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民族国家再见吗

如果1989年柏林墙倒塌，象征冷战的结束，那么1991年2月多国联军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象征着400年来在政治舞台扮演主角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nation)已经终结。这种多国联合行动是前所未见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必然会将此划入历史大事记。在此之前，大家几乎都反对各国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搁下本国人民的情感或利益，去打击恐怖主义。现在大家却都同意，反恐怖主义不是单一政府的事，需要跨国行动。

很多人相信（特别是美国的自由派人士），1991年制裁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保护西方国家的石油命脉。这种看法与事实差矣。就经济上来讲，一旦伊拉克控制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对西方国家反而有利石油价格会便宜很多。因为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人口不多，并不那么依赖石油出口的收入。而伊拉克是人口过剩的国家，除了石油，几无其他天然资源。所以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希望抬高石油价格，减少产量，而伊拉克则需要尽可能出售更多石油，后者会使国际油价下跌。这可以说明为何美国一直大力支持萨达姆政权，直到他攻击科威特，展开恐怖行动为止。我以为，这也是萨达姆失算之处，他必然深信美国会姑息他出兵科威特，以保油价的低水平。即使在西方，我所认识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人，也都认为美国只会对两伊战事叫嚣，不至于出兵于预。

16世纪法国的法律政治学家博丹（Jean Bodin）首度提出“族国家”的理念，在往后400年中，无论对内或对外，民族国家成为唯一的政治权力机关。后200年里，亦即从法国大革命起，族国家成为现世宗教的承继者，肩负解救社会的使命。事实上，将主权国家视为至高无上权力机关的概念，无限制地推演到最后，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纳粹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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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治学理论和宪法仍体现主权国家的理念。在过去100年中，主权国家的权力与影响力愈来愈大，最后转变成“万能国家”。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熟知的政治结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近200个脱离殖民地国统治的新兴国家，都高举主权国家的大旗，直到前苏联瓦解，原加盟共和国也还是希望成为主权国家。

但是这40年来，主权国家逐渐在丧失其作为唯一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内在环境而言，发达国家正快速转变为多元的组织社会；从外在环境来看，许多有别于国家范畴的政治机关不断出现，有些是跨国的，有些是区域性的（如欧盟），另有些是地方性的。

民族国家并不会走向灭亡。在未来极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国家仍旧会是最有权力的政治机关，只是不如以往一样，有绝对唯一的地位，它必须逐渐分出权力给其他的组织机关与决策者。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会分出哪些权力来？哪些机能会变成“超国家的”(supernational)？哪些会变成“跨国家的”(transnational)？哪些又会变成“地方性的”？

这些问题会是未来几十年中政治课题的核心。过去的政治戏幕中，每个演员的大小、财富、宪政结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全都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每个人在领地范围内部声称拥有主权。现在的几个例子虽不足以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政治秩序肯定会跟以往的世纪不同。

所谓“前现代”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人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花费了大量时光想要重整基督教王国的统一结果却是徒劳的。他并不担心基督新教与旧教的，或新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战争，他只担忧一般人的信仰会丧失超自然的神，如此，世宗教就会出现。而他深信，依照定义推论，现世宗教必然会演变成一种专制统治。

一个世纪后，卢梭证实了莱布尼兹的忧虑。卢梭认为，社会能够、也应该指导个人；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新亚当”；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人类的普遍理想。但是，社会同时也能够、且应该让个人服从于超越个人的“普遍意愿”(generalwill)，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客观历史法则”。从法国大革命起，社会救赎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有力的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遍及全世界。不论这种概念怎样装扮“反宗教”的外衣，骨子里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当然，其手段是非宗教性的：禁酒、屠杀犹太人、崇尚泛精神分析学而非真主、废除私有财产等，但其目的却是宗教性的，是要创造“新人类”，从而建立现世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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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之所以崩解，是因为其经济体制产生了贫穷，而不是富裕，为官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特权，而非经济公平，还因为其思想教条不但未创造出“新人类”，反而暴露了“旧亚当”的腐败。

人类很可能毫无救赎的希望。以前有个拉丁诗人可能说得对：“人性往往前门进，后门出。”意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或许犬儒者说得对：人性没有美德、至善、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

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救赎信仰终结之后，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会出现何种信仰，只能等待。但除了听天由命之外，难道别无其他吗？说不定会有传统宗教复兴，致力解决知识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与问题。现在美国不断激增的莫名教派与聚会就是一个象征。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一辈，现在都狂热信奉基本教义，如果退到40年前，他们应该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预测未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比预测可能发生的事要容易得多。正如日本畅销书作家堺屋太一（Taichi Sakaya）在《知识-价值的革命》中所预测的：在未来，我们看不到对物质与科技的抗拒，到“回归中世纪”的呼吁。信息与科技的全球扩散，支持这种预测的可能性。（不过堺屋太一对中世纪是反物质的假设，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中世纪的人渴望拥有，欲望掩盖信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嘲讽，十字军东征其实是史上最庞大的采购旅行。中世纪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当时人自愿选择的，而是穆斯林征服了西亚与地中海世界，切断了他们通往希腊的财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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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赎信仰的终结，必然代表一种内在精神的转折。救赎、重生、升华、至善、德行很可能被视为纯属个人存在之事，而不是社会目标与政治规范。这重新强调了个人人格，还可能引领我们回归个人责任。

起码我们可以这样企望。

第三世界的潛力

本书的焦点是发达国家及地区，如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我当然不会以为后者无足轻重。第三世界的人口已占全球2/3，到这场大变动的末期，可能会占3/4。不过，我也认为，往后一二十年内，一定会有新的“经济奇迹”出现，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很可能短期内就会成为经济强权，其变动甚至比过去40年还大。现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已展现这种经济潜力。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有受过良好教育、学习心强烈的人民，有悠久的代工传统，还有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资本、贸易网与技术管理人才。如果这些条件得以发挥，就能促使工业成长。

拉丁美洲若干较大国家也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墨西哥可能已在起飞阶段，而巴西一旦鼓起政治勇气，仿效墨西哥最近成功的例子，那将来的成就可能会震惊世界。至于东欧国家会有什么惊人表现，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虽然本书的重点在发达国家，但跟第三世界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要是第三世界不能快速发展，一定会有大批人潮涌向发达国家，惨剧。

但是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政体的动力，还是源自发达国家。后资本主义是发达世界发展后的结果。五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领袖，如尼赫鲁、铁托等，都曾向人民保证，第三世界会找出不同的新答案，创造新的秩序，这些保证到现在都未兑现。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体的挑战、机会与问题，只能从其起源处着手也就是发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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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时刻：社会和知识

本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讨论的议题有后资本主义社会、政体，还包括知识本身的新挑战。本书不是一本“未来的历史”，它着眼的是“现在”。

本书的三大议题：后资本主义社会、政体与知识，是依其“可预知性”而顺序排列的。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及为什么发生，也知道即将发生何事及其理由（即使不够透彻，也已经有了线索)。至于后资本主义政体，目前我们只知其轮廓，至于该如何填色补缝，仍只能靠想象，但大致可以回答若干问题。而关于知识方面的挑战，我们却只能提出一些问题，并且希望这些问题是正确的。

我经常问自己，我到底是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对于20世纪的幸存者来说，说自已是乐观主义者，那肯定是个白痴。我敢说，我们想远离动乱的路途仍然遥远，而种种的变乱已使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世代。宣称“历史之终结”已近的人，是在自我欺骗。比如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曾因此押宝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然后又改成叶利钦。这种情况一定让他们极为困扰，不知何时才算是“历史之终结”。

可称为“后”的时代是转型期，所以不会长久。我们的社会就处于转型期中。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姑不论未来是否就是我们憧憬的“知识社会”)，要看发达国家如何响应这段转型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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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靠知识领袖、企业领袖、政治领袖的智慧，更重要的，还要靠每个人的行动。尽管未来尚不明朗，但我们可以肯定，现在正是创造未来的时刻；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而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刻。

彼得·F·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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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资本主义社会已来临

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同一个时期历经由农业、工业、商业现代化到企业现代化的历程，这就如同一个孩童误闯入了一个全新的国度，不小心坐上了云霄飞车后，已不知自己身处何时、何处，自己是谁，又将何去何从，对于未来既充满了期待，却又怕被伤害，心中五味杂陈。

谁能料想到北京能主办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不论是参赛国家的数量还是各国领袖的参与人数，都是史上最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队首度登上金牌榜首位，刷新了历史纪录，中国成为世界的“体育王国”，一洗百年来的“东亚病夫”之国耻。

然而，激情过后留下的是什么？是世界级的罕见建筑创作（如鸟巢、水立方)？还是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水立方已变成了水上音乐会的圣地。鸟巢又将有怎样的功能创新？我们拭目以待。

谁也没有想到，奥运会刚过，华尔街金融风暴、全球经济危机紧接着就持续蔓延开来，中国也无法幸免。但是中国政府闪电般推出的药方，不但暂时止住了通货紧缩的恶化，也挽留住了一些国内外投资者，使得2009年的“保八”（8%）变得有可能实现。

后资本主义社会与知识

世界的未来社会肯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真正的关键资源便是“知识”。由于知识无国界，因而不再会有纯粹的“西方历史”、“西方文明”和“西方知识”，只有“世界历史”、“世界文明”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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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知识”，但后三者都已经西化了。日本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也不例外。

然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主导阶级不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也就是说，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无论现在或未来，最关键的资源必定是“知识”。任何创造财富的活动，不在于如何筹措资本，也不在于劳动力的付出，所有的价值都由生产力和创新来创造，而生产力的高低和创新的成败都与知识的应用和跟工作的结合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种以知识为主的社会，其领导团体一定是“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所谓拥有“生产资料”，在美国是因为他们能通过退休金制度成为真正的拥有者、真正的资本家。所谓拥有“生产工具”，是因为这些知识工作者走到哪里，都可以带着知识走。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的挑战，一定是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问题。

原本贫穷的中国，由于邓小平的开放策略，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使得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其变化之大较过去数百年、数千年更甚。如今中国的沿海地区已展现了巨大的经济潜力。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受过高等教育、勤奋好学的知识工作者，有悠久的代工传统，还有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等地的华人社会的资本、贸易网络、科技人才与管理者，加上全球跨国公司的知识、人才、资金的不断投入，这些都使得中国成为新兴的经济发展国家，其2008年的外汇储备已近200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的日本。

知识与智慧究竟有何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单单拥有失识不足以完成任何事。我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他立志一生要取得10没做，成天读书，也不工作，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读书，读书原本是手段，在他那里却变成了目的。知识只是工具而已，要能善用工具于工作，产生出对客户、病人、学生、同事、上司、下属有意义的价值，才是真正的智慧。然而我这位朋友的父亲留下了6000多万人民币给他，使他可以一辈子不工作、不生产，这确定是一大浪费，尤其是让生命交了白卷，以为拥有了知识就是拥有了一切，更贴切地说，以为拥有了文凭就是拥有了生命的全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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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对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知识社会转变的脉络和本质作了严谨而中肯的剖析：“无论是在西方或在东方，在这之前，知识一直被视为‘道’(being)，但一夕之间，知识就变成‘器’(doing)。这也就是说，知识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利器。知识原本一直被视为属于个人层面的东西，当时却变成属于社会层面的东西。”

《柏拉图对话录》中睿智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功能只在促成个人在智慧、道德与精神的成长。然而，苏格拉底最强劲的对手、博学多才的普罗塔格拉却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更能有效掌握要说什么及要怎么说。他进一步解释说，知识是指逻辑、文法与修辞（它们后来在中世纪时成为学习核心的三大学科，这三大学科也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人文教育”的基础）。

但在东方，对于儒家而言，知识是指知道应当要说什么、要怎么说，以及经世治国之道。然而对于道家与禅宗而言，知识是促成自我了悟、清明的静修之道。虽然东西方对于知识是指什么，有着强烈不同的意见，但他们对于知识不是指什么，却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对他们而言，知识不是“工作技能”，也不是“实用利器”。同时，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格拉斯也都重视“技术”的价值。

“技术”无论多有价值，仍然不是知识。因为技术终究局限于某种特定用途，而不是普遍原理。这就好比医学技术不能用于建筑房屋，吹奏笛子的技术无法完成水电维修、烹饪功夫不能转变成歌唱技巧，骑马术再好也不能用于种植花草。

另外，学习美发“技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见习与经验，相同的，学习管理“技术”的唯一途径乃是认知与实践。“技术”是很难用语言来说明的，不论是口说的或书写的语言，只能靠示范、练习才能习得。这就像早年英国人不是讲“工艺”（crafts)，而是讲“秘技”（mysteries）一样。现今的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能穿越长城，能让自由女神像消失，这样的魔术“技术”不仅被要求发誓不可外传，还必须终身签约以利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技术本身就很难习得，任何人未经拜师学艺，通过师傅在现场示范传授，是极难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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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以其罕见的洞察力总结了东西方对于“知识”的定义：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的成长，知识的效果表现在人的内在层面。对于他的对手普罗塔格拉斯而言，知识的效果是表现在认识能力上，是更加知道要说什么、要怎样说才比较恰当。普罗塔格拉斯对知识的看法，支配了西方的教育与语言知识达两千多年之久。中世纪的三大学科，包括了文法、修辞与逻辑，这些正是决定我们要说什么、要怎么说的必备工具，但不是决定我们要做什么、要怎么做的工具。禅宗与儒家对知识的看法（支配了东方的教育与文化有一两千年之久)，也有跟西方类似的地方。禅宗强调自我知识，而儒家经典的内容就像西方中世纪的三大学科，成为中国文人学习文法、修辞、逻辑的必备工具。

由于“知识”的价值体现着每一个时期的特点，也就创造了不同的时代革命，在这场大变动中的头100年，即第一阶段当中，知识被用来改良生产工具、流程和产品，结果产生了历史学家所讲的“工业革命”。但同时也产生了所谓的“疏离”和阶级斗争，使得工业革命成为主导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

把“知识”投入研发，使得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相继的，纺织机问世，工业生产管理启蒙出现了。18世纪的欧洲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进而造就了西方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工业革命引发了英国持续一个世纪的机器发明热，也结束了技术的私传性，使得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也成就了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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