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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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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70 | PRINTED_PAGE=038

与知识改变恰成对比，技术是慢慢改变的。如果苏格拉底这位石匠活在今天，去一家石器厂工作，那么唯一较大的改变只是他要做的东西被换成十字架墓碑，而不是以前那种写有神秘符号的石碣。可是用的工具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现在换成电动的罢了。古登堡发明活版印刷术后的400年当中，印刷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直到蒸汽机来临，工学（技术学）开始运用在技术上，印刷术才有一日千里的改变。在过去整个历史上，工匠经过五六年的学徒生涯后，在十七八岁就已经学得一生都要用到的一门技术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大可相信，任何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每隔四五年就必须吸收新知识，否则就会落伍。

对某一门知识有很大影响的变革，通常不是来自本门领域，印刷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制药工业正深受遗传学与生物学知识的影响，而在40年前，连在制药实验室的研究员都很少有人听过这两门学科。铁路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本身的改变，而是汽车、飞机的改变。

在创造新知与淘汰旧知方面，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新科学或新科技。事实上，社会创新往往更重要。19世纪最神气的机构—商业银行，现在出现了世界性的危机，原因并非计算机或任何其他的科技改变，而是因为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想到也可以使用商业票据，这是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金融工具。这很快就打击到商业银行200年来的独占地位，因为最大的收入来源，即商业借贷产生的利息，大量减少了。对于知识，最大的改变很可能是“有计划的创新”，无论是在技术创新或是在社会创新方面，在近40年，它已经成为一门有系统的学科，既可教又可学。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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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今天很多人仍相信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改变也不是只有企业才需要。如果工会（除企业之外，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个成功者）要生存下去，显然也需要运用知识去改变。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这50年当中，没有一种组织的改变比得上军队。武器完全改变了，这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可以看出。军事原理与军事观念改变得更是激烈。而军事的组织结构、指挥结构、工作关系和职责，也都有大幅的改变。

既然以知识为基础的改变，不只是企业才需要，这就表明今天每种组织都必须把“变革管理”(the management of change)纳入结构当中。

今天，每种组织都必须把有计划地放弃现状，纳入组织结构当中。每几年，对于每个流程、产品、作业程序、政策，都必须学会去问：“假设我们还没做这件事，若以我们现在知道的知识来判断，我们还会这样做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必须追问：“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组织必须采取行动，而不只是再研究看看。组织必须有计划地放弃，而不是尽可能延长一种已经成功的政策、流程、产品的寿命。直到现在，只有日本一些大企业做到了这点。

同时，创新也必须纳入组织结构当中。说得更详细些，每种组织都必须把以下三种有系统的创新实务纳入架构当中。

首先，组织必须不断改进所做的每件事，这个过程日本人称为“kaizen”（改善)。在过去整个历史上，每个工匠都一直在做改善，也就是有系统、持续地自我改进。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日本人把改善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当中（这也许是受到禅宗的影响）。改的目的则是为了改进产品或服务，在两三年内使其变成实际上并相同的新产品或新服务。

其次，每种组织都必须学习“利用开发”（exploit)，也就是说，从别人同类的成功去发展新的应用。在这方面，到目前为止，日本企业做得最好，这可以从日本的消费电器厂商如何从美国发明的录音机不断开发出同类新产品的行为得到证明。但是，利用别人不同种类的成功，也不失为自己成功的途径之一。例如，美国的“教牧式教会”（pastoral church）目前的快速成长，正是奠基于填补了传统“社会基督教”与正统基督教逐渐没落后所造成的空白。

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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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72 | PRINTED_PAGE=040

最后，每种组织都一定要学习创新，而且，创新流程可以、也应该加以系统化。

创新之后，当然是回到放弃，这个过程一直循环下去。

除非如此，否则后资本主义社会那些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落伍，失去执行目标的能力，也很难吸引到优秀的知识人才。

此外，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分权化。在这种社会，每种组织都必须能迅速决策，这要靠分权给接近工作现场、市场、科技、社会变迁、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知识变迁（这些都必须被视为创新机会，要善加利用）的人去决策。

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就经常成为社区动荡的根源。组织需要的技术与知识，一定经常改变。我们现在明明需要的是遗传学家，偏偏每所技术大学却正加强物理学教学。银行明明需要的是投资大众，偏偏早就成立资信分析部门。公司关闭提供地方就业机会的工厂，或者改用擅长计算机仿真的年轻“小鬼才”来取代磨炼一生的老工匠。在妇产科的知识与科技改变的情况下，医院把孕妇转到专门的“分娩中心”去生产。如果在医学知识和医疗科技改变的情况下，对于只有不到200张病床、又无法提供一流护理的医院，我们必须尽可能关闭。同样的，如果人口、科技或知识的改变，得工作资格产生变化，学校或大学的规模、数目或教育哲学因而不同的需求，那我们必须尽可能关闭不符合社会需求的学校或大学不论它们与当地社区的关系有多密切。

改变都会造成“不平”，带来动荡。

第一部分社会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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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组织还为社区带来另一种紧张。组织一定是在社区里办公或生产的，员工就住在社区里，与社区居民交谈，送孩子到社区学校受教育，选出社区的代表，缴税给社区。组织必须与社区打成一片，其成果就在社区里。可是，组织不能让自己从属于社区，组织“文化”必须超越社区。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霍尔（Edward T.Hall）在他的著作《默语》(The Silent Language)中所指出的，每个社会最重要的沟通媒介并不是语言，而是文化（就是人们行住坐卧与行为的方式等）。霍尔指出，德国医生跟德国病人沟通所使用的符号，跟英国、美国医生或是跟日本医生所使用的符号，都非常不同。如果美国华盛顿官员被要求去参加地区便利商店的会议，讨论下星期的促销广告，那他们肯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如果告诉他们有关官商勾结的事情，他们却轻易即可理解。姑且不论我们经常听到的“管理风格”的差异，日本大企业要完成的任务，本质上跟美国、德国或英国大企业没啥两样。

组织的文化由其任务本质决定，而不是由社区决定。每个组织的价值体系是由任务所决定。世界上每个医院、学校、企业都必须相信，它执行任务的贡献对当地社区、社会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当地社区所有其他的人归根结底都依赖它的贡献。为了完成本身任务，组织必须契合任务去协调、管理。所以，组织文化往往超越社区的价值观。如果组织文化与当地社区的价值观相抵触，那它一定会赢，否则组织就不会对社会有所贡献。

有句古老的谚语：“知识无疆界”(Knowledge knows no boundaries)。现在“超国界”的组织仍寥寥无几，“多国籍”的组织也多。可是，每个知识组织一定是无关乎国家、无关乎社区的。借希特勒与斯大林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说，纵使组织完全嵌入地方社区也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

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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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74 | PRINTED_PAGE=042

五、受雇者的社会与带着工具跳槽

只不过在50年前，除了在法律场合下，英国人或美国人一般很少使用受雇者（employee）这个字眼。当时，他们通常是讲资方与劳方(capital 与 labor，或是 managment 与worker)。“employee”的德文同义词是“Mitarbeiter”，当时德国人一般也很少使用。就算用到这个字，通常是指低层的办事员，意思相当于“Angestellter”，或者西班牙文里的“employado”。“employee”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单字，根本没有明确的意义，在其他语言里的同义词，也是同样到了最近才成为普通用词，而且同样没有明确的意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适当的字眼来解释它。

依照定义，“employee”是指受薪工作者。然而，美国所有受雇者当中为数最多的一群却是无报酬工作者。美国大约有9000万第二春的老年人在非营利机构当无报酬义工，很多人一星期至少奉献3小时。他们显然是“员工”（staff)，而且他们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然而，他们其实是无报酬的志愿工作者。

有很多人，在法律上不是“受雇者”，在实质上却是。这些人是“自己受雇于自己”。一个世纪以前，受雇于人的人，也就是为其他某些人工作的人，是为“主人”而不是为公司或“老板”工作。那个时候，虽有一些工厂工人，但远不及家仆的数量。直到一次大战时，发达国家中工厂工人的数量才超过家仆。受过教育的工作者，从任何一点来看，都是“独立”工作者。在1913年时，在任何土地上为自己工作，不论这土地是自有的或租来的。

今天，农业人口在任何发达国家的全部劳动人口中都只占极部分，而家仆差不多已消失了。但是，六七十年前那些 “独立作者，现在不是受雇于他人的受雇员工，就是受雇于自己的个人工作者，这两类人都是受过正式教育、有知识的人。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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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75 | PRINTED_PAGE=043

我们需要一个名词来描述这些人，可是找不到；也许只需要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employee”定义为“借组织才可以使用技能和做出贡献的人”，这不失为权宜办法。至于他们是否受薪并不重要。如果他们是“受雇于自己”，那也是因为出售服务给组织或者通过组织提供服务，才可以做出贡献。例如英国国家保健中心的医学研究员、美国类似机构的“独立工作室”人员、会计师与精算师等等。这些个人工作者拿的是“费用”(fee)，而不是“薪水”（wage)。可是，他们的技能要靠跟组织来往才可以做出贡献，就跟他们受雇于组织没有两样。

我们发现，收入、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愈高的人，他们的才能就愈依赖组织才可以施展与做出贡献。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受雇者的社会，正如同已经成为组织的社会。受雇者社会与组织社会不过是描述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方式。

至于从事基层服务工作的受雇者，例如超市柜台人员、医院清洁员、大货车司机等，他们的地位可能与昔称“（工厂）工人”(worker)的挣工资的劳动者（wage earner）相差无几。这些基层的服务劳动者，现在占全部劳动力的1/4强，已经超过制造业劳动者。他们的地位、生产力与职业尊严是后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核心的社会问题。

但是，知识工作者这未来之星就迥然不同。

所有的知识工作者，不论是受雇员工或是个人工作者，唯有通过组织，他们的才能才得以施展。就此而论，他们是依赖组织的可是，他们同时也拥有“生产资料”，也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知识在发达国家，他们占全部劳动力的1/3强（技术性的服务劳动者占另外的1/3)。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带给社会最大的改变就是造成工人的“疏离”。工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疏离”，使其不再拥有生产工具。

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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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唯有依赖资本家提供生产工具才能生产，机器愈昂贵，他们就愈依赖资本家。

受雇的知识员工也需要用到生产工具，如计算机等机器设备。组织对知识员工使用的生产工具的资本投资，可能比生产线员工所用的生产工具更多（社会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对知识员工的教育投资铁定是体力劳动者的好几倍)。不过，光买机器是没有用的，除非这些知识员工运用他们的知识在机器上，否则机器就形同废物。工厂机械操作员按照指示工作，机器设备不仅决定他们每天的工作内容，还决定他们的工作方式。而受雇的知识工作者可能也有必须操作的机器设备，如计算机、超声波分析器、天文望远镜等，但是，任何这些机器都不能决定他们的工作内容与方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完全单方面依赖机器。在受雇者社会中，受雇者与机器（生产工具）的关系则是相互依赖的，其中一方要是缺乏另一方的参与，就无法做出贡献。同时，生产工具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知识员工则自由来去，他们可以带着操作、解读机器的技术知识跳槽。机器依赖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也依赖机器。

整个历史上，工人得按指令工作。他们要做什么工作、怎么做、多久要做完等等，都得依赖指示。知识员工实际上是不可以被指示怎么工作的。如果知识员工在专业领域不比组织中其他人更专业，那不管组织有什么计划与目标，他们都没有作用。

营销经理可能会吩咐市场研究员，公司需要知道哪个新产品的品牌设计与市场定位。可是，市场研究员有职责告诉营销经理，场调查有什么重要性，如何做市场调查，调查结果代表什么意义。空军基地的指挥官决定在某次任务中要派出哪一类军机，各多少架。可是，在执行任务前是由幕僚参谋告诉指挥官，基地有多少架军机还可以飞，有多少架需要修理，虽然他们的军衔低了许多。指挥官要是硬摆官大、学问大，不顾幕僚参谋的专业，不但愚昧之至，而且恐怕也干不了多久。

Ⅲ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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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许多企业或被并购，或被抵押，或被拍卖，结果造成许多知识员工失业。可是没几个月，他们多半都找到了新工作，将知识运用到新组织中。起初，他们感到很不如意，几乎有一半的人，薪资不如从前。可是，这些曾被解雇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与经理人员后来发现，原来他们自己也拥有“资本”，那就是他们的知识。而组织拥有生产工具，这两方其实是相互依赖、相互从属的。

日本人形式上仍然相信对公司终生忠诚的工作伦理，尤其是受雇的知识员工。但是，在1989年，日本爆发了一件大丑闻：Recruit事件。Recruit这家快速成长的出版公司用免费给予股份的方式向一些政客行贿。是什么原因导致Recruit股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原因造成Recruit出版这么赚钱？这家公司出版的杂志，内容完全只是招聘信息，提供给想要跳槽的技术人员、专门人员、中层经理。据一些在日本待过的外国人描述，在东京地下铁，中年人多半在看成人休闲杂志，而年轻人则多半在看招聘的杂志。即使在日本，年轻一辈的知识员工也正盛行跳槽，不像老一辈那么重视对企业的忠诚。

今后，薪水再也买不到员工忠诚了。未来的组织必须向知识工证明，组织能够提供他们最好的发挥机会。不久之前，我们是讲“劳动力”，现在，我们逐渐在讲“人力资源”。这表示以前是老板决定员工的优点与贡献，现在则是员工自己决定他会贡献什么，他的贡献可以或应该产生多少价值，尤其在知识员工方面更是如此。

可是在这种知识社会，连没有什么技能的服务劳动者，也不是“无产阶级”。整个来说，这些受雇者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个别来说，他们当中有钱的很少，称得上富有的是绝无仅有（虽然他们多数人在财务上可以独立，不必靠家里补贴)。不过，就整体而言，通过退休基金、共同基金等方式，他们也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在退休基金会代表他们行使投票权的人，本身也是受雇者，例如美国地方公务员退休基金的管理者，本身也是受雇的公务员。

2

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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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退休基金的管理者才是美国唯一真正的“资本家”。如此说来，在这种后资本主义的知识社会里，“资本家”本身也变成受雇者，也一样领取薪资。

这表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为受雇者服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受雇者则为资本服务。不过我们将来一定要重新思考并界定资本与所有权的角色、权力和功能。正如下一章将要讨论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企业权力”的本质。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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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劳动力、资本及其未来

如果说，知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最关键的资源，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关键资源劳动力与资本，未来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与功能呢？

我们现已进入“受雇者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劳动力不再是一项资产。我们同时也进入了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a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这跟以前政治家、法律学者、经济学者、新闻记者、工会领袖、商业领袖……几乎所有人想当然的想法相左。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没落、传统资本的重新定义等课题，在未来几十年当中一定是政治上的核心所在。为了能够成功解决这一转型期的新挑战，我们必须先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还未解决的这两个经济问题：劳动力以及货币资本未来的角色与功能。

一、劳动力还是一项资产吗

在“制造业没落”的年代，美国制造业的生产额占GNP的百分比，维持在一定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在1975年与1990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额占GNP的比例分别是22%与23%。而在这年当中，美国的GNP增长了2.5倍。换句话说，在这20年当中，美国制造业的生产额有超过2.5倍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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