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 20周年纪念版

“无论何事、何时、何地”的电视

全球电话业最资深的几位经理人员把“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Anything，anytime，anywhere)这句话念得朗朗上口，好像是一首歌颂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的诗歌一般。但我的目标（我想你的目标大概也会如此）是，除非是适时的、重要的、有趣的、相关的或者能激发我的想象力的事情，否则的话我宁可“没有任何事情，永远也不会，不在任何地方”(Nothing，never，nowhere)。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是用它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

15000个电视频道

当我们听到1000个电视频道的说法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即使没有卫星，我们每天在家里也已经可以接收到1000多个电视节目。这些节目24小时连续播放，包括在一些很奇怪的钟点也一样播放。假如我们把《卫星电视周刊》（Satellite TVWeek)上面列的150多个电视频道也包括在内的话，我们一天可以收看到的节目又多了2700个或更多。

假如你的电视能把每个节目都录下来的话，你所获得的选择就已经5倍于大多数人心目中信息高速公路所能提供的数目。假定说，你不保留所有的节目，而让你的电视代理人挑出其中一两种你可能感兴趣的节目，录下来供你以后随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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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电视扩展为一个拥有15000个电视频道的全球构架，这时我们会发现电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有些美国人可能会收看西班牙电视来提高他们的西班牙语水平，其他人可能会收看瑞士有线电视第11频道上未加剪辑的德国成人节目（在纽约时间下午5点播出)，而200万希腊裔美国人可能会很有兴趣地观看希腊3家全国性电视台或7个地区性频道的节目。

或许，更有趣的是，英国人每年会花75小时转播国际象棋冠军争夺赛，而法国人则会花80小时收看环法自行车大赛。美国的棋迷和自行车迷自然也会乐于观赏这类节目一—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假如我正打算造访士耳其的西南海岸，我可能没法找到一部关于博德鲁姆（Bodrum）这个地方的纪录片，但是我可以从《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Service，PBS）、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和其他几百种资料来源中，找到有关建造木船、晚间捕鱼、海底古迹、东方地毯等的影片片断或图片。我可以把这些片断组合起来，编辑成一个恰好适合我的特殊需要的片子。这个片子不太可能赢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金像奖，但是这并不重要。

视频点播能够为纪录片，甚至令人生厌的商业信息片（infomercial)注入新生命。数字化电视代理人能够编辑在空中传送的电影，就好像大学教授运用不同书本的章节及不同杂志的文章，编辑文选一样。著作权律师们，系好安全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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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1993年，美国售出了350万部家用摄像机。虽然家庭自制的录像带终究还赶不上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准(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大众媒体的意义已经不限于制作精致的专业水准的电视节目了。电信管理人员都知道，我们需要宽带来把信号输入家庭，但是他们看不透的是，反方向的传输也需要同样高容量的频道。互动式计算机服务中的做法把这种不对称状况合理化了：有时传给你信息时使用的是高带宽，而接收你的信息时使用的则是低带宽。其中的原因是：我们大多数人打字都比阅读慢得多，而识别图像则比画出图像快得多。

但是，在视频服务中，这种不对称并不存在。频道必须是双向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对祖父母还是对没有得到子女监护权的离婚父母而言，电信会议未来都将成为绝佳的消费性媒体。

这是指活的视频信息。想想看“死的”会是什么样。在不久的将来，就像今天经营电子公告牌的57000名美国人一样，个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经营电子视频服务。未来电视的面貌会逐渐变得像今天的互联网络一样，充斥着小规模的信息制作人。几年后你可以跟朱丽叶·蔡尔德(JuliaChild)[1]或某个摩洛哥的家庭主妇学做蒸粗麦粉，也可以和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er)[2]或法国勃艮第（Burgundy)的葡萄酒商共同发掘品酒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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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丽叶·蔡尔德(1912—2004)，美烹调书籍作家，经常在电视上现身说法。

[2]罗伯特·派克，美国品酒名家。

拓扑学的逻辑

目前，信号进入家庭的电子路径有四条：电话、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空中广播。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拓扑学（topology）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模式的交替上。如果我要在相同的时间，把相同的比特传送给美国大陆的每户人家，我显然应该利用一颗覆盖范围横跨东西海岸的卫星。这样做最符合拓扑学的逻辑。有些行为，比如说，把比特传送给美国境内22000个电话交换机中的每一个，就不符合这一逻辑。

相反地，假如我要传送的是地方性新闻或广告，空中广播就是不错的方式，有线电视则更理想。电话在点对点的情况下，功效最佳。假如要我单纯依据拓扑学的逻辑来决定采用哪一种媒体，我会用卫星来转播橄榄球超级杯赛（SuperBow1)[3]，而用电话网络来传送互动式、个人化的“每周华尔街报道”(WallStreetWeek)。我们可以根据某一种路径最适合哪一种比特，来决定究竟是通过卫星、空中广播、有线电视还是电话网络来传输信号。

改写距离的意义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许多人总是提醒我这一点，好像我是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每个频道都希望广开财源，因此往往尝试去做自己最不擅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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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全国橄榄球联合会自1967年起每年举行一次的决赛。

比方说，有些同步卫星的经营者想要提供以陆地为基地的点对点网络服务。除非是你提供服务的地区正试图克服某些特别的地理或政治障碍，例如岛屿地形或新闻审查制度，否则和有线电话网络的优点相比较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同样道理，如果要利用空中广播、有线电视或电话系统等路径把橄榄球超级杯赛的比特同时传送到每家每户，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特终究会慢慢地，在适当的时候，转移到适当的信道上。如果我想看去年的超级杯赛，利用电话拨号方式来收看，最合乎逻辑（而不是等着看哪家电视台会重播这场比赛)。赛完之后，超级杯赛一下子变成了档案材料，因此适合的播放信道也就和现场转播（“活”的资料）时截然不同。

每一种传输信道都有自己的一些反常之处。当你利用卫星把信息从纽约传送到伦敦的时候，信息经过的距离只不过比从纽约用同样办法传到邻近的纽瓦克（Newark）多5英里。

因此，只要位于某个卫星涵盖范围之内，不管你是从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打电话到同在纽约的公园大道还是远从纽约时代广场（TimeSquare）打电话到伦敦闹市区的皮克迪里广场（PicadillyCircus)，通话的费用应该相同。

光纤同样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输比特的费用问题。当我们用一条光缆干线在纽约和洛杉矶之间传输比特时，这种远距离的光缆传输比起用郊区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电话网络传输来，究竟是更便宜，还是更昂贵，实在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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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事实上，互联网络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离这回事。在互联网络上，似乎距离还往往起了反作用。与近距离的通信对象相比，我常常更快地收到远方的回信。由于时差的缘故，远方的朋友可以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回信，因此感觉上反而好像离得更近。

当我们把与互联网络相类似的传输系统用于大众娱乐世界中时，地球就变成了单一的媒体机器。今天，装了碟形卫星天线(dish）的人家已经可以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节目。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罢了。

关于比特的比特

要对付大量的电视节目，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完全由代理人代劳。

尽管再过30年，未来的信息处理机器能像你我一样了解影像的含义，但是，机器所了解的影像内容仍然会局限于特定的领域，例如自动取款机的脸孔辨识功能。这和计算机能直接从电视影像中了解到辛菲尔德刚刚又吹了一个女朋友，还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需要一些能以关键词语描述故事的比特、表达内容的数据以及参考资料比特。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描述其他比特的比特、目录、索引和摘要将会充斥数字化的传播世界。这些比特将会在机器的辅助下，由人类在产品发行时输入(就像今天的闭路字幕)，或稍后由观众和评论家输入。结果比特流中包含了许多的信息标题，计算机因此就可以为你处理大量的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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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当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录像机会对我说：“尼古拉，今天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看了5000个小时的电视，我给你录了6段节目，一共40分钟，你的高中同学上了今天’节目，还有一个记录片是关于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Islands）[4]的，还有…”计算机之所以这么能干，靠的就是阅读信息标题。

同样的信息标题也可以在广告上发挥很大的功效，如果你想买一部新车，你的计算机屏幕上这一周就全是汽车广告。而且汽车公司可以在它的信息标题中包含本地、本地区和全国汽车市场的信息。因此你不会错过附近汽车经销商的清仓大甩卖。这种方式可以推而广之而发展出一个完整的购物频道。这个频道和QVC购物频道不同，只卖你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推销一批稀奇古怪的东西。

关于比特的比特将令广播和电视全然改观，不但让你能够掌握感兴趣的资料，同时也让广播电视网能无孔不入地把信息传达到需要的任何角落。到那时，广播和电视网将最终了解联网的真正含义。

南辕北辙的电视网和计算机网

电视网和计算机网络几乎南辕北辙。电视网是个只有一种信号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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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爱琴海东南部，克里特岛与土耳其之间。

(source）但是有许多同类信号接收器(sink）的层级传播系统。

而计算机网络则由不同种类的处理器组成，每个处理器都既是信号来源又是接收器。

两者实在是大相径庭，以致它们的设计师说的简直就是两种语言。前者的逻辑对后者而言，就好像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向意大利天主教徒说理一般，根本听不懂。

比方说，当你在互联网络上发送电子邮件的时候，信息被分成包并给出带地址的报头，然后信息包经由不同的路径传送，通过各种处理器的中间处理，去掉和增加一些其他的报头信息，然后在另一端神奇地重新组织和整合在一起。这一切之所以办得到，是因为每个信息包都含有这种关于比特的比特，而每个处理器也有办法把关于信息的信息从信息本身中抽离出来。

当视频工程师开始研究数字化电视时，他们没有从计算机网络的设计中吸取任何经验。他们忽略了异类系统（heterogeneous system）和信息标题的灵活性，反而为图像分辨率、帧频、屏幕高宽比和交错扫描等问题争论不休，而不是把它们当成可变的因素。电视遵奉的是模拟世界的教义，对数字化的原理（例如开放式体系结构、可升级性、互用性等）则视若无睹。这些将会改变，但到目前为止变化还非常缓慢。

一网打尽全世界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实际运作上，推动变革的都将是互联网络。互联网络之所以吸引人，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大众网络，而且也是因为它是在没有设计师负责规划的情况下，自然演变而成的，就好像乌合之众般形成了今天的面貌。没有人发号施令，但是到目前为止，它所有的部分都日渐进步，令人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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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使用互联网络，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网络的网络。截至1994年10月，互联网络上已经拥有45000个以上的网络，400万个以上的主处理器（每一季度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些都不足以用来估计用户的数目。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机器是通往，比如说，法国Minitel网[5]的一个公共网关(gateway)，因此突然之间，互联网络上又多了800万个潜在的使用者。

在美国马里兰州(Maryland)和意大利的波洛尼亚(Bologna)，互联网络向所有居民开放，显然这些人不见得都使用互联网络。但是在1994年，似乎有2000万到3000万人使用互联网络。我猜想到2000年时，将会有10亿人入网。这种猜测部分的依据是，1994年第三季度互联网络的主机数增长得最快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伊朗、秘鲁、埃及、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这3个月中，所有这些国家的增长率都超过了100%。我们昵称为“网络”（TheNet）的互联网络已不再为北美所独享。在互联网络的所有主机中，世界其他地方的主机占35%，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增长最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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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国电信部门开设的信息网络系统。

生活在“第三个”处所

尽管我一年到头天天使用互联网络，网络上像我这样的人却显得很没用。我只用它发电子邮件。网上功夫更高强的使用者和空闲较多的人可以像逛街一样在网上漫游。你可以从一台机器逛到另一台机器，使用Mosaic软件浏览电子橱窗，或者只是信步乱闯。你也可以加入所谓的MUD实时讨论小组。这个1979年出现的名词意为“多用户地牢”(multi-userdungeons）游戏，有些人觉得这个词听起来很尴尬，就说它的意思是“多用户领域”(multi-userdomains)。MUD的新形式是“面向对象的 MUD”（MUD Object-Oriented，MOO)。在实际的意义上，MUD和MOO都属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三个”处所，既不是家里，也不是办公室。现在有人每天都在那里泡上8个小时，乐此不疲。

到2000年，更多的人将会在互联网络上自娱自乐，而不用去看今天我们所谓的“电视网”的节目。互联网络的发展将超越MUD和MOO的阶段（听起来好像是20世纪60年代的伍德斯托克[]精神在90年代的今天披上了数字化的新衣)，并且开始提供更广泛的娱乐服务。

互联网络广播（InternetRadio）肯定是未来的先导。但即便是它也只是冰山之一角，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主要还是针对某种特定类型的计算机黑客进行窄播。它的一个主要的现场访谈节目，名为“本周怪杰”(Geek of the Week)，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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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Festival)，1969年，美国人在纽约州东南的伍德斯托克举办了一场摇滚乐大会，大约有30万到50万摇滚乐迷参加，象征20世纪60年代美国年轻人反传统文化的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