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 20周年纪念版

比特的发送和运动必然也包含了过滤和筛选的过程。媒体公司除了干别的，还扮演星探的角色，而它的发送渠道则成为舆论的试验场。但到了一定程度，作者也许不再需要这个论坛。在数字化时代中，迈克尔·克莱顿[直接在电子网络上卖书，一定会比经过出版商赚得更多。克诺夫出版社，抱歉了！[9]

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pushing）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计算机）“拉”（pulling）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这是一个剧烈的变化，因为我们对媒体的整个概念是，通过层层的过滤之后，把信息和娱乐简化为一套套“要闻”或“畅销书”，再抛给不同的“受众”(audience)。当媒体公司如同杂志一样，越来越朝“窄播”（narrowcasting）的方向迈进时，它们也在把比特推销给一些特殊兴趣团体，如汽车玩家、阿尔卑斯山滑雪迷或葡萄酒瘾君子等。我最近想到一个点子，就是专为失眠者办一个杂志，而且聪明地利用深夜电视节目的时段做广告，那时候广告价格还特别便宜呢。

信息业会变得更像服饰业。全球的信息公路都是它广大的市场，顾客则是大众和他们的计算机代理人。这个数字市场真的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市场只有当我们改进了人和计算机之间的界面，使得人与计算机的对话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时，才会真正出现。

Part1 | 比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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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Crichton)，美国畅销小说作家，《侏罗纪公园》等书的作者。

[9]克诺夫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商。

个性化界面

1. 创造完美的人性世界

为什么“数字化生存”如此辛苦?

多年来，我每天至少在计算机面前度过3个小时，但有的时候，我仍然发现自己饱受折磨。搞懂计算机就和搞懂银行结算单差不多同样困难。为什么计算机(以及银行结算单)非得毫无必要地弄得这么复杂呢？为什么“数字化生存”竟是如此辛苦呢？

其实，计算机并不复杂，数字化生存也不需如此辛苦。计算的发展速度飞快，但直到最近，我们才获得了足够的成本低廉的计算能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用来改进人与计算机的双向交流。过去，把时间和金钱花在用户界面上，会被认为是愚蠢而浪费的行径，因为计算机的运行周期太宝贵了，应该把它全花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花在人的身上。

科学家会从许多方面论证简单生硬的界面的合理性。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好几篇“学术”论文问世，论述黑白显示器为什么“优于”彩色显示器。彩色没什么不好。整个研究圈子不过一心想为他们无力以合理的成本制造出好的界面而辩护罢了；或者，说得更难听一点，他们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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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

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我们这群致力于研究人机界面的人，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受到公然的蔑视。尽管后来这一领域逐渐得到认可，但是我们的工作仍然被视为旁门左道。

只要回想一下你上一次按了电梯按钮之后灯却不亮的情景，你就能体会到感知、生效和反馈有多么重要了。电梯不亮的原因也许是灯泡烧坏了。但你心里一定万分沮丧，开始怀疑：电梯听到我的指示了吗？由此可见，界面的设计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1972年的时候，全球总共只有15万台计算机。然而从现在起直到2000年，单单英特尔一家集成电路生产商，就预期可以每年售出1亿枚芯片（而我认为他们还大大低估了市场的潜力)。50年前，使用计算机就好像驾驶登月艇一样，懂得机器操纵魔法的人寥寥无几。那时的计算机语言极为粗糙，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语言可用(只有许多拨动开关和一闪一闪的灯泡)。我的看法是，科学家曾经下意识地想保持计算机的神秘性，就好像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僧侣，刻意维护自己独尊的地位，或像当时的某些人，要独自把持古怪的宗教仪式一样。

今天，我们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致命的反应

当人们谈到计算机的样子和它给人的感觉时，其实他们指的是“图形用户界面”，也就是“行家”所说的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1971年左右，施乐公司开始研究GUI，后来又有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几个地方介入，这种界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10年后，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凭着他的智慧和毅力，推出了麦金托什机（Macintosh)，使GUI得以在一种真正的产品中出现，有关它的研究才达到了高潮。麦金托什机使整个计算机市场向前跨越了一大步，相形之下，后来市场上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其他计算机公司花了整整5年时光，来模仿苹果计算机的技术。然而即使到了今天，在某些方面，它们的成果依旧比苹果计算机逊色。

Part 2|个性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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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使机器更能为人所用的过程中，人类几乎把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改进人与机器接触时机器对人的感应和作出更好的物理设计上。界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一个传统的工业设计(industrialdesign)问题。就好像设计茶壶和把子的人，要考虑把手的形状、传热程度，并防止表面出现疤痕一样。

设计驾驶舱是一大挑战，不只是因为驾驶舱中有众多的开关、按钮、转盘、仪表，还因为两三种类似的传感输入装置可能会相互干扰。1972年，一架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的L1011型客机失事坠毁，原因是飞机起落架没有放下。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声音和机上计算机的哔哔声掩盖了警告讯号声，使机组人员没能听到。这真是致命的界面设计。

我家里从前有一台非常聪明的录像机(VCR)，能够近乎完美地辨认出我的声音，而且很清楚我的喜好。只要我说出节目名称，它就会帮我录像存档。有时候，甚至不劳我开口，它可能就会自动帮我录好。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儿子上大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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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

最近6年多来，我不曾再录过一个电视节目。不是因为我不会录，而是因为就耗费的力气而言，录像的价值太低了。录像过程毫无必要地困难。更重要的是，大家一直把录像机和遥控器的使用，看成按钮问题。但是界面不仅和计算机的外表或给人的感觉有关，它还关系到个性的创造、智能化的设计，以及如何使机器能够识别人类的表达方式。

一只狗在百码之外就可以通过你的步态认出你来，然而计算机却甚至连你在哪儿都不知道。你生气的时候，几乎任何一只宠物都会察觉气氛不对，但是计算机却一片茫然。甚至连小狗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而计算机还是懵懂无知。

下一个10年的挑战将远远不止是为人们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质和更易使用的图形输入装置；这一挑战将是，让计算机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词、表情和肢体语言。当你说“Kissinger”(基辛格）和“kissingher”（吻她）时，计算机应该能分辨个中差异。但这并不是因为它能找出声音信号上的微小差别，而是因为它懂得你的意思。这才是好的界面设计。

今天，人机交互的负担全部落在人的肩上，就连打印一个文件这样家常便饭的事情，都可以把人搞得疲惫不堪，简单就是装神弄鬼的巫术[1]，而不像体面的人类行为。结果，许多成年人掉头他去，自认为是不可救药的计算机盲。

这一切都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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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 voodoo，指伏都教，一种西非原始宗教，现仍流行于海地和其他加勒比海诸岛的黑人中。

漫长的旅程

1968年，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和斯坦利·库布瑞克(Stanley Kubrick）因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记》（2001:A SpaceOdyssey）同获奥斯卡奖提名。奇特的是，他们在拍完电影之后才出书，克拉克得以在看过初剪的毛片后，修改他的小说手稿(电影是根据更早的一个故事版本拍摄出来的)。影片使克拉克可以根据电影场景模拟书中的情节，并锤炼原先的构想。在这本书付梓之前，他已经实际看到和听到他的构想。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笔下的主角一—一台名叫HAL的计算机，能如此出色地描绘出未来的人机界面的原因(HAL同时也是致命的)。需要说明的是，HAL的名字与IBM无关(有人推测出H、A、L恰好分别是I、B、M前面一位的字母)。HAL的语言能力绝佳（能听懂别人的话，也能清晰地表达)，见解超凡，而且十分幽默，这表明它的智商很高。

几乎又过了1/4世纪，才出现了另一个完美的界面典范一—知识导航员（The KnowledNaigatm)。苹果计算机当时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委托制作了这盘录像带，它也具有电影般的效果，被称作原型录像。斯卡利写了一本书，名字也叫做《漫游记》(Odyssey)，书的结尾提到了“知识导航员”的构想，后来就变成这盘录像带的内容。他希望通过录像带，描绘出未来超越鼠标(mouse）和菜单（menu)的界面。他做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工作。

在《知识导航员》录像带中，可以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教授，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平平的书籍模样的装置，处于打开状态。在这个装置的显示器的一角，出现了一个打着领结的人，也就是这部机器的化身。教授请这位机器代理人帮他准备演讲稿，还分配了几件工作给它，这位代理人偶尔也会插进来提醒教授其他的事情。它能看、会听，还对答如流，和一般的助手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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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

HAL和知识导航员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表现出超凡的聪明才智，以至于物理界面本身几乎消失不见了。这就是界面设计的秘诀：让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物理界面的存在。当你第一次和某人晤面时，可能会非常注意他的相貌、谈吐和仪态，但是很快地，你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谈话内容上，尽管这一内容仍然主要通过说话的音调和面部表情来表达。

好的计算机界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表现。界面应该设计得像人一样，而不是像仪表板一样。

另外，大多数界面设计人员一直在顽固地试图使笨机器更容易为聪明人所用。他们在美国人所谓的“人性因素”(humanfactors）[2]或欧洲人口中的“工效学”(ergonomics）[3]的领域各领风骚，研究人体如何运用感觉和反应器官来配合身边环境中的工具。

电话听筒或许是世界上设计得最多也最滥的一种设备了，但仍然十分不尽如人意。移动电话的差劲界面令录像机都相形见绌。一部班和欧路森（Bang&Olufsen）电话机根本不像电话，而像雕刻品，比旧式的

Part 2|个性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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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uman-factors engineering意为“人类工程学”，是一门把人类行为学知识应用于机械和设备的设计的学科，它把使用者看作人机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使机械和人都能发挥最佳作用。

[3]工效学，一门研究如何使工作及工作条件最适合工作者、以发挥其最大效能的学科。

黑色转盘电话还难用。

更糟的是，电话的“功能”往往多得离谱。电话号码存储、重拨功能、信用卡管理、电话等候、电话转接、自动应答、电话号码过滤等各种功能，全都挤进了只有巴掌大小的话筒中，让我们简直没有办法使用。

我不但不想要所有这些花哨的功能，我甚至根本不想拨电话。为什么设计电话的人全都不明白，没有人爱拨电话，我们只想利用电话来和别人取得联系！

像拨电话这样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我们都愿意别人代劳。这使我想到，电话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听筒设计，而在于我们能否设计出可以塞进口袋里的机械秘书。

与计算机共生

计算机界面设计始于1960年3月，当时杰·西·里克莱德(J.C.R.Licklider)发表了他的论文《人与计算机共生》（Man-ComputerSymbiosis)。大家都亲切地称里克莱德为里克，他是位实验心理学家和声学家，在这两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后来成为计算机计算的信徒和救星，主持了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早期的计算机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应邀为卡内基委员会（CarnegieCommission）一份关于未来电视的报告撰写附录。正是在这份附录中，里克提出了“窄播”的说法。然而，里克当时没有料想到的是，他的两大贡献，“人与计算机共生”和“窄播”注定要在20世纪90年代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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