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 20周年纪念版

要在互联网络上表现使用电子邮件的礼貌，最好的办法就是假定收信人的通信速率只有1200波特，而且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读信。反面教材就是在回信的时候，一字不漏地将原信附上（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我认识的网络老手都有这个习惯)。要让电子邮件含义清楚的办法不少这可能是其中最懒惰的一个办法。当信件很长或信道很窄时，更是要命。

另一种极端则更糟糕。例如回信时只答“当然”。什么事情当然啊？

依我的意见，所有数字化习惯中，最糟糕的就是毫无必要地拷贝，也就是动不动就“cc”（抄送）的习惯（谁还记得cc是carbon copy，即“副本”一词的缩写？)。堆积如山的副本令许多企业高级经理人员视上网为畏途。电子副本的一大问题是，由于回信往往也传送给整个抄送名单，因此副本会自我繁衍，变得越来越多。你永远不知道某人是偶尔回信给所有人，还是就愿意这么做或不知道该怎么做。假如有个人正在筹备一个临时的国际会议，邀请我和另外50个人参加，我最不爱看的就是50份行程安排表以及有关这些安排的琐碎讨论。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游吟诗人可能会如是说。

星期天也不例外

电子邮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工作和思考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具体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和娱乐节奏改变了。渐渐地每天早9点到晚5点、每周工作5天、每年休假2周，将不再是商业生活的主流步调。星期天和星期一不再有那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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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说（尤其是欧洲人和日本人），这真是一大灾难。他们宁愿把工作留在办公室里，不要带回家。人们有远离工作的权利，我当然不会吝惜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人就是喜欢随时都被“网罗”。交换条件很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以星期天多回复一些电子邮件，来换取星期一早上的懒觉。

既在家中，又在外面

有一幅非常好的、现在也很有名的漫画，描写两条狗在互联网络上对话。其中一条狗在计算机上打了一行字给它的同伴：“在互联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它应该再加一条附注：“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从纽约飞到东京，在大约14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字和撰写四五十封电子邮件。想想看，假如我一到饭店就把这些邮件交给前台，让其传真出去，一定会被视为大宗邮件。然而，假如我采用电子邮件，我只要拨一个当地号码，就可以轻松迅速地把事情办好。而且当我发信的时候，我把这些信直接传递给许多人，而不是发给某个地址；他们也把信息传送给我本人，而不是寄给东京某个地方。

电子邮件可以让我们具有超乎寻常的流动性，而且没有人需要知道我们究竟身在何处。保持联网状态的过程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数字化生活中原子和比特的差别有关，对出差在外的推销员可能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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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行的时候，至少设法得到两个能让我和互联网络连上的当地电话号码。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的是，这些网络入口都是非常昂贵的商业入口，使我或者可以和当地的报文系统相连（我在希腊、法国、瑞士和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者和斯普林特公司（Sprint）及微波通信公司（MCI）的全球报文服务系统相连。像斯普林特就在俄罗斯的38个城市都有入口号码，这些号码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把我和我的单用户分时系统或作为后备力量的媒体实验室主机相连。一旦与我的分时系统或主机连上，我就在网上了。

数字化生活的物理路障

要在世界各地都与网络相连堪称一种法术。问题不在于数字化生存，而在于插头是不是配备齐全。欧洲有20种（数一数看）不同的电插头!也许你终于已经习惯了小小的塑料电话插孔，也就是所谓的RJ一Ⅱ插头，但别忘了世界上还有175种其他插头。我很自豪所有这些插头中的每一种我至少都拥有一个。因此当我长途巡回旅行时，我的行李箱中1/4的空间都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电话插孔和电插头。

但是即使装备完善，你仍然可能连连碰壁，因为许多饭店及几乎所有的电话亭都无法提供调制解调器的连线端口。这种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小小的声音耦合器（acousticcoupler）附着在电话筒上。这项工作的难易度则要视电话筒上过度设计的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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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连上线之后，即使是通过最古老的、转盘式的模拟电话交换机比特也能传回家中，尽管这样有时要求传输系统速度很慢，但纠错能力极强。

欧洲已经开展了一个全欧插头（Europlug）计划，以期开发出能满足下列三大目标的单一电力插头式样：①样子和目前所有的插头都不同；②具备目前所有插头的安全性；③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独占经济上的优势(这一点是欧盟独有的想法)。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插头。当我们的数字化生活逐渐展开之时，我们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物理路障，而不是电子路障。

比如说，饭店拿掉了RJ一Ⅱ插孔上小小的塑料夹，这样一来，你就无法把膝上型电脑的电线插入墙上。这比收取传真接收费还要恶劣。这就是人为破坏数字化的一个例子。扎卡特夫妇(Tim and Nina Zagat)已经允诺要在将来出版的饭店指南说明这种情况，这样数字一族就可以抵制这类行径卑劣的饭店，另觅佳处来从事他们的数字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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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游戏中学习

学习的乐趣

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1989年首次开展LEGO/Logo实验[1]时，汉尼根小学（HenniganSchool)从学前班到六年级的孩子们在LEGO管理人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面前演示实验的成果。一位来自一家全国性电视网的热切的女主持人在闪亮的镁光灯下逼问一个小孩：这种形式是否不只是好玩的游戏而已？她想从这个8岁孩子口中逼出一句典型的、机敏的、能够吸引观众的话。

孩子显然吓呆了。最后，当女主持人连问了三次、镁光灯的热度也越来越高之后，这个满头大汗、恼羞成怒的小孩直愣愣地看着摄像机说：“对，是很好玩，就是玩起来太费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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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GO为一种玩具积木名称，而Logo则是一种计算机辅助教学语言，1970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特别简单易学，尤其适于儿童。

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正是这种“开动脑筋玩乐”的专家。他很早就注意到“擅长”语言这种概念很奇怪，因为随便哪个5岁小孩都能在德国学会德语，在意大利学会意大利语，或在日本学会日语。尽管年纪渐长之后，我们似乎丧失了这种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小时候我们都曾有过这种能力。

派普特建议当我们把计算机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来使用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用计算机创造一个—比如说——叫“数学乐园”(Mathland）的国家，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像学习语言那样来学习数学。尽管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数学乐园”也许是个奇怪的概念，但在计算机上却绝对言之成理。事实上，现代计算机模拟技术已经能够创造出“微观世界”(microworld)，孩子们在里面可以在游戏的同时探索极其复杂的原理。

在汉尼根小学LEGO/Logo实验班上，一个6岁的男孩在桌上堆起一堆积木，再把一个发动机放在积木的顶端，然后用两根电线把发动机和自己的计算机连上，再在计算机上敲出一个一行字的程序控制发动机的开关。他开动发动机的时候，积木跟着震动。于是，他在发动机上装了一个助推器，但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由于操作错误）而装偏了。这次当他再开动发动机的时候，积木震动得更厉害了，它们不但在桌上跳来跳去，而且简直就要给震散架了(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耍了一个骗人的小把戏——这种把戏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不好—一用几根橡皮筋把积木绑住了)。

随后他注意到，如果他让发动机带动助推器顺时针方向转动，那么这堆积木就会先朝右边扭动然后向任意方向运动。如果他让发动机带动助推器逆时针方向转动，则积木会先向左扭动然后再向任意方向运动。最后，他决定在积木的下面装上几节光电池(photocell)，然后把积木放在他在一张大白纸上潦草画出的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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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计算机上设计了一个更复杂的程序，然后启动发动机。看到黑线，光电池会让发动机停下来，再重新启动，如果重新启动时发动机顺时针转，则积木右扭，反时针转，则积木左扭，终究又回到黑线上。结果是他造出了一堆会动的积木，沿着那条潦草的黑线扭动前进。

这孩子成了英雄，老师和同学们都想知道他是怎样发明出这种装置的，并且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他的实验，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这个小小的荣耀时刻使他体会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学习的乐趣。

病入膏育的年轻人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倒是有障碍的教学环境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计算机能令这一切改观，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学习和认知类型截然不同的孩子。

大多数的美国孩子都不知道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有什么不同，谁是西哥特人(Visigoth，日耳曼族的一支)，或路易十四生活在哪个年代。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些事情就这么重要呢？你知道里诺（Reno）是在洛杉矶的西边还是东边吗？

法国、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不断在青少年的头脑中灌输各种知识，它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当这些年轻人升入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之后的4年，他们觉得自己就好像刚刚跑完马拉松只剩下一口气时却还被逼着参加攀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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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计算机和教育的先驱都提倡一种拙劣的不断演练的教学法，把计算机用在一对一的教学上，由使用者自己控制进度，从而更有效地教授同一堆吓人的知识。现在，多媒体风行一时，又出现了一批闭门造车、笃信练习好处的人，他们自认可以把电子游戏的魔力移植到教育上，以更高的效率向孩子们的头脑里灌输更多的信息。

1970年4月11日，派普特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教会孩子思考”的研讨会。他在会上提议把计算机用作发动机，使孩子通过使用计算机而学会教导别人，并从教导别人之中学习。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这个极其简单的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但直到个人计算机问世.它才终于付诸实现。今天，当1/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个人计算机时，它大展身手的时刻才真正来临。

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来自教一一但必须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学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是教育能否引导孩子探索未知、掌握学习的方法，并找到前进的方向。在计算机出现以前，教学手段局限在运用视听设备和通过电视进行远程教学上，这些方式只不过更强化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学生的被动性。

自己动手做一只青蛙

计算机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态。忽然之间，从动手做事中学习变成了一种原则，而不是特例。由于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任何事物，我们不再需要靠解剖青蛙来了解青蛙的构造。相反地，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设计青蛙，创造出一种行为类似青蛙的动物，修正它的行为，模拟它的肌肉，在这只模拟青蛙身上玩不同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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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于信息中，尤其是游戏于抽象的主题中的时候，信息载体呈现了更丰富的内涵。我还记得我儿子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难过地告诉我，我儿子不会算两位或三位数的加减法。我想，这真是奇怪，我们在家玩大富翁游戏的时候，我儿子老是当银行家，他看起来对与数字打交道很有一套。

所以，我建议老师在出加法运算题时，试着不要把题目中的数字当作单纯的数字，而把它们转化成钱数。你瞧，他突然就开窍了，有办法心算出三位数的加减法，甚至更高位数的也不在话下。原因是，这堆原本抽象而没有意义的数字，现在都变成了钱，可以用来买路、建旅馆和付过路费。

计算机控制的LEGO则更进一步，让孩子们能够赋予物理构造以行为能力。目前媒体实验室的LEGO研究还包括在一个积木中植入计算机的原型，为派普特的结构主义展现了更多的弹性和机会，同时还包括了积木与积木之间的通信，以及以新的方式探索并行处理的研究。

今天，利用LEGO/Logo的孩子会学到你我在大学里才能学到的物理和逻辑原理。许多有趣的证据和谨慎的测试结果都表明，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适合不同认知和行为风格的丰富的学习手段。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这种结构主义的学习环境中，都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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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高速路上的顽童

当我还在瑞士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因为离家太远，我和其他一些孩子在放秋假时没法回家，但却可以参加一场疯狂的寻宝比赛。

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瑞士将军（他和大多数的瑞士军人一样，属于预备役)，他既谋略过人又有号召力。他安排了一个为期5天、周游全国的竞赛，把孩子们分成小队，每个小队有4个从12岁到16岁不等的孩子，一共发给100瑞士法郎（当时合23.5美元）和1张为期5天的铁路乘车证。

每个小队都拿到不同的线索，然后就出去周游各地，沿路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分。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场比赛。有时候，我们得在半夜赶到某个特定经度和纬度的位置上，一架直升飞机会从天而降，丢下一个1/4英寸、缠成一团的录音带，用乌尔都语（Urdu)[2]给我们下达下一个任务：想办法逮住一头活猪，把它带到某个指定地点，在那里，我们会拿到一个电话号码（要找出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又得先解开一个复杂的号码谜，谜题是7个冷僻事件发生的日期，把这7个日期中每一个的最后一个数字拼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拨的电话号码)。

这类的挑战对我总是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恕我在此自卖自夸，我的小队赢了这场比赛一—我一直相信我们会赢。由于那次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儿子14岁生日那天，也为他做了同样的安排。由于没有美国军队可以听我调遣，我只为儿子和他班上的其他同学安排了一天的波士顿探险，同样把他们分成小队，只准他们随身带着固定数目的钱和一张不受限制的地铁车票。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各种线索：跟饭店的前厅接待员打招呼、把线索藏在公园的长椅下、有些地点则必须靠解开电话号码的谜题才能找到。你或许也能猜到，在学校功课拔尖的孩子不见得会赢一一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街头顽童和“聪明”学生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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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行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现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