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Mommsen)，他们的历史写作也并非局限在德国国家史上。举例来说，兰克的重要作品中有一本就是在讲基督教史，而蒙森的名著是罗马史。可是，连这两位大史学家也都忽视了帝国企图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角色，把成为欧洲霸主的企图仅看作国家史（如德国史、法国史或意大利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看作超越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事件。

之所以如此，有一项原因是，无论帝国或者超级国家，都不是发展成熟的政体。的确，伦敦的上议院才是大英帝国所有属地的最终裁决者，可是其成员却往往只来自英伦本土。同样的，伦敦的国会理论上是代表大英帝国所有属地的立法机关，可是其成员却只有“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即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所选出的代表。除了“联合王国”本土事务外，伦敦的国会甚少关心其他属地的事务，直到帝国出现了危机。英女王或国王统治整个大英帝国，然而，在各殖民地纷纷脱离帝国统治之前，没有一位英女王或国王曾踏进殖民地一步（直到大英帝国崩解后，那时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才开始拜访前帝国成员)。可是，在殖民关系解除之后，它们反而比以前更亲近了。

“殖民帝国”并非是虚构出来的。虽然这些国家自罗马帝国那里借用“帝国”之名，可是并不是真正的帝国，而是拥有殖民地的民族国家，只要将其政治结构跟罗马帝国比较就可以明白。殖民帝国整个历史有400年之久，恰恰约等于罗马帝国的寿命。这么长久的时间，应该足以让母国与殖民地之间完成政治、社会、经济整合。但是，各殖民帝国甚至根本不想去做。 2

奥古斯都之后，罗马帝国三个最伟大的皇帝——图拉真（Tra-jan，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哈德良（Hadrian，公元117年至138年在位）与戴克里先（Diocletian，公元 284年至305年在位），都出身于殖民地。例如图拉真与哈德良是在现今西班牙出生长大的，戴克里先则是来自现今南斯拉夫。他们都不是拉丁人，图拉真与哈德良可能是柏柏尔人(Berber)，而戴克里先可能是伊利里亚人（Il-lyrian）或是斯拉夫人。但是，你能想象美国的华盛顿、南非的史末资（JanSmuts)，或者印度的尼赫鲁当英国首相吗？他们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政治领袖（华盛顿是18世纪末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政治领袖，史末资是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尼赫鲁则是二次大战结束到丘吉尔大选失利之后的)。

第二部分政体

088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古典拉丁文化后期的两位重要作家，其中一位是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他在现今阿尔及利亚出生长大，可能有柏柏尔人血统，另外一位是圣哲罗姆(StJerome)，他是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在现今南斯拉夫境内距离卢布尔雅那（Ljubljana）不远的地方出生，在现今德国的特里尔（Trier）地方长大成人，后来在耶路撒冷与伯利恒（耶稣降生之地）定居时，完成了他的理想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

罗马帝国最不朽的遗产是《民法大全》(CodexJuris Civilis）这部用拉丁文写成的成文法典（后来成为现代欧洲各国法律的基础）。可是，这本书是在讲希腊文的东罗马帝国，由查士丁尼（Justinian）邀请学者编纂的，这些学者都不是罗马人，当时，讲拉丁文的西罗马帝国早就已经亡于蛮族的入侵。

在西罗马帝国沦亡后的几百年当中，前帝国境内的学者，甚至最虔诚的教士，仍自认为罗马人，仍用西塞罗（Cicero）的拉丁文经典来讲学授业，处处流露出对“罗马光荣时代”（也就是奥古斯都、图拉真、哈德良执政的时代）的思古怀旧之情。 茶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也就是大英帝国开始崩解期间，50州殖民地有许多人（尤其是自视“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论者） 目认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人”。但是，美国这些“保皇派独立，是个特例。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等殖民地，很少有

e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089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民者为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的没落而伤感。到了20世纪，对于英国、法国、荷兰、日本帝国的消逝，殖民地的移民为此伤悲者就更少了。印度在殖民时代，社会上层出现了一批新文化精英，他们大多出身牛津、剑桥等一流学府，沉浸于英国的莎士比亚作品、法律、哲学与历史之中。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抱大英帝国，或者与帝国有剪不断的情感脐带。在印度争取独立期间，他们没有一个人想找出妥协方式，以保护他们曾沐浴其文化的大英帝国，反而投入最激进的政治分离运动，为印度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奋斗。

俄国的内部整合问题，就更严重了。不论是在沙皇时代或以后，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日耳曼人等（也就是所有的欧洲种族，但不包括犹太人与旧教徒），只要他们学会俄罗斯语言，一律跟俄罗斯人待遇一样。沙皇时代有许多高级将领与官员是日耳曼人，例如威特（CountWitte）这位锐意改革的末代总理大臣。在前苏联时代，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红军最后一任参谋总长是乌克兰人。可是，随着前苏联的瓦解，连结联盟的情感、组织、机制不复存在。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各种分离运动纷纷展开，没有人高喊回复前苏联的统一了。就连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等一些正要独立的国家，其境内的俄罗斯裔人也反对自己变成摩尔多瓦人、拉脱维亚人，也要求独立。

殖民帝国无力整合成一个政体或政治社会，更诡异的是，它很轻易地就变成帝国，差不多可以说是“自然地”就变成帝国。罗马帝国靠的是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战争，而现代殖民帝国已经将武力手段减至最低。英国在印度虽然动用过大规模武力，不过，那场战争原来是对抗法国人，而不是对抗印度统治者。英国在南非跟荷兰移民者也打过一场激烈的波尔（Boer）战争。可是，除此之外，国在从事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很少使用大规模的暴力， 顶多只动用一两千名兵力，去消弭地方的零星小冲突。从美国独立到一次大战后爱尔兰独立，这150年当中，大英帝国就只碰到过一次比较激烈的反抗，就是1857年在孟加拉首都的大暴动。

Ⅲ

第二部分 政体

090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同样的，俄国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就只有在高加索曾遭到长期反抗，而在乌克兰、波罗的海、中亚等地区都还算顺利。再看看法国的例子。法国在东南亚与非洲的殖民扩张过程中，也同样只遇到些零星的小冲突，派遭去消弭反抗的兵力甚至比在欧洲本土的边界纠纷中使用的兵力还少。

可是，这些国家一旦有衰弱的迹象，整个帝国很快就崩解，各殖民地纷纷独立成民族国家。甚至连大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地，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也终止了殖民地的身份，独立成民族国家。除了民族国家之外，我们看不出有其他可以有效统合政治的模式。

在欧洲，那些志得意满的征服者，从菲利普二世开始，全都无力统合其帝国政治结构。他们能够凭借的不过是赤裸裸的武力镇压。不过，他们的帝国企图有时凭借着很吸引人的意识形态，例如，拿破仑凭借的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很吸引人的意识形态），而希特勒凭借的是反犹太人意识形态（我们心里一直不大愿意承认，其吸引力大到每个欧陆国家可以一再对希特勒姑息让步，而不去制止他，一直到他征服整个欧洲大陆)。亚洲方面也有类似情形。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企图，就是凭借反西方帝国这种有力的意识形态。但是，所有这些征服者的企图都受阻于无力将整个帝国统合成一个政体，他们在征服的土地上，甚至连建立如圣保罗（St.Paul）所主张的“我是罗马公民”这种认同都做不到。就宗教与种族来讲，保罗是犹太人，就文化与语言来讲，他是希腊人，但是“我是罗马公民”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主张，代表对一种更高阶法律的接受，以及对一种超越地域、种族与语言的政治认同。

从16世纪到20世纪，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现代帝国或超级国家，全都受阻于其无力超越民族国家，更别说取代了。

不过，虽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帝国世纪中最有力的政治实体，可

会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091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是它在最后100年也自我蜕变，变成了万能国家。

二、万能国家的维度

到了1870年，民族国家已经在世界各地取得胜利，甚至连奥匈帝国也已经变成由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邦。那个年代的民族国家，在形式与功能上仍像300年前博丹所鼓吹的那种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民族国家。

可是，经过100年之后，民族国家就已经走样。民族国家蜕变成了万能国家一—20世纪70年代的万能国家也许和它的先辈，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民族国家，属于同类，但实质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最早了解到这点的不是政治学家或政治家，而是一位小说家，也就是卡夫卡（FranzKafka)，他在《审判》与《城堡》这两本小说中，对最早期万能国家有最精辟入里的分析。

民族国家的本意原来是要作为“市民社会”的守护神。而万能国家就变成要做市民社会的主人。在万能国家的最终极形式—极权主义当中，国家完完全全取代市民社会，有的只是政治社会。

民族国家的本意原来是要保护人民生活、自由与财产，防止绝对君权的任意侵犯。而万能国家却认为，人民可以保有多少财产必须由国家决定（通过赋税）。正如熊彼特在1918年的《财政国家》（The Fiscal State）一文中所指出的，万能国家的主张就是，人民可以保有多少财产，仅看国家允许他们保有多少，不管是用明的或用暗的方式。

按照博丹原来所讲的，民族国家的功能在于维护民间社会，尤其是在战时。事实上，这是“消极性”的意义。万能国家已经逐渐模糊了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界限。对它来说，没有和平时期，只有“冷战”时期。

第二部分 政体

092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三、保姆国家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这种转变是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的。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所创建的福利国家，是迈向万能国家的第一小步。俾斯麦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当时急速兴起的社会主义潮流，回应阶级斗争的威胁。在俾斯麦之前，政府一直被视为一种政治机关（而且是唯一的）。俾斯麦让政府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机构。他所提出的福利计划，如医疗保险、工作意外保险、养老金等，跟今天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可是在当时环境下，它的整个精神已经相当前卫了，这个精神就是通过政府这种集体力量来运作要比私人力量更有效果。

在德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当中，所有的受雇劳动者及其眷属都必须投保，不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多半是民营的。正如英国所规划的失业给付制度，使得国家充当了保险公司的角色，但又避免其成为唯利是图的营利机构。在1935年至1936年，由福利国家传到美国的社会安全法案制度，也有同样的精神。从任何一点来看，“新政”的社会法案，如价格补贴、休耕补助等，也有同样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与纳粹接管了社会机构。可是在民主国家，政府仍然谨守“保证者”的角色，顶多只提供补助。从任何一点来看，民主政府仍然谨守这种角色，不直接“经办”社会工作，或者不勉强公民采取他们应该采取的社会行为。

二次大战后，这种情形很快就改观，政府角色从“补助者”改变为“经办者”或“经营者”。传统福利国家最后的法案（相信也最成功的法案）美国退伍军人法案，在二次大战后制定，它资助美国每个返乡退伍军人继续上大学，以取得更高的文凭。执行此法案的美国政府要求大学给予配合。想继续升学的退伍军人，于是可以选择学校、科系，但大学不必非得接受他们的入学申请不可。

e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093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在二次大战刚结束那段时期，就非极权国家来讲，英国国家保健服务中心第一个超越了政府作为“保证者”或“补助者”的角色。不过，这种改变在程度上还是有限，就理想的医疗保健体系来讲，政府在英国国家保健中心当中应该是扮演保险公司的角色。它把投保人的医疗费用付给医生。不过，医生并不会变成政府雇员，另一方面，病人在选择医生上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但是，在现实中，英国国家保健服务中心之下的医院与医疗业务，是由政府经营。结果医院的工作人员成为政府雇员，而政府也实际在管理医院。这是政府社会角色改变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政府的社会角色从“监督者”、“施惠者”、“保证者”、“给付者”改变为“经办者”、“经营者”。

所有的社会工作最好由政府经办，这个原则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被接受了。事实上，私人的社会工作反倒受人质疑，如“正派的自由主义者”就认为，私人的公益活动好像是施舍一样，是一种不平等。在美国，政府成为社会事务的实际经办者，尤其是在种族问题上，美国政府用政府力量与法令，企图改变人民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抛开极权国家不算，世界上只有在美国这个地方才有这种事发生：政府要求社会改变其价值观，要求个人改变其社会行为。

四、作为经济控制者的万能国家

到了19世纪末期，民族国家逐步接管了经济机构，而这种改变是由美国最先起步的。美国是最早制定商业管制，以及将当时的事业收归国有的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步将金融、铁路、电力、电信等随资本主义新兴事业纳入管制。像这种政府管制，最初被视为介于“脱缰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调和主义”，并因应了现代资本主义与科技快速扩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Ⅲ

第二部分政体

094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当时带头的是民主党著名领袖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Bry-an），他在19世纪80年代内布拉斯加州州长任内，曾将一些事业收归政府经营。又过十几年，在1897年至1900年期间，维也纳市长吕格尔（KarlLueger）也把都市运输、电力、天然气等事业收归政府经营。就像俾斯麦一样，布莱恩与吕格尔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这两人是美国人所谓的“民粹主义者”（populists)。他们很早就了解到，为因应劳资双方冲突的升级，部分事业收归政府经营不失为一种降温方式。

可是在19世纪时，只有少数人才相信政府应该（或有能力）管理经济，更别说政府应该（或有能力）控制经济景气的衰退与萧条。当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会“自我调节”的，不劳政府插手。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同意，一旦私有财产制被废除，经济体系就会自我调节。一国政府的职责，在当时看来，在于维护良好的“气候”，以利经济成长与繁荣，这要靠维持货币稳定、低税率、鼓励储蓄与节约等。经济“天气”，也就是经济波动，不是一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别的不说，造成经济波动的事因，往往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局限在一国之内，光是这点就足以支持此论点。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一种信仰：一国政府事实上是可以控制经济“天气”的（而且也应该这么做）。早期的凯恩斯主张，国家经济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至少在大中型国家是如此。之后，他又主张，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完全可以由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如政府支出）来加以掌握。不过，今天有很多经济学家并同意凯恩斯的主张，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弗里德曼信徒。至于供给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则继续奉行凯恩斯这两项主张。他们都使得家或政府成为本国经济的掌舵者，以及本国经济景气的控制者。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095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

五、财政国家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民族国家转变成“财政国家”。直到一次大战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从本国人民的所得中征得超过5%或6%的税收（即使在战时也不例外）。但是，在一次大战期间，每个交战国都发现，政府从人民口袋里能榨取多少，实际上是无限的。到了一次大战，所有交战国的经济体系已彻底货币化了。结果，奥匈与俄国这两个交战国中最穷的国家，在大战那几年当中，实际所能课征与借贷的金额，比本国人民的年收入还高。它们想尽办法花掉累积了几十年的钱，用于发展军备。

那时仍住在奥地利的熊彼特（他后来因遭受迫害而逃到美国），很快就了解到这些现象的本质。可是其他的经济学家，以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要经历二次大战之后才了解。然而，自此之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变成“财政国家”了。这些国家终于完全了解，政府可以课征或借贷多少，并非没有“经济上的限制”，因此，政府可以支出多少，也就不是没有经济上的限制。

熊彼特指出，自从有政府以来，预算过程永远是从估算可以课征到多少税收开始，而支出必须根据可以课征到的税收数目。因为巨细靡遗的“德政”是个无底洞，所以预算过程就得决定对哪些说“不”。不论政府是民主的或是独裁的（如沙俄)，只要政府的收入是受到限制的，那么它可以做多少事情就一样要受到相当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政府不应作为一种社会或经济机构。

到哪些数目。 危异数，自一次大战时起，预算过程实际上是指“可”征（或借）

传统上来讲，政府这个“政治社会”可以做什么事，仅限于守护“市民社会”，而且，在这个范围内，政府可以做多少事，也仅限于市民社会同意给付的一定比例的所得这个有限范围内。只有这个小部分可以财政化，可以转化为税与公债的形式，变成政府的收入。新的制度却认为，政府可以拿到多少收入，并没有经济上的限制，要多少就可以拿到多少。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变成市民社会的主人，可以改造后者。最重要的是，政府利用税制与支出方式，可以达到社会重新分配的目的。政府通过这种用钱的财政权力，或者它拿钱时对人民的承诺，就可以按照其理想来改造社会。

第二部分 政体

096

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

可是，在新的制度下，也很容易产生这种看法：人民所有的所得全都属于政府，而个人可以保有多少，随政府决定。在1914年之前，没有人提起过“税法漏洞”。在此之前的理论是说，不论专制或议会政体，所有的所得都是属于个人的，除非经过这些纳税人及其政治代表的同意，特意让渡给政府。

然而，“税法漏洞”一词表示，所有的所得都是属于政府的，除非政府特意授命，让给纳税人保有。而且，不管纳税人怎样保有，他们之所以保有所得这件事本身，只是因为政府的英明与大方，愿意让他们保有。

即使在美国，尤其是在肯尼迪时代，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是中央官员）也普遍相信，所有的所得全部都是属于政府的，除非政府公开允许纳税人保有多少，他们才可以保有多少。

六、冷战国家

福利国家是根源于政府作为经济大家长的思想，财政国家是脱胎于社会经济问题及其相应理论，而冷战国家这种万能国家的最后发展形态，则是一种科技变迁的产物。

冷战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一项抉择：在和平时期扩充海军军备。这项举动开启了世界各国的军备竞赛当时，德国人也明白自己在冒一项极高的政治风险。事实上，德国政界多数人都反对这项决定。然而，海军方面却深信，由于科技的理由，德国别无选择。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舰只一定是钢板外壳的，而这种钢壳军舰在和平时期就得建造才行。如果按照传统政策，等到战争爆发时才造，那就太晚了。

e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097

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听『经典商业管理著作』，学习方式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