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1. Wragg Sykes, Kindred ; Hayden, “Neandertal Social Structure?”; Duveau et al.,“Composition of a Neandertal Social Group Revealed by the Hominin Footprints at Le Rozel.”

_19. 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人类简史》第二章^“知善恶树^”：Yuval Noah Harari，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New York：HarperCollins，2015），chap.2; David Graeber and David Wengrow,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 chap.3; and Joseph Henrich,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20），chap.3.关于宗教故 事与仪式如何促成大规模合作，唐纳德·图津对伊拉希塔 （Ilahita）的研究堪称经典。在新几内亚岛，大多数邻近社群人 数就是几百人，但伊拉希塔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做法却能成功联结 39个部落，让总人数达到大约2500人。参见：Donald Tuzin，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Making： A Case Study Among the Arapesh of New Guinea（London：Routledge，2001）;Donald Tuzin, The Ilahita Arapesh: Dimensions of Unity（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2）.关于故事对于大规模合作 的重要性请参见：Daniel Smith et al.，“Camp Stability Predicts Patterns of Hunter-Gatherer Cooperation，”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3(2016), article 160131; Daniel Smith et al., “Coop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Hunter Gatherer Storytelling,”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article 1853; Benjamin G. Purzycki et al., “Moralistic Gods, Supernatural Punish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Human Sociality,”Nature 530 (2016): 327–30; Polly W. Wiessner, “Embers of Society: Firelight Talk Among the Ju/’hoansi Bushme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no. 39(2014): 14027–35; Daniele M. Klapproth, Narrative as Social Practice: Anglo-Western and Australian Aboriginal Oral Tradition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04); Robert M.Ross and Quentin D. Atkinson, “Folktale Transmission in the Arctic Provides Evidence for High Bandwidth Social

Learning Among Hunter-Gatherer Groups,”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7, no. 1 (2016): 47–53; Jerome Lewis, “Where Goods Are Free but Knowledge Costs: Hunter-Gatherer Ritual Economics in Western Central Africa,”Hunter Gatherer Research 1, no. 1 (2015): 1–27; Bill Gammage, The Biggest Estate on Earth: How Aborigines Made Australia (Crows Nest, N.S.W.: Allen Unwin, 2011).

Reveal 50,000-Year-Old Social Network in Africa，”Nature 601, no. 7892 (2022): 234–39; Stewart et al., “Ostrich Eggshell Bead Strontium Isotopes Reveal Persistent Macroscale Social Networking Across Late Quaternary Southern Africa.”

1. Jerome Lewis, “Bayaka Elephant Hunting in Congo: The Importance of Ritual and Technique,” in Human-Elephant Interactions: From Past to Present, vol. 1, ed. George E.Konidaris et al. (Tübingen: Tü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21).

1. Annie Jacobsen, Operation Paperclip: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Program That Brought Nazi Scientists to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2014); Brian E. Crim, Our Germans: Project Paperclip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第三章文件：纸老虎也会咬人

故事是人类最早研发出的重要信息技术，为人类所有大规模合作奠定了基础，也让人类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但故事这种信息技术有其局限性。

要理解这一点，请让我们想想故事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很多国家最早都出现在诗人的想象之中。现在的以色列人回忆起萨拉·阿伦索恩与间谍网络尼利，会说尼利的成员是最早的一批犹太英雄人物，他们在₂₀世纪₁₀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但尼利的成员最早又是从哪里得到建国的想法？答案是受到前一个世代的诗人、思想家与梦想家的启发，如西奥多·赫茨尔，以及哈伊姆·纳曼·比亚利克。

在₁₉世纪₉₀年代与₂₀世纪前十年，乌克兰地区的犹太人比亚利克发表了许多诗歌与小说，哀叹欧洲犹太人的软弱与受到的迫害，并呼吁他们把命运掌握在自 己手里^——用武力保卫自 己，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在那里建立自 己的国家。他最激动人心的一首诗，是在₁₉₀₃年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之后写的，在这场暴力行动中有₄₉个犹太人死于非命，另有数十人受伤。这首题为《在戮城》（In the City ofSlaughter）的诗作一方面谴责凶残的反犹暴徒，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犹太人自身但求绥靖、行事软弱的处世风格。

比亚利克描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场景：一个犹太妇女遭到侮辱，其丈夫与兄弟却躲在一旁，不敢阻止。诗中把犹太男子比作受惊的老鼠，想象他们就只会默默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降下神迹，但神迹始终没来。诗中接着叙述大屠杀后，幸存者非但没想到要武装自 己，反而发起了一场有关犹太法典的争论，讨论那些被侮辱的女性在仪礼方面究竟算是已经^“被玷污^”还是依然^“洁净^”。现在，这首诗仍然是许多以色列学校的指定读物。如果有人想了解，为什么犹太人在充当了史上^“最和平团体^”₂₀₀₀年后，居然打造了一支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这首诗就不容错过。比亚利克有^“以色列的民族诗人^”之称，绝对有其缘由。

比亚利克曾经生活在乌克兰地区，十分熟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受过的迫害，却对巴勒斯坦的情况知之甚少，这就导致了后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比亚利克的诗作让犹太人视自 己为受害者，亟须发展武力、建立国家，却几乎没想过这对于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或者原本就住在中东的米兹拉希犹太人会有怎样灾难性的后果。阿以冲突在₂₀世纪₄₀年代末爆发，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与米兹拉希犹太人被赶出自 己世世代代在中东的家园，而部分原因就是一首在半个世纪前创作于乌克兰地区的诗歌。

当比亚利克在乌克兰地区写作的时候，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正在积极组织从₁₉世纪₉₀年代到₂₀世纪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是基于他出版的两本著作：第一本《犹太国》（TheJewish State，1896）是一份宣言，概述了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第二本《新故土》（The Old New Land，1902）则是一部以₁₉₂₃年为背景的乌托邦小说，描述了赫茨尔预想的繁荣的犹太国家。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同样无视巴勒斯坦的现实，而且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故土》的希伯来文版本上市时，书名为《特拉维夫》（Tel Aviv，在希伯来文中它大致对应^“新故土^”这个语义），而这也就是₇年后特拉维夫这座城市成立时所取的名字。比亚利克是以色列的民族诗人，而赫茨尔则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愿景擘画者。

比亚利克与赫茨尔编造的故事，忽略了当代现实场景中的许多关键事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点是：在₁₉₀₀年左右，巴勒斯坦地区有大约₆₀万人口，其中犹太人只占_6%～ _9%。比亚利克与赫茨尔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却对神话故事极为看重，特别是《圣经》里的那些故事。要是没有那些故事，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根本无法想象。同样影响比亚利克与赫茨尔的，还包括欧洲几乎所有民族在₁₉世纪创造的民族主义神话。身为乌克兰地区犹太人的比亚利克，以及身为匈牙利犹太人的赫茨尔，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贡献，就像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裴多菲·山多尔对匈牙利民族主义，以及亚当·米茨凯维奇对波兰民族主义的贡献。赫茨尔观察了周遭民族运动的发展，随即写下了国家产生于^“梦想、歌曲与幻想^”。

然而，梦想、歌曲与幻想不论多么激励人心，都不足以创造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民族国家。比亚利克虽然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犹太军人，但为了装备和维持一支军队，还必须提高税收、购置武器。赫茨尔的乌托邦著作虽然为特拉维夫这座城市奠定了基础，但要维持这座城市的运转，还不能缺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建置。说到底，爱国的本质绝不是吟咏赞扬祖国壮丽的诗歌，更不是针对外国人与少数民族发表仇恨言论；真正的爱国，是要好好纳税，让所有国人都能享受污水处理系统带来的好处，也能享有安全、教育和医疗保健。

国家要做好这些服务并取得必要的税收，就必须收集、储存和处理海量的信息，包括财产、支付、豁免、折扣、债务、库存、运输、预算、账单和薪水等。但这些信息可没办法变成什么令人难忘的诗歌或让人回味的神话。税务记录的形式就是各式各样的清单列表，从简单的项目记录到复杂的表格与电子表格。不论这些数据集看起来有多琐碎复杂，都会避免采用故事叙述，而宁可采用最无趣的形式，直接列出那些应付与已付款项。诗人可以不管这些单调世俗的细节事实，但税务人员可不行。

除了国家税务体制需要依赖清单列表，所有其他复杂的金融机构也是万般倚重这种形式。企业、银行与股市要想正常运转，绝对少不了清单列表。教堂、大学或图书馆很快就会发现，要想做到预算收支平

衡，除了需要神职人员和诗人用故事迷惑大众，还少不了熟悉各种清单列表的会计师。

清单列表与故事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国家神话能让税务记录合法化，而税务记录则有助于将原本是空中楼阁的故事转化为具体的学校与医院。在金融领域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美元、英镑与比特币之所以有价值，都是因为让大众相信了某个故事，只要银行家、财政部长或投资大师再讲其他小故事，这些货币的价值就会上升或下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想要抑制通胀，财政部长想要通过新的预算，科技创业者想要吸引投资人，靠的都是讲故事。但等到真正管理银行、预算或初创公司的时候，清单列表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清单列表的问题所在以及与故事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清单列表常常比故事单调无聊得多，所以我们很容易记得故事，却很难记得清单列表。这也是人脑处理信息的一个重要事实。人脑经过演化之后，就算是海量的信息，只要把它们塑造成故事的样子，人脑就很容易吸收、保留和处理。比如，印度教神话的重要基础故事《罗摩衍那》足足有₂₄₀₀₀颂，现代版的篇幅约有₁₇₀₀页，虽然长度惊人，但世世代代的印度教徒还是能够熟练背诵。

在₂₀世纪与₂₁世纪，《罗摩衍那》曾经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₁₉₈₇^—₁₉₈₈年推出的₇₈集（约₂₇₃₀分钟）版本是当时全球观看人数最多的电视剧，观众足足超过_6.5亿人。据BBC（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每天播出之前，^“街道上空无一人，商店纷纷拉下铁门，民众会先沐浴净身，还给电视戴上花环^”。在₂₀₂₀年新冠疫情期间，这部剧集被重新播出，结果再次成为全世界观看人数最多的剧集。现代电视观众已经不用再去记住任何台词，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史诗剧、侦探惊悚片或肥皂剧的情节错综复杂，观众却都能如数家珍，轻松回忆起每个角色是谁、与其他众多角色是什么关系。这分明是种记忆壮举，但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很少想到这有多么了不起。

我们之所以能把史诗与长篇剧集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人类的长期记忆特别适合记住故事。正如肯德尔·黑文₂₀₀₇年的著作《故事明证：科学背后故事的惊人力量》（Story Proof ： The Science Behind theStartling Power of Story）所言：^“人类的思想……需要靠故事与故事架构作为主要蓝图，以了解、解读、记忆与规划我们的生活_……生活就像故事一样，因为我们会以故事的方式来思考。^”黑文引用了超过₁₂₀篇学术论文，认为故事就是一种在^“沟通各种事实、概念、情感和只可意会的信息^”时效率极高的载体。

相较之下，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背诵清单列表却没那么简单，而如果电视剧的内容是朗读印度的税务记录或年度预算，应该也没太多人想看。那些用来帮助背诵清单列表的方法，通常需要把清单项目编成一段有情节的故事，但就算用上这些帮助记忆的办法，又有谁能真的记下自 己国家的税务记录或预算？这些信息可能非常重要，影响着公民能享有怎样的医疗保健、教育与社会福利，但人脑至今不适合去记忆这些信息。人脑能够记住民族诗歌与神话，但复杂的国家税收与管理系统要想运作，就必须靠一种独特的、非生物的信息技术^——书面文件。

^“杀掉^”贷款

关于书面文件这项技术的发明时间与地点，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最早的例子来自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一块儿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上写着日期为乌尔国王舒尔吉统治第₄₁年（约公元前₂₀₅₄^—前₂₀₅₃年）的₁₀月₂₈日，记录了当时绵羊与山羊每月的交货量：₁₀月₂日交了₁₅只，₃日交了7只，4日11只，5日219只，6日47只，就这样一路记下去，最后是₂₈日交了₃只。根据那块泥版的记载，该月收到的羊总共有₈₉₆只。对王室来说，记录这些交货量非常重要，一方面是要了解子民是否顺服，另一方面是能掌握手上可用的资源。这种事要记在脑子里很不容易，但对具备知识的抄写员来说，记在泥版上却很简单。

就像故事以及历史上其他信息技术一样，书面文件不一定能够准确呈现出现实。比如乌尔的泥版就有个错误。这份文件写着当月总共收到₈₉₆只羊，但现代学者把数目加总，发现其实是₈₉₈只。显然当时的抄写员在加总的时候犯了错，而泥版就把这个错误长长久久地保留了下来。

然而，不论这个现实是真还是假，书面文件都创造出了新的现实。文件记录下财产、税收与支付的相关信息，能更容易打造出行政体制、王国系统、宗教组织和贸易网络。说得更具体一些，文件让人有新的方法创造主体间的现实。口述文化是通过讲故事创造主体间的现实，许多人不断重复讲这个故事并记住它。在这种时候，大脑的容量会对人类创造的主体间现实形成限制。要是大脑记不住，这样的主体间现实也就创造不出来。

但书面文件打破了这个限制。这些文件并不是要呈现什么客观的经验现实，它们就是现实本身。后续章节会提到，书面文件打造的先例与模式，后续将会由计算机来接手使用。现在计算机创造主体间现实的能力，其实就是当初泥版与纸张力量的延伸。

在这里，让我们以^“所有权^”这个重要的概念来说明。在没有书面文件的口述文化社群里，要创造出^“所有权^”这项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靠的是社群成员的言语与行为。那么，所谓^“拥有一块儿土地^”，就代表邻居都说这块儿地是你的，而且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只要未经你许可，他们就不会自 己跑到这块儿地上盖房子、养鸡养鸭、偷摘水果等。所以，所有权的创造与维护，靠的是大家不断这么说或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在这种时候，所有权就是一种地方性事务，某个遥远的中央政权很难控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哪个国王、大臣或神职人员能记得住几百个偏远村庄的每块儿地分别是谁的。这也限制了个人主张与行使绝对财产权的能力，但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权。举例来说，邻居或许能认同你有权在某块儿土地上耕作，但并不认同你把这块儿地卖给社群以外的人。

在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拥有一块儿土地就意味着在泥版、竹片、纸张或芯片上记载着你对那块儿土地的所有权。就算你的邻居在那块儿土地上养羊很多年，而且没人说那块儿土地是你的，但只要你能拿出官方文件，证明那块儿土地是你的，法院就会强制执行你的主张。相反，就算所有邻居都说那块儿土地是你的，而你却拿不出任何可以佐证的官方文件，这下就只能祝你好运了。在这里，所有权仍然是一种通过交换信息创造出的主体间现实，只不过信息的形式现在是书面文件或电子文档，而不再是人类的言语和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中央机关完全有能力制作并持有相关文件，进而判定所有权归属。也就是说，你现在只要把相关文件转让给其他人，不用征得邻居许可，就能够出售土地。

说到用文件来创造主体间现实的力量，古亚述方言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方言里，文件就像是能够杀死的生物。在债务偿还之后，贷款合约就会被^“杀掉^”。至于做法，则是直接把记录合约的泥版毁掉、在泥版上加一些标记，或者破坏掉封印。贷款合约并不是为了呈现现实，合约本身就是现实。如果有人还了贷款却没^“杀掉^”文件，这笔债务就仍然存在。相反，如果尚未还清贷款，但文件却以某种方式^“死了^”——比如被狗吃了^——债务也就不复存在。金钱也是如此。如果你家狗吃了一张百元美钞，这百元美钞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舒尔吉统治的乌尔、古亚述以及后来的许多政体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依赖的文件都创造了现实，而不只是呈现了现实。在起草宪法、和平条约与商业合同时，律师、政治人物和商人会对每个词语进行长达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争论，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些文件的威力。

官僚制度

每种新的信息技术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瓶颈，一些老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新问题会随之出现。公元前₁₈世纪₃₀年代初，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帕尔城有一位女祭司叫娜拉姆塔尼，她用泥版给亲戚写了一封信，请他把家里的几块儿泥版寄给她。她解释说，自 己的遗产继承权被质疑，她需要这些文件，用以在法庭上证明自 己说的都是真的。这封信最后以恳求的语气写道：^“拜托，不要不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