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口，却一点也没增加。相反的，从1960年至1990年，它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比，甚至绝对数目，均一路下滑。在1960年，占全部劳动力的25%，到了1990年，降到16%到17%，这30年当中，几乎下降了一半。另一方面，美国全部劳动力在这段和平时期增长了一倍，傲视全球。可是，这些多出来的工作机会全部与制造搬运类无关。

这种趋势必然会持续下去。在未来15或20年，除非遭逢严重的经济萧条，否则美国制造业的生产额占GNP的比例很可能会维持在23%，这应该就是表示美国制造业的生产额会有将近两倍的增长。然而，同一时期制造业从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很可能下降到12%以下。这肯定表示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口会减少更多。

日本在这方面的发展趋势跟美国差不多。在1970年至1990年这20年当中，日本制造业的生产额也增长了2.5倍，而制造业从业人口也都没有增加。今后，制造业的生产额即使维持一定比例的增长，也不足以弥补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剧降。日本就跟美国一样，到了2000年，制造业的工作人口一定会少于1990年的数目。

美、日在制造业的发展趋势非常类似，可是两国的反应却迥然不同。美国人虽然还没悲观到宣布“美国制造业已经完蛋了”，但也不时流露“美国制造业已经没落”的担忧。对于制造业的态度，美国人关心的是可以提供多少蓝领工作机会。日本人的反应就不同了，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增加生产额。因此，对于制造业20年的发展，日本人看成胜利，而美国人则视为挫败。

由于这种态度上的差异，结果美、日两国在政策上也有极大不同。

美国各州现正拼命吸引制造商在当地设厂，以增加当地的蓝领工作机会。一些贫穷的农业州，如肯塔基、田纳西等，便提供长期税收优惠办法与低息贷款等条件，不断吸引日本汽车制造厂商设厂投资。1992年，洛杉矶当局与一家快运设备制造厂商签下数十亿美元的合同，这家厂商承诺完工后，可为当地1500万居民创造97个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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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日本公司正将制造业的工作尽量从日本转移到美国、美一墨边境、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

美、日社会结构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这两国对于制造业的不同反应。制造与搬运这类体力工作的就业机会减少，对美国最易见到的少数群体—黑人——是一种威胁。在这30年里，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是靠有工会组织的大制造厂商提供待遇尚可的工作。可是，他们的所得跟中上阶层或白人还是没得比。因此，蓝领工作机会大量减少，加剧了美国长久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对美国人来说，这不只是一种社会问题，也是一种良心问题。

在日本，年轻人几乎全都有高中学历，这对从事体力工作来讲，是大材小用，他们大多做办事员的工作。继续上大学的年轻人，就只选择管理或专门性的工作。如果日本无法减少制造业体力工作的数量，就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此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对日本人来说，反而是问题的药方。

美国人（多数欧洲人也不例外）坚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制造业根基，因为这可以提供基层工作机会。可是日本人却主张，既然发展中国家多的是体力劳动者（这种充沛的海外人力资源，起码还可以维持30年)，那么担忧制造业把生产活动转移到海外是没有意义的。国家能留住知识劳动者去设计与营销产品，这样产品才会成本低、质量高。事实上，日本人主张，如果鼓励增加蓝领工作机会，反而会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力。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即使初等教育的投资也相当庞大。纵使这些低学历的人受雇于制造体力工作，也只贡献出很低的产值，回馈给社会当初对他们的教投资，这个比例可能只有1%至2%。可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未接受教育的人，只要施加简单训练，生产力就足以匹敌发达国家任何体力劳动者。日本人认为，在发达国家，把创造蓝领工作机会的投资拿去发展本国教育，让年轻人接受更多的学校课程训练，直到他们有胜任知识工作（或者起码也胜任高层服务工作）的资格，这种做法无论是在经济或社会上的收益一定更多。

第三章劳动力、资本及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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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要多少劳动力和哪些劳动力

发达国家的确需要制造业根基。可是这个事实也支持了日本人的论点。美国纵然农业人口现只占全国劳动人口的3%，却仍有世界上最强的农业根基；美国现在还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王国，而制造业工人占全国劳动人口却不到10%。

1980年，美国规模最大的铁钢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有12万名员工。10年后，其员工数目精简至2万名，可是钢铁产量却跟10年前差不多。在这10年当中，钢铁工人的生产力增长了7倍。这有一部分原因是出自该公司关闭了陈旧过时的钢铁厂，另一部分原因是投资购买了新设备。可是，最大的原因还在采用新的工作流程与任务分派，因而大幅提高了生产力。

结果，美国钢铁公司旗下几个最好的钢铁厂，现在都成了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大型钢铁厂。不过，大体上还是有冗员过多的毛病，这也就是它们仍处于亏损的原因。但小型钢铁厂的生产力却是这些大型钢铁厂的3～4倍（1991年，全美钢铁生产总量有1/3左右是由小型钢铁厂所生产的)。这些小型钢铁厂，以不到美国钢铁公司1/6的人力，却可能有相同的产量。非但如此，不管是哪一种钢铁产品，只要大型钢铁厂做得出来，小厂也逐渐有办法做得到，而且质量可能更好。

大型钢铁厂与小型钢铁厂的主要差异，是大型钢铁厂雇用的是靠体力或巧手来工作的蓝领劳动者，而小型钢铁厂雇用的是运用流程学、化学、冶金学、计算机等知识来工作的知识劳动者。这两类劳动者有所不同，因此，从美国钢铁公司出来的劳动者，无法为小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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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铁厂所用。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起码表示整个社会的走向是如此。无论如何，社会将来永远都需要一大群靠体力工作的人，运用现有知识施加训练，他们在传统工作上很快也可以实现相当高的生产力。可是，在未来几十年，社会最需要的是“技术家”，他们不只要有精湛的技术，也要有高等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通达的学习广度，去吸收专业以外的知识。“技术家”取代的不是昔日的蓝领工人，基本上，他们取代的是昔日的技术工人。说得更恰当一点，“技术家”是今日的技术工人，他们不仅有一流的技术，更重要的，还有一流的正式知识、教育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目前学术界与政策圈在争辩一个问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制造业怎样才算是“根留国内”？是不是只要把技术、设计与营销这些工作留在国内，就算“根留国内”了？其实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因为，假如一个国家有技术、设计与营销这些知识根基，一定也会有制造活动。不过，如果制造活动是用传统方法，由役于机器的蓝领工人去做，那么这种制造工作一定没有竞争力。有竞争力的产业，大部分工作是由役使机器的知识劳动者去完成。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将会引起很大的问题。体力劳动者再怎样廉价，一定无法与知识劳动者竞争，无论知识劳动者的薪资有多高。但是，这对若干发达国家也是问题（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国家有一些“少数群体”在教育程度上停留在“发展中”水平。英国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与北爱尔兰等地方，也同样面临工人文化失衡的问题，这些传统工人的文化实际上仍停留在“发展中平。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虽然教育比较普及，可是国内基层劳动者愈来愈成为负担，而不是资产。在任何地方，如果国内基层动者逐渐成为负担，该国工会未来何去何从，则是很伤感情的难题。

留住并且强化国内的产业根基，确保竞争力，当然还是优先课题。可是，我们接受这种看法，就表示同时也接受了另一种看法：

第三章劳动力、资本及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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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制造搬运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愈来愈成为负担，而不是资产。不管是哪一种工作，知识都已经成为最关键的资源。创造传统工作机会，充其量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实际上可能使情况更糟。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长远之计是产业升级，把以劳动力为基础改变为以知识为基础，这样才可以保证成功。

三、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现在，发达国家的团体投资人，尤其是退休基金，所拥有的资金之大，前所未有。在美国，最大笔的退休基金拥有800亿美元的资产，即使小笔的退休基金可能也有10亿美元的资产。这些大大小小的共同资金，大大削弱了旧时“大资本家”呼风唤雨的权力。在发达国家，别的不讲，光是人口老龄化就保证退休基金一定会日益重要。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不过是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事实上，就是因为出现得晚，所以退休基金的经营管理与立法管制到现在还有许多困扰有待解决。

如何防止这么庞大的共同资金被非法挪用是一个大问题。在美国，就有一些保护措施防止私人企业的退休基金被非法挪用。英国报业财阀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在1990年至1991年搞的那一套，在美国一定不会那么容易得手。但是，即使在美国，退休基金的保护办法也不够完善。所有国家现有的保护办法，通通都无法防止对退休基金最严重的危害：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挪用公务员的退休基金。美国的纽约市、纽约州、费城、加州等地，公员的退休基金就经常被州政府或市政府拿来填补预算的漏洞。

还有一些来自利益团体的危害，严重性不亚于上述问题。会运用政治影响力变更退休基金的用途，以便为己所用。退休基是当前受雇者的储蓄金，除了为这些受雇者的未来财务服务外，退休基金绝对不能为其他事或其他人服务。让受雇者将来有钱可用，才是退休基金对社会的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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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休基金资本主义

加强退休基金的“真正所有权人”（即当前受雇者与未来领取者）与退休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使两者结合起来，至今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大挑战。目前，这些所有权人跟退休基金会除了一张未来支票外，其间并无任何关系。可是，对于发达国家很多45岁以上的人来说，放在退休基金会的资金是他们最大的一笔财物。

在19世纪时，一般人在理财计划上最大的需求是人寿保险，以便自己在英年早逝后家人有个保障。随着平均预期寿命几乎提高了一倍，19世纪一般人那种防止早逝所带来的威胁，现在变成了防止活太久所带来的威胁。19世纪的人寿保险实际上是“死亡保险”，现在的退休基金则是“老年保险”。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让很多人在离开工作生涯后的生活仍有保障。

对行政与立法部门来说，如何管制与监督退休基金的运用将是一大挑战。十之八九，只在发生大弊案后，这个问题才会被认真思考。同样的，把退休基金的真正所有人纳入退休基金的管理结构中，也需要经过好几年的辩论与试验。但是，这些课题并不是本书的讨论焦点，退休基金这种资本的角色与功能才是本书的重点，因为在发达国家中，团体投资人，尤其是退休基金，正快速成为资本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到1992年底，团体投资人至少拥有大企业一半的股份。他们也拥有中型企业将近一半的固定债券。此外，前100大的退休基金资产会占全部退休基金的1/3左右。

像这么集中的金融控制，在美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以前一定不被容许。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从来就是金融集中程度最低的国家。在德国，起码有一个世纪之久，极少数的大银行控制了大型企业的，甚至中型企业的，约3/5的投票席次。在日本，以三菱、三井、住友等银行或商社为中心所形成的财阀，长久以来就一直掌握大企业的控股权。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形，极少数的私有企业集团与国有金融集团（由政党直接控制或幕后操控），既竞争又联合，共同分享了意大利的金融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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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劳动力、资本及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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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欧洲国家这种传统的金融权力集中方式，在退休基金兴起之后将很难维持下去。而且，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国内掌握金融大权的传统机构不可能有能力去控制退休基金。毫无疑问，不同的国家一定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建立退休基金的经济体系。但是，在发达国家，退休基金资本主义（严格来说，应该称为退休基金社会主义，因为受雇者的退休公积金，也就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完全属于他们自己所有，这在技术上来说，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一定会成为所有权的普遍模式，别的不说，光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就足以使其必然走向退休基金资本主义。

但是，退休基金资本主义，基本上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位社会主义者所想出来的社会经济体制。

退休基金其实是一种很诡异的现象。退休基金是“投资人”。但是，无论是负责基金运营的管理者，或是基金的所有权人，都不是“资本家”。在法律上，退休基金是“所有权人”，但也仅限于法律上是如此。实际上，退休基金是“受委托人”，基金的真正所有人才是最终的受益人，即未来领取者。并且，退休基金是由受雇者自己来管理的，如金融分析师、证券经理人、保险精算师等，这些人都是待遇不错的专业人员，但本身未必很有钱。

依照马克思的说法，所有的资本都是经由剥削劳动阶级而累积起来的。退休基金显然并不适用于这种资本的定义，因为薪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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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退休基金的所有权人。

不过，退休基金也不适用于任何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的定义。在退休基金资本主义当中，薪资劳动者缴出自己薪资的延领部分，来保障自己的工作。资本的获利，主要是归薪资阶级（以前是归资本家)。对于这种已成为事实的现象，我们并无任何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

五、公司的权力

退休基金（及其他的团体投资人）变成了资本的最大供应者及大企业的最大所有权人，这引起了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退休基金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由于退休基金的出现，使得大企业传统的管理与控制方式全部变得落伍，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企业的权力本质。

1933年，美国出版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就是《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Property)。该书指出，大企业的法定所有权人股东，再也没有能力或意愿去行使经营管理之权。经营管理公司的是没有股本的专业经理。这本书的作者贝勒（Adolph A. Berle）与米恩斯（GardnerMeans）说明，为了大企业的融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大企业所需资金之大，已经不是任何一个人或集团所能独自出资的了，非得汇集许多人的投资才行，而且这些投资者当中，没有一个人的股权足以控制公司，甚或过问公司的经营管理。“（私人）财产”已经转变为“（大众）投资”。贝利与明斯问道，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是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

这几个问题很难回答。20年后，大约在50年代，在美国发展出一种尝试性的答案（1954年，我在《管理实践》一书中首次检讨过他们的说法)：管理的角色是一个不对某个团体或某个人负责的“受委托人”。按照那时的说法，大企业由很多人共同拥有，管理应该是让各路人马的利益取得最佳平衡，这些人马包括股东、受雇员工、供货商、工厂附近居民等一—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公司利益人”(stakeholder，这意味股东不是企业的唯一业主)。管理工作就像一个爱民的独裁者，没有人可以管他，但大家都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一定都是为众人好。可是，正如所有“善意的独裁”事例中所显示的，没有人会尝试去界定那些“最佳利益平衡”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更别说去界定这种“委托关系”要怎么执行，执行结果是好是坏又有什么依据标准。更糟的是，也没有人会想要使管理者对某些人负责。相反的，公司法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愈来愈无能，逐渐变成公司最高管理当局的橡皮图章。

第三章 劳动力、资本及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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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企业或国家，如果没有清清楚楚的责任，没有对结果或某些人负责，那管理一定会马马虎虎。

这种发展使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收购、合并这类金融操纵歪风，以及“泡沫经济”成为可能。（可想而知，在连串的金融丑闻事件爆发之后，这泡沫终归破灭。）可是，后来情况改变了，企业并购风潮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团体投资人已经控制了大企业的控股权(原先是因为管理的有权无责)。正是团体投资人出资给那些入侵者去并购。如果入侵者用高于当时股市行情的价格去收购其他退休基金所拥有的股票的话，作为受委托人，团体投资人在法律上有义务去支持那些入侵者。

从激烈的并购风潮当中，大企业的经营目的与存在依据，以及管理的职责，有了一种新的定义。这时的说法是， 企业的经营管理应该是为股东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是为“公司利益人”的利益取最佳平衡。但如此容易使企业经营者重视短期利益，结果反而造成企业体质受损，无力永久创造财富。再者，企业经营专为股东利益，会使员工不满，而现代企业正是要靠这些知识员工勤奋工作才能生存发展。任何一个知识员工一定不会想为那些入侵者努力工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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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机致富。

20世纪30年代专业经理主张，企业必须依据一种平衡的方式去经营管理，就是平衡长短期结果，以及“公司利益人”之间的利益。因此，现在我们知道要设定各种长短期目标，并且聚合各长短期目标到一个中心策略上。我们也知道如何整合投资与财务状况。我们还知道，在一个现代经济体系中，也就是在一个变动与创新的经济体系中，根本没有所谓“利润”这回事，有的只是“成本”—过去的成本已被会计记录下来，未来的成本还不知道。过去营运的收入扣掉支出，如果有剩余，那不能叫做“利润”，应该当作“成本”——未来的成本。因为现代经济是不断改变与创新的体系，所以企业一定要把过去的盈余，拿来当作公司未来创新改变所需的资金成本。依此衡量，美国大部分的企业在过去30年当中并未收支平衡。

六、让管理有责任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知道管理应该对“所有权人”负责，而这又等于是说，对团体投资人负责，尤其是退休基金。

可是，正如前面提过的，退休基金不可能作为“所有权人”去经营管理一个公司。可是，退休基金也不可以把自己再当作“投资人”。论理任何一个投资人永远都可以卖掉持有的股份，可是，大型退休基金（甚至中型退休基金）持有的股份实在太大了，不是这么须确保这个公司永续经营。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20年内，会发展出我倡导多年的“公司审计”，参照公司的策略计划与目标，追踪公司的绩效。几年的追踪，就能看出这个公司是不是在向目标推进。“公司审计”

第三章劳动力、资本及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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