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学科把“技术”转化为方法学，像是工程分析、计量法、病因诊断法等。每一种方法学都把“特殊经验”转化为法则体系。每一个法则体系都把未被发现的事实转化为信息。每一个信息都把技术转化为可教可学的东西。

从以前统合性的知识到现在专门性的知识，这种转变赋予了知识创造一种新社会的力量。但是，这种社会必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知识作为专门知识，知识工作者作为专门人员。这给予了专门知识与专门人员权力。但这也引起价值、视野与信仰等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引起了社会凝聚与生活意义的问题。正如本书末章将要讨论的：在知识社会中，“有学养的通才”的内涵是什么？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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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组织是一群专门人才基于一个共同任务而在一起工作的团体。不同干社会、社区、家庭等传统的社会群聚，组织不是基于人类情感本能或生物必需而自然形成的，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目的而安排出来的。组织虽然是一种人为产物，但还是被期望永续存在（或许无法真的永久存在，但起码也存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组织往往有本行专业，是什么样的组织，要依据任务而界定。反之，是什么样的社群、社会，则是依据某种可以把人群维系起来的凝聚物（如语言、文化、历史、地域等）去界定。一个组织只有专注于一种目的，才能有效完成任务。交响乐团不会想去做治疗病人的事，它的任务是演奏音乐。医院会去治疗病人，但不会想去演奏贝多芬的曲目。准备攀登喜马拉雅山高峰的登山社，不会去照料尼泊尔无家可归的人，无论他们有多可怜。学校专注于教学，企业专注于生产、销售与服务，教会专注于洗罪、救赎，法庭专注于解决纷争，军队专注于打仗，美国心脏病协会专注于预防心脏功能退化与血液循环疾病的研究。总之，社会、社区、家庭是自然存在的而组织则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的。

“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用语。每当有人提到，“在我们组织中，顾客至上”，“在我们组织中，不要亏了本”，“在我们组织中你要小心做事，不要犯错”，这些话你听了，都会点头表示同意。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已成为“组织的社会”，这种社会大部分的社会任务都是在组织中完成，或者由组织来完成。这些组织包括企业、工会、救助服务机构、医院、学校、社区服务机构等等，有些是政府机关，更多的则属于非营利性的民间机构。除此之外，还有交响乐团、博物馆、基金会、社团、消费者保护团体、教会等许许多多属于其他种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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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仍鲜有人谈“组织”。英国具有相当权威的《简明牛津字典》，在1950年的版本中，都尚未列出“组织”这个字的现代意义。政治学者与社会学者经常提到政府、企业与社会、社区、家庭等，不曾提到组织，但他们实有必要加以讨论。

这就引发了三个相关问题：

·组织有什么功能？为什么需要这些功能？

·从全盘来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组织仍受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忽视？

·以严格的意义来说，“组织”是什么？如何运作？

一、组织的功能

组织的功能是为了使知识有工作成果。在发达国家，组织已成为社会的活动中心，这是统合知识转变为专门知识使然。知识愈专门，就会愈有效用。

最优秀的放射线科人员并非就是医学方面的权威，但他们是这方面的权威：用X光、超声波、身体扫描仪、磁波共振器来取得身体内部的影像。最优秀的市场研究员并非就是商场销售方面的权威，但他们是市场研究这方面的权威。

然而，无论是放射线科人员或市场研究员，光有个人，没有组织全体参与，都不能成事。他们的工作不过是一项“输入”，除非再加上组织其他专门人员的参与，否则不会有工作成果输出来。专门知识光凭本身不能成事，只有整合起来才会有工作成果。组织的任务正是使这成为可能。组织这种整合功能正是其存在的原因。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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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们确实过度专门化了，尤其是学院。但是，矫正之道并不是对专才施予一些“人文（通识）教育”，以使他们成为“通才”(我自己就曾这样鼓吹好几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专才只有当专才时，才能发挥长处。知识工作者一定就是这样，我敢肯定。最称职的知识工作者除了想成为本行的顶尖者外，不会想越界。神经科医生愈能做他的专业，技术就会愈精进。吹法国号的乐手不会去担任小提琴手的位置，而且也不应该如此。专才是需要通识的熏陶（关于这点，在最后一章还会继续讨论到），可是在工作上，他们非得当专才不可。这就需要组织存在，把他们当专才用，才能产出成果。

二、组织“异形”

但是，组织成为社会非常显著的现象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为什么学者要经过那么久的时间才重视组织？从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关于组织，以及组织是什么的详情。

法律学者未曾重视组织这种新现象，这并不叫人意外。“组织”跟“社区”、“社会”一样，都不是法律术语。“组织”也不是经济术语。某些组织，如企业、工会等，追求经济目的，影响经济济学的范畴内。但是，为什么政治科学家与社会学家一直严重忽这种深深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现象呢？

从一开始，社会学的奠基者，法国人孔德（Auguste Comte)，在其著作中就没有提过组织。不过，在他那个时代，也没有其他人提起。一直到德国人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1888年的著作《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他在这部作品中对现代社会提出最有影响力的批判)，以及现代社会学的守护神、德国的韦伯与意大利的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作品，也全都忽视组织这回事。这三位社会学家全都注意到大企业与大工会的兴起，也曾对此有所评论，只是他们把这种组织化发展当成一种刚刚起步的现象，并很快就淡忘了。之后，社会科学家对组织的忽视，一如往昔。

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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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解释是说，组织之所以至今仍受到忽视，正是因为它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力太大了。组织不符合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仍共同假定的“正常”标准。他们仍然假定，一个正常社会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但是，“组织的社会”却是相当多元的。对组织而言，要是受到政治科学家与社会学家莫大的关注，那非被他们当作一种社会疾病不可。

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康芒斯（JohnR.Commons）在他1924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The Legal Foundations ofCapitalism）中，就流露出这种对组织的敌视。康芒斯认为，股份公司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因为这种形式的组织违背了美国宪法的精神，可是由于19世纪晚期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阴谋”，任意曲解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原意，允许它存在。任何读者应该都可以看得出，这其实是相当无知的。当时，任何其他的国家，没有最高法院或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帮忙，也都早已接受股份公司的合法地位了，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晚承认股份公司的合法地位的（甚至连日本都比美国早)。然而，对于1924年那个时候的读者而言，康芒斯这番话是很有道理的。组织的所作所为是那样脱离正轨，最后只能以邪恶的阴谋来解释之。几年后罗斯福推行“新政”，康芒斯那部畅销书成为反商阵营中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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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至今仍甚少受到重视，还有一项原因。对军队、教会、大学、医院、企业、工会的观察、研究、分析，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也研究得很详尽。可是，这些单位一直都被分开处理，一直都被看作不同种类的东西。甚至现在访谈者听到我说，我的咨询服务包括所有这些机构已有40多年，他们都大吃一惊。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属于同一类，都是一种“组织”，这不过是前不久才为人所了解。组织都是人为的环境，都是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生态”，相互之间的同构型多于异质性。正如前面曾经提过的，很多人（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一听到“管理”，仍把它想成是企业的事，仍未了解管理其实是所有组织都有的功能。一直到二次大战，随着管理的出现，我们才明白，原来组织是那么不同的东西。组织不是“社群”、“社会”、“阶级”、“家庭”等这些现代社会整合器（以前社会科学家不知道有“组织”这回事，所以没有把它列为现代社会整合器的其中一种)。但组织也不是“氏族”、“部落”、“亲缘团体”等这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讲的）传统社会整合器。组织是新的、跟以前都不同的东西。但问题是：组织究竟是什么？

三、组织的特征

组织是有特定目标的机构，正因为专注于一种目标，所以能发挥很大的效用。

如果你去美国防痨协会对他们说：“有90%的美国成年人正遭受脚指甲生进肉内之苦，我们需要借用你们在治疗研究、预防倡导这方面的专业，来根绝这种可怕的疾病。”那对方肯定回答你说：不起，我们只对臀部与肩部之间的部位有兴趣。”

这可以解释何以美国防痨协会、美国心脏病协会，或其他类似的组织在保健方面有极大的成就。社会、社区、家庭必须处理各方面的问题。但在一个组织中，不论它是一家企业也好，或是一个工会、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一家社区服务机构、一所教会也好，这么做只会变成“多头马车”，大家各跑各的，结果整个组织的力量就分散了。如此一来，就很难跑到它本来的目的地了。组织是一种“工具”，就跟任何工具一样，分得愈专门，就愈有效果，愈能完成工作。

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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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组织是由各类专门人员所组成的（他们每个都各自有本身专精的知识领域)，所以组织的目标必须相当明确。每个组织必须专注于一个目标，否则它的成员会乱得像多头马车一样。结果，他们会循着自己的专业各行其是，而不是把它用在组织目标的完成上。组织成员会各凭自己的专业想法，自行决定组织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同时也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组织上。只有集中在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下，组织成员的力量才能结合起来，发挥相乘的功效。如果没有，那么这个组织很快就会没落。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发生在二次大战后美国新教教会身上。大约在1900年时，美国的新教教会全心全力投入于当时正快速工业化的都市社会需求，像这么成功的发展策略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的教会（欧洲的也是一样）之所以能免于没落，朝“社会基督教”（SocialChristianity）这种方向发展是一大主因。但是，社会服务并不是教会的目标（使命），拯救灵魂才是。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基督教”这种发展方向获得相当的成功，这些教会也就逐渐把它们奉献社会的动机归于社会缘故，因而模糊了原先拯救灵魂的使命，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后发展到极致。“自由派新教”（Liberal Protestantism）更是利用基督教作为外衣，以遂其进一步的社会改革与社会立法之目的。教会变成了社会机构，变得政治化，于是很快就失去凝聚力与吸引力，成员跟着就大量流失了。

最能显现现代组织的特质要数交响乐团。一个有250个成员的交响乐团，每个成员都是专才，都是某项乐器的一流演奏者。每个成员，光凭自己是无法奏出交响乐来，只有整个乐团合奏才能做到。这个乐团之所以能合奏出交响乐来，那是因为这250个成员都有同一份总谱，他们全都在一个共同目标下，贡献出一己之长。在任何给定时间，他们都可以合奏出同一首交响乐来。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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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要的成果往往都是外在于组织。社会、社区、家庭要的成果就在于其内部本身。它们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可是组织的存在，通通都是为了产生外面的成果。

在一个企业里面，只有成本。“利润中心”（唉，这个名词我在好几年前也用过）是一个很不恰当的名词。在一个企业里面，只有成本中心可言。一个企业只有在消费者付钱买了它的产品或服务，才会有利润。所以，利润是外在于企业之事。医院要的成果是被治好的病人可以回家（而且希望永远不必再回到医院）。学校要的成果是毕业生将所学用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上。军队要的成果不是演习与将官升迁，而是吓阻战争的实际发生，或者打败敌人。教会要的成果甚至不属于现世之事。

这就是说，一个组织要的成果与个别成员的贡献往往相去甚远。即使像医院这种地方，病人的痊愈跟个别成员（不论是护士或医师）的贡献有很密切的关系，也不例外。但是，对于组织的一个成果，我们很难判定，是因为谁的贡献，连在医院也不例外。对于一个病人的康复，我们很难武断地说，是因为X光技术员的贡献，或者是因为临床研究员、营养师的贡献。

在大部分的组织机构，成员的个别贡献完全融进组织整体成果当中。在交响乐团，只有组织整体成果可言。如果公司破产了程部门再怎么棒又有什么用呢？可是，反过来说，如果工程部门是技术一流，也不勤奋工作，那么公司很可能就会关门。换句话说在一个组织中，每个成员的贡献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少了其中任一贡献，组织就不会有成果出来（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但是，如果个别成员光凭他自己，没有组织全体参与，同样也不会有成果

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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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成员职责与组织目标必须相当明确，这绝对是组织要有工作成果的必要条件。组织要的工作成果必须界定清楚，不能含糊，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将其量化。

这也要求组织必须拿明确、公开、无私的目标作为对照，来自我评价，评估自己绩效是高是低。社会、社区、家庭都没有必要这样做，也不可能做到。它们是用生存来衡量的，而不是用工作绩效。

个人加入某个组织通常都是自愿的。事实上，这当中可能是因为根本没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在完全是强制加入的组织中（例如在欧洲有好几个世纪，除了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族群之外，几乎所有人一出生时就已受洗为基督徒，被迫成为教会一员)，最起码也得保留象征性自愿加入的仪式。为婴儿主持浸信礼的教父，就宣誓这婴儿是自愿受洗为基督徒。

脱离某个组织有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事（例如要脱离黑手党、日本公司、耶稣会修道院，就是很难的事)。但这总是有可能的。组织愈成为以知识工作者为主的组织，成员要离开跳到别家去就愈容易(本章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

因此，组织往往要角逐最重要的资源有正式知识、有才学、肯奉献的人才，这跟社会、社区、家庭大不相同。

这就表示，组织必须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出售职位，营销功夫要做到跟出售产品或服务一样完善的地步，甚至更好。组织必须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奖励人才、鼓舞人才、服务人才，使人才满意。

现代组织是由各类有专门知识的人所构成的，而知识本身不分高低，因此，这种知识组织的员工应该地位平等，彼此都是同事每种知识在组织中的地位是依据其对组织目标的贡献程度来决定的而不是知识本来就有高低之分。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哲学为各门学问之‘后’（queen)”。但是要治疗肾结石，你要找的是泌尿科医生：而不是哲学家。现代组织不能有“上司”与“下属”之分，大家都是“工作伙伴”。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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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往往是用“参与管理”的方式，而社会、社区、家庭多半是用“领袖指挥”的方式。虽然组织可能也有领袖，但多采用“参与管理”的方式，而且只有它是用这种方式。管理工作有可能是兼职性的闲差。例如，美国市郊学校家长会的干事，每年只花几个钟头去处理该组织的事务。管理工作也可能需要一堆专职的人全天去做这个、做那个，例如在军队、企业、工会、大学等的管理工作，就是如此。可是在组织中，一定要有人做决策，不然的话，什么事都做不了。一定要有人负责组织的使命、文化、绩效、成果。一定要有一个“指挥”，掌握“总谱”。一定要有人强调组织目标，设定计划策略，考核成绩好坏。这种管理职位一定要有足够的权威。可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管理不是用指挥的方式，而是用指导的方式。

组织要能做事，也一定要有自主性。在法律上，组织可能是一个政府机构，如欧洲的铁路管理机构、美国的公立大学，或者日本主要的广播电视网NHK。可是，这些组织在实际运作上一定可以“自行其是”，如果习惯按照“政策”指示去做，那很快就做不下去了。

大家一定会说，所有这些特征，哪里都可以看到。可是，这些特征通通都是新的，只有组织社会里才有。

四、组织作为“启动器”

社会、社区、家庭都是保守的团体，追求安定，避免改变。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却是一种“启动器”。因为这种组织的能是把知识引进工作中，去改善工具、流程、产品，还有工作与知识本身，所以一定要把不断的改变纳入组织结构当中，也一定要把创新安排到组织结构当中。这种创新就像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所说的，是“创造性的破坏”。因此，一定要有系统地放弃习惯的、熟悉的、舒适的现状，不论是现有的产品、服务、作业流程、社会人际关系、技术，甚至是组织本身。知识改变得很快，今天还斩钉截铁的事情，明天就成荒谬可笑的话题，这正是知识的本质。

第二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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