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将他们调职。

第三（这点最重要)，组织的基础从权力改变为责任，这本身就已经使组织有节制地行使其权力。对于以知识为主的组织，尤其如此。

在1855年至1865年，普鲁士建立现代军队之后，这种当时最成功的新组织就成为各种现代组织仿效的原型。当然，军队组织是建立在命令与控制的基础之上。少数几个受过统领训练的军官，指挥一大群反复操练过的士兵。这支曾经轻易打败奥匈帝国与法国的普鲁士军队（当时，奥匈帝国、法国的军队数目都超过普鲁士，法国的武器装备也优于普鲁士)，实际上等于是一个很有效率的“装配线”。这种军事组织所需要的知识是由各专门“幕僚”（即颇负盛名的普鲁士参谋本部）所提供，“幕僚”不同于“在线”的战斗队伍，也就是说，与现场作业分离。

这种组织结构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达于高峰。在那几年，各种非军事组织都纷纷加以模仿，专门性的幕僚工作也逐渐发展起来。

二次大战的胜利，归根结底还是要归功于美国成功地把以命令控制为基础的军事组织架构，扩及经济领域，也就是扩及工业生产与后勤管理。

可是，也是到二次大战之时，人们才终于明白，组织以命令控制为基础，愈来愈行不通。那几年的新尝试，也就是企图让工作者有“责任感”从而来修正以前那种命令控制的方式，显然不会成功，因为这需要太多的心理操纵。

在那几年，我在《工业人的未来》（1942）等几本书中开始提及：“负责任的工作者”一定有“管理意识”与“管理责任” 但当时只有日本的产业界留心到这点，虽然程度还是很有限。实际上这种组织变革反而是从军队最先开始的。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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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命令到信息

到了20世纪70年代，信息开始使组织产生改变。我们很快就明白，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引进信息，很多管理职位就可以被取消。在传统组织中，很多管理者只是空有管理头衔，实际上并未做管理的事。他们的存在，不过是延误任务下达与下情上达罢了。如果信息（工作详情）很容易取得，那就不需要他们。

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最理想的范例不是军队，而是交响乐团。在交响乐团中，演奏者直接看指挥者手势演奏，当中无需中介。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总谱”，也就是有相同的信息。或者，小型爵士乐团也是很理想的范例，成员之间互相指挥，每个人都根据别人的演奏而演奏。

然而，在我们这个社会，组织以信息为基础还不够，必须发展到以责任为基础的地步。组织愈是以知识为主，人员就愈专门化，每个人在自身的专业领域里比组织其他任何人懂得更多。传统的组织都假定：官大学问大，上司比在现场的下属懂更多。理由是上司在若干年前也担任过下属的职务。可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一定要假定上司并不了解下属的专业工作，一定要假定上司从来就没有相关方面的工作经验。

乐团指挥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吹奏双簧管，可是他知道双簧管对整个交响乐应该要做出何种贡献。外科医生知道麻醉师对手术应该要做什么，纵使他可能不知道麻醉师是怎么麻醉病人的。乐团指挥与外科医生还可以评价工作伙伴的表现，可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评价者却往往没办法评价伙伴的表现，因为他不太了解伙伴的专业工作。营销人员对市场研究的了解，并不足以使他有能力去评价市场研究员的工作表现，他甚至不了解市场研究员的专业术语或统计方法。

第五章 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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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经理也未必有市场预测或价格评估的工作经验。他在那方面未必比市场预测或价格评估人员在行，没办法指导人家如何做。同样的，医院的行政主管未必有临床实践的工作经验，没办法对实验室的临床研究员下指令。在现代军队，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未必对飞机维修保养的工作在行，没办法指导人家说，怎样才算是维修得好，更别提要怎样维修。即使在工厂，尤其是高度自动化生产的工厂，现场工人对自身工作也比上司了解更多。

五、从信息到责任

所以，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每个成员都必须为目标做贡献，并负责行为后果。

这也就是说，这种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要思考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贡献是什么，并对二者负责。组织成员之间并无上下从属关系，只有协同伙伴关系。非但如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所有成员都要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作，随时检讨工作成果是否在向目标推进（这种观念，正是40年前我在《管理实践》一书中所讲的“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并且，在这种组织中，所有成员都必须自问：“对于我的组织，此时此刻我可以做出什么贡献？这个贡献对于组织目标的完成是否非常重要，缺了就不行？”换句话说，在这种组织中，所有成员都必须作为负责任的决策者，都必须把自己看成“管理者”。

在这种组织中，无论职务高低，每个成员都有责任去跟工作伙伴沟通目标、优先任务、预期贡献，而且，每个成员都有责任确保个人的目标能跟整个团体的目标配合。

小型钢铁厂的技术人员，在法律上同样也是“劳动者”。可是他们运用知识与机器，结果生产出来的钢铁跟有1000名传统工人的型钢铁厂一样多。这些技术人员都在计算机化的工作台不断做出重大决策。他们可以被训练，可是不能被指挥。每个人的决策对于整个钢铁厂生产业绩的影响，甚至比传统钢铁厂的中级主管还要大。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被问道：“我们聘用你是负什么责任？”“你需要什么信息？”“你向我们其他人提供什么信息？”这就表示，整个钢铁厂需要什么设备，工作应该如何安排，运营的基本政策是什么，以及所有劳动者都是决策参与者。在小型钢铁厂，所有工作者构成一个工作小组，当中每个成员都对整个组织的成绩负有责任。

Ⅲ

第一部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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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事低技术工作的组织，也要跟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一样，革新组织架构。在丹麦、美国、日本等国家，一些专门承包医院、工厂、办公大楼的清洁保养公司，有少数在提高低技术工人的生产力上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就。不管拿着水桶与扫帚去清洗地板，或者在人家下班时间去清理办公室的工作有多么卑微，清洁公司都要求员工负有责任，对个人的目标、贡献，还有整个工作团队的成绩负责。这些清洁工人对自已的工作比其他人了解更多。他们被认为是负有责任的工作者，而他们也根据自己的责任去工作。

六、让每个人成为贡献者

今天，很多人讲“职衔”、“职权”。这些用语显示出以前那种以命令控制为基础的组织已经不行了。可是，跟以前的用语一样，它们还是含有不少权力与地位的味道。我们应该用“责任”、“贡献”这种讲法来取代。没有责任的权力绝不是权力，只是不负责任罢了。

我们应该做的是，使人去负责任。我们应该问的，是“你应该对什么负责”，而不是“你应该有什么权力”。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管理工作并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有权力的人”，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有贡献的人”。

第五章 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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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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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结构与政体（用旧的术语来说，就是政治社会或政治体制）的改变，就跟社会结构与社会的改变一样猛烈。这些改变都是世界性的，而且都是现在已经发生的既成事实。

昨日的社会秩序很快就会过去，而明日的世界秩序还未出现。所以，我们不是面临今天政治人物经常挂在嘴上的“世界新秩序”，而是面临“世界新混乱”，没有人知道这会延续多久。

在政治结构与政体方面，我们也正处于转型期，正迈向一个“后”时代后主权国家的时代。我们知道后主权国家时代种种的新要求，可是对后主权国家时代种种新的难题要怎么解决、政治要怎么整合，却还没有答案。如今世界秩序变动快速，可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政治家、外交家、官员、政治学家、政治评论家等，却改变得很慢（甚至比社会与社会结构的改变更慢），他们到现在还延续使用昨日的行动模式。

一、民族国家的吊诡与以帝国之名

过去400年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的世纪，大家都知道这是真实的可是这种真实，却有点诡异。

这400年是殖民帝国兴衰浮沉的世纪。首先登场的西班牙帝国与葡萄牙帝国在16世纪兴起，在18世纪初又归于没落；大英帝国、荷兰、法国与俄国前赴后继，帝国兴衰浮沉直到20世纪才告结束。德国与意大利也跟那些国家一样，在成为近代世界舞台上的新主角后，马上就企图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建立超越国家界限的帝国。在1880年至一次大战期间，两国展开赤裸裸的殖民扩张，直到30年代，其扩张企图还一度死灰复燃。甚至连美国在19世纪初期也曾一度成为殖民强权，而殖民强权中唯一的非西方国家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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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00年是由想建立超国界之超级国家（superstate）的政治企图所推动的。在民族国家的起源地——欧洲，就曾发生过六次这样的事件。

第一次是发生在16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不过是刚由封建王国、庄园与自由城市等，在尊奉君主名义统治之下组成的一个结构松散的统一国家。直到100年后，西班牙的经济与军事优势差不多都丧失殆尽了，还未曾放弃欧洲霸主的美梦。

西班牙没落之后，法国先后在黎塞留（Richelieu）与路易十六的领导下，很快就崛起。可是，75年之后，它的优势殆尽，尤其是在财政上，结果不得不放弃欧洲霸主的美梦。然而，这段历史，并未阻断再过75年之后的另一个法国统治者—拿破仑———再度燃起支配整个欧洲的企图。他为了成为全欧洲的统治者，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超级国家，不惜掀起长达20年的战乱。之后，在20世纪，德国为了成为欧洲霸主，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方面，日本一成为民族国家，马上就企图要建立西方式的殖民帝国，到了20世纪，还想仿效西方帝国，建立由日本主宰的大东亚共荣圈。

事实上，并不是民族国家导致帝国的产生，而是帝国导致民族国家的诞生。西班牙帝国在菲利普二世时代，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开发大量的金银矿，使其养得起自罗马兵团以来西方第一支常备军——西班牙军团，相信这是最早的“现代”组织。西班牙利用这支武装力量从事征服，展现欧洲霸主的企图。为了对抗西班牙的帝国威胁，法国法政学家博丹才在《共和六书》(SixLivres de laRepubligue，1576)这本书中鼓吹民族国家。正由于西班牙的帝国威胁，博丹所说的民族国家才在欧洲各地成为“进步”的动因。只有真正受到这种巨大的外在威胁，博丹鼓吹建立民族国家和国家机关的主张才被接受。他主张建立由中央控制的文官体制，他们只接受国家权力：建立国家常备军，军衔由中央政府授予，只效忠中央政府：货币发行、课税、关税统归中央；司法审判不由地方士绅担任，改由中央派任的专业司法官担任。博丹的这些主张，威胁到过去特殊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教会的司法自主权、免税特权；地方领主的私人军队、司法权、征税权；自由城市与行业公会的自治权。但是，西班牙的帝国威胁让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他们要么就是接受国家至高权力，要么就是沦为被异族统治。自此以后，欧洲民族国家的相继成立，都是由于类似西班牙这样想称霸欧洲的帝国企图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Ⅲ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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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据此以为，从以前到现在，政治学家研究的对象是殖民帝国，以此来发展出一套政治学理论。其实政治学者的研究重点，一直是摆在民族国家与国家机关上。同样的，我们会以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都是那些欧洲超级国家。可是我们看看每个大学的历史讲座，都是在讲国家史。那些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诸如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俄国等。甚至连大英帝国这个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殖民帝国，其历史教学也着重在民族国家上。

实际上，着重帝国研究的史学家，美国只有一位，就是19世纪以西班牙与秘鲁征服史享誉学界的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的历史视野并非局限在个别的民族国家，而是整个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体系。不过，他是一个研究经济社会的史学家，而不是研究政治的史学家。19世纪最伟大的德国史学家、对史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有着最大贡献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与蒙森（Theodor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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