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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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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0 | PRINTED_PAGE=098

封建骑士没落之后，大约从1500年起，作战胜负就逐渐决定于武器因素：看哪一方能最快把和平时期的一般工厂改装成军火工厂，最快地生产武器。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加农炮是在战争爆发后，由迅速改装的和平时期的一般工厂大量生产出来的。原本制造日常服装的纺织工厂，实际上在一夕之间就改变为制造军服。19世纪下半叶的两次重大战役—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战场上很多士兵还是在几星期前才穿上军服的。

19世纪90年代，德国海军将领主张，现代科技改变了这一切。平时经济再也不能转用为战时经济了，这两者必须有所区分。在战争爆发之前，无论是武器或是战斗人员，都必须储备到随时可以大量派上战场的地步。无论是武器生产或战斗训练，要求的准备时间已经愈来愈长了。

按照这些德国人的观点，国防不再是指让战时状态远离市民社会与民间经济。受到现代科技的影响，国防指的是让社会与经济保持一种永久的战时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冷战国家”。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代政治观察力最敏锐的学者——法国社会学泰斗饶勒斯（JeanJaurès)，早在一次大战还没爆发之前，就已经看出这点。到一次大战发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了解到这点。这成了他倡议成立一个监督各国军备的永久组织国际联盟背后的理念。第一个想通过军事联合组织来达成武力管制目的的，是1923年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但却终归失败

可是，即使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在战后几年，也曾一度想要让国家回到“正常”状态，希望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尽快完全解除武装。不过，在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代，东西冷战的来临，改变了这一切。自此之后，冷战国家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组织。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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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1 | PRINTED_PAGE=099

到了60年代，万能国家成了发达国家的政治实体，社会机构、经济大家长、福利国家，都是万能国家的各种表现面貌。在众多国家中，万能国家是以冷战国家的形态出现的。

七、日本特例

但是，日本是其中的特例。不管“日本国家企业”（JapanInc.）是不是实情（其实，西方一般对日本的这种了解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日本人在二次大战后并未选择冷战国家这种形态。日本政府并不打算做经济大家长，也没有打算做社会大家长。实际上，日本战败后的重建工作反而是在遵循19世纪的传统路线。在军事发展上，因为是战败国，日本当然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日本在社会计划上也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唯一例外的是保健计划，这大部分是因为在美军占领期间被强迫实施的。在产业政策上，日本并未采取国有化路线。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实施“民营化”政策之前，在发达国家的国有化浪潮中，日本是唯一的例外。

从传统的政治理论来看，日本显然是个“国家主义的国家”(statist country)。不过，说日本是国家主义的国家，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的，这就跟19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德、法相对于英、美来说是国家主义的国家，道理是一样的。日本有庞大的文官系统(虽然在比例上少于英语系国家)，其享有的权力之大与地位之高，就跟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奥匈、法国文官系统一样。日本政府与大企业密切合作，就跟19世纪末欧陆国家的政府与经济利益团体密切合作一样。事实上，这跟美国政府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与企业或农民等利益团体密切合作，也没有什么分别。

如果以万能国家作为基准，战后日本一直是属于这种形态的国家：政府角色受到最大的限制。从19世纪的传统理论来看，日本政府是很有权力的；从20世纪世界其他政府形态的发展潮流来看，日本政府就不是很有权力了。事实上，日本政府还是谨守守护者的角色，所以日本是一个特例。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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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2 | PRINTED_PAGE=100

从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30年当中，整个世界潮流是走向万能国家。之后没多久，发展中国家快速跟进。一旦新的民族国家独立，脱离了帝国的统治，它马上就着手新的军事政策—平时做好战备，制造或储备先进武器；它马上就想要利用税制来达到财富重新分配的目的；它马上就想要作为经济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施行国有化。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就政治自由、思想与宗教自由而论，极权国家（特别是国家主义的国家）与“民主国家”（多年以来主要是指英语系国家）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体制。可是，就政府的“理念”基础来讲，这两种国家的同构型特征大于异质性。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差异，只在于方法上的不同，至于对于政府应该做什么事，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主张，政府应该做社会及经济的大家长。而且，在它们看来，“和平”就是“冷战”。

八、万能国家成功了吗

万能国家成功了吗？其最终极的形态——极权主义国家（例如纳粹德国)，已经明明白白地全面失败了，一点挽救希望都没有。或许有人会说，冷战国家在军事上相当可行，像前苏联，40年来，就发展成一个军事超强国家。问题是，前苏联不惜一切全力发展军备，社会经济根本负荷不了，整个前苏联的解体，的确跟这有很大关系。

可是，比较温和的万能国家成功了吗？也就是说，在西欧发达国家和美国，万能国家成功了吗？答案是：也好不了多少。从任何一点来看，西方形态的万能国家失败的程度，就跟纳粹德国或前苏联几乎没有两样。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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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3 | PRINTED_PAGE=101

以财政国家形态出现的万能国家，一直鲜有成功之处，在促进所得的重新分配上，一直毫无建树。事实上，过去40年来的经验已经大大证明了帕累托定律：社会两大阶级的所得分配是依据且只依据两项因素来决定，那就是社会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愈高，所得差距就愈小；生产力愈低，所得差距就愈大。按照帕累托定律的观点，再怎样设计税制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可是，财政国家的立论根据却在于：税制设计可以有效改变所得分配。近40年来我们所有的经验都证明了财政国家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前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官方借所得平等的名义，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宫僚体系。而前苏联的生产力愈萎缩，所得差距就愈扩大。美国同样也是个好例子。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替之前，美国的生产力水平愈来愈高，结果所得差距却愈来愈小。尽管美国有钱人愈来愈有钱，可是他们所得的增长速度，还是赶不上穷人，中产阶级所得的增长速度就更快了。美国自越战起，生产力开始萎缩，结果所得差距开始逐渐扩大，任何税制改革都不管用。尼克松、卡特政府对富人课以重税，里根政府课得更重，可是贫富差距问题都未见明显改善。英国也是同样的情形。

日本现在是所得最平均的国家（尽管国内有很多丑闻和弊案）。日本也是生产力增长最快的国家，还是最少用税制手段来解决所得不均问题的国家。

万能国家与现代经济理论还主张，国家经济是可以管理成功的，只要政府可以控制国民所得的大部分。这同样也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种理论在英美国家十分得势。可是跟19世纪比起来，英美在20世纪的经济景气衰退，无论在规模数量、严重程度或持续时间上，未见好转。而日本或德国这些并不奉行现代经济理论的国家在20世纪受到不景气的侵袭次数、严重程度与持续时间，就减少了很多。

按照财政国家的主张，政府可以用减少或增加支出的政策来管理经济。但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出本来就很重了，在不景气时，哪有能力增加支出？而按照所有现代经济理论的说法，这正是政府该增加支出的时候，以创造购买力，刺激经济复苏。每个发达国家，政府早就已经达到能够征得与能够借贷的最大限制了。在景气好的时候，它们征得最多的税，借贷到了最多的债，可是，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的观点，这个时候政府应该避免支出，充实国库。总之，财政国家把自己搞得很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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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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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国家的另一项主张，也已经被澄清是不管用的。凯恩斯与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核心是：拿多少税才是关键所在。可是，这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拿什么税的重要性不亚于拿多少税。经济学家所讲的“税由谁负担”，这个观念的影响力相当大，可是当前的经济学家却并不重视。

九、政治分肥国家

最糟糕的是，财政国家已经变成了“政治分肥国家”（Pork-Barrel State，其字面意思是为扩张政党势力而争取的政策性拨付)。如果预算过程是从需要多少经费开始，那么财政就缺乏监督。政府支出成为政客买选票的工具。18世纪的绝对王权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君王随他个人所好，用公费来赏赐宠臣。政府的财政会计，尤其是预算会计，向立法机关负责，受立法机关监督，这种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使政府不会乱花钱，防止政治人物拿公众的钱来为特殊利益服务。在财政国家当中，这种“公器私用”通常是用于保证政治人物的当选。

美国各级政府的预算大饼，往往有很大部分是用于补助少数的地方选民团体，如北卡罗来纳州少数的烟草农民、佐治亚州极少数的花生农民、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农民、中西部各州的夕阳工厂社会安全法案中收入前5%的领金者、接管废渠或废坝的土地所有者、无军事价值之军事基地附近的小镇等。美国预算大饼中究竟有多少比例是用于讨好特殊选民，而不是用在公共目的上，没人清楚。不过，无论是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预算，这个比例都相当高，比我们任何人所了解的要高出很多。在日本，这种“公器私用”已经到了公开的程度，大家愈来愈认为，政治家的角色本来就是要替少数选民争取最多的预算。结果，弊案就连连发生，例如高速公路行经不合经济效益的地方、补助农家种这个或不种那个等，不计其数。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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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5 | PRINTED_PAGE=103

在拿预算去买选票的分赃事件中，最无耻、赃款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90年的德国。科尔总理不惜让他的国家承受和平时期以来最沉重的公债负担，以买新选民的选票——前东德人民的选票。

民主政治向来基于这种信仰：民意代表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选民免于政府的侵犯与强取。如此，政治分肥国家等于是在一锄一锄挖自由社会的墙基。民意代表诈取纳税人的钱，用以讨好特殊利益团体，买他们的选票，这是对公民意识的否定。现在，民间有很多人已经因此又开始倡议公民意识了。政治分肥国家挖民选政府的墙基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一方面，投票的人愈来愈少了，另一方面，不论是哪一个国家，选民对政府的功能、政见、政策都没有兴趣，他们愈来愈以“对我有什么好处”为准则来决定投票给谁。

1918年熊彼特就提出警告，财政国家到最后一定会腐蚀掉政府的施政能力。而15年后，财政国家在凯恩斯看来却是政府能力的大解放：政府支出不再受到束缚、限制，可以有所作为。我们现在知道，熊彼特的看法是对的。

相对于经济领域，万能国家在社会领域上多了几分成绩，但还是不及格。其实，我们毋宁说，万能国家的社会行动与政策，有若干成绩，但这种成就从任何一点来看，都不是因为采用万能国家的原理，而是采用传统的原理和观念，也就是说，在那些成功的社会政策中，政府都是扮演“监督者”或“提供者”的角色，而不是“经办者”。政府扮演“经办者”角色的社会政策，从来就没有成功，几乎毫无例外。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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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6 | PRINTED_PAGE=104

在英国国家保健服务中心，政府替病人支付给医院或医生，这一部分的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付钱很爽快”。可是，政府经营医院与实施保健的工作，则问题丛生。医院保健的成本跟其他任何国家一样，节节高升。而且，有些不致命但又不能不矫治的手术，例如腰骨归位、子宫归位、白内障切除等，病人必须等上好几年。他们在这段等待时间，忍受很大痛苦，什么事都不能做。但没有人重视这个问题。政府作为实际经营者，是那么的失败，所以，英国政府现在鼓励将中心之下的医院委托给民间来经办。政府还是跟以前一样，付钱给那些医院，但不再介入经营。

再来看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总统推行“反贫穷”政策的例子。这个政策当中有一项计划是成功的，那就是补助地方经营的自主组织，它们专职教育来自弱势群体（主要是黑人）的学龄前小孩。可是，在这个政策当中，所有由政府自己经办的部分，全都失败了。

最近10年或15年，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委托民间机构(不论是营利机构或是非营利机构）经办的社会计划，成效最好。这些成效良好的委托计划的数量正在迅速成长。像清扫街道这些政府服务工作，过去就是委托民间经办。可是，像少年犯罪辅导这些社会计划，美国政府直到现在才开始委托民间经办。未来，起码在美国，教育逐渐会委托民间经办。在美国，父母只要送小孩到学校念书，不管是公立或私立，政府都提供补助，现在的美国政府逐渐在往这种“保证者”角色发展。换句话说，40年前退伍军人法案在高等教育上的做法，现在正开始被搬到初等教育上，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法令和标准，并提供经费，而政府并不实际经办。 6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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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功冷战”的失败

冷战国家并不担保“和平”。在二次大战后的那段冷战期间，东、西国家之间的“小型冲突”次数之多，跟任何历史期间，或者世界其他地区没有两样。可是，冷战国家可以担保避免全球大战，这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大家都顾忌到武力竞赛的后果。

武力竞赛使得武力管制成为可能。这产生了一个结果：列强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争了，到现在已经有50年之久，在现代历史上，这已是最长的和平期了。在拿破仑战败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达成的和平协议（当代的务实政治家如基辛格相当推崇它）维持了列强之间38年的和平，直到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之后，又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列强之间打了将近20年的战争。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到一次大战为止，有43年的时间，列强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除了日本在1905年与俄国有一次战争，可是在那次打败俄国之前，日本并不被视为一个强权）。从一次大战结束到二次大战爆发，列强仅维持了21年的和平。从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到现在，列强之间有将近50年时间没相互打过仗，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纪录。正是因为列强已经变成了冷战国家，才可能会管制武力，因而担保没有哪一个国家可能会有足够的武力优势去冒战争的风险（那会受到报复而相互毁灭）。

最好的例子就是古巴危机事件。这次危机的造成，大部分是因为肯尼迪总统的失策，他并未勇敢面对在柏林墙事件中气势已弱的前苏联，还有，他对猪猡湾导弹瞄准美国判断错误，且太过举棋定。这使得赫鲁晓夫相信，美国人肯定会接受前苏联在西半球建一个核武基地。然而，前苏联很快就明白，美国人肯定不会忍受这种挑衅行动，于是终将武力撤回（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神志已经有点恍惚，如果冒险发动战争，他很快就会被军事政变所推翻)。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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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结束后这50年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了冷战国家的基本假设。现代武器再也不能通过改装和平时期的民用工厂而生产出来，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的那种做法再也行不通了。制造现代武器的军火厂，在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在有军事威胁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必须建造。

如果需要什么证据的话，1991年制裁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已经证明了这些假设。在多国军事行动中，瘫痪了伊拉克的军事武力，并在最短时间内就决定了战争胜负（这个新纪录打破了1866年普鲁士在四个星期内就打败奥地利的历史纪录）的武器，不是通过改装一般工厂就可以造得出来的。制造这一类的武器系统，起码都得花上10年（大部分是15年）。

平时只需要一支小武装力量就够了，在战争爆发时再征召后备军人，同时改装民用工厂加入战时生产，即可稳占上风，这样的传统国家立论已一去不返。

然而，冷战国家这套施行了50年的做法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也行不通了。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武力管制。如果“和平”被定义为军事能力的解除，那么我们就不会回到和平。

在经济上，冷战国家已经一步步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如同前面曾提过的，前苏联在军事上取得极高成就，可是整个社会经济支撑不了这么沉重的军事负担，前苏联社会经济的崩溃，跟这有密切关系。

军事负担对美国来讲，同样也相当沉重。正如现在大家所认为的，美国的经济表现已经落后于日本与德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有沉重的军事负担。军费负担（占美国GNP的5%至6%的问题还是其次，最要命的是，不具有经济生产价值的军事部门把最珍贵资源—优秀的技术专家与科学家——都吸引走了。军事研发经费占美国全部研发经费的70%，而日本还不到5%，这就引发了更重要的质的差异。美国的军事研发部门抢走了最优秀的技术专家与科学家，结果经济部门得不到最需要的营养元素知识，个个营养不良。这40年来，美国最优秀的技术专家都在军事部门从事武器的研发制造，而日本最优秀的技术专家都在经济部门从事诸如传真机或汽车的改良。平时用的东西和战时用的东西，生产这两类产品的技术、流程、工厂，现在分家了。所以，再也不会有什么“恩泽”降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投下大笔金钱，想把国防科技“技术转移”到民间工业，可是成果却接近于零。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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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9 | PRINTED_PAGE=107

冷战国家在经济上的成绩甚至更糟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把财力、人力耗掷在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军事建设上，所以“经济奇迹”就转由东亚地区创造出来。任何一个国家，再怎么富有，只要平时军费占GNP的2%至2.5%（这个比例是日本的两倍)，我们就不能期望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还会维持多久的风光。

但是即使在军事上，冷战国家也行不通了，因为冷战国家再也没法担保武力一定会被管制。超级大国也别想维持武力霸主的地位，再怎么样都无法阻止小一点的国家拥有全面战争的能力，小一点的国家一定会有进行核攻击、化学战、生物战的能力。当前苏联瓦解与各共和国纷纷独立之时，大家都十分忧虑前苏联的核武管制问题，由此可见冰山一角。还有，人口少或是经济不怎么起眼的国家，前者如伊拉克，后者如利比亚、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现在也快拥有核武和生化作战的能力了，这也是有力的例子。当然，这些小国没办法打赢大国，却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大本营。

所以，武力管制其实并不如我们所料想的，只要再交给已经做这件事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国家就可以了。除非武力管制变成超国家的，否则武力根本不可能被控制，如此一来，就一定无法避全球冲突，即使列强本身仍小心翼翼避免热战。

与财政国家与保姆国家不同，冷战国家还没有到全面失败的地步。在毁灭性武器时代，冷战国家国家政策的目标可以说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这点而言，我们得说万能国家是成功的。可是，这种成功到最后却变成了它失败的原因—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失败，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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