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 20周年纪念版

数字世界全球化的特质将会逐渐腐蚀过去的边界。有人感到深受威胁，我则欢欣鼓舞。

不再需要背井离乡

20年前，我和妻子就在一个希腊小岛上买了房子，岛上的药剂师有一天向我透露，他很担心他13岁的儿子那么沉迷于计算机。这位当爸爸的深深感到苦恼，因为他相信，假如他儿子学会了计算机，在这个岛上根本找不到可以做的工作，于是就会像过去几年许多希腊人一样，为了寻找出路而背井离乡。

我很难向他解释，在他儿子的许多兴趣当中，对计算机的兴趣其实最有可能把他留在家乡。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互联网络上建立了“全球性的家庭工业”。这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其实不然。

在过去，如果你想要创立跨国性企业，就必须造就庞大的规模，在世界各地广设办事处。由此，不但能够处理公司的比特，适应当地的法律、习俗，还能控制产品的流通。今天，由于有了互联网络，分处三地的三个人也能组成一家公司，打入全球市场。

随着白领阶层逐渐被自动化设备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受雇于自己，同时，也会有许多公司开始外购，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两种趋势都指向相同的方向。到2020年，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一群雇主将会是“自己”，你敢打赌吗？

|后记|239

对我而言，观察翻译成30种语言的《数字化生存》在各国被接受的不同程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国，这本书与当地的文化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似乎比依云矿泉水还显得淡而无味。在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这本书则广受欢迎，引起热烈讨论。然而，最令我快乐的事情，不是这本书又上了哪里的畅销书排行榜，而是这一年涌来的几千封电子邮件。年纪比较大的人感谢我描绘了他们的孩子正在做或以后将要做的事情。年轻人则感谢我的热情投入。但是最令我感到满意和成功的，却是我那79岁的老妈妈现在每天都传送电子邮件给我。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1995年10月于希腊帕特摩岛

(本文为本书作者特别为《数字化生存》英文版平装本的出版而补写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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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1976年，我向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ationalEndowment of theHumanities）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发一种随机存取的多媒体系统的项目建议书，这一系统将使用户能够和已经去世的著名艺术家进行对话。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B·魏思纳博士审阅了这份异想天开的建议，因为项目所要求的资金规模需要有他的签名认可。他非但没有把这份建议书视为书生的疯狂之举而置之不理，反而答应帮助我。他知道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大大超出我的本职专业——自然语言处理——的范围之外。

一段伟大的友谊开始了。我开始在光碟上进行研究（当时的光碟还是那种非常模拟化的)，魏思纳则敦促我开发出更成熟的语言，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对艺术的研究。到1979年的时候，我们经过讨论，决定和MIT公司一起建立媒体实验室。

在接下来的5年中，我和魏思纳每年都一起旅行上万英里，有时一个月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各自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通过旅行，我有机会从魏思纳身上学到很多，并且从他和他的那些才华出众而且赫赫有名的朋友眼中了解世界。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终生受用不尽的教育。媒体实验室成了全世界的，因为魏思纳是全世界的。媒体实验室对艺术和科学同等重视，因为魏思纳就是如此。

魏思纳逝世于这本书完稿一个月以前。直到他临终前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仍然乐于和我谈论关于“数字化生存”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一问题所持的审慎的乐观。他对互联网络使用不当的问题深感担忧，因为互联网络正在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他也对数字化时代的失业问题表示忧虑，因为大量的工作机会丧失了，而新创造的工作机会又很少。但他最终总还是回到乐观的一面，即使在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健康状况已不容乐观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谢世的时间是1994年10月21日，星期五。这一天标志着我们的肩头担起了新的责任，我们要像他当初为我们所做的那样，为年轻人开道。杰里[1]，我们会竭尽全力追随你。

媒体实验室的创立与另外三个伟大的人物密不可分。他们每人都教会了我许多，在此我要特别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是：马文·L·明斯基，西摩尔·A·派普特和穆蕾尔·R·库珀(MurielR.Cooper)。

马文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具有难以描述的幽默感，被一些人尊为仍然在世的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喜欢引用塞缪尔·格德温(SamuelGoldwyn)[2]的话：“别去理会那些批评。更不要无视它们。”

西摩尔早年在日内瓦追随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Piaget)[3]，随后很快与明斯基共同担任了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就像西摩尔所说的：“如果你不去思考一件事，你就无法思考清楚什么叫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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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杰罗姆的爱称。

[2]塞缪尔·格德温(1882—1974)，波兰出生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合伙人，出言粗俗而锋利。

[3]让·皮亚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日内瓦心理学派创始人，提出“发生认识论”。

穆蕾尔·库珀提供了媒体实验室成功之谜的第三部分：艺术。她是媒体实验室最出色的设计骨干。她检视了个人计算中一些最常用的操作前提，例如视窗，把这些前提加以分解，提出各种质疑，进行各种实验，提供了各种选择的蓝本。1994年5月26日，她猝然而逝，撒手人寰。这一悲剧给媒体实验室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并给我们所有人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媒体实验室的一部分是由早先的建筑机械研究组（ArchitectareMachine Group，1968—1982)[4]脱胎而来的。我在与这个小组的一些核心人员共事的过程中受益良多。我万分感谢安迪·利浦曼（AndyLippman)，他每天都能想出5种可以申请专利的点子，可能我这本书中的许多思想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比任何人都更精通数字电视。

我还要感谢理查德·A·波尔特、沃尔特·本德以及克里斯朵夫·M·施曼特的远见。他们都是媒体实验室的先驱。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两个小实验室、六间办公室和一个壁柜。那些年也是我们被称为“江湖骗子”的时期。但正因如此，它也是我们的黄金时期。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海军研究署（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的马文·戴尼科夫（MarvinDenicoff)之于计算机科学，就如同美第奇家族（theMedicis)[5]之于文艺复兴艺术一样。他给那些有大胆想法的人提供资助。他本人是位剧作家，由于他的影响，我们很早就把互动式电影纳入研究范围，否则的话，它还不知将被遗忘多久。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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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研究小组是一个实验室和思想仓库的集合，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人机界面方法。

[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望族，以保护艺术而闻名。

与戴尼科夫同级但更年轻的克瑞格·费尔兹供职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他注意到美国几乎没有消费电子业，于是大胆地提出了计算机电视的想法。由于悍然不顾美国政府当时的产业政策（或者说，政府当时根本就缺乏明确的产业政策)，克瑞格的提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自己因此丢了工作。但在那些年中，克瑞格资助了大量研究，正是这些研究带我们进入了今天称为多媒体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转向私有机构寻求资助。大家都知道我们当时要建一座楼，这座楼后来被命名为魏思纳楼，它是一处价值为5000万美元的设施。由于阿曼德·巴尔多和塞莱斯特·巴尔多(ArmandandCeleste Bartos）的慷慨解囊，这幢大楼得以开工和完工，媒体实验室终于梦想成真。与此同时，我们开始结交新的企业界朋友。

这些新朋友中的大部分是从未和麻省理工学院打过交道的节目供应商，但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个时候）已经感到技术将主宰他们的未来。这些朋友中唯一不是节目供应商的是小岛博士(Dr.KojiKobayashi)，当时他是NEC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由于他最早为我们提供资助，并对计算机和通信业充满信心，许多日本公司很快纷纷效仿他的做法。

在发展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75家赞助商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人，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如今媒体实验室的学生比我知道的任何其他一群学生都有机会和更多的首席执行官“侃大山”。我们从所有这些客人身上学习，但其中的3位尤其卓而不群：苹果计算机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新闻电子数据公司（NewsElectronic Data）首席执行官约翰·伊文斯(John Evans)和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公司（ASCIICorp.）首席执行官西胜彦（Kazuhiko N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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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特别要感谢苹果计算机公司的阿伦·凯伊和贝尔科公司的罗伯特·W·拉基。我们三人都是文官委员会(CivilServiceCommission，CSC）尖刀组的成员，我在这本书中的许多思想都受了他们的远见的启发，可以说没有他们，这些思想就不会成型。凯伊提醒我：“眼光相当于50分智商。”拉基则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一个比特真的是一个比特吗？”

实验室并不是只建立在点子上的。我对媒体实验室行政与财务副主任罗伯特·P·格林(RobertP. Greene)感激不尽。我们在一起共事了12年，我能不间断地旅行、亲自去试验各种新的研究方法，是因为格林是一个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工作的人，他同时也赢得了媒体实验室和学院行政部门所有同事的完全信赖。

在教学前沿，斯蒂芬·A·本顿把一个他接管时已经杂草丛生的学术单位整饬一新，而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直到去年[]7月他把这一职位传给了他的接替者惠特曼·理查兹(WhitmanRichards)。

维多利亚·威斯罗浦洛（VictoriaVasillopulos）掌管着我的办公室，也掌管着我。无论在学院内外、在家中、在工作场合，莫不如此。本书揭示数字化生活将使家庭和办公室、工作和娱乐融为一体。确实是这样。维多利亚可以证明这一点。真正具有智能的计算机代理人离现实还很遥远，所以有一个出色的人来代理这些事就很重要了(也很难做到)。当我为了写书而溜号时，维多利亚的任务就是不让任何人有所察觉。靠了她的助手苏珊·墨菲—波塔瑞（Susan Murphy-Bottari）和范莉斯·纳波里塔诺（FeliceNapolitano）的帮助，几乎没有人发现我失踪了。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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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94年。

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还要向另外一些人表示感谢。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凯茜·罗宾斯(KathyRobbins)，她是我在纽约的出版代理人。我们相遇在10多年前，当时我就跟她签了合约，成为她的一个“作者”。接下来的10年里我全身心扑在媒体实验室的建设上，根本无暇喘口气来考虑写书的事。凯茜具有无比的耐心，她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为写书的事催促我，但态度始终那么温和。

路易斯·罗塞托和简·麦特卡尔夫（JaneMetcalfe）选择了一个极佳的时机实现了他们要为数字化世界创办一本生活方式杂志的想法。这本杂志被命名为《连线》。我的儿子迪米特里（Dimitri）在帮助我与这家杂志建立联系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也心怀感激。我从来不曾开过专栏。专栏文章有些写来容易，有些则极为困难。所有这些文章都被约翰·巴苔尔（John Battelle）编辑得有趣而优美。人们给我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益的信息。好评多于责难。所有的意见都很有见地。

当我找到凯茜·罗宾斯，告诉她我想把我在《连线》杂志上发表过的18篇文章编成一本书时，她的反应简直就像青蛙看到了水边的虫子、恨不能一口吞下一样。就这么定了。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在24小时之内签好了合同。她把我带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引见给社长索尼·麦塔（SonnyMehta）和我的责任编辑马蒂·埃希尔（MartyAsher)。马蒂刚刚知道了美国联机公司是干什么的(不错，他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他的女儿帮他在家里打印材料，马蒂很快就成了数字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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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帮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地分析，把我由于诵读困难而形成的生涩文风转变成一种既犀利又准确的表达方式。有许多天的时间，马蒂和我就像学校里的孩子作学期论文一样，整夜地工作。

初稿完成之后，蒙罗斯·纽曼、盖尔·班克斯(GailBanks)、阿伦·凯伊、杰里·鲁宾(JerryRubin)、西摩尔·派普特、弗雷德·班波(FredBamber)、迈克尔·施瑞格和麦克·霍利审阅，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指出了书中的一些错误。纽曼确保书中涉及政策和政治的描写没有任何失当之处。班克斯以一位职业书评家的眼光审阅全书，同时由于他对数字化完全是个新手，因而差不多把每一页都折角做了记号。凯伊指出了一些引用错误和明显不连贯的地方，以他素负盛名的智慧为这本书增添了光彩。派普特研究了整体结构并重组了开头部分。施瑞格（16岁）找出了许多逃过了编辑眼睛的错误，比如一个明显的排字错误将38400波特打成了34800波特，没有谁会发现这些！班波将书中内容与现实情况加以对照。鲁宾则从表达的规范严谨与行文的飘逸优美上加以把握。霍利决定把这本书从后往前读，这(显然）也是他读乐谱的方法，能至少确保把一首乐曲的结尾弹得余韵袅袅。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了不起的双亲，除了爱和亲情以外，他们还给了我受用不尽的两样东西：教育和旅行。在我生活的时代里，只有移动原子才能达成理想，除此以外别无选择。21岁时，我感到自己已经了解了世界。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想法却极大地帮助我树立起了信心，使我能无视他人的批评。对于这一点，我深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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