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后资本主义社会"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06033770" library_document_id: "bbd4d72d-8053-4ba0-9588-9ab367fb8717" source_sha256: "a3fec8e44a662bcac765abef6f50d13fabc7c1a91225317cb42f91da85ad14c0"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1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6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bbd4d72d-8053-4ba0-9588-9ab367fb8717?start=16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bbd4d72d-8053-4ba0-9588-9ab367fb8717.md?start=16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bbd4d72d-8053-4ba0-9588-9ab367fb8717.md?start=15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bbd4d72d-8053-4ba0-9588-9ab367fb8717.md?start=170&limit=10" --- # 后资本主义社会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0 | PRINTED_PAGE=128 对抗萧条这种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变动，唯一的好办法是投资基础建设，而且不要怕花这些钱，因为景气好起来以后，诸如公路、桥梁、港口、公共建筑等，往往会被耗损，一定需要修复。不过，政府为了能拿得出这些用于基础投资的钱，在景气还好时（在景气不好时也不例外）就必须维持预算平衡。这样，当有需要投资基础建设时，政府才有办法拿出充裕的经费，特别是通过借贷的途径（当政府平常就预算平衡，到时人们才肯借钱给它）。换句话说，政府必须常常学习，将预算赤字作为最后手段。平时，只有为了改善经济生活能力的投资，才能使用预算赤字的手段（而且最好根本不要有预算赤字，如果一定要的话，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 在整个经济领域中，我们必须抛弃万能国家惯用的“财政国家”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税制从一种社会政策回复到一种经济政策。税制的确需要有公平正义的考虑，我们也确实要留给税制一些空间，去惩罚不良的社会现象，如雇用童工，或者最近20多年来美国经理人要求特权薪资之风气等。可是，这些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税制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中立的政策。 这在政治上可不可行？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不容易做到。 要让人放弃现状，常常会受到激烈的抗拒。组织人，包括官僚政客，往往偏爱既往、陈规、拖拉、过时之事。他们非常偏爱我以前所讲的“为管理层权威而进行的投资”。但是，这个部门也往往用（浪费）最多的人。每个组织，特别是管理不当的组织，往往会派（浪费）最优秀的员工去“有问题”的部门（譬如说，管理层自以为大型轿车比较好，于是继续投资，并浪费优秀人才去解决大型轿车已经得到成功的部门。 所以说，放弃一件事是很困难的，可是那也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经过这种阵痛，六个月后，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件事过去跟着我们这么久？” 第二部分 政体 128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1 | PRINTED_PAGE=129 “税制与补贴手段可以有效重新分配所得，完成社会改革目的”，财政国家的这种信念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所得分配最不均的国家反而是最想搞重新分配的国家，例如前苏联、美国、英国等。它们的成绩，除了变成了政治分肥国家外，别无其他，而政治分肥国家必然是目前病态最严重的政体。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遏止这种被合法化的公款私用。或许需要来一次宪政改革，创造出独立于行政、立法的新机构，专门审计预算，看看每笔预算是否真的用于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审计肯定会和“公司审计”类似）。至于这种观念的可能性如何，我们只能讲，那是天真的理想，但绝非乌托邦。我们可以预期，立法机关肯定会抗拒任何监督它们自己的计划。事实上，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多数议员肯定会欢迎这种独立审计监督，只是监督的对象不能包括议员自己，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这样做，就一定会被利益团体惩罚，不再投票给他们。可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分肥不但有损自己的人格，还动摇自己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所有国家政府的财政一定会愈来愈短绌，这也许会使得政治分肥支出逐渐得到控制。 反败为胜的第一个步骤是先要放弃，在此之前，别的事都不要做。在“放弃”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所有的资源都应当集中在“有问题”的地方。 三、要专心做什么 死掉的东西被埋葬了，新东西才得以开始。这要从以下问题着手：哪些地方已经成功了？哪些地方有了成果？我们应该专心于哪些地方？ 对此，近40年来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成就可以作为范例。这两个国家专心致力的地方是对“经济气候”的控制，而非“经济天气’两国的经济政策目标从来就不是让病人“感觉”好一点，而是要让病人的体质真正得到改善，也就是说，政府政策是为了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从而增加其抵抗不景气、迅速调适和持续竞争的能力。 e 第八章 政府需要反败为胜 129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2 | PRINTED_PAGE=130 然而，当这两个国家开始想控制“经济天气”时，其经济很快就走下坡路。1989年，德国改变政策，大量增加赤字支出以扩大消费（为的是买原东德的新选票），结果陷入经济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想借着增加国内消费支出来平衡因日元升值而造成的出口萎缩，结果却搞出股市与房地产的投机风潮。日本企图控制“经济天气”的结果只是搞出了“泡沫经济”，这个泡沫最后在1991年～1992年终于破灭。 创造良好的经济气候与降低税率是两码事。供给学派主张只要减税就可以保证经济得到良性成长，但这至今仍未被证明是对的。至于他们主张增税必然会导致经济萧条，则已被证明是错的。日本的所得税一直都维持一个很高比例，可是并未导致萧条。正如前面提过的，“税由谁负担”比税率多少更重要。国家的财政目标应该是鼓励对知识与人力资源的投资。这正是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在20世纪前半叶创造出“经济奇迹”的秘诀。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以创造良好的经济气候为本务，不要太管经济天气，通常都可以得到成功。 四、一半成功：超越保姆国家 反败为胜的最后一步是，分析研究一半成功一半失败的政策与行动。我们要尝试决定：哪些是不成功的，可以不要再做了？不过，我们也要问：哪些是行得通的？哪些应该要做得更进一步？ 这些问题在万能国家的其中一个形态———冷战国家里已经讨论过了。归结来说，万能国家在武力控制方面是成功了，但只是一半成功，而在冷战国家方面，则完全没有成功。现在需要的是超国家的武力控制。事实证明，想要借着“相互摧毁的吓阻”来控制武力，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而且这种方式也难以遏制恐怖分子的武力扩散。 第二部分 政体 130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3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万能国家的另一个形态——保姆国家，在社会领域里也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保姆国家从来就不怎么行得通，政府自己经办的社会事务，从来就没有什么成效。但民间自主团体的公益行动已经收到很大的成就。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体要有一种新的“社会部门”，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重建有意义的公民意识与社区认同。 第八章 政府需要反败为胜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4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5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第九章重建民间社会 将来，社会有两种需求一定会不断成长。一种是传统上被视为“慈善救助”的活动，如救助穷人、弱势者、无助者、受害者等。另一种是“社区改善”与“人的提升”的服务活动，这种需求或许会增长更快。 只要处于转型期，就会有愈来愈多需要救助的人。现在全球遍布大量的逃难者、受害者，他们或受战火波及，或受社会动乱逼迫，或受种族、政治、宗教迫害，或受政府无能所累，不一而足。即使最稳定的社会，也会有人因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程度改变而落入边缘。一个社会及其成员要经过一两代，才能赶上劳动力构成以及工作对技术、知识之要求的剧烈改变。服务劳动者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根据历史经验，至少要半个世代还多)，生产力才会提高到使他们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除了慈善救助之外，未来社会对另一种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甚至增长更快)，那就是关于社区与人的改善的服务工作。这类服务在近100年来增长得很快，尤其是在美国。未来几十年，对这类服务的需求一定会愈来愈多。原因有三：一是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增加很快，他们有很多是独居的，或者想要独居。二是医疗保健愈来愈复杂，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教育和设施。三是成年人对再教育的需求日增，以及愈来愈多的单亲家庭对相关服务的需求也增加了。社区服务部门很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系中一个真正的“成长部门”—尽管我们期望，社会对慈善救助的需求到最后会减少。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6 | PRINTED_PAGE=134 一、外包的需要 想用保姆国家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多半已经失败了，起码就政府作为这些服务工作的实际经办角色而言，都是失败的。从保姆国家的经验当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在社会领域，政府要放弃经办者的角色，专心扮演好政策制定的角色。这就表示，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也有“外包”的需求。就像企业目前所做的将支持性、事务性和维护性的工作外包出去一样，政府也要将社会工作外包出去。 政府将社会工作外包，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提高服务工作（与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政府是服务劳动者最大的雇主，可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服务劳动者，生产力却最低。服务劳动者只要为政府所雇用，生产力就很难提高。因为，政府机关必然是个“官僚”机关，必然先讲法令程序，才能谈到生产力问题；必然先讲程序手续，才能谈到效率。发达国家的政府雇员中，人数最多的是传送服务与社会服务的员工。政府要在社会领域获得成功，也同样必须将社会工作外包出去。 在美国，40年来，通过政府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从来就没有一次获得过成功。但是，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在这方面却一直有很好的成就。在相同的社区、种族与族群，都同样有着来自破碎家庭的学童，然而，都市公立学校（像纽约、底特律、芝加哥等地的公学校）的办学绩效早就亮起了红灯，而教会学校（特别是天主教校）却一直有着卓越的成就。反酗酒、反吸毒等诸如此类的运动，一直都是由民间自主组织，如救世军、福音会等在进行。密西根的妇女收容中心，一直在帮助靠社会救济过活的女人（多半是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未婚妈妈)，帮助她们摆脱困境，重返工作岗位，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在保健领域，如心脏病、精神病的预防治疗，这方面的进步大部分也要归功于民间自主组织。例如，美国心脏病协会和美国精神病协会就一直大力资助科学研究，并且发起对医学团体及社会大众的治疗预防教育。 第二部分 政体 134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7 | PRINTED_PAGE=135 所以，政府要反败为胜，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促成社会部门自主机构的成长。 社会自主机构最大的贡献是作为“有意义的公民意识的新中心”。万能国家不过是摧毁了公民意识罢了。为了恢复公民意识，除了企业、政府这两种已被普遍承认的“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外，后资本主义政体还需要“第三部门”，也就是独立自主的“社会部门”。 二、爱国心不嫌多 爱国心就是指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死。19世纪时，马克思主义者曾预言，劳动阶级以后再也不会有祖国，他们效忠的对象肯定不会是国家，而是阶级。实际上，人，尤其是属于劳动阶级的人，仍然愿意为他们的国家而死，即使不是在热战时也不例外。 “爱国心不嫌多”，这句名言是英国一位护士卡维尔（Edith Cav-ell）说的。1915年，她在比利时经营一家医院，因为收容逃出的英国战俘，而被德国人处死。 爱国心也必须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指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生”（更甚于“死”)。恢复公民意识是后资本主义政体非常核心的一个议题。 爱国心是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无论东西方都有。可是，公民意识却显然是西方特有的产物，发源于希腊和罗马的光荣时代。 第九章 重建民间社会 135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8 | PRINTED_PAGE=136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解，公民意识也随之消失了。中世纪并没有公民。封建领主有扈从，城市有市民，教会有教民，可是，就是没有公民。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大名有扈从家臣，城市有工匠师傅，道院有信徒，同样没有公民。 公民理念的重新体现是在民族国家。从一开始，不论是在政治理论或政治实践上，民族国家所体现的公民理念，主要是指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在法律上，公民理念指的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行为。在政治上，它则指的是一种活动承诺，一种责任，指的是为自己的社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与达成影响。 在万能国家，公民在政治功能上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纵使这个国家很小，公共事务还是远离个人，个人无法扮演举足轻重的公民。虽然个人可以投票（最近几十年，我们受过很多教训，才了解选贤与能是多么重要），个人可以缴税（最近几十年，我们受过很多教训，才了解缴税是多么有意义的责任)，可是个人就是不可以负责，不可以参与，不可以影响。然而，没有公民意识，这个政体（政治社会）是无根的，可能会演变出国家主义。没有公民意识，爱国主义可能会蜕变成沙文主义。没有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有责任承诺，也不可能有参与贡献的满足感与认同感。没有公民意识，任何一个政体（不论是称为国家或是帝国）只是一个“权力”，而不是“政权”。为了能够应对这个快速变迁、充满挑战的世界，后资本主义政体必须重建公民意识。 三、社区意识 社区意识的重建也是相当重要的。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社区的凝聚力已经消退。知识给予个人跳槽的自由，传统社区很难再维系下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传统社区并不是靠成员的一体感来维系的，而是因为必需，如果不是被迫或恐惧的话。 第二部分 政体 136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9 | PRINTED_PAGE=137 近来很多人谈到家庭崩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解。美国的确有很多人因离婚而终止婚姻关系。可是，现在的婚姻关系多半还是维系得比100多年前久一些。在100多年前，离婚案例固然不多，但多因死亡而终止了婚姻关系。 传统家庭是因为需要而维系在一起的。19世纪小说所描写的家庭，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大部分都可以被称为“破碎家庭”。可是家庭成员却必须勉强结合在一起，无论他们是怎样地互相憎恶和猜忌。19世纪的人说：“家，不是你能任意脱离的。”在20世纪之前，家庭实际上等于整个社会，需要什么，家庭就供给什么，但凡家庭不能提供的，别处也无法提供。所以，拥抱家庭是一种需要，被逐出家庭是很悲惨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戏剧或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多是严厉的，女儿要是带着私生子回家，就会被赶出家门，这时，她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选择自杀，要么堕落红尘。 对现在多数人来讲，家庭实际上是愈来愈重要。不过，家庭已成为一种基于自愿、情感和相互尊重的结合体。比起我这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对家庭归属感的需求更强烈，只要脱离青春反叛期，他们更觉得需要亲近父母与兄弟姊妹。 不过家庭到底不是整个社会、社区或共同体。所以我们还是有社区归属的需求。尤其现在愈来愈多人住在人际关系疏离的都市，对社区归属的需求就更高。我们再也不能期待邻人（更别说世界上所有人）和自己有相同的利益、工作和关心对象。物换星移、工作流动，纵使和家庭的脐带关系还是紧密相连，我们再也不能期待人会住在一起，会有相同的阶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后资本社会就十分需要社区归属（尤其是对知识工作者而言），而这必须建在相互责任与相互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先天的地缘远近。 e 第九章 重建民间社会 137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bbd4d72d-8053-4ba0-9588-9ab367fb8717.md?start=17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