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起码到目前为止，“量化”知识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估计生产与使用知识的成本，却很难说用知识完全产出了多少利益。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模型来表达经济事件之间的量化关系，那就没办法形成经济理论。没有量化模型，我们就无从做出理性选择，而提供理性选择正是经济学的全部目的。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量”（也就是投入多少知识）不如知识的“生产力差异”（也就是所投入知识的效用程度）重要。并且，这不仅适用于旧知识，也适用于新知识。

二、知识的生产力差异

知识并不便宜。所有的发达国家用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上的花费，差不多都占到本国GNP的1/5。其中，正规教育（也就是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前所接受的预备教育）大约占GNP的1/10（一次大战时才占2%左右)；雇用机构的教育训练占5%或者更多；研发(也就是新知识的生产）占3%至5%。 23 10

几乎没有任何国家会把超过1/5 的GNP作为传统的资金资本即使日本与德国，这两个资金资本占GNP比例最高的大国，也只有在战后最需要重建与发展的那40年，资金资本的比例才超过了1/5。在美国，资金资本多年来都没超过GNP的20%。

所以，知识资本现已成为每个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从知识投资当中可以得到很大回报，这个回报必定会逐渐成为拥有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逐渐的，知识的生产力必定会成为经济与社会成功，以及整个经济表现的关键。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知识的生产力有很大的差异，知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个体组织，有着不同的生产力。以下就有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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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大战后，从科技知识的产量来看，英国的经济本来应该位居世界领导地位。抗生素、喷射引擎、扫描仪器，甚至计算机，都是由英国研究发展起来的。但是，英国并未能将这些知识成就转化为成功的产品、服务、工作、出口、市场地位。知识与生产脱节，比其他原因更能解释英国经济何以愈来愈走下坡路。

如今，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警讯。从微芯片到传真机，从工具设备到模型机，美国公司开发了无数的新科技，可是全都没有拿去发展产品。我们只看到日本公司在这样做，因而日本取代了美国的市场地位。在美国，用于知识的投资的边际产出显然低于日本竞争者。美国在很多重要产业的知识生产力远远不及他人。

德国是另一个例子。二次大战后，大家一提起德国，就立刻想到它惊人的经济成就。在多数的工业产业（以及金融、保险行业），德国在世界占有的地位比起希特勒时代或更早之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国每单位资本的产值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3倍。因此，在旧知识的运用、改善和利用上，德国有极高的生产力。但是，在新知识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譬如计算机、电信、制药、高新材料、遗传工程等，德国的生产力却很低。按比例，德国在这些新领域投下的人力、财力并不亚于美国，或许更多，结果开发出了大量的新知识。但是，德国显然未能将这些新知识转化为成功的创新于是新知识对生产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依旧是信息而已。

最有启发性的例子是日本。近40年来，无论是在传统产业或是在以新知识为主的产业，日本都发展得很成功。可是，日本的快速成长，并非奠基在知识研发的基础之上。在科技与管理知识方面，日本大部分是借他人之力，尤其是美国。日本自己的研发基础甚至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建立。即使到了90年代，虽然日本早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它所输入的知识仍比输出的要多。真正讲起来，日本输入的科技知识还不算多。但是，不论是哪种知识，只要到了日本人手上，就会变得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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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知识、知识经济学和知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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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的生产力差异

资源的生产力差异很可能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核心议题，这是衡量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基础。除了自然资源外，在资金资本方面，我们也面临着生产力差异的问题，这和知识资本问题相当类似。

在二次大战以前，资金资本的生产力差异并不受经济学家重视。实际上，以前的经济学家多半看的是资金的量，而忽略了资金的生产力差异。即使凯恩斯，也不过是把资金区分为投资与储蓄两个方面。而且，资金一旦被拿去投资，理所当然地就会有效益，就会有生产力。

可是，到了二次大战之后，我们开始追问：多投资一分钱，会多产出多少？资金的生产力是怎么回事？之后，我们才明白，不同的资金资本会有不同的生产力，而且差距很大。

就在资金生产力差异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中央计划经济在世界很多地方大为流行。当时人们只提出如下这个问题：苏维埃五年计划这种中央控制计划经济，和法国指标计划这种指示计划经济，哪个对推动经济更有效果？可是不论就总效益或者就单位效益而言，几乎所有人都接受，计划经济下的资金效益远高于自由经济。

就在这种比较中，大家发现原来资金在这两种计划经济形态之下的生产力都很低，而且是每况愈下。在中央计划经济下，新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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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金的效益愈来愈低。

于是，法国人马上就改弦更张，搁置了整个指示计划经济。要是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180度的大转变，现在肯定会像前东德一样。

前苏联则死守计划经济。结果，资金在前苏联变成了负面的东西。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代，前苏联不断增加农业投资，到最后，除国防外，农业占到了最大比例的预算。但是，前苏联愈把钱洒在农田上，收成却愈小。前苏联的民间工业，也是同样情形，投资和生产力成反比。至于前苏联的国防部门，由于信息不足，我们暂时还无法判断。总之，前苏联经济最后之所以崩溃，最大的原因莫过于资金和生产力的背道而驰。

我们现在知道，中央控制化做法阻碍了资金资本的生产力。过去，世界银行贷给第三世界庞大的发展基金，本来不是要它们用于中央计划的。但是，这些国家却偏偏这样做了（现在还是如此）。结果，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一直都很低。发展基金被用于诸如大钢铁厂的大投资。但是，这些投资所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就只有在那些大厂房里，离开厂门，没有几个工作是它们创造的。而且，这些投资鲜有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更别说获利了，结果反而变成国家经济的负担，而不是滋养品。

在高科技知识领域，近来日本非常流行计划政策，这就跟30年前前苏联与法国流行采用计划政策来发展经济一样。然而，到目前为止，此举的成绩非常不显眼。日本高科技产业这么成功，与大肆吹捧的政府科技计划并没有多少关系。中央计划多数是失败的，如“第五代超级计算机”发展计划就是如此。美国为了和日本对抗计划，基本上还是将创新中央集权化了。

第十章知识、知识经济学和知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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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这回事，并非美国人所想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堡找寻灵感。创新需要有一定的步骤，需要系统的运用和高度的组织参与。但创新也需要分权化、个别化，这与中央计划与集权化格格不入。

四、管理要求

我们讲到的“中央化”、“集权化”、“分权化”、“个别化”等都不是经济术语，而是“管理”术语。对于知识资本的生产力，我们并无一套足以诠释的经济理论。尽管如此，我们对此还是有管理的概念。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使知识有高度生产力是管理的责任，这既不能由政府承担，也不能任由市场在背后推动。要使知识有高度生产力，就需要有系统、有组织地运用知识去创新知识。

对此，很可能首先是要使知识有目标。达成目标的过程可能是点点滴滴的，但要完成的目标却必须是高瞻远瞩的。别的不说，知识单单是为了改进而被运用，就已经是很有用、很有生产力了。

匈牙利裔美籍科学家圣捷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对生理学有革命性贡献，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人家问及他时，他将成就归功于恩师，匈牙利一所省立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回忆说：“我打算以肠胃胀气的研究做博士论文。以前大家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是知之不多。而那位指导教授说：这个题目很有趣，不过，从来就没有人死于肠胃胀气。假如（一个很大的假如）你要研究出成果来，最好将研究目标改头换面一下。””圣捷尔吉接着说：“我就是这样一头扎进基础化学的研究，最后发现了酵素。”

在圣捷尔吉的研究计划中，每一个步骤都是一小步。但是，从一开始他的研究目标就是很远大的：找出人体的基本化学作用。同样的，日本人所讲的“改善”，每一步也是小小的一个进步，这里改进一点，那里改进一点。但是，整个目标却是远大的；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进，几年之后，就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产品、流程或服务。换句话说，这个目标就是要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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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知识有高度生产力，还必须清楚地强调目标，集中往那个目标前进。不论是个人或是工作小组，知识工作必须有目标，有组织。创新不是“天才的灵感”，而是一种艰苦的工作。

要使知识有高度生产力，还必须系统地利用创新机会，也就是我以前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所讲的“创新的七个机遇”。光有这些机会没有用，还要配合知识工作者或工作小组的能力与长处才行。

要使知识有高度生产力，还必须有一个条件：管理时间。不论是改进或利用原有产品（或流程、服务），还是创新产品，知识的高度生产力往往要在一段长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可是，我们也要求知识滔滔不绝地涌现出短期效果。这就要求所有管理工作当中最难做到的一件事：平衡长期结果与短期结果。

对于如何提高知识生产力，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验主要还是来自经济与科技领域。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社会问题、政府政策与知识本身。到现在，知识在这些领域的运用还不甚成功。可是，我们对这些领域的成效需要，甚至比经济、科技或医药领域还要高。

五、只要连贯

无论个人或团体，要使知识有高度生产力，必须从既有知识得到相乘效果。美国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有一个农夫，拒绝接专家一个可以增产的建议，他说：“我都已经知道可以增加一倍产的方法了。”

我们大多数人知道很多原理，但却不会应用，主要原因是我们不会整合自己拥有的各种知识。我们不会问，“从我知道的，从我学过的，有哪些可以应用在这个工作上？”相反的，我们往往会划分，这个工作用这门知识，那个工作用那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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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知识、知识经济学和知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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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同事一起工作，我经常发现，对于某个问题（譬如某个组织架构上的问题，或者某个科技上的问题)，可以从这个同事既有的知识（譬如他在大学某个经济学课程得到的知识）中得到解决。可是，他通常的反应是：“当然，我知道解决那个问题的知识，可是，那是经济学知识，而不是管理学知识呀！”当然，这纯粹是一种强加的划分。或许，我们教一门“学科”或者学一门“学科”，需要有这种划分。可是，当我们界定这种知识是怎么回事，可以做什么，这种划分就不恰当了。传统的用以组织企业、政府、大学的方式，更是使我们相信，知识最好是装在肚子里，用来夸耀自己的饱学，而不是拿来用的。

在教与学上，我们必须强调知识是拿来用的。在使用知识时，我们必须强调其最后要达成什么效果，也就是强调知识的任务和作用。“只要连贯”（only connect）是英国小说家福斯特（E. M. Forster）经常勉励我们的一句话。伟大的科学家，譬如达尔文、爱因斯坦，也同样有这种特质。他们那种层次的连贯能力或许是天赋的，是他们被称为“天才”的神秘所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从连贯既有知识当中获得相乘效果，这种能力是可以习得的，不论是个人、工作小组或是整个组织都做得到。到最后，连贯应该变成一种可以教授的学问。“连贯”首先必须有一种“界定问题”的方法学———这或许比（现在相当流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学更要紧。其次，还必须系统地分析某个已经界定清楚的问题，需要哪一类知识与信息，而且还必须有一种方法学，去计划、安排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流程这种方法学构成了现在所谓的“系统研究”的基础。第三，还有一种方法学，就是对于我们还不知道的问题，也要计划、安排其步骤和流程。事实上，比起我们已经知道的问题，未知的问题往往更需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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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愈来愈专门化，这使得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有很大的作为能力。可是，正是因为知识已经专门化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一种方法学、一种学科、一种技术，可以将能力施展出来。否则，这些有用的知识大部分会变得没用，仍然停留在信息的阶段。

见树不见林是很大的毛病，但见林不见树也同样是大毛病。我们只能种一棵棵个别的树，只能砍一棵棵个别的树，可是，林是树的“生态”，没有这种整体环境，个别的树肯定永远都长不起来。要使知识有用，有生产力，我们就一定要学习见林又见树，我们一定要学习“连贯”。

知识的生产力大小会成为国家、产业、企业竞争地位的决定因素。在知识上，没有任何国家、产业、企业具有“本来就有的”优势或弱点。组织必须从“连贯”当中获得普遍可用的知识。这将会愈来愈左右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国际上的竞争状况。而管理学使得知识变得有用，其成就也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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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绩效的学校

目前新科技革命的产物，譬如小型计算机、卫星传送，正从四面八方渗入学校。在未来几十年，计算机一定会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计算机还会改变教育的经济学，学校原本是劳动力高度密集，最后将会变为资本高度密集。

学校的社会地位与角色的变迁将更加巨大。长久以来，学校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一直扮演“社会当中”（of society）的一个机构，而不是“融入社会”（in society）的一个单位。学校关心的是那些还未成为公民、未有公民责任，也尚未进人就业市场的未成年人。但在知识社会中，学校不只是未成年人的机构，也将变成成年人的机构，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最重要的是，在知识社会，学校将担负起绩效责任。

西方的学校在几百年前经历了一场早期科技革命的洗礼，受到了印刷书本的冲击。早期科技革命对现代有着许多重要的启示，其中之一是：学与教采用新科技，是国家与文化获得成功，和使有高度竞争力的一个前提条件。

西方在1500年至1650年间取得世界领导地位，很大的原因是西方以印刷书本新科技为中心，改造了学校体系。相反的，伊斯世界拒绝学校改用印刷课本来展开教育改造，终致逐渐没落。伊斯兰世界当时并不是没有印刷术，可是就是不让学校采用印刷书本，拒绝用印刷书本作为学习与教学的工具。伊斯兰教学者坚持学生要用反复背诵的方式学习，而用印刷课本，学生就能以自已的方法去解读，这就有损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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