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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和科学的理论)。
最后,我们对互联网的思考一定会达到一个层面:在充分联网的环境下,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构成人的定义?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人性?这其实是互联网文明的可能性问题,最终的含义是人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可能会到达“后人类状态”。
同和尼葛洛庞帝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建筑学家威廉·J·米切尔(WilliamJ.Mitchell)有一个比喻:人不过是猿猴的1.0版。现在,经由各种比特的武装,人类终于将自己升级到猿猴2.0版。谈到“后人类”,让我援引一下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的话,作为《数字化生存》20周年中文纪念版的译者感言的结尾:“如果说我的噩梦是在一个后人类文化中,人们只把他们的身体作为时尚的配件而不是存在的基础,那么,我的梦想则是,后人类在拥抱信息技术的可能性的同时,没有被无限的权力和无身体的不朽的幻想所诱惑,承认和庆祝作为人类条件的有限性,并且理解人类生活被嵌入于一个复杂的物质世界之中,我们的持续生存端赖于这个世界。”(《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
换句话说,数字化生存之时,也需要原子。比特将与原子相依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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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20周年纪念版出版序
启示未来
文/刘九如
记得1994年年底,我去美国Las Vegas参加当时计算机领域异常火热的Comdex展览会,专访时任微软总裁比尔·盖茨(BillGates)和IBM总裁郭仕纳(LouisV.Gerstner)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我谈论一个新的词汇—网络计算,认为随着网络的发展,人类将从“计算机计算的时代”,进入到“网络计算时代”,IT应用将从专业走向大众,IT产业将开启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我以关注新事物的记者敏锐和追逐产业新潮流的职业兴奋,连夜撰写了一篇《网络计算时代已经到来》的长篇综述文章,迅速传回《计算机世界》周报刊发。回京以后,众多IT业界朋友多次约我交流,向我咨询并索要比尔·盖茨和郭仕纳谈话的原始材料。
随后不久,中国IT业界的网络大潮勃然形成。1995年马化腾和丁磊分别在深圳和宁波做起了BBS网站的站长,马云在杭州创办了“中国黄页”网站,张树新在北京创立了“瀛海威时空”,并在海淀路口竖起了“中国人离信息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那块著名的广告牌;1996年发明“中文之星”输入法的王志东开通了四通利方网站;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张朝阳,模仿雅虎,回国创办了名叫搜狐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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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搜索引擎。
尽管如此,网络和数字化在中国大众心目中,当时还是非常专业的词汇,我主编的《计算机世界》尽管在行业影响不小,但总是被归入专业人士阅读的技术类报纸;包括我撰写的那篇综述文章,尽管被《新华文摘》等众多媒体转载,但也还是被看作“专业文章”,社会大众离网络和数字化生活似乎还很遥远。
启蒙中国社会大众迈向网络时代和数字化生活的,是《数字化生存》一书。我了解这本书,是此书中文版出版前从美国IDG董事长麦戈文先生那里听说的。麦戈文先生是我所主编的《计算机世界》的美方合资股东,他每年来中国2\~3次,每次都要把我们的编辑团队找到一起,花2个小时向我们交流和介绍美国IT业界的一些新的发展情况。他不止一次提到《连线》杂志,并提到一个叫NicholasNegroponte的作者在《连线》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印象中,我还专门让一个英文较好的技术编辑跟踪过这个专栏,但这个编辑总认为Negroponte的文章泛泛,没有谈太多的新技术而不了了之。后来有朋友送我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数字化生存》这本书,才知道作者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就是根据自己在《连线》杂志发表的专栏文章综合编辑而成。
《数字化生存》一书,我应该至少读过两遍,它首先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一方面,正是因为受此书观点的影响,我意识到IT产业必将从专业走向大众,互联网和数字化必将主宰我们的未来。于是,我将当时市场大热的《计算机世界》报的内容定位,从主要针对企业信息技术主管提供技术与应用方案,转变为针对大众消费者如何应用网络改变生活,并随后开辟《数字生活》专栏,大胆刊出《逃往中关村》的小说连载;后来又积极参与创办《电脑爱好者》、《消费电脑世界》和《IT经理世界》等杂志,不仅促使《计算机世界》周报发行量大增,影响力骤升,而且推动报社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刊集团,我也因此从总编辑,成为社长和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总裁。另一方面,也让我本人对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憧憬,对当时风靡一时的“SecondLife”(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网络虚拟平台)极力推崇,在《数字生活》专栏撰写多篇文章介绍,引导社会大众到网络空间演绎更加精彩的“第二人生”;同时,发起组建“中国.COM”沙龙,推动马化腾、王志东、张朝阳、丁磊、李彦宏、张树新及杨致远等成为网络英雄;先后走访200多家互联网企业,撰写了大量有关应用网络改变大众工作与生活的文章,促使自己与中国互联网20年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因“为中国互联网发展鼓与呼”而被中国互联网协会推选为“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100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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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给中国大众带来了数字化环境下的新的生存观,它向社会大众畅想从网络中获得信息、从游戏中获得知识、从应用中开启创业,这是何等的新鲜和惬意。由此,我认为,对中国大众来说,这本书的出版意义在于:
一是大众启蒙。读完此书,人们仿佛走出“中世纪”,看到了更加五彩斑斓的世界,积极跟上了互联网的发展步伐,快速适应了数字化生活,并引领了互联网的应用。
二是开阔视野。通过此书,让国人看到了当时我国与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及网络发展的距离,逼使业界同仁抓住机会,从起步时的新浪、搜狐、网易三小巨头,到今天的腾讯、阿里、百度三大巨头,促使中国的互联网超越了世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
三是契合发展。这本书的预言预测,无论应验多少,简单回顾和梳理,我们都可以发现,书中的众多观点,与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发展是如此密切的契合,甚至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也非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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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上述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各位读者也许已经意识到我们今天再版《数字化生存》一书的意义。一本如此深刻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促使社会大众迈向数字化生活的书难道不应该珍藏一本吗?不仅如此,我认为再版此书的意义至少还有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越和引领世界,但是中国互联网过去20年的发展具体创造了哪些经验,形成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未来将走向何方?我们需要总结和研究。
二是社会大众都意识到,数字科技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等也带来种种冲击和许多需要深思的问题,包括目前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产业如何避免马化腾所说的“一觉醒来就可能稀里哗啦”的担忧呢?需要我们研究与预测。当前的中国,急切需要诞生未来学家和预言家,我们再版这本书,也寄予了这方面的期望。
三是创新无止境,无论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持续引领发展,还是社会大众未来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进一步改变工作和生活,还需要开启更多的创新行动,正如尼葛洛庞帝的那句名言:“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期待更多读者从此书中得到启发,用更多积极创新的行动去尝试未来。
人生的绚丽和生动永远在于远方。只有不断整理旧日的思绪,化成远方的星光,来映照我们脚下的阡陌,延伸我们的步履,我们的现实空间和切实生活才会闪烁出诱人的色彩,渲染出更加夺目的缤纷。期待收到此书的读者,能因此更美好地畅想和深化你的数字化生活。
(刘九如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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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中文版问世20年推荐序
从“数字化”到“生存”——重读《数字化生存》
文/段永朝
20年前胡泳、范海燕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中国互联网启蒙的经典著作,打那以后,尼葛洛庞帝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相信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自己一口气读完后,那种心潮澎湃的思绪。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迄今仍精心收藏着这部译作1996年的首版,以及夹在书中业已泛黄的读书笔记。
两句话的震撼
《数字化生存》留给我最深印记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译者序的结束语,“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另一句是印在图书封面上的“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两句话每次读来,似乎都让人醍醐灌顶。
从第一句说,对当年那些刚刚了解“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刚刚了解尊重客观规律意味着什么,刚刚明白科学预测、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重要性的人来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无疑是一声惊雷。这是全新的未来观,更是响亮的行动主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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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洋彼岸的硅谷吹来的阵阵新风,用80286、386、486一代又一代超级计算机,用炫酷的多媒体终端,用雅虎、美国在线、亚马逊电子商务网站、谷歌搜索,用泥巴(Mud)游戏、卡斯帕罗夫与IBM深蓝计算机的人机大战,向这个心神不宁、燥热喧闹的国度,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正在到来的未来”。
未来,不再是满怀憧憬的期待,或者站在原地的等待。我们奔跑、追赶,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前方被“造出来”的路,一次又一次惊叹于这种被“造出来”的感觉。
老实说,这种感觉已经存在了20年。
老实说,这种感觉越来越不那么单纯是兴奋、震惊,或者醍醐灌顶;这种感觉,越来越五味杂陈。20年后重读,尤为如此。
另一句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句话,刚开始听上去有点玄虚,还有点庄重。可以说,《数字化生存》整本书,就是为了论证这一句话。今天,这个判断似乎已经成为常识。数字化浪潮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工作、组织、学习、生产、消费等各个角落,而且,脚步并未减缓。
尼葛洛庞帝书中大篇幅地讲述的数字电视、电子书、交互游戏,早已稀松平常;尼氏畅想的智能手表、可穿戴装置、家用机器人,正热火朝天。他在书中忠告的箴言,业已成为数以亿计网民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交互设计、个体化时代到来、去中心化、数字化赋权、原子向比特迁移、距离消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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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digital |数字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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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葛洛庞帝预言的“奔向临界点”、“重建世界/信息DNA”的浪潮,正在以他那个年月尚无法想像的方式,以无人驾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神经网络、意念控制、纳米医学、“更具有人格的计算机”的方式,汹涌而来。
这两句话,依然震撼,但今天重读,又不止是震撼。
媒介与信息
2016年,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出版20周年。3月底在杭州参加阿里巴巴湖畔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与胡泳在一起,他提到正筹备《数字化生存》20周年纪念版的事情,并向我约稿。
这部书在我自已的阅读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于是我满口允诺,写一篇纪念文字。
几个月过去了,交稿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思路。
重读畅谈未来的著作,最大的诱惑、也是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盘点作者的全部“预言”。我从书架上找出这本书,努力把记忆拉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渐次梳理一年又一年跌宕起伏的业界风云,常常止不住地赞叹作者深邃的洞察。当然,也有个别笨拙的“失言”之处,但统统不要紧(比如第177页,尼氏猜测2000年世界网民就会达到10亿,实际达到这一数字要到2006年)。如果苛求作者每言必中,那倒是显得多少有点浅薄。恰恰是作者彼时彼地的时代处境,让那些睿智与迷障共处同一时空。
尼葛洛庞帝是媒体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调侃起传统媒体的败相来,毫不留情。比如这句,“高清晰度电视就是个笑话!”(P30)还有这句:“著作权法已经完全过时了。它是谷登堡时代的产物”(P51)。
《数字化生存》中文版问世20年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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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体中人,我钦佩尼氏对媒介的洞悉,并从我自身在媒体从业15年的历程,得到会心的印证。诚如尼氏所言,站在传播者一端,以广播模式传播的旧媒介已经消亡,“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P79)。
但是,重读《数字化生存》,在为尼葛洛庞帝点赞的同时,也不由得有一点后知后觉的感悟:尼氏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一幅个性化的、流动性的、随处感知的新媒体形态,“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P171),并断言“界面设计的秘诀”,就是“让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物理界面的存在”(P87)。
这些睿智十足的预言,听上去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但道理何在?这恰恰是尼氏未加以深入分析的,也恰恰是今天自媒体、互媒体、社交媒体等四面开花的时候,人们急迫地想探究的。
关于媒介演变的实质,尼氏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媒介不再是信息”(P55)。
这句有模仿“嫌疑”的话,与被模仿者、被誉为数字媒介领袖的麦克卢汉完全不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断语流传甚广。两位为何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至少从尼氏的著作中,我没有找到答案。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是试图解构媒介形式与内容的两分法。媒介即信息,是麦克卢汉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所表达的内容,再也不能与承载内容的形式割裂开来,媒介形态本身就在影响、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本身就已经具备信息的价值。麦克卢汉是在电视与广播媒介,以及电信技术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做出这一阐述的。与传统的印刷媒介不同,电媒(包括广播电视和电信)本身即具有强力的时空穿透力和行为塑造能力,以至于麦克卢汉说“电光,就是纯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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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尼氏做出的媒介不但是信息的论断,也是从技术这一角度来看的。通过数字化、计算机和网络,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信息的传递载体,也不单纯是承载意义的信息,媒介就是存在本身,就是意义本身。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媒介一信息关系论,指向的是媒介的去中介化的话,尼氏的媒介信息关系论,就彻底消解了媒介存在的理由。
但遗憾的是,尼葛洛庞帝并未就此深入写下去。他还是依旧沉浸在对数字改变世界的极度兴奋中,不厌其烦地做出一个又一个描绘和断言。
重读尼葛洛庞帝,如果这些曾经令人信服、如今疑窦重生的词语涌上心头,我觉得这反倒是对作者的敬意,而不是苛责。
姜奇平在2016年5月20日网络智酷举办的《新经济:信息时代中国升维路线图》(王俊秀著)一书的研讨会上,对诸如此类的现象,有一个新的解释,他称为“复杂性的升维”。
界面的消失、媒介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物物理形态的消灭,而在于这种存在物存在形态的演化,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深刻变化。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书中期待的那样:“计算机将为人们读报,看电视,而且还能应人们的要求,担任编辑工作。”“《纽约时报》先发送出大量的比特,可能包括5000篇不同的文章,你的电子装置再根据你的兴趣、习惯或者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你想要的部分”(P12)。
这并非简单地将主导权从编撰者交到消费者手里,不是简单的物理转换,而是复杂性范式的内化。
《数字化生存》中文版问世20年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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