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的工资。

但是，在泰勒那个时代，美国的工会有相当高的地位与权力，尤其是负责战备生产的国有军工厂与造船厂的工会。这些工会属于行政垄断制。技术在小圈子内流传，只传给儿子或“自己人”。学徒被要求见习5到7年，其中完全没有系统化的训练或工作研究。技术传授完全“以心传心”，不准有文字记录，甚至连工作流程图都没有。此外，还必须发誓保守技艺，非经允许，不得与外人讨论。但泰勒却主张：工作可以被研究，可以被分析，可以被分割成一系列的简单重复动作，每个分割动作都要以最好的办法，用最节省的时间，使用最适当的工具去完成。泰勒的主张等于是向工会人士的技术权威挑战，所以他们就诽谤他，而且还迫使国会立法，在国有军工厂与造船厂禁止工作研究，这项禁令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后才废止。

另一方面，泰勒与资方的关系也一直未见改善。虽然他看不起劳方，但同样也看不惯资方。他最喜欢骂资方是“贪婪的猪”！泰勒坚持说，科学管理所产生的获利，应该是由劳方获得最大部分，而不是资方。他的“第四原则”，即工作研究即使不一定要征得工人的同意，最起码也要先问问他们的意见，更是引起资方极尽侮辱中伤之能事。泰勒并主张，工厂里的权威一定不能基于谁拥有所有权，而要看谁比较有内行知识。换句话说，他所要求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专业管理”，这在19世纪的资本家看来，可真是无法无天的异端。于是他被那些资本家攻击为“专找碴的家伙”（他有些门生好友，确曾公开宣称自己是“左派”，强烈反对资本家。

总之，泰勒认为，所有以手操作的工作，无论是有技巧或是无技巧的，都可以运用知识来分析、规划，这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相当荒谬可笑。对当时大部分人来说，他们长久以来就接受工作是有秘诀、有技巧的。

受到这种信念的影响，希特勒在1941年对美国宣战。对美国而言，若要把武力的有效范围伸到欧洲，就必须建立庞大的运输船队。但当时美国的商船少得可怜，仅有的驱逐舰也不足以完成护航的任务。希特勒还认为，现代战争必须有大量的精准光学仪器作为后盾，而美国当时却缺乏制造光学仪器的技术工人。

川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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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看法绝对是正确的。美国当时的确没有太多的商船，而驱逐舰不仅数量少，而且设备老旧。此外，美国也没有什么光学工业可言。但是，运用泰勒的“任务研究”，美国人懂得如何把完全没有技术的工人（这些人有很多是来自南方未工业化的农村），在两三个月内，训练成一流的焊接工或造船技术工人。美国人在几个月内用同样的方式训练原本没有技术的工人，加上装配线的生产方式，结果制造出来的精密光学产品甚至比德国的还要好。

总之，泰勒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在工作训练这方面。

只不过比泰勒早100多年的亚当·史密斯却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习得制造高质量产品的重要技术，最起码得花上50年（甚至100年）的学习。他还举伯明翰与萨克森的乐器制造、苏格兰的丝织制造等例子来证明他的看法。70年之后，也就是1840年左右，德国人博尔西希（AugustBorsig，他也是英国以外最早制造机车的人）创造了德国至今仍保留的建教合作制，这种制度是将工厂实习经验与学校理论基础结合为一。这种制度至今仍是德国工业生产的重要基石。但是，即使是博尔西希的建教合作制，训练时间也得花上3到5年。其后，最早是从一次大战期间开始，但在二次大战期间比较明显，美国运用泰勒的方法，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训练出一流工人。这比其他原因更能解释，美国为何在战时能够迅速发展出最后击败日本与德国的工业力量。

现代史上所有早期的经济强国，如英国、美国、德国等，都是在科技上取得领先地位而成为经济强国。而二次大战后兴起的经济体，最早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则全拜泰勒式的训练所赐，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从未工业化状态，迅速发展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生产力量。在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泰勒式的训练成为发展经济唯一真正有效的法宝。

第一章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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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运用知识去研究工作后，结果生产力一下子就暴增。在更早以前，工人制造或搬运物品的能力，过了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增加。后来，利用了机器之后，社会生产力总算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工人本身的生产力，还是跟以前古希腊的奴隶、罗马帝国的筑路工人、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的纺织工人没有两样。

但是，自从泰勒开始把知识运用到工作上后，不到几年，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增加3.5%到4%的速度成长，换句话说，大约每18年就增长一倍。自泰勒之后直到现在，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已经增加了50倍左右。这些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正是基于这种生产力前所未有的扩张。

这种多出来的生产力，有一半现在已经被转化到购买力的增加上，也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另有1/3到1/2已被转化到闲暇时间的增加上。直到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仍如往昔，每年至少工作3000小时以上。到了现在，连工作狂似的日本人，一年也只工作2000小时，美国人大约1850小时，德国人最多也不超过1600小时。然而，他们每小时的生产力却是80年前的50倍之多。这些多出的生产力，部分转化到医疗保健、教育等项目，这使得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预算从过去接近于零，成长到现在占GNP的8%到21%，教育预算从大约GNP的2%增长到GNP的10%以上。

这种生产力的增加，正如泰勒所预测的，主要受益者是工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亨利·福特在1970年推出了第便宜的T型车。然而，说其“便宜”，不过是和市场上其他种类的车比较得来的。其实，以平均收入来讲，当时它的造价差不多等于天的双引擎式私家飞机。一部福特T型车造价750美元，美国制造业工人要用3至4年的时间才能赚得这个数目。（而且，这还是以不错的工资来计算的。当然，这些几乎全年都在工作的工人也没有年金给付之类的福利。）在那个时代，甚至连美国的物理学家一年收入也很少超过500美元。今天，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加入工会的汽车工人，一星期只要工作40小时，一年就赚得50000美元(工资加上年金给付)，这个数目可以买下大约8辆美国汽车。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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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除了受一些工会与知识分子的抗拒之外，已经横扫发达世界了。结果，“无产阶级”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制造业里的蓝领工人，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真正受惠者。这可以解释为何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发达国家，甚至在中欧那些到处充满悲惨、饥饿、失业景象的战败国，也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还可以解释为何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未引起革命。到了30年代，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虽然还没有富裕到哪里去，但他们已经成为收入还不错的中产阶级。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已经提高了很多。

达尔文、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是经常被提起的“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要是世界上还有公理的话，那就一定加上泰勒。但泰勒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还是小事，更有甚者，直到现在还是少有人明白，正是知识应用到工作后，才使得这100年来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的成长，促成了经济发展。这100年来社会生产力的暴增，技术学家说是机器的贡献，经济学家则说是资本的贡献。其实，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头100年（大约从1750年到1880年）与第二个100年（大约从1880年到1990年），无论是机器或是资本，对生产力的贡献是一样多的。然而，在头100年里，工人的生产力绝对没有增加（因为他们的实质收入或工作时数也没有什么增加），而在第二100年，他们的生产力却大大增加。之所以如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运用知识于工作后的结果。

唯有运用知识于工作上，这些新阶级（也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兴阶级）的生产力才能增加。无论是靠机器或是靠资本，都无法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实际上，光靠机器或者光靠资本，很可能会阻碍（而不是扩增）他们的生产力。关于这点，往后篇章还会讨论到。

第一章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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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泰勒之后，每10个工作人口中有9个是从事体力工作（即从事制造或搬运物品的工作)，他们分布于制造业、农业、矿业、运输业等等。这些劳动人口的生产力，现在仍继续维持着每年3.5%到4%的增长率，在美国、法国的农业部门，增长率甚至更高。但是，这场“生产力革命”现在结束了。40多年前，也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从事制造或搬运的劳动人口，仍占全部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到了1990年，他们已经萎缩成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5。估计到2010年，他们的比例一定不超过1/10。今后，全凭制造业、农业、矿业、运输业里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增加，再也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这场生产力革命已功成身退。从现在起，创造财富最重要的关键是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要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就得运用知识于知识上。

四、管理革命

1926年，我从高中毕业后，决定不去念大学，跑去工作，父亲相当气恼，因为我们的家族一直都是律师、医生之流的。但他并没有叫我“滚蛋”，没要我改变主意，也没有说过我一定永远不会有出息之类的话。当时，我觉得我已成年了，应该负起成年人的责任，去找工作。 S

30年后，我儿子18岁了，我却逼他上大学。就像我当年一样，他到这个年纪也想要当个真正的成年人，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他觉得在学校蹲了12年，也没学到什么，况且大学4年的学习机会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就跟当年的我一样，他重视实际经验，甚于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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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我高中毕业去一家贸易公司当文员，32年后，也就是在1958年，大学文凭已成为求职的必备条件，实际上已经成为职业生涯的一张通行证。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出身富裕家庭，高中成绩优异的年轻人来说，没去念大学等于被逐出上流社会。30年前，我父亲不费吹灰之力就为我找到一家声誉不错的公司的文员职位。可是，30年后，这些公司肯定不会聘用只有高中学历的求职者从事文员工作。他们肯定会对高中毕业的求职者说，“去去去，去念大学，4年后再来；可能的话，你应该再念个硕士、博士。”

我父亲是在1876年出生的。在他那一代能上大学的，不是有钱人的儿子，就是极少数出身清寒的优异生（像我父亲就是如此）。

在19世纪美国企业家当中，只有一个人念过大学，他就是大银行家摩根。他曾去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但念了一年就被退学。至于其他人，甚至连念过一两年高中课程的都很少，更别说有高中毕业文凭。在华顿（FedithWharton）小说中（这本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设在大约1910年到1920年的美国社会)，几个出身纽约州豪门望族的公子哥们去念哈佛大学与哈佛法律研究班。但是，他们后来没有人真的从事这一行，对他们来说，高等教育不过是一种炫耀、装饰的工具罢了。

到了我这一代，上大学已经不那么遥不可及，而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有无大学文凭可以影响我们日后会属于那种社会阶级，但并不是绝对的，这对我们日后的生活与生涯只有部分的影响力。当我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对通用汽车公司做调查研究时，该公司的公关部门一再向我点明，他们公司的高级经理有很多人读过大学。那时，一般人的想法是，最稳当的方式是从基层干起，然后一路迁到高级经理。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家，上大学并不保证将来一定有很好的收入，最务实的做法是在16岁就赶紧去有工会组织的大制造厂工作。在那个地方，几个月后就有很好的收入，这也就是生产力革命后的结果。但是，这种机会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想要有中上等收入的机会，如果没有一张正式文凭证明你有必备知识（获得这种知识只能在学校接受有系统的学习)，那是不行的。

第一章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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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250年前就开始发生的知识意义的改变，现在已经使得社会与经济产生了改变。如今，正式知识被视为最关键的个人资源及经济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与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有消失，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只要有知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自然就跟着来。在这种新的意义上，知识被作为一种“效用”，也就是能够生产社会与经济利益的资料。

姑且不论这些发展是好是坏，它们都是某种无可抗拒的改变所带来的结果。这种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知识正运用在知识本身上。这是知识运用的第三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变动。事实上，运用知识去找出现有知识最有效的运用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管理”。但是，知识现在也被运用于有系统、有计划地去界定将来需要什么新知识，不论它是否可行，也不论必须怎么办才能使它有效用。换句话说，知识也正被应用在有系统的创新。

这场知识运用的第三次变动，可以称为“管理革命”。正如前两次的变动（知识运用在工具、流程、产品上，以及知识运用在工作上)，这场管理革命现在也已经横扫全世界。现代工业革命成为主导性力量，扩散到全世界，这个过程有100年之久（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生产力革命历经这个过程，大约花去70年（从1880年到二次大战结束）。而管理革命不到50年（从1945年到1990年)，就已成为主导力量，扩及全世界了。

现在大部分人听到“管理”这个字眼，还是会把它想作“企业管理”的意思。管理目前的形态的确是在大企业里最先出现的。约50年前，我刚开始研究管理时，也是着重在商业管理这方面。但我很快就了解到，无论是商业性的或是非商业性的，所有的现代组织都需要管理。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非商业性组织，不论是非营利性的民间机构（本书后面我准备用“社会部门”来称呼)，或是政府机构，甚至比商业性组织更需要管理。这些非商业性组织之所以最需要管理，正是因为它们缺乏像商业组织那种“盈亏底线”的监督。最先认清管理并非局限于商业组织是在美国，但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接受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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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管理是所有组织通通都有的机能，不论它们各有什么特定目标。总之，管理是知识社会的普遍机能。

经常有人问我，谁是最优秀或最伟大的管理者。我总是回答：“是4000多前年古埃及那些构思、设计、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人，那金字塔至今仍屹立不摇。”但是，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管理才被视为一种专门工作（而且那时只有少数人才有这种观念）。管理被视为一门学科，更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银行开始贷款给若于国家去发展经济，也没用过“管理”这个字眼。事实上，管理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一直要到二次大战以后才为人所认识。

对于管理的认识，部分原因是来自二次大战本身的经验，尤其是那时美国工业的成就。但是，跟这同样重要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日本的成就，管理因而被普遍接受了。日本在二次大战刚结束后，虽然不是所谓的“欠发达”国家，不过，其工业与经济几乎已完全被摧毁，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科技可言。这个国家的主要资源是其愿意采用、并改良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发展出来的管理模式（特别是在训练方面）。在美军占领的20年当中（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终于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权，与数一数二的科技领导国家。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后，韩国受到战争摧毁的程度，甚至超过二次大战后的日本。而且，韩国以前从来就是一落后国家，尤其在受日本殖民统治的那35年当中，其企业与高等教育受到有系统的压制，就显得更落后了。但是，韩国在战后采用美国式的高等教育来教育年轻人，并吸收、应用美国式管理，结果在25年内就成为发达国家。

第一章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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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管理所带来的经济扩张，我们也逐渐了解到管理的真正含义。我刚开始研究管理这门学问时，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以及结束后没多久。那时，经理人被定义为“负责指挥工作的人”（respon-sible for the work of subordinates)。换句话说，经理人就是“老板”的意思，而管理代表着上下层级与权力。直到今天，提到经理人与管理时，可能很多人还是想成这种意思。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理人的定义已经改变为“负责执行的人”(responsible for the performance of people)。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定义太狭窄了，正确的定义是“负责运用与执行知识的人”(responsible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这种改变表示我们已把知识视为最关键的资源，而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重要性则受到一些条件限制。但如果缺乏那三者，光有知识也没法生产，光有管理也没有成果出来。如果有了有效用的管理，也就是说运用知识于知识上，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等其他资源往往就跟着来。

知识成为最关键的资源，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创造出新的社会动力、经济动力，以及新的政体。

五、从统合知识到专门知识

贯穿知识运用的三个阶段（工业革命、生产力革命、管理革命）的那条主轴，是知识意义的基本改变。传统的统合知识，改变为现代的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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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知识是统合性、一般性的知识。现在我们所用的知识，必然是分得很细的专门知识。以前我们不是讲“有知识的人”（aman of knowledge)，而是讲“有学养的人”(an educated person)。有学养的人是通才。他们善于说出或写出很多事情的大道理，却拙于实际去做任何一件特定的事情。正如有句古老的谚语说：你一定会想要跟有学养的绅士共进晚餐，但你一定不会想要跟他去荒岛，在那种地方，你需要的是善于处理实务的人。事实上，在今天的大学里，那种传统“有学养的人”根本不是真的被看作“有学养的人”，他们不过是百无一用的文人罢了。

马克·吐温的小说《康州美国佬奇遇记》中的主角，不是一个有学养的人。他当然不懂拉丁文或希腊文，可能也没读过莎士比亚的著作，甚至连《圣经》写些什么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对于有关机械工程这类的事情，如架设电器、电话等，他懂得如何动手。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的成长。知识的效果是表现在人的内在层面。对于他的对手普罗塔格拉而言，知识的效果是表现在认识能力上，是更加知道要说什么、要怎样说才比较恰当。普罗塔格拉对知识的看法，支配了西方的教育与语言知识达两千多年之久。中世纪的三大学科，包括了文法、修辞与逻辑，这些正是决定我们要说什么、要怎么说的必备工具，但不是决定我们要做什么、要怎么做的工具。禅宗与儒家对知识的看法（支配了东方的教育与文化有一两千年之久)，也有跟西方类似的地方。禅宗强调自我知识，而儒家经典的内容就像西方中世纪的三大学科，成为中国文人学习文法、修辞、逻辑的必备工具。

我们现在所讲的知识，是那种在处理事物中就可以得到证明的知识，是那种对实行结果有效用的信息。这种知识强调的是外在于人格方面的效果，表现在社会与经济，或者知识本身的进步上。

为了完成任何事情，这种知识必须细分，愈专门愈好，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会将其贬抑到“雕虫小技”的地位（从古代到今天的“人文教育”一直都有这项传统)。技艺不能教，不能学，也显示不出任何普遍原则来。技艺细分成各行各业，每一行都不相通，各有自己的技术法则。技艺靠的是经验积累与拜师见习，而不是靠学校的课程学习。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不是指这些“技术”的特殊知识，而是指有普通法则的“学科”（技术学）。

第一章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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