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

像脸书或者谷歌这样的平台则是新的封建领主。我们不辞辛劳地耕种着它们的土地，生产出它们随后用以牟利的宝贵数据。尽管我们被全面的剥削、监视和控制，但我们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在一个剥削着自由的体系中，反抗无法成形。统治与自由相结合，只有在这个时刻，统治才变得完满。

在《监视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本书的末尾，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Zuboff)在援引了柏林墙的事例后，呼吁人们共同进行反抗：“柏林墙倒塌的原因有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东柏林的人们对自己说：‘现在受够了！’（……）受够了！让我们把这句话当作我们的政治宣言。”[40]从原则上看，压制自由的体系不同于剥削自由的、新自由主义的监视资本主义。我们吸食了太多的数字化毒品、摄入了太多的交流迷药，以至于说不出“受够了”，说不出反抗的声音。这里没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席位。观念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则用她的艺术作品《常理》“让我免受我所欲之物的伤害”(Protect me fromwhatIwant)说出了肖莎娜·祖博夫明显忽视了的真相。

[40] Shoshana Zuboff, Das Zeitalter des Überwachungskapitalismus, Frankfurt/M 2018, S.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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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本身就是智能的。智能权力不是通过命令与禁令来运作的。它不是驯服我们，而是让我们产生依赖和渴望。它不是要打破我们的意志，而是要利用我们的欲望。它想要我们给它点赞。它是放纵而非压抑的。它没有强制我们沉默。相反，我们长久地受到鼓励和刺激，要分享我们的意见、偏好、需求和愿望，要和人们一起分享，甚至是讲述我们的生活。这种智能权力以全然和善的方式，甚至是智能的方式出现，它以此让它的统治变得不可见。臣服的主体从未意识到他的臣服状态。这个主体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在“点赞”资本主义中变得完满。基于这种资本主义的放纵特性，它无须担心反抗、无须担心革命。

我们与智能手机之间有着几乎算是共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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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鉴于这种共生关系，现在可以认为智能手机是一个过渡性客体。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Winnicott）将那些让儿童可以确定无疑地过渡到现实的物称为过渡性客体。只有借助过渡性客体，儿童才能够为自己创造出游戏空间，创造出“居于媒介之间的空间”(intermediärer Raum)[41]，儿童在这个空间中“放松自己，仿佛置身在一个安全的、没有争吵的栖息地”[42]。过渡性客体建构出了通往现实的、通往他者的桥梁，而儿童童真式的全能幻想则看不到这个他者。儿童很早就能够伸手触及对象，比如被子或枕头的一角，以便把它们塞到嘴里或者去抚摸它们。往后他们会把一整个客体占为己有，比如人形玩偶或布偶动物。过渡性客体实现了这一对生命颇为重要的功能。它们给儿童传递了一种安全的感受。它们祛除了儿童对孤独的恐惧。它们创造了信任和安全感。归功于过渡性客体，儿童从容地长大，进入世界。过渡性客体是最初的世界之物，它们稳定了儿童年幼的

[41] Donald Winnicott, Vom ,Spiel zur Kreativität, Stuttgart 1975, S.11.

[42]Tilmann Habermas, Geliebte Objekte Symbole und Instrumente der Identitätsbildung, Berlin/NewYork 1996, S.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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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针对他的过渡性客体，儿童建构了一种非常深入的、内在的关系。过渡性客体既不应被改变，也不应被清洗。任何东西都不应干扰这种亲近的经验。如果儿童丢失了他喜爱的过渡性客体，他就会变得恐慌。过渡性客体虽然是他的占有物，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独立生命。在孩子面前，它表现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化的对立物。过渡性客体开创了一个儿童和他者相遇的对话空间。

如果我们丢失了智能手机，我们就会变得恐慌。我们和智能手机也有一种亲密关系。因此我们很不乐意将它交到其他人手里。由此可以把智能手机理解为过渡性客体、数字化的泰迪熊吗？“智能手机是自恋性客体”这一事实就与过渡性客体相矛盾。过渡性客体体现的是他者。儿童和它交谈、偎依着它，就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人一样。但是没有人会偎依着智能手机。没有人会独特地将智能手机感知为对立着的人。不同于过渡性客体，它也不是不可取代的心爱之物。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买新的智能手机。

与过渡性客体的游戏表现出了一种与成年的创造性活动（比如艺术）的相似之处。这种游戏开创了自由的游戏空间。儿童将自己代入过渡性客体中。这种客体让儿童的想象活动得以自由奔驰。儿童用符号的方式来填充过渡性客体。过渡性客体则凝聚为儿童梦想的容器。与之相反，给我们带来过多刺激的智能手机则压抑着想象。过渡性客体是缺乏刺激的。因此它们强化并建构注意力。而智能手机带来的过多刺激则让注意力变得碎片化。它让精神变得不稳定，与之相反，过渡性客体用稳定的方式来影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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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客体缔造了他者的关系。我们和智能手机则反而有一种自恋关系。智能手机揭示出了许多与所谓的“自闭症客体”相似的东西。我们可以将这些相似的东西命名为“自恋的客体”。过渡性客体是软性的。儿童可以紧贴着它。在紧贴着过渡性客体时，儿童注意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者。自闭症的客体是硬性的：“客体的硬度让儿童可以通过操纵与按压来注意到他自己而非客体。”[43]自闭症客体缺少他者的维度。它们也不会激发出想象。与它们打交道，这是重复性的活动而非创造性的活动。重复、强迫也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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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bd., S.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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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智能手机关系的标志。

虽然和过渡性客体类似，自闭症客体是对缺失的关联人的替代，但是自闭症客体将这种关联人对象化为一个客体。它们拿走了关联人的他异性：“借由自闭症客体，我们给出了这样一种极端的例证：对象取代了人，甚至这些对象会直接被人用来逃避无法衡量的东西和一直会出现的分离（自主行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会产生这样的分离），而更极端的是：这些对象会让人完全不把他人感知为人。”[44]智能手机和自闭症客体之间的相似性是不可忽视的。不同于过渡性客体，智能手机是硬性的。智能手机不是数字化的泰迪熊。毋宁说它是自恋的、自闭症的客体，人们在这个客体中主要注意的是他自己。因此，智能手机也摧毁了共情。通过智能手机，我们退缩到自恋的场域中，这个自恋的场域让我们免受他者不可衡量之特性带来的苦恼。智能手机将他者对象化为客体，由此它让人们能够获取他者。智能手机从第二人称的“你”中制造出了第三人称的“它”。他者的消失正是智能手机让我们变得孤独的本体论根据。我们今天之所以会以强迫的方式来交流、之所以会过度地进行交流，正是因为我们是孤独的并且觉察到了空虚。但是这种超量的交流不会带来充实。它只是深化了孤独，因为这种超量的交流缺乏他者的当下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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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bd., S.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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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照片（das analoge Foto）[45]是物。我们常常像对待心爱之物那样来保护它。它脆弱的物理特性会受到岁月、衰变的损害。它出生并且承受死亡：“(……）像有生命的有机体那样，它从萌芽式的银盐底片中出生，在一瞬间盛开，以便即刻衰老。它受到光线和潮湿的攻击，失去光泽、变得破败，化作无形(……)。”[46]在拍摄对象(Referent)的层面上，模拟摄影(die analogeFotografie)是过去的化身。被拍摄的对象无情地消失在过去之中。摄影是在进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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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译注]模拟照片，即胶片照片，是模拟摄影的产物。模拟摄影是指通过化学反应、以模拟的方式来产生图像的一种摄影手段。从针孔相机将图像投射到感光纸上，到光学镜头将光投射到带有化学涂层的胶片上，都属于模拟摄影的范畴。通常所说的胶片摄影（德语Filmfotographie，英语 film photography）属于模拟摄影的一种。在本书中，韩炳哲用模拟摄影和数字摄影进行比较，意在进一步分析“模拟”（Analogie，analog）概念和“数字化”（Digitaliesierung，digital）概念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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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复活的戏剧主导着巴特的摄影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被解读为模拟摄影的悼文。作为脆弱的物，摄影虽然献祭给了死亡，但它也是复活的灵媒。它抓住从拍摄对象那里发出的光线，并且把这些光线固定在银盐底片上。它不是单纯地在回忆中回溯已死之事物。毋宁说，它通过让当下显现的经验变得鲜活，从而能够造就出当下显现的经验。它是“灵质”(Ektoplasma)，是“拍摄对象”魔法般的“流溢”(Emanation)[47]，是不朽之极具神秘意味的炼金术：“所爱的物体通过宝贵金属元素—银—的中介变得不朽；而这种说法还需要补充的是：和炼金术的所有金属元素一样，这种金属元素是活跃的元素。”[48]摄影是脐带，这种脐带让所爱的物体超越死亡而和观看者联系在一起。摄影让这个物体得以再生，将它从死亡的衰败中拯救出来。因此摄影“与复活有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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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Roland Barthes, Die helle Kammer, Frankfurt/M. 1985, S. 104.

[47] Ebd., S.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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