经得知这个被困营的确切位置。真正让美军炮火调整方向的并不是谢尔·阿米。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携带惠特尔西少校信息的是谢尔·阿米。当初送信的很可能是另一只信鸽,而谢尔·阿米则是在几周后的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
布拉奇克表示,谢尔·阿米的故事充斥着疑点与矛盾,但因为这个故事对军队有宣传价值,对大众也有吸引力,因此大家选择对疑点视而不见。这个故事这些年来被讲述了一次又一次,以至事实与虚构彻底交缠在一起,再也不可能分开。记者、诗人、电影制片人都在为这则故事添枝加叶,放进更多稀奇古怪的细节,比如,这只鸽子除了被炸断一条腿,还瞎了一只眼,同时被授予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在<sub>20</sub>世纪<sub>20</sub>年代至<sub>30</sub>年代,谢尔·阿米已经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一只鸟。谢尔·阿米死后,遗体得到精心保存,并被安置在史密森尼博物馆供人凭吊,该博物馆是美国爱国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朝圣地。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甚至连被困营幸存者的回忆也受到影响:故事里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布拉奇克讲述了被困营军官谢尔曼·伊格的故事:战后过了几十年,他带着孩子去史密森尼博物馆看谢尔·阿米。谢尔曼说:<sup>“</sup>你们都欠这只鸽子的命。<sup>”</sup>不管事实究竟如何,结果证明,这个长着翅膀的救星自我牺牲的故事实在令人难以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